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干部和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领导机关表达对这种形势的忧虑，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是都错误地和庐山会议上中央领导层内部争论联系起来，甚至和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统统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打击，给党的工作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虽然没有给空一所组建带来全局性的危害。但还是有负面作用的。例如，对×××同志错误的处分，不仅伤害了本人，在其他同志的思想上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有一天，我刚出差回来早晨上班，×××同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所长，我因写信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而被调离一所去工厂了，向你告个别。”我对他说：“你先等几天，让我了解情况再说。”到了办公室就去问翟政委，政委把政治处的有关同志找来，详细地介绍了×××的情况。
×××同志（后任六院一所三室党支部书记，六院六二九所党委书记）家住皖北农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部队实行军官服役条例之后，他根据军官可以享受定期休假待遇的规定，经领导批准休假回家探望老母亲。他回到家中之后，看到皖北农村很多农民外出逃荒，他家中只有一位堂姐还活着，老母亲和孩子共六口人已经饿死或因缺吃少穿而生病死去。群众反映这是由于连年水旱灾粮食欠收和把农村青壮劳力抽去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地里庄稼无人过问造成的。加上省、地领导为了完成国家当年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多交粮食，造成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目睹自己家中和农村这种惨状，×××同志内心十分难受，心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按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看到的情况，以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纠正错误，拯救处于灾难中的人民群众。他冥思苦想，在返回北京途中，在济南车站以署名“未亡人”向安徽省委投寄一封反映自己见闻的信。一个多月之后，这封信被安徽省主要领导人批示为具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言行而进行查处，认定“未亡人”就是×××，要求部队严肃处理。
空一所政治处从上级政治机关那里知道已经提出处理意见，要给×××同志处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调离北京，下放劳动。政委翟曾平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不当，我总觉得×××同志在信中反映的情况既然是他亲眼所见，组织上要处分他首先要核实情况，听取他本人意见。如果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党员实事求是地向党的组织反映真实情况，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不是什么错误，不应受处分。至于未署真实姓名，只是个缺点，给予批评教育就行了。经过了解，×××信中反映情况属实，我们请求上级重新处理×××同志的问题，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请示汇报，但在当时政治压力下最后还是给予×××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由空一所安排先去管农副业生产。无疑，这样处理是错误的，是对×××同志一次严重打击。直到1962年9月，六院一所政治部在贯彻《科研十四条》、进行“摘帽子，解疙瘩”和为在反右斗争中的错案和受到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的时候，才撤销对×××同志的错误处分，这是极为深刻的教训。
文革悲剧不能重演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究竟造成多大损失，我不得而知，从现象上看全国就像一个人得了一场大病，伤了元气，伤了精神，亟待调养、整治。
我恢复工作以后，看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讲话，对我进一步认识一所的“文化大革命”十分重要。
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7月15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军队“有点散”时说：“所谓‘散’，主要是有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又是由好多山头形成、结合起来的，有点山头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通过延安整风，应该说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那种山头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形成的。从1941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经过延安整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那一股劲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没有提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说‘支左’有功，在‘支左’当中，因为那时群众分成两派，是革命队伍中的两派，不是资产阶级两派，这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部队‘支左’，自己也卷到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后台，卷到地方派性里去。同时，把派性带回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两派。军队里的派性，同地方的性质是一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9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它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也不该容忍。现在，军队里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个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其实，那些常常喜欢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却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所谓垒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垒起来了。……有些部队的派性是在地方‘支左’中形成，带回部队，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好多派性问题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的弊端。沈阳炮兵司令部奉命对一所实行军管后，主要领导同志违背了中央要求“支左”、支持革命群众大联合的指示，急急忙忙表态，一屁股扎进了一派群众组织，还真的切切实实地支了一派、压了一派。
全所辛辛苦苦搞的歼8飞机，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研制进度延缓了两年多时间。“文革”这10年，整个航空科研受到极大冲击，科技队伍青黄不接，必然拉大了本来不太大的差距。到80年代，有人给我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搞一架新飞机，相当于用50度的温水把它烧开，而我们搞一架新飞机，等于把冰先化成水，再烧开它，这就是差距。受损失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为之而奋斗终身的航空事业，实在令人痛心。
