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延安行政学院学生会做过的事情有：
一、协助院务部组建伙食管理委员会，教职员工共同努力管理好伙食，经济公开。教职员工每周轮流做饭一天，保质保量变换花样，调剂改善伙食。云扬、魏克做的饭好吃，张和是烧火能手。
二、组织同学每周去十多里远的山中打柴、背柴，供伙房使用。云扬、魏克、吕枫过秤垒柴，李文正同学背柴最多，被选为模范。
三、组织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云扬任文娱委员，并给各班教唱救亡歌曲。
四、延安青联在陕公礼堂召开演习性的青年宪政促进会，请谢老（觉哉）、林老（伯渠）作报告，会议开了四五天（自带行李，吃住在会场），分组讨论，还分成两派辩论，批驳反对宪政的各种谬论。
与吕枫结婚
班内女同学很少，吕枫是其中之一。她来自晋西北根据地，我们俩人经历相似，小时候都在农村上学，后到城市读书，学历相当，有共同语言。她作风泼辣，敢说话、爱辩论，工作积极主动，能坚持原则，和我的个性差不多，合得来。我做学生会工作，她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接触较多。天长日久，我们相互产生了爱慕的感情。谈工作，谈学习，也谈到了婚姻家庭，我们决定结婚，得到了党总支的批准。1941年秋，在指导员杨柏的主持下，在学院副院长住的院内举行了结婚仪式。我记得当时只买了三斤当地盛产的红枣请大家吃，但婚礼十分热闹。
共同的革命目的，相似的经历和性格，把我与吕枫结合在一起。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起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不管是延安整风中受批挨整，还是“文革”被关“牛棚”；不管是在不同岗位的工作，还是离休后的晚年生活，我们一直是互爱互助、互谅互让、共渡难关，美满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延安大学
1941年秋，党中央决定将延安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学校、新文学干部学校、行政学院研究班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以研究班为基础，组成了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思敬，还有一位助教，开中国民法概论课，参加边区法院和边区乡村民选活动。
记得开学不久，法学院、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院参加边区政府延安县普查工作团，下乡工作了一个冬天。我担任两个乡普查工作的组长。普查工作总结后，返校上了一段课。不久专业课停止，开始了整风学习运动。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听各种报告，去马列学院看大小字报，参加对王实味、丁玲、肖军的批判会。全校开了一个多月的反自由主义大会，吴玉章校长、赵毅敏副校长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自由主义大泛滥。我还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主持大会。
1942年，延安大学组建同学会，我任主任兼党团书记、校务委员会成员和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同学会成立后，组织了几百人的宣传队（有文艺演出队、秧歌队、体育表演队等）。宣传队在延安的名声很大，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地和边区政府等地演出，受到首长们的表扬。大家情绪高涨，我是总领队。
1942年春节，延安开展拥军运动。延安大学制作了两面大红旗，朱总司令秘书黄华安排延安市、县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同时举行赠旗仪式。我举旗入场，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接旗，讲了感谢的话，强调军民团结的重要意义，还拍了电影、会了餐，非常热闹。第二天，我又带了一部分同学，把另一面红旗赠给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亲自接旗，并说了鼓励和强调军民团结的话。问了学校情况，还征求同学们对军队的意见。
当年5月，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延安市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朱总司令、吴（玉章）老、贺龙师长到会并作报告。他们讲抗战形势，“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号召青年上前线。贺师长还着重指出：“青年同志到前线去，到晋西北去，那里生活已改善了，不吃黑豆了……”会议气氛热烈，大唱毕业上前线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
学校里政治生活民主，思想活跃。学习和行政制度都靠学员自觉，互管互学，互帮互学，自己管理自己。人与人关系平等，领导人事事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生活与下级打成一片。抗战革命热情高，到处都听到抗战歌声，至今回想起来仍精神振奋，催人奋进。
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
1942年春，中央安排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到延安大学，原延安大学法学院、教育学院、俄文系、体育系、高中部都撤销，教职员工合并到社会科学院，与校部一起搬到桥儿沟（延安大学北门外原址交中央党校成立的二部使用）。我参加搬迁委员会。
搬迁就绪，社会科学院刘披云任院长。学员一百多人，分成两个学习班。我任一班班长兼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解明任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高步林任支部书记。工作安排：一是继续执行原延安大学学习计划，讨论二十二个文件，补充坦白材料，填写小广播登记表；二是开一门国文学习课，由一个法国留学作家李××任教。但只上了两三次课便停止了，全校传达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随即进入抢救运动。院部组织审查组，气氛十分紧张，院系内外隔离，不准外出，不准会客，停止党组织生活。
开始，我任组长，负责审查云扬的问题。魏克给了我云扬自己写的自传，并已画了重点记号（没有给外调材料）。审查组开会先要云扬自己交待，把问题一一记下、一一追查。该审查组的成员有六人，我们共同研究云扬的交待，按指定的几个地方找问题。第二阶段是追查，五六天不准睡觉，双方都打盹，二十四小时内除吃饭外，不停地搞车轮战，审查组的人轮流睡一两小时，夜间吃一顿豆子稀饭。重复问，重复答。
