本章将回顾以往学者对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可持续性以及家族企业绩效的研究，重点是对家族企业可持续性及家族企业绩效研究的回顾。
2.1对家族企业研究的回顾
2.1.1国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学科领域进行的。
经济学家对家族企业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具体讨论了不同产权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问题，其中就有对家庭生产组织的描述与分析。之后，约斯穆勒、凡勃伦、马歇尔等人都曾对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家庭组织问题有所述及，其中，将组织视为第四生产要素而加以关注的马歇尔更是提出了厂商跨代障碍（clogs to clogs in inter-generation）模型，用来解释那些看似会成为永续世袭王国的家族企业，却被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私人合伙、股份公司、合作社）所超越的原因。马歇尔认为，企业家能力的代际不可继承性是导致家族企业在长期市场竞争中租金耗散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家族代际间企业家能力的下降归因于后辈的先天无能，而是认为，家族继承人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随社会环境而变化，是导致原有家族事业后继无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马歇尔之后，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生产和企业组织的研究就不再与“家庭”主体相关联，对于这一点，可以从由萨谬尔森、斯蒂格茨等人所编写的一些权威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佐证。在这些教科书里，有关企业制度的介绍和分析都是以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这三种法律组织形式的特征与更迭作为核心内容的。由此可见，经济学对于企业制度的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已经成为以上这三种企业法律形式的专用称谓，而主流经济学对于企业制度生成及变迁问题的考察自然也主要是围绕这三种企业法律形式而展开。
社会学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04年，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他发表的《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里，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从特定文化环境的角度来解释特定经济组织的经典范例。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人的经济组织行为的学者。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他指出，经济伦理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东西，表面上相似的经济组织形式与一种极不相同的经济伦理结合起来，就会按照各自的特点产生出极不相同的历史作用。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关系上，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韦伯，1995）。
尽管对家族企业研究的雏形可以从1904年马克思·韦
伯的着作中找到，但社会学家们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东亚儒家庭文化圈家族经济的崛起才逐渐受到重视。
管理学对家族企业的关注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二战后创立的一大批中小家族企业逐步进入迫切需要外部管理顾问支持的阶段，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出一个由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咨询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为主的专业化家族企业研究阵营。
作为美国战略管理学派的开山鼻祖，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上的篇章》（1962）和《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1977）两书中，系统地研究了1790～1940年美国企业组织结构形成及变迁的历史，其中对美国古典家族制企业的变迁多有述及。他的研究表明，技术革命是推动美国家族资本主义企业发生组织变革，进而产生管理变革的根本动力。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持续性技术进步，为美国企业利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配”取得空前成本优势提供了可能。为了追求由生产方式变化所引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当时一大批只具有单一业务职能的中小型家族企业纷纷开始谋求自身业务的前向整合与后向扩张，或者相互之间直接合并成综合性的大型一体化企业。随着企业的组织合并与规模扩张，一方面催生出一个社会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支薪经理阶层，另一方面也使创业家族在新公司中所持有的表决权被大大稀释。由于大公司的股东——法律上的所有者，往往并不具备参与高层管理的影响力、知识和经验，随着创业家族早期领导人的退休，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人凭借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最终促使家族世袭管理方式的废弃（钱德勒，2001）。
综上所述，对家族企业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惊人的忽略。在国外，1975年之前研究家族企业的文献屈指可数，而且都是描述性的，关注的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如家族企业的定义、传承、家族内部的冲突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企业研究开始升温，1988年《家族企业评论》（Family Business Review，简称FBR）的创刊标志着这一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
国外家族企业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Poza et al.，1997；McConaughy，2000；Habbershon et al.，1999；James，1999；John et al.，1998）、家族企业传承（Churchill et al.，1997；Handler，1998；Dunn，1999；Dycka et al.，2002）、家族企业信任（Jensen et al.，1976；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 et al.，2000）、家族企业生命周期（Craig et al.，1998；Ramona et al.，1999）、家族企业资产管理与融资研究（Aghion et al.，1992；Shlelfer et al.，1997；Barton et al.，1989）、家族企业绩效与成长（Ronald et al.，2003；Stafford et al.，1999；Olson et al.，2003；Habbershon et al.，2003）、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Miguel et al.，1996；Sam et al.，1999）、家族企业女性成员的地位与作用（Sharon et al.，2003；Florence，2002）、家族企业内部冲突（John et al.，1997；Richard et al.，1998；Ritch et al.，1999）等方面。国外家族企业的研究尽管涉及了诸多方面，但作为研究基础的家族企业的定义始终都未达成共识，这也说明，对家族企业的研究还不够成熟。
