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
1920年10月，我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城南乡（现为南指挥乡）八旗屯。
凤翔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东毗岐山，南邻宝鸡，西连千阳，北接麟游。凤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史料记载，凤翔古称雍州，是华夏九州之一。相传，商代末年，曾有神鸟——凤凰栖落于东城外池潭饮水。先秦时期，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引来精于吹箫的隐士箫史，知音相遇，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留下了“箫史弄玉，乘鸾跨凤”之说。春秋战国时，秦国在此建都达二百九十三年，历经十九代秦君，是秦人的发祥地、建国根据地和总后方。唐代雍城城防建筑据说是受凤凰踏雪留痕点化而成，唐至德二年（公元七百五十七年）取祥瑞之意，改天兴为凤翔，这一美丽的神奇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凤翔过去曾是丝绸之路重要驿站和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西凤酒乡、民间工艺美术之乡和泥塑之乡，可谓“成周兴王之地，赢秦创霸之区”。历史上的凤翔是关中西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民风淳朴、人才辈出。
凤翔地处内陆，属温暖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半湿润、半干旱，四季分明。其物产丰富，自古为关中西部公路交通枢纽，素有“旱码头”
之称。
城南乡八旗屯周围十三个村子，我家在南沟道村，二十余户人家，邻近县城大道。村的北头距我家四五百米的地方有关帝庙、大戏台、小学校和十余家药铺、杂货店，是八旗屯交通、经济中心，对县城里的消息很灵通。
家世
我家的家业是祖父那一辈积累起来的。听老人们说，祖父那一辈很贫苦，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但祖父人很能干，经过努力使家业一点点兴旺起来。祖父去世很早，我未见过他。
到我父亲这一辈的时候，我家已经有地八十余亩，房二十余间，雇工三人，家中生活富裕，应该算是经营地主。但是我的舅家是贫农，生活很苦。我两岁时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续弦。我的大哥刘仁民、两个姐姐和我是一母同胞，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是继母所生。
回想起来，我对家庭缺乏感情。这主要是由于我的父亲刘章玉当过药铺学徒，赶过车，拉过脚，思想封建保守，有钱不供我读书，硬逼着我去学做生意。在家中，我整天挨骂受气，心情很压抑。于是，我给伯父写了一封信，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伯父看懂了，马上回信让我到他的家里去住。从十二岁起，我就寄住到了伯父在北京的家中。
在伯父家中，对我来说真是换了天地。伯父鼓励我学习文化知识，增长才干；向我灌输进步思想，要我树立为公众服务的品德。这些都是对我的启蒙教育，为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我的伯父
我的伯父刘治洲，字定五。1882年生人。由于家境贫寒，自幼由一位表兄供他在一所寺院里读书。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考入凤翔府中学堂，后经选拔入上海理化专科学堂深造，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0年（宣统二年）冬回国，担任陕西中等农林学堂理化教习。1912年，在伯父主持下，该校改为三秦公学。伯父与井勿幕、张凤翙、胡景翼等辛亥革命元老交往甚密。1911年辛亥革命中，10月西安起义成功。11月，清军进犯凤翔，凤翔兵寡弹绌，情况危急。时在凤翔八邑中学堂任教的伯父，被派往西安求援。与此同时，伯父又与王丕卿等磋商，联络关中民军共同抗击清军。苦战三个月，清军溃退，解了凤翔之围。
1912年冬，伯父被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3年6月，袁世凯解散国会，伯父离开北京去上海，进行反袁活动。1917年7月，与国会议员二百余人南下广州，参加广州护法国会议员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伯父担任了大元帅府秘书。1922年6月，应黎元洪之邀，出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次长、代理部长。1923年10月，曹锟用搜刮来的一千三百余万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选自己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丑闻之一。伯父坚决反对曹锟贿选，主张迎孙中山北上商定国事。1924年12月初，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推伯父与屈武、李仲山、寇遐、李可亭为代表赴天津，欢迎北上抵津的孙中山。1925年5月，伯父调任陕西省省长。1926年4月至11月，西安遭受军阀刘镇华围攻达八个月。伯父深知处境艰难，慨然以“铁肩担道义”自勉。反围城斗争期间，他一直与杨虎城、李虎臣住在一起，为他们讲《史记》、《纲鉴》中的英雄事迹，讲古代兵家整饬军纪、爱民敬民的故事，鼓舞将士士气，坚定守城信心，并想尽办法筹集粮食，动员军民互助互济。西安解围后，他作为守城军民的代表，去平凉会见并迎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冯玉祥后来回忆道：“西安被围八个月，始终屹然不动，定五先生的功劳实在不可泯没。”
1927年5月，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二十四万人由西安出师北伐，攻克郑州、开封。伯父随冯玉祥的部队出征，曾担任郑州市市长、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和冯玉祥的高级顾问。在郑州时，曾与中共党员共事，掩护过南汉宸、张道吾等。
1930年春，伯父以冯玉祥的总参议名义去太原，促阎锡山下决心反蒋。被阎锡山聘为高级顾问。此后，他为反蒋抗日，奔走各地。1932年冬，协助冯玉祥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总参赞职。他在天津设置秘密联络站，负责与各地反蒋、抗日力量联系，借以筹集抗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动员正在上学的侄儿仁民，去察北抗日。1934年秋，伯父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冒险南下广州，与陈济棠密商联合反蒋“抗日方案”；北返途中，在滁州车站遭南京特务逮捕，扣押于南京狱中。后阎锡山、冯玉祥等坚持向南京要人，在他们的营救下，伯父获释，回到太原家中养病。
