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学术研究是高校永恒不变的主题，它不仅是由高等教育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高校文化建设和思想碰撞、创新的需要，同样也是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思想产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学术管理权力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就是神圣而不可侵扰的。在当前的高校教育管理中，学术权力被高校行政权力挤占的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大导致学术权力的萎缩，从而减少了行政权力的服务功能，例如，目前在高校就普遍存在一些现象，如果没有行政支持教师的业务诉求就难以获得解决、学术活动就不能正常进行、学术专家的合理意见也无法有效地被采纳等，从而也造成一些高校“官本位”观念盛行、行政与学术（教学与科研）本末颠倒的现象发生，这严重的影响并阻碍了学术的创新与发展。更有甚者，有些高校当教师上课时间与开会发生冲突时，教管部门不是进行合理的协调，而是让教师必须服从于会议的原则。言下之意，课可以不上，但会必须要开。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当以学术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其学术活动被限制在行政指令下，学者个人不能自由地想象和独立地思考，学术团体只能事事听命于行政指令，而无权独立自主地开展学术研究，会是个什么样的场景？自然地就会思想僵化、思维狭隘，失去作为高校最为宝贵的财富——创造力，至于新知识、新思想、新创造力更无从谈起[熊丙奇.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北京：中国青年报，2008-3-3.]。
什么是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答案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高校的机构应该围绕这一理念而设置，组织运行应该围绕这一理念而展开。但现在的中国高校，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行政机构则成了学校的主导部门，大学内部资源由行政权力决定配置而非学术能力，学校的重要事务则由行政部门决定。组织的运行方式是按行政化的模式运行，组织的行为内容是以行政为主体的内容，对组织的行为结果的评价也是以行政标准进行评价的。总之，一切都是按行政化的标准来对待。一些行政机构（这里的行政机构是包含党政在内的广义上的行政机构）按照纯粹的行政化运作暂且不说，有些学术机构在现实中也成了一种摆设，学术权力成了一种形式。据九三学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如不少高校成立了教授会，目的是为了加大专家、教授参与治校的比重，但实际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
如果将社会比作一个生态系统，高校则是一个亚生态系统，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的和谐是该生态系统保持生态平衡的基本前提。在高校这种平衡的前提应该是以学术权力为主导，行政权力应服务于学术权力。但是，在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体制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行政权力实际上凌驾于学术权力，当官比当教授更实惠，于是出现了不少专家教授“弃笔从政”的现象。而对于那些“双肩挑”的人来说，其往往是一方面抱怨业务、行政两副担子太重，实在不想当官；另一方面，在干部换届时却又争先恐后拼命竞争。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在高校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形成了一种以官本位思想为主导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不仅使不想做学问的人更加不想做学问，也使原本的科学圣徒变得不再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
因此，高校行政应还权于学术，并且还要建立可行的机制以保障学术权力。
我国高校行政化之弊端
4.1“官本位”思想突出
“官本位”，也就是“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唯官是重，唯官是大”。从某种程度来说，国内高校也是一个“官场”。有人认为，校内地位身份的高低还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以也就有了“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之说。高校里到处可见的处、科、办等部门也就是一个严谨的“倒金字塔结构”，行政级别从塔尖到塔底循序渐进、井然有序。
由此观之，我国高校行政人员队伍也较为庞大。一般在一所规模上万学生的高校，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有200人左右，党政加后勤人员，总数大概在千人以上，教师反而成为少数。有些高校，教师与行政后勤人员比例是1∶1，有的更离谱，达到1∶2以上。一些人士指出，高校“官本位”思想已渗透到党政管理工作、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利益分配乃至职称的认定等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高校的每一项重要决策。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国高校的职能更多趋向于管理职能，而且行政官员掌握着高校的人、财、物等各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北京某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授抱怨道：在高校一旦做了官，科研项目的获得，科研经费的争取乃至职称的评定都要比普通老师拥有明显优势。更可笑的是，就连教授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来决断，即使这些部门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参与。
在这种官本位的影响之下，出现诸多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这些“瞎指挥”的现象不但给高校教师的学术造成了不少影响，其积极性也逐渐降低，而且出现了各种腐败现象，例如，近年来国内高校出现的许多买卖文凭、金钱打点、学术造假、滥评职称、钱权交易等现象也是层出不穷。不少领导依靠其权利在课题申报、学位授予上大搞学术外工夫，使得那些真正搞学术的教授步履维艰。另外，随着国家对高校的改革逐渐深入，使的高校在招生录取、金费使用、干部聘任方面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大，行政级别高的领导大权独揽，这也成了腐败滋生的温床。在“官本位”的管理模式下，高校老师也逐渐变成了行政权威的附庸，对科研和教书育人逐渐丧失兴趣，更有甚者禁不住利益诱惑，转而走向行政之路，造成人才与资源的浪费。
