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师范学校
我孩提时在家乡县城儒林小学读书。寄住伯父家后，随着伯父工作变更，我曾在北平、太原等地上学。在北平看到租界地的日本人横行霸道，欺辱中国百姓，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十分仇恨。当时蒋介石及其政府提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日本侵略中国罪行视有若无，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视如寇仇，我甚为不解。1935年，在太原平民中学读书时，我响应进步学生号召，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我开始知道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蒋介石卖国反动本质有了认识。
1936年，我随伯父回到凤翔老家，入凤翔师范（凤师）读书。凤翔师范是由陕西省立二中改成的，我在县立儒林小学时对二中就很羡慕。大革命时期，二中演的文明戏（话剧）、出的画报我最爱看。他们还和冯玉祥的军队一样出操练武，领我们小学生唱革命歌曲。我记得唱的最多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他们又是县里开展爱国运动的先导，我们小学生拿着小旗跟他们搞宣传、贴标语、查日货、演活报剧，非常活跃。当时我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当然十分高兴。
但是，进校以后却感到与以前大不一样，在省教育厅以及学校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控制下，校园空气沉闷之极。成天是校规、纪律、作业，纪念周就是法西斯式的训话，同学们感到很压抑。然而，学生们的抗日救亡思想是控制不住的，他们采取各种形式传播共产党、红军的抗日救亡主张。思想进步的教师对我的教育与帮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我们的国文教师名叫李瑞阳，他经常给我们讲《卖炭翁》、《苛政猛于虎》、《缝衣曲》等揭露旧社会黑暗、启迪学生同情穷苦人民的故事，生动感人。他还组织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邹韬奋、鲁迅、巴金、郁达夫等进步作家著作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书籍。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读书会还组织我们阅读抗日丛刊《新民杂志》，对于报刊登载的杜重远被捕事件的文章，至今记忆犹新。
在李老师指导帮助下，我写了《保长的面孔》、《少爷和小姐》等文章，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李老师将我的文章公布于众，拿给学校的教师和同学们看。这些活动对促进我的思想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凤翔师范建校百年来，共培养毕业生三万余人，至今，他们有的成为专家学者、企业家、行政干部，更多的则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据不完全统计，凤师毕业生中，目前在国外任博士教授的有十余人，在国内担任大学教授的二十余人，获市级以上奖励的一千余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凤翔师范也因此被人们誉为“西府教师的摇篮”。
组织凤师抗日救亡协会
从省城西安不断传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推动了凤师的学生运动。当西安师范学生要求抗日罢课的消息传来时，凤师的学生张楷发起，约了一些同学研究凤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事，当时各班都有同学参加。大家意见很一致，要求教务主任陶某安排时间让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但陶不答应，借口省教育厅没有布置，执意要按课程表上课。就在这个当口，张学良、杨虎城逼蒋介石抗日，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了，这对凤翔震动极大，一下子，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书记都跑了。这时，张楷提出组织凤师抗日救亡协会，联络部分同学在27班教室集合，找陶主任商谈。陶的态度仍很顽固，还说什么课程不能耽误，组织抗日救亡协会要经教育厅批准……我们不再听他那一套，张楷当即宣布，各班提出抗日救亡协会人选名单，大家讨论协商。结果大家推选张楷、我，还有刘维华、任自强、何载等人为凤师抗日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张楷为主任，我任人事股长。这是凤师学生与校方的第一次对抗，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在一个组织中承担领导责任。
学校抗日救亡协会成立之后，我们就找新任县长、县大队长董策臣，要求召开凤翔县抗日救亡大会，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大会由县大队长董策臣主持，凤师、儒林小学、北街女小、县大队、驻军、商会、市民、妇女等两三千人参加，县长、学生代表张楷、农民代表（任戈白化装）、妇女代表、女小代表、商会代表、驻军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宣告凤翔县各界抗日救亡协会成立。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拥护、宣传张、杨的八大主张在凤翔蓬勃兴起。
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
凤师当局对在学校里刚刚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怀恨在心，十分不满。教务主任陶某、训育主任孟某等以提前放寒假来瓦解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也针锋相对地宣布三项措施：
（1）张贴宣布凤师抗日救亡协会的机构和负责人名单、办公地点；
（2）散发致同学信，揭露校方以提前放假阻挠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要求同学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张、杨八大主张；
（3）把凤师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牌子挂在校门醒目处。
凤师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领导成员十多人住校坚持工作，我记得我们当时干了以下五件事情。
一是起草、编写、印刷宣传品。记得有致同学信，致教师信，张、杨八大主张，以凤翔各界救亡协会名义编印致全县同胞书等。此外，还草拟了标语口号和漫画。
二是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当时抗日救亡协会在校坚持工作的同学，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大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分派我的任务是把住在城关的二十多位同学动员组成两个队，以村小学校为中心，早出晚归，宣传张、杨八大主张。活动范围除了城关重要街道外，还去了城郊马家庄、豆腐村、姚家小村、西古城、周家门前口等地。