1935年，冯玉祥的部下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聘请伯父担任高级顾问。当时，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同意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任委员长。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伯父与运动的组织者许德珩见面后，为学生运动做了掩护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当局因伯父为西北官场元老，特任他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陕西省银行董事。1944年，伯父推荐中共党员张锋伯出任临潼县县长。由于张锋伯暗送武器和军需品支援边区，被敌特发觉，遭逮捕入狱，伯父数次在省政府会议上面斥经办的主管是诬陷好人，并声明如果不释放张锋伯，就将会同全陕乡绅上告。当局迫不得已，只好将张锋伯撤职释放。解放后，张锋伯曾担任陕西省省长。
1946年秋，伯父脱离陕西省府公职，1948年移居上海。1949年初赴香港，与李济深、郭沫若等同住一起；后由中共组织安排北上。同年冬，新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约见伯父，委托他再去香港，协助进行对台宣传工作。伯父按照周总理的安排，1950年春去香港，已近古稀高龄的老人还在尽心为祖国统一奔波。1953年夏，他返回北京，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毛主席曾派人慰问他，并转交赠款。在漫漫长夜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中，他始终站在社会进步的一边，向反动的阻碍历史前进旧势力进行顽强的抗争。在参加政治斗争中，伯父与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胡景翼、杨虎城、南汉宸、王绍鳌、余心清、张奚若、翁文灏、杨秀峰、张友渔、梁漱溟等知名人士交谊甚厚。
伯父长期以来反对蒋介石，倾向共产党，在他的书架上，读书、新知、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很多。与他交往的人都是很有学识的，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我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在校读书的劲头也大了，各种各样书籍读了不少，头脑中也产生过不少美好的想法。什么“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精忠报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航空救国”等思想都曾萌生过。
1941年1月，我进延安新成立的行政学院学习，林老（伯渠）是院长，他讲边区建设课，南汉宸（注）讲政权建设课。讲课的人虽然都担任比较高的职务，但下课后和我们交谈很随便。有一次和南汉宸交谈，他告诉我说：“你伯父为人耿直，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中央让我去解释国共合作，放蒋介石团结抗日，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开始定五先生就是不同意放蒋介石回南京，他认为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你现在抓住了他，你讲什么他都会答应，如放他回南京，一定翻脸不认人，还得杀你个人头落地！”南汉宸讲，他给伯父解释了两三次，伯父仍不同意放蒋介石回南京。伯父对南汉宸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抗日，过去的事都不提了，全力以赴想办法抗日。但蒋介石能放弃成见一心抗日，我不相信。”
1963年7月6日，伯父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和民主党派在北京隆重公祭，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遗体公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的碑文，是全国政协撰写的伯父生平事迹和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大姐刘淑英
我的生母早逝，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当时我最小，仅两岁。大姐刘淑英为老大，也只有九岁。大姐从小就非常聪明，她学女工——做得一手好针线；进厨房——做得一手好饭菜；入私塾——她能读四书五经、《论语》、《大学》、《诗经》。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钻在大姐的怀里，听她背书、看她学习。
我们三个小的都得到了大姐的关怀和照顾，应该说，大姐对我们有母爱之恩。
1939年，我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前往凤翔县任县委委员、统战部部长。1940年，国民党统治区反共逆流甚嚣尘上，地下党活动日趋困难。上级决定：凤翔县委人员疏散、分批转移，决定将我调离凤翔，重返延安。我把我的去向告诉了大姐。面对国民党大抓大杀，大姐十分担心我的安全，但她毅然决然支持我回延安努力学习。
就在我离开前，大姐在豆大的油灯下千针万线，赶绣了一对枕巾。在枕巾上她特意绣下八个字——自强不息、乐观进取。我将这对枕巾揣在怀里和大姐告别，返回了延安。战火纷飞年代的告别，隐含着永别。然而大姐对我的祝愿、对我的希望，给我增添了无尽的力量。带着这对枕巾，如同揣着大姐的心意、大姐的希望和期盼。我终于越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躲过了国民党的闪闪刀光，回到了延安，进入延安大学工作、学习了五年。
这对枕巾陪伴着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伴随我从1952年调入航空科研部门工作直到离休。2002年，在我八十三岁的时候，我把这对枕巾交给了大姐的孩子们，希望他们永远记住“自强不息、乐观进取”。我告诉他们，这是咱们家的传家宝，应以此教育、勉励子孙后代。
注释：
南汉宸（1895—1967），原名南汝冝，化名王剑秋，山西赵城（今洪洞）人。1911年入太原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曾参加太原起义。1924年入冯玉祥部，任国民第三军军需官、参议，次年任干部训练处处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组织国民联军，他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当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27年冬，他受中共的派遣赴皖北建立党的组织，任皖北特委书记，积极组织暴动，公开身份是杨虎城第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36年，在“西安事变”前后协助周恩来做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事变、逼蒋抗日的工作，并代表我党参加政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39年9月，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结束后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秘书长。他是党内的金融专家，从1949年至195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1954年起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