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休之后，罗副校长叫学员就位坐好，请毛主席继续作报告，主席这时候已回到主席台上，他没有坐下，站在台上接着讲：“我给你们讲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敌强我弱。中日民族矛盾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民族资产阶级等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就是我们党提倡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毛主席踱着步，在精辟地分析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后，又讲到“八一宣言”的发表，从挽救中华民族的高度，阐述了统一战线是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压倒一切的任务。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过去国民党反动派五次围剿我们、打压我们，我们还要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道理。全体学员听得群情振奋，多次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毛主席讲了统一战线以后，还讲了今后如何开展持久战和游击战等问题，最后告诫我们：
“一定要有长期打的准备，我们一定可以消灭日本侵略者。”
毛主席报告结束了。我灵机一动，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于是一个箭步跳上讲台，向毛主席行了一个九十度鞠躬礼，双手捧着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和笔递给毛主席说：“主席，请您给我题个词。”毛主席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接过笔和本子，在笔记本上写道：“学好本领上前线”，然后在右下角写上“毛泽东”三个刚劲有力的草体签名和年月日。其他学员看到我的“成功之作”，一个接一个跳上讲台请毛主席题词，直到罗副校长走过来，学员们才离开毛主席。我捧着笔记本看着看着，心里一下子开窍了，“学好本领上前线”，对呀！今天我们就是学习本领，而且是毛主席教给我们的本领，只要我们每个学员学好本领，我们就能更好地上前线杀敌。
罗副校长是做群众工作的一把好手，他抓住大家情绪高涨、还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机，要我们讨论感受。一阵热烈的讨论后，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今后无论到哪个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特别是在当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群众发动起来尤为重要。
1938年6月初，我们光荣地毕业了，我牢记毛主席写给我的题词：“学好本领上前线”。
但我的愿望没能实现，在陕公学习刚毕业，领导又让我上抗大继续学习。一到抗大，领导就指定我当班长，党支部选我为支部委员，组织指定我任民先队队长，身兼三职。对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任务繁重。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我经常勉励自己，既然没机会上前线，在后方学习只要能带好头，做好排头兵，给学员们做好榜样，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因此，在学习上我勤奋刻苦，在工作上积极主动，在纪律上严格要求，在军训中不怕苦累。我特别注意帮助新来的学员，教他们如何适应生活和学习。所以，在学员队伍中我很受他们敬重，学习成绩又好，经常得到学校的表彰。
1938年11月，我在抗大学习毕业了，开始组织上决定让我上前线，正准备出发，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学校决定选一批优秀学员留校参加抗大政治指导员训练班，我被选中了，并派我去参加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代表大会。