2.1.2国内学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
国内学者基本上也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家族企业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由于家族企业的背景、外部环境等因素，我国家族企业本身与国外家族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学者在各方面的研究视角也有不同。总的来说，我国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中国香港和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黄光国，1988；叶银华，1999；云冠平等，2000；朱义坤，1999），其中，治理结构及生命周期是研究的重点。如朱义坤（1999）通过解析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将家族企业分为两种：一种是数量大但影响力小的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小企业，创业家族通过控制所有股权或绝大多数股份获得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其问题在于因股权封闭而难以吸收外部资本；第二种是数量少，但实力强大、影响力也大的处于高级阶段的家族企业，高控制权、低所有权是其显着特征，两权分离由于缺乏透明度导致了投资者信心不强、责任不对称和激励不兼容等问题。
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大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兴起的家族企业的研究，这是国内研究的主要部分。国内学者研究的视角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从产权及其演变角度研究家族企业（刘伟，2000；王连娟，2002；卢现祥，2003）。如刘伟（2000）指出，当代中国私营资本的产权主体具有超经济性，表现为产权主体带有强烈的血缘、亲缘和地缘性，这又使其具有浓厚的宗法性和封闭性；同时，中国私营资本的产权界限不清晰，严重妨碍了企业进入市场、运用市场的有效性，从而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王连娟（2002）等分析了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②从信任的角度研究家族企业（张维迎，2001，2003；张建琦，2002；储小平，2002，2003；李新春，2002；卢财福等，2002）。如储小平等（2002）认为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之间信任的缺乏是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瓶颈；李新春（2002）提出了“家族主义信任”的概念，认为家族企业难以解决随着组织规模或交易的复杂性增加而出现的代理能力不足问题，从而陷入了“家族主义困境”；卢福财等（2002）认为家族信任扩展为社会信任是家族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张维迎从企业内部制度设计和外部环境建设两个方面分析了如何建立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
③从代际传承的角度研究家族企业（王连娟，2006；张兵等，2005；李华敏，2006）。如王连娟（2006）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家本位”的国度，家族的利益总是最先被考虑的。因而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家族企业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就是家族的企业，企业的利益要服从家族的利益。在企业控制权的传承上，家族企业首先要想到的是家族的利益问题。而李华敏（2006）从企业成长理论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对中国家族企业后继人向泛家族成员延伸的必然性做出了解释。
④从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苏琦等，2004；陈朝龙等，2005）。比如苏琦等（2004）对影响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分析。陈朝龙等（2005）认为，家族企业创业成功后，其人力资源、创新能力及企业决策能力等进入发展瓶颈，只有在观念、利益分配机制和模式、监控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才能突破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
⑤从家族企业绩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李春琦，2005；李新春等，2005；苏琦，2005）。比如李春琦（200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确存在影响，而且家族控股比例越大，企业的市场价值倾向就越高。李新春等（2005）认为，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其绩效水平，为取得好的经济绩效，企业应该采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双强”治理模式。苏琦（2005）认为业绩良好的上市家族企业可透过寻求改变公司治理结构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业绩较差的上市家族企业应依靠财务状况的改善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⑥从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苏琦等，2004；甘德安等，2005）。苏琦等（2004）对SFB模型进行了扩展，建立了ESFB模型，将资源与约束作为内生因素引入ESFB模型，而将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与道德环境作为外生因素看待。甘德安等（2005）提出了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SHEMP理论，他们认为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有5条路径，分别是：交接班、专业化管理、管理层持股、职工持股以及上市与公众化。
2.2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
及绩效研究的重要模型
不同的学者对影响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因素的理解及研究结论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