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校长行政内阁及职能
美国大学的行政内阁通常由校长提议，校董会批准而设立。行政内阁包括教务长、副校长、副教务长、院长、重点实验室主任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校长手下有两个助理，协助校长处理日常工作，上传下达。校长对学校的管理可按照三条主线来划分：
第一条线：负责管理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中心所在，这条线由教务长或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负责，下设6个事务办公室；
第二条线：负责学校资金的管理、筹措等方面的工作，是学校的经济命脉所在，这一块由主管财务和经营的副校长、主管学校发展的副校长即负责筹款的副校长、学校有形和无形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总裁或主管学校产业的副校长和校友会主席等4位领导和相应的事务办公室组成；
第三条线：负责学校对内对外的关系处理，由主管公共事务的副校长、副教务长及校园关系的参议员和主管教授参议会的副校长和相应的事务办公室组成[胡海岩.美国大学的定位、内部管理模式及资金筹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0（3）.]。校内阁会议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具体任务是：讨论教学、科研、设备、财务、管理、学生工作、研究生工作、教职员聘任和战略规划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供校长和教务长选择。校长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会议，但教务长必须参加，并事后向校长汇报。
为了协调这几条线之间的关系，美国大学设立若干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由校长任命，并对校长负责。各个委员会对应学校的不同单位，具有不同的职责。斯坦福大学设立9个委员会，7个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动力，每年获得校友的捐赠超过数亿美元。
如果我们能够将斯坦福大学成功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称为“斯坦福模式”的话，这模式的核心内容应有三项：第一，有一支具有开拓精神、高效率的管理队伍，特别是要有一位集教育与管理才能于一身，具有改革精神和开拓勇气而又能求真务实的校长，能够使教师在各自岗位上做到“人尽其才”，这是吸引大批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前提；第二，从国内外引进大批优秀人才，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第三，依据自身特色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学科，而不是追求学科上的“大而全”[关毅.论斯坦福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3期，2009年9月.]。上述3项构成“斯坦福模式”的重要内容，而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确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校长和人事部门代表了学校行政管理一方，而教师则代表了教学和科研的一方。因此，斯坦福大学的成功经验集中到一点，便是要处理好行政管理与教学科研之间的关系，使行政管理能够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使教师们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突出的业绩。
日本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发展与改革
日本东京大学的管理模式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实行“制度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体制，把发展近代大学和实行研究生教育作为实现国家近代化的手段。1886年，日本成立了第一所大学——“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的前身）。由于国家的积极扶持，东京大学在战前就成为日本的“旗舰大学”，是其他大学模仿和追随的对象，东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是整个日本教育发展史的缩影。因此，研究东京大学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大有“解剖麻雀”之功。在不同的时期，东京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有明显的不同。总体来讲，日本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模式——混合模式。
（一）明治维新后至19世纪末
日本前文部大臣坂田道太说过：“日本繁荣的秘密，是明治以来重视教育，为国民教育的普及作出的努力。”从19世纪70年代起，明治政府进行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使日本逐渐形成了近代的教育制度。但是，明治政权是天皇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它追求的目标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因此它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同时儒家的思想教育和武士道精神的培植依然受到重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对国家最有用的不再是懂得儒教思想和日本经典著作的君子，而是具有西方新知识的科技人员。因此，高等教育被当做使日本现代化的首要条件之一加以发展。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确保了对全国的直接控制，接着成立了文部省作为负责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央机关。《学制》命令在文部省统一管理下将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一所，其教育行政管理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和学区制。1877年，东京大学建立；1881年设置了统一管理各学部的总理，大学设立由各学部教授组成的咨询会和咨询机构，审议、决定大学的重要事项。1885年，东京大学已发展成为五个学院（文、法、理、工、医）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共有学生一千多名，日本当时的高级人才几乎皆出于此。1886年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它效法德国大学的经验，十分重视教学和研究两方面的工作。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东京大学是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随着日本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日本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为了适应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和侵略战争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更加军国主义化。