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港大学者学术自由，学生则鼓励其独立思考。在学术方面，我们有一种风气：Excellent，即学术卓越，这是我们的精神。所以我们在教授聘任、招生方面都招到最好的，聘教授不分国籍”。在谈到大学精神与思想自由的关系时，徐立之特别强调思想自由发展的空间：“大学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地方，很多对的错的思想都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大学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有时社会极端事件在大学发生，因为大学有空间给它。在大学这个环境里可以看到社会的未来，大学里的讨论并不一定朝着对的地方，但给这个社会留下了探索的空间”[徐立之.南方都市报，2010-02-09.]。
2.2高校精神与生存土壤
高校精神与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但是，“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我们的近代以来的现代大学的发轫与发展，曲折而颇耐人寻味。发轫之期，严复、蔡元培、叶圣陶、傅斯年、梅贻琦、张伯苓等一批教育家在艰难的条件下，秉承“高校自治，学术自由”之理念，培养了大学独立发展的土壤与气候。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这种土壤与气候日渐消失、远逝，高校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点阵地，大学衙门化、泛政治化、泛行政化。1997年以来的高校改革，在外延上变化很大，但是尚未触及高校精神实质发展的真正的气候与土壤、制度与结构。
这些土壤与气候的变异，导致很多人以为社会对高校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比如某高校一教授高调宣称，他的学生毕业几年后没有挣到四千万，就别去见他。我们的现实社会风气，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大学之为“大”，莫过于它以全人类的幸福和尊严作为最高价值，一流大学的大学精神可用八字概括：服务人类，追求卓越。大学的产品是思想、知识和人才，之中蕴含着大学精神。它所创造的知识是能够为全人类共享的，它所培养的人才是具有世界公民胸怀。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表达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期盼，在胡锦涛总书记于国庆60周年时发出的“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号召中得到呼应。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孟宪承说：“中国大学不可推卸的任务，是力争用自己的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的卓越成就，推动民族和社会的发展。”
2.3高校精神与立校原则
1952年以来，高校论及立校原则，通常是世俗化的，如“质量立校”、“特色立校”、“文化立校”、“学科立校”等等。世俗的东西遮蔽了我们的心智，庸俗的诉求阻碍了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学子对高尚的大学精神的追求。北宋学者张载曾梳理中国学人人格的追求境界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渴望人世和平，爱民，爱国，爱社会的崇高人格追求。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对人才培养境界的一种文化传承和诉求；复旦大学的“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同灿烂”是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当前的中国高校精神与立校原则，当遵循蔡元培三原则：大学应独立自主；大学应具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相应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2.4更新观念、措施先行
首先，突出高校自主办学的独立权，改革教育部与各级地方教育部门对高校招生名额的限定，赋予高校自我发展充分的自由空间，而非国家行政分配的限额管理方式。其次，逐步弱化教育部对高校的管理与评价机制，行政管理制度下的评价并不能够客观地反映出高校的真实学术能力，树立学术办学的宗旨，形成崇尚学术的高校办学氛围，就要脱离行政评价机制，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对待办学问题。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还应当在保护学术观点、学术言论与学术著作方面着重强调，从而使教授的学术行为避免受到行政干扰，为学术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空间，使高校成为真正的科学土壤。
2.5重塑高校批判精神
所谓批判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站在更高层面，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与审视，对人或事分析或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批判之充要条件，是思想、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人类劣根性很多，保守为其一。保守既是定型产物，又是思想的客观存在。保守的力量往往很大，屡屡使批判之坚决果敢的拳头就像打在一堆海绵上，用力弥大，失望越多。
现代高校管理占有性思维范式倾向严重，缺乏批判性与创造性，过于关注自我利益与世俗生活。高校批判精神的缺失、行政权力限制学术权力以及培养模式“单向度”等问题突出。对这一困境的分析，可以为我国现代高校管理的发展与未来走向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高扬批判精神，尊重学术自由，规范行政权力，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
如同一个精神健康的人闻过则喜一样，一个相对民主健康的社会也包容和原谅对它的批判。没有批判精神的人类，与木偶无异；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是羊群的聚居地；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注定要落后挨打；没有批判精神的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高校是人类文明的继承与发扬之地，是社会创新与发展之源，是民族伟大复兴之基，是思想肇始之地，是科技与人文创新、创意之园。高校最需要的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而这些需要批判精神的弘扬做基础。
高校发展理念之转变
3.1简政放权理念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促使政府治理社会的范式从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高校“去行政化”的着力点在政校关系层面。政府的职责是提供高校发展的公共政策、监管等，引入“以学校发展为本”理念；学校的职责是为社会培养“博雅以学、顶天立地、中西结合、面向未来”的代代学子，引入“依法自主办学”理念；力争建立政府宏调、学校自主、社会参与之新格局。
政府对公共组织的管理沿袭了传统公共行政官僚制的部分形式，政府通过官僚制组织提供服务，在其介入某一政策领域的同时，也通过官僚制组织为其提供商品与服务。导致有关权力当局将政府行政机关特别是官僚机构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忽视了公共组织的真实需求。而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公共选择理论引发了对政府职能的重新思考。公共选择理论使政治家们和相关专家界定公共组织职能时更加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时候尽量减少自身的作用，发挥私人企业、非营利性公共机构等各类组织的作用，打破政府对公共物品服务的垄断性和非价格性。且这种思想对制度改革也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