1981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造成的损失、产生的原因和经验教训，都做了客观全面的总结。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从内心深处拥护中央的决议。我相信我们党能够像克服以往历次错误一样，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延安时期康生一伙搞的“抢救运动”，我是亲身体验到先整人后挨整的。惊心动魄的抢救运动，大家学了经验教训，整人的人做了自我批评，赔礼道歉。我是既做自我批评，又赔礼道歉，还得真心诚意正确对待。这是我在几十年领导工作中对人的问题非常慎重，没有出过大乱子的主要原因。
应当吸取教训
由于历史上惨痛的“左”的错误，一直没有从根子上认真检查总结，以致到全国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直不断。不断地搞运动，不断地整人，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深刻。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比身体上的伤害要严重得多，应当吸取这些极其深刻的教训。
首先是思想认识的错误。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能动作用。我们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是很大的，但过分夸大了，就会走向反面。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已经夸大到了神乎其神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不久，不度量自己的实际基础和现实条件，就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搞“一天等于20年”、搞“大跃进”、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搞“三面红旗”。遇到困难，就认为有人在捣乱，就搞“阶段斗争”，抓“反党集团”，实行镇压政策。回顾历史，不堪回首，感慨万千。
二是这种毛病长期得不到根治的原因是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遭到破坏。我们国家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落后穷国，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一直是一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从、迷信的国家。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长期斗争中，坚持和发扬了民主和法制。但同时政治运动又是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实践使人们的心灵产生了畸变。“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按着上头说的去说，跟着上头做的去做，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怕被整被抓。彭德怀老帅仗义执言受到不公正对待，对人们的影响太大了。尽管中央领导不止一次地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但还是心有余悸。到了十年“文革”时，林彪搞了个“天才论”，鼓吹个人崇拜，“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大搞“早请示、晚汇报、红海洋”，十亿人围绕着一个人转，成了一种时尚，用唯心主义那一套，来掩盖他们的阴谋。难怪陈毅元帅在1969年10月时说：“他（指林彪）不是叛徒，我不姓陈！”我们党曾经依靠自己总结提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团结了全国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可惜，到“文革”年代这些好传统、好作风被践踏了。
三是缺乏科学素养，科学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提倡。当年，我们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苦大众，我们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理论武装全国人民，这是实事求是，是正确的。可是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党也成了执政党，要恢复国民经济，搞建设了，就不能不讲科学精神，不能不遵循科学规律，就不能再搞“无法无天”，要依法治国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是紧密相连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我们国家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低，再搞一言堂，不听不同意见，唯我独尊和提倡科学精神，鼓励说不同意见是水火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在“文革”结束以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科学的地位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实践证明，这个科学论断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确实遇到过好多无可奈何的事。首先是航空科研体制十年五变，反反复复折腾，基层单位整天忙于应付。个人想不通的无处诉说，还要去说服职工群众，去服从那种乱折腾，花去我大量的好时光。第二是搞政治运动太多，一个接一个，运动不仅占去时间，而往往在运动中伤害人，留下后遗症，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我是主张要搞政治工作的，在战争年代，坚强的政治工作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但有人错误地认为只有搞运动，才算是抓了政治工作，那就走到相反方面去了。政治工作的根本宗旨应是在人民内部坚持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搞引导、启发、激励和必要的疏导，以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完成革命任务。不能动辄用阶级立场、什么主义、什么右倾等来压人。第三，型号研制打乱仗，型号的上下太草率。说上就上，说下就下，没有整体长远规划，长官意志代替科学决策。使下面无所适从。“文革”时期吴法宪一伙人朝令夕改，反复多变，耽误了时间，浪费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导致半途而废的事频频发生，有些是成功在望的研制项目也被打入冷宫，实在令人惋惜。
我们这个党有个很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保持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文革”中造成的大量冤案、假案、错案，从国家主席、三军元帅到一大批干部都得到了平反。我和吕枫也由一所党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
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记载。妄图篡改历史、歪曲历史古今有之。“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的手段真是登峰造极，完全不顾历史真相，先把你打倒，再用残忍手段按想要得到的结论去随意编造。历史是无情的，假的就是假的，错的就是错的，犯罪的逃脱不了惩罚。一所“文革”中立案审查30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六分之一，关押了几十人，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没有一个有问题的。
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大力加强了法制建设。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大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在依法治国方面成效十分显著。我坚信像上个世纪60年代爆发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法无天的灾难，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接一代，稳定有序地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