同时，学术才能和所受教育的种类在日本成为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于是促使人民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大学（东京大学）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另外又成立了京都、九州、北海道等几所帝国大学。同时，日本实际上存在许多公立或私立的专科学院，1903年日本政府颁布《专门学校令》，凡达到官方标准的专科学院被作为“低水平的大学”纳入高等教育的系统。因此，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大学有多科的帝国大学和专攻某一知识部门的单科大学两种。1886年由文部大臣森有礼颁布的“帝国大学令”在第一条当中就明确规定，“帝国大学以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技艺及究其蕴奥为目的”，鲜明地体现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1889年年初，森有礼曾对文部省直辖学校的校长发表演讲：“政府设立文部省以负责学政，借国库之资力维持诸校，是为了国家，学政的目的也必须是为了国家。若论帝国大学之教务是为学术抑或为国家，则当然应以国家之事为最先和最重。因此需要各校始终牢记，各自之学政非为学生其人，而是为了国家。此为最重要之事，各位需严肃加以体认。”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严格控制和管理措施。《帝国大学令》还规定：“文部大臣具有对大学总长的监督权和命令权；帝国大学内部设立总长的咨询机构——评议会，但评议会的评议官由文部大臣从教授中直接选任，所有讨论的事项要向文部大臣报告，选任大学总长和分科大学的学长及教员的人事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孙丽丽.论日本高等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中国电力教育，2010（32）.]这一时期，大学处于国家附属机构、部门的地位，受到中央政府、文部省的控制，其内部管理自然也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学术权力参与学校的管理合法化、制度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清除了军国主义教育的做法，调整了不合理的制度设部门设置，并将“东京帝国大学”重新恢复为“东京大学”。改制后的东京大学又新设了基础学部、教育学部，把东京帝国大学时的附属医学专业部、第一高中、东京高中亦同时并入，原有学部中又分化出新的学部，一大批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相继成立。1947年日本颁布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大学应设置校长和教授会，校长掌管校务统辖所属职员，教授会审议事项”，但对两者具体的职责和相互的关系未作出明确规定；1953年，文部省以文部省令的形式颁布《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行规定》，规定在国立大学内设置评议会，以审议全校的重要事项和协调各学部教授会的意见，进一步对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孙丽丽.论日本高等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中国电力教育，2010（32）.]。这些法律使学术权力参与学校的管理合法化、制度化。日本国立大学中，评议会成员由校长、学部长和各学部两名教授组成，是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会有权决定本校的一切重大事项，其决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校长作为大学的最高行政负责人，掌管校务，统辖所属人员，执行评议会的决议，并拥有校务及日常行政、财政等方面事务的裁决权[张德祥.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国立大学的权力结构在大学和学部层次上，最高权力机关是教授会，校长的职责是总管校务，指导所属教职工，其管理范围涉及学校工作的所有方面，但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宜均由教授会下设的分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在基层，国立大学的教授负责教学、科研并拥有行政权，教授独揽大权，除主讲主题课程外，他有权自行制订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杨琼，吴小龙.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配置模式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3）.]。总之，日本的高等教育权力模式是一种特殊的混合模式，与欧洲模式最相像，又具有美国和英国模式的某些特征。
从外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阶段，经济长期不景气，从桥本内阁到小泉内阁都对大学的发展寄予了厚望，把国立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视为提高日本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起点，同时日本进行行政改革以压缩行政机关、删减公务员数量，国立大学法人化成为行政改革的一部分。从其内部来看，日本国立大学面临着财政危机，公共财政支出对高等教育投入太少，同时其运行机制僵化，一切按照行政体制进行管理。2004年日本颁布《国立大学法人法》，在国立大学内进行了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在校内削弱了各个学部和研究所的权力，增强了校长的权力，逐步强化校内行政权力，同时文部省下放对国立大学的管理权，以逐步扩大以校长为中心的大学管理人员的权力，弱化以“教授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田爱丽，陈永明，张晓峰.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效果分析——以名古屋大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06（15）.]。同时“国立大学法人必须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一名校长、两名监事和数名理事组成；监事有文部科学大臣任命，任期为2年；理事人数可根据学校的情况由校长指定2～7人直接任命，任期与校长相同”[The FinalReport On“A New Image of National University Corporation”[EB／OL]]。校长担任经营协议会议长，并主持经营协议会，经营协议会内的其他成员由校长提名指定；教育研究评议会由校长、校长指定的理事、部分学部、研究科附属研究所及其他教育与研究组织的负责人和根据评议会的规定由校长指定的教职员组成，校长任教育研究评议会的主席[孙丽丽.论日本高等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中国电力教育，2010（32）.]。从校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看，国立大学的行政权力逐渐增强，而学术权力逐渐被弱化。
日本国立大学或公立大学均设置校一级评议会，尽管在法律上规定大学评议会是审议咨询机构，但事实上却发挥着决策作用，其决策内容与评议会人员组成形式类似于德国伯顿克拉克教授在研究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时，提出了大陆型、英国型、美国型及日本型的模式之后，评价日本的国立大学由于“没有院校董事管理制度，院校行政的力量相对较弱”[②张钰.日本大学的学术管理.http：//www.eol.cn/20010823/207507.shtml]。相比较，倒是讲座教授在学部和大学内有着较大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