3.2复杂系统工程理念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是具有中等数目基于局部信息做出行动的智能性、自适应性主体的系统。大学的行政化是整个复杂社会系统“泛行政化”的一个表现。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像其他改革一样，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步一步进行，也需要其他配套措施跟进，更需要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价值取向的转变。所以，高校去行政化的最终解决，有赖于我国整个社会的转型与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高校改革、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一种系统行为。它不是简单系统，也不是随机系统；它是一个复合系统，而不是纷繁的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它有很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相互依赖的，子系统之间有许多协同作用，可以共同进化。
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如果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社会系统本身是建立在官本位的基础之上的，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争取有限的社会资源的。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改良抑或是革命，皆是为了突破现有利益格局。若教、科、文、卫等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行政级别不相应取消，尤其是若整个社会系统的官本位风气没有改变，只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也是难以做到的。所以，高等学校行政级别的取消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教育，而不要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3.3政府转变对大学的管理理念
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奴隶社会管控奴工，农业社会管控土地，工业社会管控机器，信息化社会管控政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管控的核心不同，治理的理念亦不同，而且越前进越复杂。
中国的社会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化的提前到来。行政权力成为社会配置资源的主轴，人情关系成为辅助，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导致社会的“泛行政化”。
所以，在“去行政化”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明白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应该明白自己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应该回归到提供高校运行的公共政策提供者角色，而不是目前的层层教育主管部门的庞大臃肿的监管群体。
3.4重构大学运转“范式”
中国古代“大学”有其独特的运转范式。
唐代复兴汉代之传统，继承魏晋南北朝之教育成果，使学校教育发展到新高峰。唐代建立中央到地方完备学制体系。中央官学发展成三教育系统：普通教育系统、特殊教育系统和职业教育系统。普通教育系统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及算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属于大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属专科。国子学只招三品以上官员及国公子孙，太学学生限于五品以上官员及郡县公子孙，四门学招收对象为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及庶民中的俊异者。律学、书学、算学放宽招生条件，凡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孙及庶族地主中有志者可入学。
宋代出现书院，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体。其中著名书院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开封的嵩山书院，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等。书院既不同于官学，又别于一般私学：提倡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崇尚学术争鸣；以学生自修为主，教师答疑为辅，重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
罗伯特·伯恩鲍姆说：“大学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机构，而是一个由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各种团体组成的社会。”。他把高校抽象为4种基本的组织运行模式：学会组织模式，官僚组织模式，政党组织模式，无政府组织模式。与这4种大学组织运行模式相对应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关系各不相同，分别表现为：平等与和谐、离散与隔膜、对立与对话、自由与自主；与这4种大学组织运行模式相对应的存在4种类型的大学校长：“学术型”校长、“管理型”校长、“政治型”校长与“领袖型”校长。
3.5从职务化观念向职业观念转变
在中国大学的发轫时期，校长不是官员，而是以校长之职为业的大学管理者、经营者。我们的高校“去行政化”理应从深层次上去把握高校领导职务化与职业化的辩证关系。中国近代第一位国立大学校长严复，一生践行“教育强国”理想，被誉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盗火者”。他曾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总教习、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由政府委任、具有独到大学理念的国立大学校长。无论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任职，他都将“教育强国”理念付诸实践，把教育视为终生职业。
社会复杂系统决定了其高等教育子系统，而高等教育子系统中精英们，尤其是其中的领导者们的理念决定了高校发展的道路。具体而言，就是追求“职务化”还是追求“职业化”，大学校长是为了争取官位及其升迁，还是全力以赴为了把学校建设好、发展好、引领好？“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师生。……大学校长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里查德·雷文.大学工作（序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1952年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大学校长是完整的行政角色；而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席卷之变革时代，要求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要求大学校长从行政序列中脱身。职业化大学校长在获得校长职位之时，当心无旁鹜，以校长职业为唯一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