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统战工作，我的主要对象是与我伯父同辈的老人、地方上有名人士和教育界的领导、教职人员及中学生等，向他们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的讲话和在延安学习时讲课的主要内容及我在延安的见闻。着重说明党的抗日主张、方针和政策。我的活动除了登门拜访和各种形式的会见外，主要是通过西府书报社。西府书报社是地下党支持开办的，经理是王田夫（解放后任过县长）。书报社公开出售一些进步书籍、刊物，吸引知识界的进步人士，也秘密地传阅来自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书籍。西府书报社在凤翔乃至整个西府地区影响很大，很受当时西府地区地下党负责人吕剑人同志（解放后首任宝鸡地委书记，后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已故）的重视。
1940年2月，伯父回到凤翔八旗屯家中暂住了几天，我和伯父同住一间屋子，俩人谈了很多事情。
在这期间，我把在云阳青训班和延安陕公、抗大的学习情况和延安社会情况以及人物等向伯父说了很多，每次他都喜悦地认真仔细地听着，当我说到战略战术游击战课时，他总是说毛主席的战略讲得好，论持久战讲得好，应该很好地理解。
他说：“这个办法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抗战一定会胜利。如果日本人打进陕西，我也去北山打游击。”
当我谈到哲学辩证法课是艾思奇讲的时候，伯父说：“大众哲学书写得好，通俗易懂。”当伯父知道艾思奇是位青年人时，伯父赞叹：“还不到三十岁的人，很有学问。你应该多读书，好好地学习。”
当我说到统一战线课讲得是中国社会情况分析、国共合作、爱国人士合作团结抗战，团结建国的问题时，伯父频频点头说：“对！对！但总得小心，有的人就是不真心合作，成天摩擦捣乱。”当我说到有新三民主义课时，伯父关切地询问内容，我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内容讲了以后，伯父说：“对！”
他接着说：“我们在广州跟随孙总理办的就是这些。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专权分裂，内战打了这些年，日本打了进来，祸国殃民。”当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很多高级领导人（林伯渠、张闻天、秦邦宪）上课、作报告，并告诉伯父1938年6月冯文彬在抗大几千人的报告会上说伯父给了很多帮助。
伯父说北伐革命时长官就给土兵上课，大家团结。当我说毛主席作报告讲辩证法课时举例用三国演义诸葛亮的故事、用水浒宋江的故事、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记忆深刻。大家笑，毛主席也笑，三个小时的课不觉得一会就到了。
伯父说：“毛先生学问深，知识渊博，把事情弄透彻了，熟能生巧，巧中得妙，妙中得道。”当我告诉伯父延安的人际关系、党政军民、工农商学、领导和群众都是平等互爱，都是以同志相称。抗日救国、边区建设，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大家亲自动手挖窑洞，都吃小米饭三分菜钱。抗大大队长（长征师长）、队长（长征团长）、区队长（长征营长）和学员生活一样，大家亲密团结。
伯父听了感慨地说：“延安是大同世界，颜回再生，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有志者事竟成啊！”
我向伯父介绍了共产党凤翔县委对凤翔地方党、政、军、文化、教育各界共同抗战的态度以及民主进步力量的抗战热情，还谈到我们党创办的西府书报社发行销售新华书店、延安解放社、生活书店等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传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精神和新文化思想等情况。伯父很认真地听了，他勉励我们把西府书报社办好，发展成像生活书店一样，让知识界的人有书看，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认识。
伯父很热情支持我们党的活动，尽管只住了短短几天，但伯父亲自向凤翔各方人士宣传毛主席论持久战精神和宣传团结抗战必胜思想。以伯父当时社会地位和影响，对风翔的抗日活动和民主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重返延安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虽然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公开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蒋介石强化法西斯统治和进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在抗日根据地，则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
1940年下半年，西安的国民党反共逆流甚嚣尘上，我党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根据党中央关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活动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工作方针，县委做了部署，决定原人员分散，分批转移，组织决定县委负责人王志贤离开后，我撤回延安。西府书报社也随之关闭。
10月，我到西安向伯父报告我将回延安继续学习，请他帮助寻找车辆去延安，伯父严肃又愤慨地说：“现在情况又很不好了，杜斌丞先生家被搜查，你回延安去好，林老（伯渠）那里的车也不一定安全。榆林高双成军长（地方势力，和我党有统战关系）在东关有个办事处，经常有车来往榆林西安路经延安，你去联系一下。”伯父当即给一位姓黄的处长写了一张名片并告诉我要在清早去找，我按照伯父讲的去了东关办事处。黄处长说：“你等着，有车我电话报告刘委员。”联系很顺利，我非常高兴，当晚回去就向伯父汇报了找好车辆的情况。那天晚上，伯父语重心长地给我说了不少事情，他那忧国忧民的神态和慷慨激昂的言辞，至今仍铭记在我心间。