被日军飞机炸伤致残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这其实是全国性的青年大会，华北、华中等各解放区、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以及八路军、新四军都有代表团参加。我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代表团的成员。在大会会场上，我遇见了1936年在凤翔师范学校开展抗日救亡“双一二”运动的同学任志强（任戈白）。
任戈白是陕西兴平人。1937年入的党。后来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秘书，西府工委组织部部长，西府地委秘书长。解放后，在宝鸡当过市委书记，后来到新疆工作，当过青年团新疆省委书记、中共乌鲁木齐市委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时，他是关中青年代表。
大会开始就请毛主席讲话。当天很冷，陕公大礼堂更冷，大家提议到院子太阳下开会。代表们围坐成马蹄形听毛主席作报告。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也都分别讲了话，陈云着重讲了青年工作。
11月20日是星期天，大会休息，各代表团安排活动。我和抗大三大队的几个同学先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地方队部研究讨论发言的事，随后又去新华书店看新出版的书。在民先队队部，我们就听到了空袭警报，枪声、炸弹声也很激烈。结果刚跑到新华书店的院子就遇到了敌人空投的炸弹，一个大阅览棚被炸烂了，当场死伤了很多人。我的右肩肩颊骨、关节负了伤，一个同学帮助我绑住止血。我们看到这里危险，就一起向北跑去，碰巧遇见了总卫生部的顾问马海德，他带我进了一个住人的窑洞，我们一起的三大队民先队女生队长冯佩章给我喝了盐水。这时，罗瑞卿副校长带救护队跑来了，护士把我刚绑上的绑带剪掉，又重新进行了包扎。罗瑞卿副校长问我是哪个大队的，我回答说：“我是三大队一队刘安民。”罗副校长命令立即送抗大医院，警通连的战士卸下门板，冯佩章扶我躺下，战士们抬着我立刻下山。
在山坡上，遇到了三大队同学任志哲。他是听说我在新华书店被敌机炸伤，特地来找我的。任志哲让冯佩章回三大队报告，他与警通连战士一同送我去抗大医院。下山后，他看见抬我的门板上流了很多的血，就想先到城里边区医院门诊部重新包扎。他跑进去一看，边区医院门诊部内外已经挤满了伤员，有干部，也有老百姓。他就找到了一个枕头，垫在当枕头的砖上。他说：“我们快过飞机场，直奔桥二沟。”在路上，他看见我浑身直发抖，就脱下他的棉衣给我盖在身上。那时条件艰苦，他脱了棉衣，就只剩一件破衬衣了。就这样，他和警通连战士交替着，急急忙忙抬着我通过了飞机场。
赶了十多里路，到桥二沟时天已经黑了。得知抗大医院在延河南边半山沟的罗家坪村，考虑到夜间抬我涉水过延河很危险，他们只好找驻地党校卫生所过夜。卫生所的同志很热情，安排我到了一间暖和的小屋，还给我喝了热盐水。卫生所的医生又过来看了伤口包扎情况后说：“包扎的还可以，不要再动了，明天到医院再处理吧！”
就在这时，突然传达校部命令，天主堂附近是空袭目标，明天可能被空袭，各部门必须连夜搬到后山去。卫生所立即就搬走了，给我们的小屋留下一小盆木碳火、一盏油灯、一个碗。因为流血过多，我身上很冷，任志哲去找在党校学习的强毓英（胡明），她是我在西安师范学校的同学。但党校纪律很严，不允许学员夜间外出，好说歹说，胡明也只能将自己的被褥交托任志哲带给我盖上。任志哲这时候才穿上自己的棉衣，坐在我旁边的一块石头上熬了一夜。
按党校指示，我现在睡的小屋是空袭危险区，天亮后必须赶快离开，而送我到这里的警通连战士已经连夜返回了。天刚亮，任志哲就去外面小街上找来了四位修机场的民工，抬我涉过延河。过河后，他们路不熟，找不到去医院的路，在山上走了不少危险的冤枉路，最后终于到了医院。
进到医院一个病区的院子里，我看见了在安吴青训班的女同学李桂兰。她马上组织人把我从门板上扶了起来，当我站起身时，看见门板和被褥已经全部是血了。他们刚把我安放在床上，空袭警报又响了，敌机轰炸声、机枪扫射声惊天动地，石头垒起的窑洞沙沙地往下漏着土。后来听说这次空袭炸坏了延安城、清凉山和机场一带，但没有人员伤亡。
空袭警报解除后，马荔医生、龚新锦护士长、李桂兰等查看我的伤口，棉衣棉裤全部是血，右肩肩颊骨、关节、肱骨头和动脉血管炸伤了，造成大出血。弹片夹在骨头缝中，马医生用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勉励我忍耐配合，但他用钳子、镊子都取不出来。我咬紧牙关仅坚持了几分钟就因大出血晕过去了。马医生只好嘱咐护士先为我包扎好，让我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护士长得知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马上给我冲鸡蛋汤喂我喝。我隐约听到门外的人议论说：是一块弹片夹在了骨缝中，阻碍了制止动脉出血的措施。血止不住太危险了，关节又被炸碎了，如果弹片再取不出，就只能截肢止血救命。
