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后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0日，蒙古政府对日宣战。苏联从陆海两个方面，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迅速击溃了日本的关东军。苏、蒙联军越过内蒙古沙漠，进入热河和察哈尔。日本政府14日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妄图依靠关东军这支陆军最精锐的主力，和凭借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有利战略地位，进行长期战争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从山上下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他一方面下令不准我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投降，同时派兵大举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邀请我党代表去重庆谈判。我党从国家民族兴亡高度出发，让出大片根据地。毛主席率团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还达成了《停战协定》，1月10日双方同时宣布，规定最迟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生效。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但暗地里，一天也没有放弃挑起内战。在所谓“恢复交通”的借口下、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把几百万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进攻解放区、抢占大城市，全国规模的内战危机已经严重地存在。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我党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鉴于这样的形势，我党决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并派出大批干部去东北工作。我和妻子吕枫就是在1945年11月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离开延安，派往东北的。
北平解放日报临时发行处
1946年初，我们到达张家口时，情况有变，暂停待命。2月晋察冀中央局干部科转中组部通知，调我和吕枫到北平解放日报社工作。报社副总编辑姜君辰和我具体谈了组建解放日报社的任务和有关情况，并告知我换上八路军军服，随军区副参谋长耿飙同志（耿此时为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交通处长，少将军衔）同行。在火车上，耿飙向同行的十余人交待了注意事项。火车行至怀来改乘汽车，在过康庄交界哨卡时，一名国民党军中校站在汽车前，只准持执行部护照的耿和副官通过。耿坐在汽车驾驶室中，我们随行人员坐在车厢里，纠缠了近一个多小时，耿宣布，他和副官先到北平，其他人返回怀来县城待命。第二天，副官带来执行部的护照，卡子上还是昨天那个中校站在路边，我们十几个人身穿军服，佩戴八路军臂章，昂首挺胸通过了哨卡。到南口时，又不准我们上火车，被集中在站台上，由几十个持枪武装人员把我们看管起来，周围还架有轻、重机枪，真是如临大敌，杀气腾腾，实在可气又可笑。一个多小时后，才让我们上了车，但把我们和群众隔离开来，坐在公务车内。执行组我方代表蔺子安，身着军服，佩戴上校军衔来看我们，寒暄一番。不一会，美方代表也假惺惺地表示看望。其实执行组的人就在这列车上住宿办公，刚才在车站刁难我们的后台就是美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他们是在耍假调处、真备战的鬼把戏。
第三天拂晓到了北平前门火车站，执行部几个同志来接我们，国民党军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又把我们和群众隔离开，监视我们上汽车，沿途军、警、宪、特林立，“护送”我们到中央代表团驻地——翠明庄。在这里组织我们学习了三天，分配到报社工作的同志一同到宣武门外方壶斋九号上班。分配我任出版发行科科长兼分党支部书记，吕枫任报社党支部和干部科人事干事。出版发行科单独在西四三道栅栏四十一号，对外名称为北平解放日报临时发行处。出版发行科当时有十多个同志，一部分是从延安来的，一部分是从冀中解放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北平地下党城工部派来的。
为配合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的工作，新华社记者进驻北平，成立新华分社。党中央不失时机地组建了北平解放日报社，出版发行解放日报，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建国方针，宣传解放区的建设，揭露国民党策划全面内战的阴谋，以打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和欺骗宣传。在国民党统治较严的北平城出版发行我党的报纸，确实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虽然困难较多，风险很大，但大家想到任务非常光荣，而且有叶剑英和中共代表团的直接领导，有地下党城工部的全力支持，故而大家信心百倍，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战斗。
新华分社成立、解放日报社成立，记者、编辑、出版发行人员到位并紧张有序地工作。记者、编辑艰难地把报纸编排好，印刷的同志在秘密地点紧张地于黎明前印出来，发行的同志千方百计在上班前，把当日的报纸送到读者手中。解放日报的发行，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极端的恐慌，他们为了封锁我们的新闻，用威胁、抓、打报童和撕毁、收购报纸等恶劣手段，阻止解放日报和读者见面。这就形成了尖锐的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
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中心环节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双十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蒋介石表面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他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人身、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以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和纠正，”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蒋介石是如何说的，再让他们看到蒋介石发动内战种种表现，他们就更深刻地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我们工作人员要做好这一宣传，必须反复阅读、掌握协定内容，以明确当前奋斗目标，掌握斗争武器，打破顽固派封锁，武装发行队伍。
