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革命以后，除在延安抗大一段时间之外，绝大部分时间在基层单位工作。而在空一所、601所、630所搞科研工作的时间最长，感受尤为深刻。想想这几十年的情况，感慨颇多。有人说我的人缘关系好，都这么长时间了，敬重我的人没有少。也有人说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技术干部，创建并领导了空一所和飞机设计所，取得了成功，把630所的科研试飞也抓上来了。这是什么原因？我也想做一些归纳总结，供大家借鉴参考。
领导者的人格力量
记得1979年年底，在沈阳参加歼8设计定型会，当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我也来参加会议和我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台下同志们都站起来，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很感动。这是群众对我最简洁明了的鉴定。一个基层单位负责人，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比什么都重要。一个领导者能否事业有成，除了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之外，主要是人格力量。群众敬佩我，支持我，我想主要是他们在敬仰航空事业，敬仰热爱航空科研事业和对航空科研事业的责任心、事业心。我顺应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愿，给他们创造条件，提供充分施展他们个人才能的机会和条件，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上个世纪60年代，生活很艰苦，工资又低，科研条件又差，但群众中确实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愿意为航空科研事业贡献自己全部力量。把积极性变成行动，就看干部怎么做好这篇文章了。我当时就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认认真真当好我的“条件所长”。群众现在还没有忘记我，无非是我为他们发挥才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把科研人员视为搞飞机研究设计、试制生产、试飞研究的第一本钱。
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
我对知识分子情有独钟，认为这支队伍很可爱。不论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还是建国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爱国、爱民族，也爱共产党。他们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千古流传下来的那种自强不息的血液，继承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一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
他们的要求实在不高，只要求能得到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得到社会对他们的承认；只要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有一个能施展他们才华的氛围；只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国家、民族和社会；只要得到政策允许的那一点报酬、权利、保护，他们就会忘我地努力工作。在长期的与知识分子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到这个群体代表着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作为知识分子占多数的科研机构的领导者，我既受到他们的教育、感染，又意识到带好这支队伍责任重大。
在基层单位做负责工作，我感到遗憾事不少。基层单位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接受上级指令，并按指令办事。典型的要算聂老帅提出并经中央批准的《科研十四条》，真是深得人心。可林彪也搞一套，“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中央也下了文件，都要下面执行，当时就感到在打乱仗，可不能也不准说呀。结果在下面就制造了矛盾，六院一所“四清”运动前发生的党委三年争论就是一个实例。
在那“左”的思想盛行的年代，能不能爱护、尊重、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领导者的一般水平能力问题，而是领导者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尽管我为了保护知识分子承担了很多风险，也受到了折磨，但我现在还认为：值！永远值得！
关心群众生活疾苦
关心群众生活疾苦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到底，是关系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的事，领导者要想得到、听得到、看得见。
1961年六院一所组建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供应困难。我们原来在部队的同志还好一些，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有38斤。但从地方来的同志，如112厂飞机设计室的同志，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粮食定量低，不少职工吃不饱肚子，瓜菜代，身患肺结核、浮肿等多种疾病。大家每天都要控制粮食定量。徐舜寿同志家中有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大，他用一个罐头盒和一根有刻度的木杆做成秤，每天按9两控制，否则到月底就可能断了粮。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不平静，同志们身体有病得不到治疗、连饭都吃不饱，怎么能有精力搞科研？有了对群众生活问题的这种想法，就会有解决问题办法。尽管建所初期各方面工作都很忙，但我还是多方与空军的医院（463医院）联系，把有病的同志送去治疗。当时沈阳112厂的飞机设计室过来了243人，一次就给医院送去了70多位病号。在解决大家治病的同时，我要求利用原来试验厂在沈阳苏家屯的一个农场，组织干部职工轮流到那里劳动，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粮食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结果当年就有收获。到收获季节，全所群众分粮、分菜，大家非常高兴。解决了吃不饱的后顾之忧，大家的积极性就更高涨了。1974年，我调630所的时候，也抓了农副业生产。我们机场附近空闲的地方很多，就组织大家用自己的劳动解决当时供应紧张，粮食、蔬菜短缺的问题，效果也很明显。还有就是为大家修路、解决吃水，等等。