第二天上班后，马医生、护士长、政治指导员来到我的床前说：“弹片取出来才能止血治疗。”要我坚持配合，并鼓励我是优秀学员、班长，还是民先队长，又是青年代表大会代表，要我勇敢地克服各种困难。我也表态：“我会忍受一切痛苦，坚决配合直到医生把弹片取出来，但绝不能截肢，我不能残废！”几个护士先把我的手、腰都固定住，但马医生的手术钳一碰到伤口，我就痛得要命，也只坚持了几秒钟，我就哇地一声大哭了。护士们只好松了手、马医生也只好停了下来，让护士还是给我先包扎好。
马荔医生原来是南京一位有名的青年大夫，抗战救国思想积极，投奔延安革命后进入抗大三大队学习，后来调来组建医院。两次取弹片不成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手术，实在太痛苦了，所以也就暂停手术了。
两三天后，我的伤口出了很多脓血，后来取出弹片时还带出了小的骨片，肉眼观察是肱骨头和关节被炸伤了。
马医生安慰我说：“你年轻，骨头再生能力强，肌肉萎缩了不要紧，伤口愈合后只要加强运动锻炼，就可以逐步恢复的。”
我躺着不能动，过了二十多天，卫生员和护士喂我吃饭，大小便也不能下地，护士长担心我老是躺着不动会生褥疮，所以她每天为我翻身、按摩。
伤口一天天见好了，但每次换药总有脓血，有时还带出来碎骨头渣。马医生和换药的徐大姐每次都用镊子在伤口里寻找碎骨，还请了延安的国际红十字会医疗队来会诊，但由于没有检查的仪器（如X光机等），只凭肉眼实在很难找到碎骨头，所以马医生决定把伤口开大，寻找引起化脓的骨头片。这时有麻药了，我咬紧了牙关忍受着一切，她们又找出了好几块碎骨，这样伤口终于慢慢好起来了。我把弹片和碎骨头都装在一个瓶子里，保存了几十年。
日军飞机在我国的土地上到处狂轰烂炸，同胞伤亡千千万万，财产损失更无法计算。只1938年11月20日轰炸延安的这一次，伤亡就达一百五十二人，我就是这一百五十二人之一。延安这座有着近一千多年文化的历史名城，当时也被炸成了一片瓦砾。
1939年的秋季，伤口封口了，我开始了各种锻炼，但肱骨头关节损伤恢复就很困难了。我的右肩肩颊骨和关节的活动能力终于丧失了，我也成了残疾人了，七十多年来，我一直是靠一只手臂生活着。
在凤翔县委任统战部长
我负伤后，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较差，治疗了一段时间未见好转。我的伯父知道了，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要我回西安治疗的请求。办事处伍云甫给学校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这个情况，学校同意，由指导员动员我去西安治伤，并安排政治队的梁启泰送我去西安。
1939年3月，我们俩人在南十里铺八路军兵站乘汽车到了西安。伯父把我送到省立第一医院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伤势有了好转。这时，我接到家中继母病重的消息，需要回家看望，伯父也同意我回家休养。回家前去八路军办事处接党的关系，负责接待的是王哲然，他指示我回到凤翔一面养伤，一面利用伯父的关系做地方工作，伤好了再回延安学习，并告诉我到凤翔后有人以王哲然名字和你接党的关系。
回到凤翔以后，凤翔县委书记王志贤同志来我家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让我到县委任统战部长。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
开始的时候，党的活动尚能半公开进行。我在村里办夜校，可以说是大张旗鼓，青壮年和老人孩子都可以参加。对青壮年除教文化外，更多时间是讲解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如何全民行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我把在延安学到的和书本上看到的综合起来，对他们讲解。如我党十大救国纲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持久战、三阶段、游击战……大家都爱听，效果也很好。有的青年人还要跟我出来参加革命。对于孩子，就是给他们讲故事和教唱歌，孩子们的热情也很高。总的来说，夜校办得是很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