大学“行政化”这个词也逐渐成为我国特有的景观，在此之下，行政不仅压倒学术，而且支配各种资源，原有的学术已被放逐。据报道：湖北某大学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可容纳700多人的逸夫楼礼堂居然都坐不下。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杨玉圣.官本位在毁中国的大学.中国政法大学，2007.7.]此外，在大学编制、等级上也开始复制政府机构。现在，不同行政级别的领导出差、吃饭、配车等都有着较大的等级差别，学校除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其他部门与党政机关如出一辙。高校行政化最突出的表现为：
一是教授官员化，教授为了自己能够申请到课题与金费，不得不讨好上面的领导，而且有些教授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会不断地去追逐权力。
二是官员“学术化”，现在，无论是晋升还是聘职称，学历都成为必要条件，而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官员为了自己能够高升也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学历，评教授等。另外，各大名牌高校的挂职现象也比较严重，学校也逐渐成了官员们粉饰自己的最佳场所。如某些政府官员到地方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使得那些真正搞学术的教授由于自己没有权利而出现边缘化的现实。据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这也是我国教育一直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根源之一。
大学原本因该是崇尚真理的地方，即“谁掌握真理谁就有发言权”，而在当今这种行政化体制下，大学也变成了“谁掌握权力谁就有发言权”的场所，在这种体制下有多少学者能够真正静下心来一心搞学术呢。有调查显示：2009年新增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83人的名单中，超过85%的人不同程度的在行政中任职，有的还兼任校长、董事长、院长等职务[王长乐.高校教育行政化及负面影响[N].科学时报，2009-5-15.]。一直以来，国内大学都有着严格的行政级别，专科学校的校长与书记级别达到了副厅级，而本科更是达到了正厅级，有些985高校甚至达到了副部级。这样一来，必然会给国内高校带来许多弊端：
首先，政府对高校的控制加强。由于政府掌握着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和考核权，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必然缺乏自主性，唯政府是从，政府更是依靠这种权利力所能及的影响学校的办学过程，导致学校按政府指令、文件办学而出现“千校一面”的现象，而学校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文化和个性色彩。而且有些领导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或者当自己的行政级别提高之后，高校领导都会更会自觉地与上级保持一致。
其次，激增了高校领导的官员意识。某些高校领导把领导岗位作为升官的台阶和仕途的驿站，而频繁的在行政管理岗位变换职位，为的是能够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2007年对1792所高等院校的校长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课题组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8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调查发现，这些学校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5.9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12.2年。专家分析道，无论是大学还是政府部门，频繁的变换岗位都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这样不仅导致了这些人出现不思进取、短视或冒进的行为。比如许多领导在办学时只顾及自己的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造成学校资源的浪费与办学水平的下降，使得学校长期陷入依靠政府接济而不能自拔；而且由于任期短，使得前任领导的办学思想还没有出现效果，就被调走，继任者又开始新的办学理念，下面的人奔波于适应领导理念，致使办学工作难于延续和收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地浪费[段溢波.高校行政化：表征、弊端及成因.学习月刊，2011（3）下.]。
第三，政府官员到高校的“空降”现象逐渐趋于频繁，现在的从政府选拔官员到高校做领导的做法，不但致使那些有先进办学理念，但是没有实权的人不能发挥出潜力，更重要的是那些空降领导大多对潜心于办学的兴趣不大，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权利变更所带来的好处。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官员，然后才是学校领导，学校行政气氛也愈加浓郁。
第四，造成高校的不平等竞争。近年来，全国各地高校为了提高行政级别、获得更多的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学校办学规模，出现所谓的“圈地运动”，“211”大学希望进入“985”，专科学院希望进入本科大学。造成了不少学校深陷贷款的深渊，过度的引进师资也使得学校的办学水平下降，这些都导致了学校的社会声誉逐渐变坏。上海市教委发布的《2007年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评分办法》，给不同层次学校毕业生给予不同评分，明确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在沪“211工程”高校、中国科学院在沪各研究所评分15分，其他“211工程”高校、中央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上海各高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评分12分，其他高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评分8分。层次最高的“985”高校毕业生与一般高校毕业生的评分相差7分。强化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可避免地助长大学的功利主义。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2007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就批评了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他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4.2办学校与办政府
我国大学不仅存在着官员意识浓郁的问题，而且从学校及其设置来看，更有向“一级政府”方向发展之趋势。
公立本科院校的院长为正厅级，之下依次有各院系院长、机关处长、系主任、老师，这明显是一套行政系统。在这种“一级政府”的控制之下，各教研室很少展开学术活动，上传下达的现实从客观上淡化了高校自由、民主的学风。
从学校机构设置来看，除学校的一把手外，其下设置过多的领导职务，导致学校领导班子体系过于庞大。同样，学校的院系，也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由此被戏称为“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