伯父说的杜斌丞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1888年，生于陕西米脂县，幼读私塾。1913年，在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期，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毕业后，回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后升任校长。他招聘名师，民主育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优秀人才。1922年以后，他担任杨虎城高级参议和省政府参议。1936年初，促成十七路军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积极促进杨虎城同张学良合作发动扣押蒋介石的兵变。“西安事变”后，接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参与起草张、杨的八项主张，并任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
伯父说：“杜先生家被搜查，有些混账东西又捣乱了，林老（伯渠）叫我注意防暗算，办事处少去，有事他来。”伯父还说：“前几天林老来信说陕北买的机器又被扣了，叫我设法启运。”伯父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了林老给他的信让我看。伯父说他找了省主席答应查清放运。
伯父接着说：“我给省主席和很多管事人说过，陕北二十多年前，我办过石油，那里地瘠民贫，天寒地冻，棉花不能种，老百姓吃、穿、用很困难，棉花、布匹、火柴都没有。陕北是陕西省的一部分，虽然现在行政建制不同，但总是陕西的一部分，既然要我做省府委员，我就要说话。棉花、布匹、家居所用等工业制造机器都得畅其流通，生活有了保障，才能团结抗战。”他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是对的，但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我们必须为抗战出力。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必须秉公直言，见义勇为。
伯父心情平静后又说：“你住在王先生那里等车，过两天我再催问一下，你安心地读些书，不要出了什么事，叫人拿住把柄，就不好说了。”
伯父说的王先生是指王丕卿，他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元老。
10月间，黄处长通知有马车运输队去榆林在东关大车店起程，我赶到时得知次日晨起程。当天晚上，我到省银行伯父的住处辞行，伯父外出了，我又去银行对面院内向伯母辞行。伯母为我备餐送行，留宿叙谈家常。次日黎明时，伯父赶来话别，给我一件羊皮大衣和100元钱。伯父说：“大衣是伯伯北伐时骑马穿的，你的伤还没好，北山冷，你穿上好保护身体。”伯父又抚摸了我右肩伤处，感慨地说：“还是举不起来，加强锻炼、千万小心！”伯父亲自把我送出大门，仍关怀地叮咛我，小心，小心！
在东关大车店起程时，我大哥刘仁民专程赶来送行，他给我十五元路费。车队是由十辆马车组成装运冬服的。经六七天行程，车队到了延安，夜宿东十里铺。我推辞说身体有病，想在这里柳树店医院看病治疗一下，让车队先走。马车队走了以后，我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乐少华、王宏谟同志接待了我，随后我到中央干休所，看望了西府地下党负责人吕剑人同志（注）和从凤翔来中央党校学习的蒲光同志。
延安的行政学院研究班
1941年1月，我被分配到延安新成立的行政学院研究班学习。
延安行政学院是1940年中央决定组建的，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宣传部共同领导。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兼任院长。1940年秋，延安行政学院成立研究班，共有四十多人，分五个小组。云扬（白晶泉）是从重庆东北流亡总会来的。吕枫（沈毅）是从晋西北三县妇救会主任岗位来的，她和晋东南来的魏克从晋西北根据地兴县背着背包步行十八天才到延安。我们小组还有从舟山群岛来的白苹洲，河南舞阳来的李再藻，大青山根据地来的张和，大后方的坦克兵蓝曼，边区来的县长张云山，四川来的县长（地下）赵某，晋东南来的蒲某等。记得研究班有五人担任过县长，七人是大学生。
学院起初开的课程，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南汉宸讲国民政府的机构制度和工作程序，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讲边区经济建设，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讲边区司法工作，从马列学院研究室请教员讲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讲自然辩证法。关于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方面经常请中央领导作报告。报告都十分感人，记得皖南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参谋长给我们作报告，会场群情激愤，大家高喊：“打倒蒋介石，为牺牲的同志报仇。”讲课的人虽然都担任比较高的职务，但下课后和我们交谈很随便。
除了听报告以外，基本以自学为主。大部分时间是阅读讲义，看参考书，准备发言提纲参加小组讨论。班里的讨论非常热烈，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文化和理论水平差异很大，讨论起来观点很难一致，有时争论起来忘了吃饭，甚至饭桌上还在争论。在我们小组里，云扬同志是讨论发言中的活跃分子，经常引经据典，与白苹洲大姐、张和等争得面红耳赤。
云扬同志不仅学习讨论积极，在大生产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在延安生活最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延安军民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云扬、吕枫等女同志积极参加纺线、织毛衣、做鞋、做布袜子等劳动。我们全组的毛衣、毛裤、鞋袜的制作，都由他们几个女同志包了下来。此外，在伙食管理方面，我们轮流做饭，云扬和魏克做饭经常变换花样非常好吃，深受大家欢迎。
我们在延安前几年，虽然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但是精神非常愉快。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云扬是活跃分子，被选为同学会的文娱委员。她既是唱歌跳舞的组织者，又是教员，经常到各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教大家跳秧歌舞和红军舞。
行政学院学生会主席
行政学院成立了学生会，其任务是发动同学主动积极辅助学院完成教学计划。大家选举我为学生会主席，参加院务会议，参与院内各项建设工作，保证院首长指示和院务会议决议在同学中贯彻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