问来问去，我觉得查不出什么问题。我就向院部汇报：一是云扬十五岁随姐姐逃离东北到北平，没有日本人的关系；二是“七七事变”时随学校流亡，在东北流亡学生中查不出什么问题。
后来，他们就直接插手处理云扬的问题，又分配我去负责审查另外两个人的问题。像对云扬一样的办法，对他们二人审查了一通，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来。这期间校部开了几次镇压与坦白相结合的所谓政策兑现大会。会上社会科学院的××坦白自己是特务（假坦白，解放战争时任县委书记牺牲了）。鲁艺有几个歌唱演员、教员也坦白了。社会科学院教员李××（老党员、法国留学生）、××被五花大绑。周扬副校长、宋侃夫秘书长讲话，杀气腾腾。×××、××在社会科学院作补充讲话，一会儿点这个，一会儿点那个。被整的人大概超过90％。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被指定为审查别人的审查组长却成了审查对象。一天××找我谈话说：“党相信你能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我问，我有什么问题？他反问我，你伯父是什么人？你们凤翔的党是什么党？我说我伯父刘定五是和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被蒋介石秘密逮捕，后被冯玉祥、阎锡山、于右任等救出来。和林伯渠、周恩来等许多老共产党人是朋友，你去问就知道了。我们凤翔党在延安的还有吕剑人、冯和骏、王志贤等，你也可以去问。这样整人，我不干了。之后，我们大吵了一顿。××还对我说，我们相信你会把问题说清楚，审干工作还得继续进行。同一天，××也找了沈毅（吕枫）谈话，叫她交待问题，问她是怎样到延安的。沈毅说：“我曾在山西分别任过忻县、临县、离石县三个县的妇救会主任，和魏克（女）背着背包从兴县出发，步行十八天，到延安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沈毅与××也大吵了一顿。我在学校也算出名人物，成为被审查对象，情况就变了。就自觉后退，再不出头露面了。××叫别人通知我不要和沈毅来往，有什么事通过他们处理。我们两个人不能说话，要东西也得通过他们。这时，全支部大概只有一两个人没被提出问题。
有一天，院部通知我参加审查×××院长的会。推辞不过，还是参加了一个晚上。会议由周扬副校长主持，×××、××积极斗争发言，院长抗争。周扬说：“你把在上海开饭馆的光荣历史给大家说说。”院长反击道：“你不是也在上海卖文稿吗？有什么不一样。”两个人互不相让。对这种审查，我一言不发，因为我实在厌烦了。后来，这位院长调到党校去了，建国后曾任云南省副省长。
抢救运动紧张了两个多月，百分之九十的人有“政治问题”。这时院部成立了“整风班”，把认为问题严重的人集中到另一个院子里去了，继续搞逼供信。我去挖厕所积肥和背木头等劳动，云扬、吕枫纺线缝皮衣。大概快到中秋时，院部找我安排组织联欢晚会，我又发号施令了，写出了“同心同德”的大标语，编戏演戏，做迎接新年的准备。还记得在迎新年晚会上张景文演出了“十二把镰刀”。
1944年春，中央决定将行政学院合并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撤销，其人员并入行政学院，延大校部从桥儿沟搬到南门外行政学院校址，我被编入财政经济系的财政班，担任了班长。吕枫编入财经系金融贸易班。当时想打完仗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学个专业好工作。
在1943年整风审干运动中，行政学院成为西北局、边区政府系统集中审查干部之地。几百名干部开专业课，大都从事生产劳动，等待甄别定案。财政班五十多人，大多来自边区政府财政厅系统，有的还是上下级关系。抢救运动车轮战大都经历了，编班学习没有开课，很多人一肚子气，成天发牢骚、讲怪话、骂大街。早晨不起床，学习时间睡大觉，太阳很高就去河里抓青蛙、抓小鱼，自由散漫得不像样子。我这个班长实在难干了，于是利用晚间集合点名时把不像样子的人和事狠狠批评了一顿，同时说了些同情谅解规劝的话，暂时也起了点作用。
1944年4月，延大开学典礼会上，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毛主席讲到整风审干的成绩、缺点、错误和责任。他说：“这次犯了错误，将来出去了就不会再犯了，中央制定的九条政策没有执行好，中央有责任。我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负责。有的同志挨了骂、挨了打，对不起，敬个礼。”说着毛主席向台下和讲台两边举手敬礼。接着他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学校安排了各种形式的总结教训、赔礼道歉座谈会，我在一次会议上认真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向云扬和其他两位同志赔礼道歉。当时，这三个同志都不在会场，至今仍感内疚。1944年底，由延大干教处长刘呈云签批潘峰（中央党校派来帮助甄别定案工作的红军干部）给我宣布审干结论：“刘定五先生系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小组织没有关系。”我签字同意。
在延安大学五年多的时间，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不仅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而且经历了大生产运动、打退国民党的两次反共高潮和整风审干运动。特别是经过整风审干运动，不仅在思想上深刻地认识了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及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而且在任何实际工作中，都要实事求是。在整风审干中，我先是整了别人，后来又被别人整，都是违背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这段经历是一笔精神财富，它使我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对人的问题始终持慎重的态度，也是我在“文革”中战胜空前迫害的法宝。
注释：
陕西省政协主席吕剑人同志于1988年2月致刘鸿志同志的函
鸿志同志：
得阅你二月四日函和你写的对定老一篇纪实文章，拜读之后欣敬之至。
多年不知音讯，知你现虽离休，尚在编写东西，发挥余热，真是对革命做到死而后已啊！有机会去北京当去看你。
你写的文章，我说不了多少补充意见，你讲的定老先生对你抗日情是实情，当时在凤翔我们也以爱国主义老人看待他，如果还来得及补充，有三点：（一）你对西府书报社（王田夫主办）存在是有一定贡献的；（二）三九年的风翔已改为县委不称工委；（三）定老回住家中时对凤翔抗日活动起过一定作用。春节将临。
祝春节愉快！
吕剑人
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