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
但去延安并不那么容易，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找不到关系。恰在这时，伯父刘定五从华北前线回来。我想，要去延安得争取伯父的支持，也相信会得到他的支持。伯父是爱国民主派，他曾经安排我的大哥刘仁民在冯玉祥的抗日军官学校学习过。
一天，我对伯父说：“伯伯，西安师范我打算不上了，想去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找不到关系，想先去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云阳青训班），然后再转延安。”我讲的时候，伯父聚精会神地听着，稍停了一会，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有决心去延安学习很好，但那里生活很艰苦，天气也很冷，二十多年前我在陕北延长办过石油……”听伯父这么一说，心想，伯父是在考问我去延安的决心。于是，我便详细讲述了这一段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再一次表达我去延安的决心。伯父听了之后，高兴地笑了一笑，对我说：“延安我有几位熟人，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等，我和林伯渠是在广州北伐时期的熟人，我领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林老，介绍你直接去延安。”伯父又问了这个时期读书的情况，我指着他书架上的《列宁传》、《斯大林传》、《解放周刊》、《大众哲学》和桌子上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等说：“这些书我都看过”，我还告诉伯父，我听过彭德怀、冯文彬的讲话。伯父听了十分高兴，他说：“毛泽东先生艰苦卓绝，有胆有识，事业一定会成功。”
伯父答应帮我直接去延安，我高兴极了，几乎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清早，伯父领我一同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出了大门后，我给伯父叫了一辆人力车，请他坐车，我跟着车跑。伯父不同意坐人力车，说坐上人拉的车实在难受。我劝他说，路远，去晚了怕找不到人。伯父这才坐上了车，很快就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的处长是伍云甫，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长征途中他先后任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政委、中央军委二局政委、中央军委直属第二政治处主任。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左路军工作，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想尽一切办法，保障了一、二、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为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秘书长兼党组书记、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和党组成员。
伍云甫对伯父很热情、很尊重，告诉伯父说林老（伯渠）有事外出不在西安。伯父指着我说：“这是我的侄子刘安民（我当时的名字），他想去延安学习。”伍云甫问了我的情况，我说：“我十七岁，在西安师范读书，刚从黄河沿岸韩城、朝邑宣传队回来，想去延安陕公、抗大学习。”伍云甫对伯父说：“现在去延安交通不便，可以先去云阳青训班学习，交通方便时再去延安。”
云阳青训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办的，实际上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投奔延安的中转站。冯文彬任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
伯父表示同意伍云甫的意见。于是，伍云甫就给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写了一封介绍信。我们离开办事处时，伍云甫处长热情地送出大门，并对伯父说：“定老有事要办，给个信，我们即办，不必亲自来跑了。”
我随伯父绕公园步行回家的路上，伯父告诉我说历史上重要人物都是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教育我必须有这样锻炼和修养精神。
拿到去青训班的介绍信，我十分高兴。第二天，我就把在师范学校的东西整理好放在伯父新城二号家中，从西安北门搭车，一行四人去云阳。当晚住泾阳县城，夜宿小店。半夜，三个国民党宪兵来店检查。说也奇怪，三个人三个态度，一个说云阳是共产党、红军的老巢，你们去干什么，把东西打开检查检查；一个说你们这些中学生啥也不懂，不好好上学乱跑什么；一个说小共产党有志气，学本领，打小日本吧！天亮就快走，遇到坏人可就糟糕了。他们说完扬长而去。
我们四个人互相张望到天亮，就赶快离开泾阳县城向云阳急行，一个多小时进了云阳青训班大院。办完手续入班坐在草铺上，反复思考昨晚三个国民党宪兵给我们上的“社会课”，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新生活。
奔赴延安
青训班学习结业后，组织上通知我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并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乘车去延安。我太高兴了，即刻返西安准备冬装，联络车辆。八路军办事处有人告诉我，最近有车去延安，我留下伯父家中的电话后就回到伯父家中等候通知。
由于我没有把具体情况向伯父报告清楚，伯父对我产生了误解。他怀疑我吃不了苦跑回来了，态度严厉冷漠，我向他鞠躬问好，他都不理。当我告诉他我在青训班结业了，组织上保送我去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过几天八路军办事处就通知我乘车去延安时，伯父顿时高兴地连声说：“好，好！”看来伯父对我的误会消除了，我就把在青训班学习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当我说到在青训班学过游击战、政治经济学和统一战线、民众运动时，伯父对我说：“要认真学习军事，毛先生（毛泽东）游击战讲得好、用得好，如果日本鬼子打到陕西，伯伯也上北山打游击去。”伯父还问了我对课程听懂的程度和理解情况。我说能听懂，教员都是做群众工作的长征干部，讲得深入浅出、通俗、生动、易懂。我还说了长征干部张琴秋、刘瑞龙、冯文彬讲课情况。伯父听得很认真，也很喜悦。他说：“好，毛先生的办法好，人才多，要好好地学习。”
两三天后的一个清晨，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叫我立即赶到，很快就开车。我急忙整理好行装，向伯父行礼告别。伯父来到我房间，查看我的行装，给我二十元钱，送我到大门口，他一再叮咛要艰苦奋斗、努力学习、胆大心细、小心谨慎。
1938年1月，我到了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学习四个月结业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三大队三队学习。从1937年11月入青训班到陕北公学结业，是我满十七周岁向十八岁过渡的一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是我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开始的岁月。经过这一段的学习，不仅对党的政策，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对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国情以及在中国如何走苏联革命道路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社会及党的认识清楚多了，解决了两三年来思想矛盾，便勇敢大胆地提出入党要求。1938年2月写了入党申请书，1938年3月经廖仁、石羡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听毛主席作报告
