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要想获得先机，必须要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人们便认为，一个人的亲戚、朋友或是老乡等如果担任了社会的某一行政职位，占有更多的资源和享有更多的权力时，自己就能获得相应的资源，并且享受这些资源所带来的便利。中国高校也如此，如果一个教师的朋友或者亲戚担任了高校的某一官职，那么这一教师无论是在职称的评聘上还是在官职的晋升上，都明显优于其他同级教师。现在高校中的“官官相卫”正是人情主义的真实体现，而且人情主义容易使部分行政人员形成小集团，使得行政人员的行为脱离公共价值标准，追求私人价值，丧失行政的底线。
（4）集权思想严重
中国的集权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集权观念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较为盛行，表现为皇权至高无上。集权是相对于分权而言，传统的集权体制等级森严，上下有序，上级统一下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现在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呈现着明显的集权化特征，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过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政府对高校作了明确的规定，高校只有依法行事，服从政府的命令，执行政府的决策。二是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方面，政府对高校的人财物的投入不够，使我国高校的基建建设迟迟得不到完善。三是政府插手高校行政。在各高校的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重点实验室等方面的立项审批过程中，政府起着统包统揽的作用，“管”字当头，习惯使用行政命令手段，造成管理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使高校缺乏办学的自主性。四是高校行政权力削弱了学术权力，使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即从事行政部门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学术权力是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它们是中国高校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结构，前者为后者服务，后者在高校中居于中心位置，两者相互影响，相互联系。高校的行政权力弱化了学术权力主要表现在学术组织的人员构成方面和学术人员的权力受到侵害方面：学术组织的人员（学术委员会）构成主要由担任行政级别的人员构成，真正具有学术造诣的教授、副教授在学术活动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发挥不到应有的作用；而在学术人员的权力受到侵害方面表现在学术活动中，学术人员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在做决策时权力向行政管理人员偏离，使他们的学术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所以，这种集权化特征日益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校“行政化”文化原因分析
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对高校“行政化”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其中消极的影响被固化为传统行政潜在的规则，这对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分析这些消极影响产生的原因对于变革和创新高校行政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行政文化特点对高校“去行政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的文化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学而优则仕”：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第十九》，这句话的本来含义并不是“学好了就可以当官”。随着科举制实行，“学而优则仕”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并由此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含义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官职崇拜”逐渐形成。
2.1.1从“学”与“优”看孔子仕途价值观
《论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里“学”，本来含义是“效”，即效法前人，是由不知到知而模仿的过程。“学”字在《论语》中出现频繁，共有65次，而且还有着较为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学做人的道理、学做人的规范。孔子说他自己15岁的时候就立下了学的志向。孔子的理想是要学什么？就是学“礼”，就是学做人的道理，学做人的规范。“学而优则仕”中的“学”，与“学而时习之”中的“学”含义相同，都是学为人之学、做人之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之“学”。“学”者，学修身、学立德；“学”者，为己而学、为己之学也。此“学”，亦即儒家之所谓“内圣之学”。
“学而优则仕”之“优”，在《论语》一书中并不多见，仅出现了3次。“优”本义是充裕、宽裕。后人将“学而优”之“优”，当成与“劣”相对的优秀之“优”，其实是一种误解。考查先秦时代的主要文献，包括十三经、《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以及《国语》、《战国策》等，“优”字共有68处，没有一处是优秀之“优”。在先秦文献中，“优”字有两个含义：一是充裕，二是演戏的优人，即优伶。而优秀的“优”出现时间相对较迟，应是在秦代以后。同理可推，“仕而优则学”是与“学而优则仕”彼此对应的一句话，这里的“优”字，应解释为“充裕、行有余力”才符合原意，而不是理解为优秀。“学而优则仕”中的“仕”，就是做官。《正字通·人部》曰：“仕，宦也。”孔子把修身立德当成人的第一要务，主张先学习礼乐然后步入仕途的道路，即“吾从之先进”。所以子夏原意是说做事而有余力，就要进一步学习；学习而有余力，就要进一步去做事。