我到630所以后，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老同志夫妻两地工作，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不能团聚。这样的状态造成很多生活上的具体困难。不能安居，心不能安定下来，当然谈不到乐业。这些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群众自己是难以解决的，只有依靠组织。我跑省、市委领导机关，向他们汇报，提出希望省、市委先解决100名职工的两地分居问题。同时也作出承诺，调来的家属，尽可能在所内安排、消化。所里实在安排有困难，再请市里帮助安置。这件事得到了省、市领导重视，同意为我们解决。我们搞了一个解决方案，列了几个条件，给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群众排了一排队。就这样，很快问题得到了解决。家属来了，住房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让各单位“各显神通”，先自己挖掘潜力，想一切办法安排，等所里有条件后再逐步解决。
在大的事情上、关心多数群众的事情上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应该这样。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那还是在六院一所的时候，一天我坐车到所外办事，见到所内一个高个子职工扶着爱人在急急忙忙地赶路，我赶紧叫司机停车问明情况，原来爱人临产，他在送爱人去医院。我听后立即下车，让司机直接把他们送到沈阳妇产医院，我自己走回所里。
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必须想到，只有心中有了群众，群众心中才会有领导。领导从细微处一点一滴地关心他们，他们会以加倍努力的工作来回报组织的关怀。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和有特殊困难的群众，更要关心。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多了，物质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不知多少倍。但千万不要以为关心群众疾苦是老一套，必须看到这是我们和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生死相依关系的纽带。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记住，不管到了什么年代，失去了群众，就失去了群众对自己的信赖，也丢掉了我们的根基，自然也就丢掉了事业。
系统思维能力
系统思维是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我没有系统、正规地学过航空技术这门学问。说我不是科班出身，恰如其分。但是，我也有些有利条件。由于长时间接受党的教育和战争环境的锻炼，使自己具有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密切联系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整套工作方法，有组织管理和决策能力，有不讲空话废话的务实工作作风。这些都形成了在工作中的系统思维的能力。
飞机的研制、设计、试飞等需要对一个大系统的综合分析、思维。与飞机设计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在一起，参加技术问题的研究讨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许多问题还需要我作出决策，这些都使我的系统思维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
我觉得自己系统思维能力还得益于学习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方法论。这使得我能善于听取科技人员呼声和建议，善于把他们的合理建议集中起来形成开展工作的方案，善于组织各类人员，包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员，共同完成既定的任务而共同奋斗。因此，我也就得到大家的认可、赞同。
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尤其是航空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在工作中注意集思广益，发扬决策民主，在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经过自己的缜密思考和综合分析判断，最后作出科学的决策，这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关键。现在已经有很多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我认为大家应该认真学习，通过实践，融会贯通，真正掌握。
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我是主张要搞政治思想工作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有着很强的战斗力。现在是和平年代，是经济建设年代，政治思想工作还需要不需要？我看还是需要的。
有人认为只有搞政治运动，才是抓政治思想工作。现在明确不搞运动了，也就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要抓了，我看这个想法走到相反方面去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宗旨应是以正确的思想引导群众，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引导群众培养高尚的理想和道德情操。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与人为善，遇到存在问题的时候，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搞引导、启发、激励和必要的疏导，以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完成革命任务。过去动辄用阶级立场、什么主义、什么右倾等来压人，这当然是错误的，这样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现在没有了政治帽子，但对群众采取压服而不是说服，处理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不民主，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对群众的认识问题，不加以引导，有的甚至采取粗暴的手段对待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由于这些情况的存在，有的地方干群矛盾激化，不仅影响工作、影响科研生产任务的完成，更有甚者，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这其中固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但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是很主要的原因。
虽然时代不同了，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是不能丢的，只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提高，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放弃。
离开基层单位确实很留恋。那里有我众多的良师益友，那里有我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事业，那里有我们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我衷心祝愿他们把我们国家的空军装备大大改善改善，把我国的航空事业大大发展起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