在陕北公学学习期间，毛主席为我们作了一次报告。
我记得在毛主席作报告的前一天，一场春雨夹着雪花飘了一天一夜，山岗上岭脚下一片银色，更显得陕北的四月春寒料峭。
这天下午，雨雪忽然止了，天空的乌云散了，天边像洗过一样明净，灿烂的阳光直照着山坡上的雪，闪耀着刺眼的光芒，使人感觉心里暖融融的。
随着一阵集合的号声，我们一千余名学员和教员手拿简易的小木凳，从窑洞里奔向青凉山脚下那个山窝窝的坪场。集结完毕，延安陕北公学副校长罗迈（李维汉）站在台上，用他那有力的手向整齐的学员队伍打着手势，拉开宏亮的嗓门：“学员同志们，待会儿，咱们要听首长作报告。”
他的话让我们这些学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没弄出个头绪。当时我心里嘀咕：来这里几个月，除了罗迈副校长，我们管他叫罗迈首长，还没看见过别的首长呢。正在想着，不知谁先喊了出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全体学员“忽啦”站了起来，说老实话，我们学员中认识毛主席的没几个，我也只是在画像或照片上看见过。但毛主席的形象，尤其是嘴唇下的那一颗痣，谁看见了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出来的。果真是毛主席，一身浅灰色军装，一顶八角帽，一双半新的粗布鞋正从山旮旯的小道上向我们走来。他左手叉腰，右手有力地摆动。
我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向毛主席走来的方向看去。只见校领导一字排开快步迎上，“唰”地整整齐齐行了个军礼。毛主席笑容满面与他们握手，然后转身向我们学员频频招手致意。在校领导的引导下，他快步走上我们临时用木板搭建的简朴马蹄形讲台。
罗迈副校长伸出双臂往下摆动，示意大家坐下，又一次拉开宏亮的嗓门：“请毛主席给大家作报告！”
掌声雷动，响彻山谷，之后便是一片谧静，仿佛一根针掉在地下都能听见。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虽然毛主席的湖南地方口音很重，但大家都听得懂。
“哗——”学员们不停地拍着巴掌。毛主席先是坐着，讲话的时候站了起来，习惯地用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摆动，示意大家安静。
“你们校长给我下命令，叫我来讲话，我讲什么呢？你们写文章要先安个题目，我讲话也得有个标题呀，这个标题叫‘张国焘开小差’。”
毛主席讲的内容正是我们想不明白的问题。我们延安陕北公学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来到延安以后，主要是学习马、恩、列的理论知识；学习在当时的形势下，如何结成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持久战、游击战，打倒日本侵略者，尤其是声讨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可是，已经学习了几个月，学员们仍然有些弄不懂、想不通，我们共产党带领全国老百姓抗日，国民党屡屡围剿我们阻止抗日，为何还要结成统一战线？张国焘在长征路上采取分裂逃跑的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开除他的党籍？还有我们中国人多势众，为什么不和小日本侵略者大干一场，把他们消灭干净，而是要搞游击战、持久战？
对于党中央带领红军北上抗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期间惊心动魄的历程，我们这些没有经过长征的学员是既熟悉又陌生。
“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在鄂豫皖建立根据地，到川陕屡挫强敌，壮大发展的英雄业绩是肯定的……”毛主席说着，坐了下来，他首先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业绩。
“1935年6月，我们中央红军二万多人历经八个多月万里转战，历尽千辛万苦，在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会合，党中央就明确了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主力，北上抗日，首先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毛主席说到激动的地方又站了起来。
“可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膨胀，他对中央苏区在反‘围剿’失利和一方面军的重大损失不满，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就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部门，由他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企图将红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分裂党中央。”
听到这里，我们学员当中有人开始交头接耳了，有的说他是个分裂主义分子，有的说他是个独裁者，我担心的是他的野心能不能得逞。
毛主席这时候仿佛摸透了学员的心，弯下腰问我们：
“你们说，党中央能答应他吗？”
“不能！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学员们群情激动。
“对！不能！”毛主席手一挥说：“我们党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既给予耐心教育又作了坚决的斗争，他看到想做大官不成，感到悲观失望，感觉革命没有前途，就拼命向西跑，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另立‘中央’、‘闹独立’。”说到这里，毛主席走下主席台，来到前排的学员面前。
“你们说，这是不是张国焘开小差？”
我们感觉到毛主席不愧为伟大领袖，既高瞻远瞩，又平易近人，不到半小时，他把张国焘分裂红军和逃跑主义的经过讲了个透。
我是第一组的组长，排头兵，坐在最前面，紧靠讲台，毛主席走下讲台后，离我最近，使我有机会向毛主席提问题。
我举起手说：“报告主席，我还有个问题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有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毛主席看着我，又看着其他的学员们，脸上非常严肃，说：“你问得好，当时也有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我不同意，因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它关系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团结大多数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领几万大军，所以还是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眼前豁然开朗，心想：是呀，这就是领袖的伟大之处。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几个月想不通的问题，主席一下子就点明白了。毛主席转过身来亲切地问我：
“你今年十几岁了？”
“报告主席，我今年十七岁了。”我噌地站了起来，站得笔直。
“念过中学吗？”主席又问我。
“念过师范！”我大声回答。
毛主席微笑着说：“我也读师范，但我上的师范与你们不一样，我读的是孔孟之道，那时我只知道孔子、孟子，后来知道洪秀全、李自成、孙中山，你们现在可不简单，像我那时的年龄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希望你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心里暖融融的，想到那么多学员，就我一个与主席对话。这时，罗副校长已宣布课间休息，主席利用课休与学员们交流，我是第一个与毛主席交流的学员，感到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