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建立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机构
一方面，作为社会的子系统高等教育与政府间关系常以对立统一矛盾形象出现；另一方面，中介这一事物作为事物转化发展的中间环节，其具有对立面融合和统一的特性。在大学与政府间建立中介机构也成为西方各国调整两者关系的发展举措，也不失为协调两者关系的中间者。西方大学中介组织在资金、应试、信息及督导等众多重要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也由此在现实中多无法对大学日常运转形成直接干预，一方面相关政策制定需顾及大学利益，另一方面又因为中介的出现政府需加强其自律能力与协商协调能力，这样便形成权益博弈的双重空间，使高校能表达出合法的自主权诉求。我国应尝试性培育教育社会中介机构，如已有雏形的各类高教行业协会，将相关工作放权一部分于中介组织，用这一中间人防止教育的行政直接干预，转变行政评价为主的学术评价流程，逐步向以社会价值评价为主转变[杨相配.新时期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探析[J].科教导刊，2011（13）：46.]。
7.4推行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作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可行方法，其雏形产生于巴黎大学，后在德国大学充分得到发展并证明其积极意义，现今已为西方诸国大学效仿，这也是当今高校教授参与学校管理中应用范围最开广的模式。在尊重学术规律与学术组织特性的原则中，该模式赋予教授群体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决策权，这对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有积极作用。
校级教授委员会对高校改革发展重要事项进行决策，其成员涵盖了全体教授或有代表性的教授、校长及具有教授职务的党政领导，进一步也体现党委对学校的领导，决策虽最后仍由管理层执行，但决策本身参与主体为学术人员，所以体现了很强的学术自主性。这也是实现教授治校的一个可行途径，也保障学术权力的咨询和审议权。
学校事务决策教授参与是促进高校管理活动去行政化的必要手段，而这除要代表个体意见外更多也需反映其集体意见，但在实行中需注意教授职称与干部管理双重身份的学校并不算教授治校，这是由于其只能说明其为领导与教授双重职务，而非普通教授，这一群体在决策中代表的多为学校利益及行政利益，在基层学术利益及师生利益保护缺乏道德意义上的保障。在事务决策中能否严格执行学术标准，是否以学术为导向这一制度并不能有效保证，但其集体的意志表达源于学术权利的集中体，比之其他模式其学术自治性与学术导向性要更为可靠。
高校管理的宏观层次是校级，教授委员会参与决策应也应集中体现在这一层面，其承担着学校管理规章制度制订及高校学术发展规划、各学院之间和学校与外界之间协调沟通，高校改革与战略制定与实施等管理职责，均应吸收教授进入参与其决策。从管理活动去行政化角度来说，学术委员会如在处理非学术性校务决策或偏重行政性事务的决策中，如主体缺位则可由校级教授委员会弥补。我国《高等教育法》对学术委员会作为强制设立的规定，用以审议专业设置、学科、教学及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然而学术委员会在没有独立机构的前提下常形同虚设，仅作为将行政机构决策合法化的角色。从实践看，在一个高校事务中含有行政性权力与学术权力两者，但学术委员通常仅参与决策纯学术性的事项，对职称晋升、教师考核、征地审议、招生、学术腐败的防范与惩治、财务学校资源配置方案商讨等校务，教授一方面难以得到决策权，另一方面这种决策权多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持的教授所拥有，在高校重大决策中教授群体难以发挥咨询及审议作用。
而在院系层面，学术组织自治是这一改革的重点，学术活动的前沿与具体实施者均来基层学术层面，相对于学校层面其为实质的高校质量中心。在基层学术组织中也应当实行学者自治，例如，通过组建教授会，对学术规划、学科发展方向、梯队配置及研究人员选聘等问题进行有自治权的无干涉决策。其前提需减少行政干扰与行政集权，以章程来保障权力的有效实施。学术权威在学术管理中胜于行政权办，从去行政化角度来说，基层学术自治有利于教师参与学术事务，带动教师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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