三是接待西安学联工作团并协同工作。这个工作团又叫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联合会，他们来凤翔五六人，都是西师、女师、女中的抗日民族先锋队员（简称民先队），还有一位十七路军的代表。他们住在我们凤翔师范学校，主要是联络、检查、推动抗日救亡工作。我参加了接待，并配合他们工作。县长、县大队长也热情地接待工作团。工作团给我们讲了西安和沿途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并检查我们在城关宣传点上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鼓励我们继续抓好宣传。
四是接待西安民先队宣传队并协同工作。西安民先队是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一行二三十人专程从西安来凤翔，在凤师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参加我们凤师的宣传队共同进行宣传活动。在这期间，我们广泛地交流了对形势的认识和民先队发展的经验，我结识了五六位民先队成员，其中就有后来是我西师同班同学的梁宏进。1938年11月，我在延安被日军飞机轰炸负伤时，他步行九十华里来看过我。
在和民先队队员交谈中，知道民先队是共产党领导组织青年进行抗日的革命组织，我提出要求参加。1936年12月，凤师同学张楷介绍我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
五是争取县政府、县长、县大队长及开明人士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旧的县政府、县党部当官的都跑了，现任的主管都是拥护杨虎城，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所以工作协调，进展顺利。
正当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在凤翔蓬勃兴起、宣传活动深入进行、民先队着手发展之时，蒋介石被释放，中央军开进了凤翔。情况变了，抗日救亡协会骨干疏散了。大家又沉闷下来，为了隐蔽，同学们就转入了读书。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实在是闷得慌，于是就转学去西安师范学校，进了二十九级。很巧的是与梁宏进同班，我们论形势、谈民先，情绪稍好点。但随着张学良被抓、杨虎城出洋，西安的空气又沉闷起来了。当然，民先队也就没有什么公开活动了。
西师的抗日宣传队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犯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天，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在我党催促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西安事变”提出的“联共抗战”主张终于实现了。全国人民高兴，抗日民主的热情高涨。面对日军猖狂进攻、黄河沿岸吃紧的形势，西安加紧备战。学校到处是“到前线去、到农村去”的呼声，梁宏进告诉我们，学联、民先队组织学生农村工作团，于是我们就报名参加。
在此之前，我已参加了西安新文字协会。
西安新文字协会是一个左派文化组织，提倡学习、推广新文字活动。我是1937年8月参加新文字协会的，协会成员多系左派青年学生。协会搞抗日救亡活动，常驻工作人员很多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协会派了教员到各学校上课。当时延安也设有新文字学校，校长是吴玉章。
报名之后，我们全班停课，联合女校组织宣传队去黄河沿岸华阴、朝邑、韩城等地宣传。国民党省党部企图阻挠，抗敌后援会不给我们派车，经我们请愿斗争，才终于给我们安排了一辆装煤的敞篷车。就这样，我们冒着大雨出发了。在华阴，我们下了车，步行至黄河岸边。虽然很苦，但大家情绪高涨，热情似火。宣传队分话剧队、宣传队。话剧队有二十多位同学，女同学是培华女中的。我们紧张地准备了二十多天，排演五六个街头剧，练了几首歌。虽然是仓促出场，但每天晚上的演出都很受群众欢迎。这一带是沙土地，出产花生。演员吃花生吃得嘴上火，说不出话，又得找胖大海。后来，我们就定了一条纪律，不准吃花生。我所在的话剧队谁是队长记不清了，很可能是梁宏进，要不是他，不会有人把我推去担当像现在节目主持人的角色。那时话剧团的报幕、总务、化装都是我。可能是我读了几本话剧的书，又听过上海救亡剧团的报告，而平时又好发表议论才招来这个差事。
演《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员”是符忠孝，后来改名符浩。他比我大几岁，1916年4月出生，是陕西省礼泉县西张堡村人，家境很贫寒。后来我们一起去延安，1938年一起入的党。他先后任八路军团政治处干事、股长，军区政治部科长、部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军区和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共、美三方）派驻德州第十五小组中共上校代表，人民解放军第九十八师政治部主任。1950年他调北京外交部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驻越南、日本大使，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当时我们的话剧团里，他是很受观众欢迎的演员。
宣传队除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宣传动员外，每个同学都得抓紧学习，话剧队规定每天早饭后学习两小时。梁宏进搞来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等给我们传阅。
宣传队在黄河沿岸活动了一个多月，这一段时期的宣传实践活动，使我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决心追寻共产党
宣传队返回西安后，我们面临着是继续上课还是参战的选择。
晋中激战后，转眼间就是黄河沿岸吃紧，日军的侵略目标显然是想西进陕西西安，这样一来西北将战火遍地，想继续上课已不可能。我和梁宏进、符忠孝（符浩）、强毓英（胡明）等几个同学商量，决定不回校上课，决心去延安入陕北公学或者上抗日军政大学，投奔毛泽东、共产党和红军，争取赢得抗战胜利，走向苏联人民建设的幸福光明大道。
回忆起来，我最终下决心奔赴延安的思想变化过程，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
大革命时期接受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赞成、拥护、崇拜孙中山。那时我胸前佩戴的是中山像章，教室里悬挂的是孙总理遗像。“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专制独裁，内战不断，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搞假三民主义，被帝国主义吞并的危险一天比一天严重，国难深重，人人都在想救国之道。在这个时期，我相信过读书救国、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救国，也想过“工业救国”、“航空救国”。在“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件”以后，现实给我的教育使我认识到，上述想法都行不通，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救国救民，才能最终走向世界大同的美好社会。而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去延安、找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