在孔子的年代，没有把东西学好就出来做官的非常多，而且做官的多是一些世袭贵族，故就有了“仕而优则学”之说。“仕而优则学”是特意为世族弟子和没有好好学习就入仕的人所设置的，乃劝进之辞，规劝他们应当多学习先王的典训后才入仕。而“学而优则仕”是专门为平民而设置的，是为在入仕之前好好学习的人所设置的。一方面，奴隶社会所形成的唯一判断政权组织形式的标准就是血缘关系，儒家先哲把“治世”看成他们读书的试金石，“治世”的前提就是“学而优”，而且重点把“学而优”当成他们读书的修身价值。这里儒所谓读书中的“学”指学立德修身，学会做人，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非常注重“修身”，然而只有在学有成就的前提下，才能够出来“入仕当官”。这种“学”，才是儒家所谓的“内圣之学”。“诚意、致知、格物、修身、正心”是《大学》一书种所讲的内容，即“内圣之学”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因为人具有社会存在性，“当仁不让”是“仁”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惟其如此，单纯以血缘为标准的世袭门阀制才有可能被打破，取而代之以凡欲“仕”者必须先学会做人（即“学”）的要求。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大学”，实乃“内圣外王”之学。它包含两个层次：“外王”和“内圣”。其“外王”者，乃“内圣”之所“及”，源自“内圣”，是“内圣”的外在表现；换言之，“外王”从“内圣”所自然引出，本于“内圣”，就是所谓“外王之道”，其具体要求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内圣之学”一定要通过“外王之道”体现出来，且一定要落实在“外王之道”上。因此，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实际上是一个浑然贯通的整体。“外王”但不本于“内圣”，不是真正意义的“外王”。同理，“内圣”而不“外王”，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内圣”。
“学而优则仕”所展现的恰恰是儒家“内圣外王”政治观。这里的“学”指“内圣”，“仕”指“外王”[罗安宪.“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流变[J].中国社会导刊，2006（6）.]。儒家先哲子夏认为“学而优则仕”中的“则”不是“充要条件”（学习好了就可做官，做官的就一定是很“优秀”），亦不是“充分条件”（“学习好了就可做官”），而是一种“必要条件”（只有在学习修身之时间“优裕”的情况下，才可以“出仕”，也就是“做官”）。简单地说，古人对入仕做“官”者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但要具备处理好公务的能力，而且还要研究好人生课题，自己带头做好表率和榜样；“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就是“学”而“优”才可以去做官，“学而优”是“仕”的基础。儒家以为个人应当以某种适当的方式干预政事，积极地参加到社会事务中，积极入世，他们对现实社会始终抱有深情的关怀。求“学”之人，有了闲暇或者余力，不妨走走仕途，去做官，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人生的真理和智慧付诸实践，使众生受益，而且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理想。
2.1.2读书做官：“学优”而“仕”价值观的异化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进行了开班讲学，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在人类文明还很落后甚至还很愚昧的情况下，孔子就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观点，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在当时，“学而优则仕”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一种政治追求和政治信念，还停留在政治号召或者说政治口号层面。然而在汉代，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当时的正统思想，“学而优则仕”的具体内容也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意思是“读书是为了做官”，并由此而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是由先秦时期的政治口号异化成统治者们对士人所发出的政治诱惑，逐渐就变成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罗安宪.“学而优则仕”辨[J].中国哲学史，2005（3）.]。“学而优则仕”的含义随科举制发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而优则仕”的“学”不再为立身立德而学，也不再是是学做人，而成了为功名利禄而学，即为“仕”而“学”。所以“学”只是成为步入仕宦的途径，已不再具有目的性意义；正如韩愈在《上考功崔虞部书》所说：“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由此观之，“学而优则仕”的“优”逐渐演化成“优秀”的优，亦不再是“宽裕”、“充裕”的意思。“学而优则仕”中“学优”与“仕”的条件关系发生改变，要成为“仕”，就必须“学”，而且必须“学而优”。能否入“仕”，既是“学”的目标，更是检验是否“学而优”的准则。人们只要是学得好，就可做官，就可光耀祖宗，并享受富贵荣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一条出路和落脚点，就是角逐于仕途，即投身政治。于是人们认为既然“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体现“优”？衡量一个人“优”与“不优”的准则就是看其品位的高下和职务的升迁、能否入仕、是否入仕。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内圣外王”之学，已成为在科举制下士人登入仕途的门道，知识分子本身和社会都是这么认识的。所谓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那只不过是一些官场失意、仕途不顺士人的阶段性人生概括。因此，对政治失意的抒发，也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因此，封建士人有了这个“入仕”情结，也就是读书的目的是当官，并以“仕途”的飞黄腾达成为“为学”成功的标志，于是对“学优”的追求转化成对“官位高低”的追求；曾经把追求真理视作归依的“学术”消退，仕途的升迁俨然成衡量“学优”的标准。于是“官大”就喻示着“学优”，“官大学问大”就成了一个流行“真理”[刘尧.“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异化之觞[J].教育与考试，2010（3）.]。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学问范围有限，那种“官大学问大”还具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社会分工日益多样化、精细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各种学问已成为“分科之学”，即使一个人耗尽毕生的精力，也难以把握和胜任一门学科的全貌。在这种现实情况下，那种所谓“官大学问大”显然是错误的论调。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将政治权威置于学术权威之上，或把政治权威混同于学术权威，把政治权威的结论当成终极真理，已是习焉不察了。时至今日高校依然在恣意蔓延着以行政权力替代或干预学术权力的荒谬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