同时，广泛地接触群众，深入群众。向群众宣传解释我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我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张，宣传我党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护人民斗争胜利果实的大无畏精神，宣传我党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奋斗目标。
北平城里的解放区
当时，我们报社驻地宣外方壶斋九号和发行处驻地西四三道栅栏四十一号被人们称为北平城里的解放区，人们抱着各种各样思想观察这一神秘的地方。有人向往，有人观望，有人怀疑，有人仇视……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总想到这里看看、谈谈。顺应群众需求和工作的需要，我们就建立了接待窗口。
回想这一段接待工作，很有意思。记得有一次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报社先生，我看了你们出版的报纸，很好。我想去你们那里看看、谈谈可以吗？”
我说：“欢迎。我们条件很差，连个会客室也没有，您要是来了只能坐在门洞里。当然我们很欢迎您来，而且很想知道你对我们报纸的意见，希望你把我们报纸介绍给你的朋友们，也很想知道他们的意见。”
还有一次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先生来访，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在××中学任教，你们讲主张和平、民主、团结蒋（介石）先生。但蒋先生讲军队统一、政令统一，你们为什么不同意？”
我向他解释说：“你是一位很有知识、也很公正的先生，你提的问题我们在报纸上都回答了，《双十协定》也都回答了，看来处理好这个问题，有个看问题的方法。”我们给他解释了《双十协定》，着重讲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道理。
他听了之后深有感触地说：“你们讲得有道理，今天交个朋友，以后有机会还要来请教。”
我说：“你随时来我们都欢迎。”
上述电话和来访的例子，是反映友好的方面。每天电话、来访均有十多次，有询问的，有要求介绍去张家口的，有委托在解放区找亲友的，有告诉哪里有坏人的，还有受委屈来申诉的。当然，也有在电话中威胁、漫骂、恫吓的，还有特务想要到院子里侦察情况的。我们的态度就是抓紧机会，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耐心地热情接待，并赠送当日报纸一份，扩大反封锁力量。
街头“小游击队”
我们报社发行科的工作是怎样印刷好报纸和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特别是如何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不仅是我们发行科的工作，也是全报社的一项重要工作。报社临时发行处主要是向西城、南城、东城及几所大学的报站搞批发，各报站都有几十个少年报童卖报。因此，国民党顽固派限制、封锁解放日报发行的重点就是迫害报童。手段之一是威胁报贩、报童，说什么“解放日报是共产党的报，谁卖谁就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就要坐牢杀头的。”手段之二是抓报童、打报童。手段之三是撕毁报纸、收购报纸。手段之四是用解放日报的报头，出版和解放日报一样大小的假解放日报到报站发行。
为了保护报童、保证报纸发行的正常进行，我们的对策是：
（1）组织发行、记者、编辑人员在报纸发行时间上街，沿主要发行街道巡视，为报贩、报童撑腰、壮胆。报贩、报童看到解放日报社人员，就大胆高喊卖报，胆小的也敢卖了。
（2）遇到抓打报童、撕报纸时，我们以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表公开身份（佩戴报社证章、携带名片）进行交涉，找警察控告，在大路上人多处，警察也得表面上讲公道。记得有一次，一个报童报纸被抢，记者范元甄接到电话赶到西单警察处时，我和陶涵春行此相遇，一同去警察处交涉，警察当局只好指责抢报纸的人是胡闹，并说报纸已经登记了，没收干什么。这就为报贩、报童撑了腰、壮了胆，他们不再怕抢报纸了。
（3）正确对待社会各类人员，扩大反封锁力量。北平古城有“五四”和“一二·九”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抗战八年中和华北各解放区有密切联系，共产党、八路军在这里有很深的影响，开展工作的条件是好的。但北平又是日本侵略者华北的中心，受蒙蔽、受欺骗、受奴化教育也很深，加之国民党接收人员霸道、人们观点正统等，思想比较混乱。因此，必须执行正确的政策，扩大进步势力，壮大反封锁的力量。报童就是反封锁力量的突击队。
临时发行处主要是向西城、南城、东城及几个大学等处的报站搞批发，各站都有几十个少年叫卖。也有一些报童直接到发行处的门口拿报，从开始五六人发展到三十多人。他们都只有十来岁，其中大部分为生活困难、以卖报为生的穷孩子。他们与报纸相依为命，很主动，也很积极。每天卖完报纸，有的孩子下午还来发行处的门洞坐坐，看小人书，交谈卖报情况，交流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经验。我曾经听他们说起，看到特务模样的人就躲，躲不及就跑，跑不了就喊。有的报童还描绘一些买报人的表情和心理，说有的人想看报又不敢说话，有的人外表很凶，嘴里不干不净，但把报纸藏在袖筒里，还多给几个钱。报童中，有一部分是把卖报收入作为补充，多是在校的学生。他们的时间只能利用早晨半小时，晚上时间稍长一点。报童大都有自己较固定的订阅户，这些订户大部分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拥护和平、民主，很想从解放日报上知道解放区的情况。
报童们最生动、最活跃的时间，是等待分发报纸前的十五分钟。有时我们给报童们结合当天报纸第一版的重要内容，宣讲为实现《双十协定》反对内战、建立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有时讲《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故事；讲解放区儿童打日本鬼子、捉汉奸的故事；讲李勇大摆地雷阵的故事。孩子们自己也对我们讲卖报中遇到的事情，很多孩子抢着讲自己的斗争经过。把这短短的一刻钟变成了树立群威群胆、研究战术增长斗争艺术经验的交流会。
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孩子说：“我拿着报纸刚一出大院胡同，有两个人过来推倒我，抢了报纸就跑，我就大哭大喊：‘抢解放日报了！抢解放日报了！’有好几个先生就挡住抢报的人讲理。这是共产党的报纸，先生们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共产党的代表就住在翠明庄，你们不去找，欺侮孩子干嘛？说着夺过报纸就还给我了。还对我说快走吧，快卖了回家去。”
还有一个孩子说：“在西单有个人把报纸撕碎了，还要拉我去警察局，我就是不去，蹲在地下，抱着他的腿大喊撕解放日报啦！赔我报纸。很多人围上来，我越喊围的人越多。他们七嘴八舌在议论，解放日报好啊，撕它干嘛。哼！你有钱把全城报纸买了撕吧。不给小孩钱，小孩吃啥？他没有办法了，把钱丢在地上，红着脸溜走了。有个先生伸着大姆指小声对我说，好样的！明天还卖，警察局可不能去，还给了我一些钱。”
每天这十几分钟，报童们生动活泼极了。当时要有现在的条件，用摄像设备把这些场面记录下来，是多好的历史资料！
根据敌人经常派人在街上威胁甚至抓、打报童，撕报纸，而孩子们一个人难以对付的情况，我们把报童们组织起来，给他们讲一支箭容易断，三支箭折不断的故事，让他们联合起来，自己保护自己。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