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参加革命以后的经历中，参加过我党历史上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对这些运动的看法记述下来，供大家研究参考。
对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思考
1942年，我参加了在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1941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运动。那个时候，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的战斗力，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普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按照现在正式的说法，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严肃地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同年七八月间，党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从此开始。这是全党整风的预备阶段。
1942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
延安整风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在此阶段，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做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阐明了研究历史经验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态度，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的历史上各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公正的批评和结论。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但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1944年春有关领导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
我们是从第二阶段开始参加的，起初的安排主要是以学习、讨论22个文件为主，没人补充坦白材料，填写一个登记表；当时除安排政治学习外，还有国文学习课。
1943年春，延大全体师生听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全校进入抢救运动。院、系内外隔离，不准串联，不准外出，不准会客，停止党团组织生活，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
延大（延大成立以后，原行政学院改为延大法学院）注册课副课长魏坚通知成立负责审查云扬的问题的审查组，指定我为组长。审查组成员有李琼、陈冰、郭云轩、刘素侠等。审查组开会先要云扬交代自己的问题，在按魏坚指定的几个方面进行追查。主要是追查云扬是不是日本特务，追查她离开东北是不是日本人指派的，以及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活动等。追查到紧张时，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外，重复问，重复答，不停地搞车轮战，被审查者不能睡觉。审查组的人有时轮流睡一两个小时，但也困得不行，有时双方都在打盹，审查也就暂时停下了。就这样残酷斗争了五六天，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①云扬15岁随姐姐逃离东北到北平，当时年纪小，没有发现日本人关系。②“七七事变”随学校流亡到重庆，在东北救亡总会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和××系的支部书记听后说由他们直接处理她的问题，又分配我去负责王××和王××的问题，还是用对云扬一样的办法去追查，也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
在这期间，延大开了几次镇压与坦白相结合的宽严大会，有假坦白的，有被五花大绑镇压的。周扬副校长、宋侃夫秘书长讲话，杀气腾腾。×××、××在学院又做补充讲话，一会儿点这个，一会儿点那个。被点的人大概超过三分之二。
会后，××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问我的伯父是什么人？问凤翔（县）的党是什么党？我和他大吵了一顿。同一天，××也找了吕枫谈话，问她是怎样来延安的。这样我们也都变成了被审查对象。而且不准互相往来，不准说话。后来我们学院院长刘披云也被审查了，老练的学院学委会主任解明也低头不说话了。
审查期间，我被派去掏厕所积肥、背木头等劳动。云扬、吕枫纺线，缝皮衣等劳动。抢救运动经过了两个多月，90％的人都有所谓的政治问题，先后被关押审查。大家情绪非常消沉，纪律松弛散漫，有的发牢骚、讲怪话，有骂大街的，也有睡懒觉的，还有到河里捞鱼到处闲逛的。
1944年春，延安大学的院系又有调整，我们和云扬分在不同的班系，而且驻地也分散，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同年4月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毛主席亲临讲话，在讲到整风审干问题时说：这次犯了错误，中央制定的9条政策没有执行好，中央有责任，我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负责。向同志们敬礼，赔礼道歉。
会后学校安排了各种形式的总结教训赔礼道歉座谈会。我在班级会上进行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向云扬等同志赔礼道歉。遗憾的是当时云扬同志已不在我们的会场上，未能当面道歉，甚感内疚。
毛主席亲临讲话以后，真是云开雾散。青年积极性又被调动起来，校园内又恢复了往日紧张学习、歌声四起的活泼景象。
对空军工程部第八次机务工作会议的思考
1956年12月，空军召开了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结束时，刘亚楼司令员在大会上对与会工程机务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会议上出现的一些情况是南斯拉夫反动思潮的反映。会后，空军党委将这些讲话的精神向全军各级党委发出一份第八次机务工作会议错误问题的电报。以后，第八次机务工作会议的问题成为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问题。
在整风反右和批判工程部领导在八次机务工作会议上的错误的大字报中，有人说我是薛部长的“黑高参”，这对我来说并不冤枉，不过多了一个“黑”字而已。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军管会、工宣队和革委会指控我在整风反右期间，“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那就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了。
当时，我只有三十五六岁，按现在来说还是年轻人的范畴。在我的心目中，对经过长征的薛部长是十分敬仰的，在我调离空军工程部之后，仍常和薛部长往来。他在空军领导工程机务工作中，尊重科学，注意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重视对广大机务人员的培养和提高。担任工程部长十多年来，为空军航空机务建设，卓有成效地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他在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与整风反右运动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深感我为他分担得太少、太少。
现在，回过头看，空军领导把第八次工程机务会议上反映出来的工程机务人员的工作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生活问题，如果能按总理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讲话的精神妥善加以处理，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取得良好效果。但是这些来自基层的实际情况反映却被无限“上纲”，当成是向党闹特殊、闹独立、闹地位、闹待遇的严重政治组织问题，批判一大片，全系统整顿达两年之久，显然就错了，后果也是很不好的。
三十年后，空军党委和空军航空工程部党委回顾和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给予纠正。1986年7月21日，空军航空工程部党委向空军党委常委提出《关于空军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指出：
大家在会议上就一些具体问题和困难提出意见，这本身是正常的，而且这些具体问题和困难是确实存在的。由于与会的同志大多数是师（校）、独立团机务主任，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对全面情况不可能很了解，因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免带有片面性。至于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说的一些过头话，总的看来，也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他们的出发点是为能更好地完成机务保障任务，而且本意正是希望党委、首长能加强对机务工作的领导。抓住一些过头话，就无限上纲，说他们是强调特殊，向党闹特殊、闹独立、闹地位、闹待遇、想坐第二把交椅，等等，这就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把思想认识问题当作严重的政治组织问题。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
至于说“相当普遍的工程机务干部”，或者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工程机务干部，而且主要是一些团以上工程机务干部”有强调特殊，闹独立的思想，则更是把形势估计错了。如果真的相当普遍的工程机务干部有这种错误思想，那么能较好地完成1956年的机务保障任务（这一年的任务比往年都重），并且一年的机务责任事故的万时率又是1951年以来最低的，就难以理解了。
正是由于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把形势又估计错了，因而对工程机务干部的思想整顿搞过了头，扩大化，后果是很不好的。在整顿工程机务干部思想之后，一大批抗美援朝时的工程机务骨干被调离了部队，直接削弱了工程机务干部队伍；而且，经过长时期的思想整顿，一些工程机务干部不敢勇于负责，不敢多讲话了，生怕重犯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的错误，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都是很不利于空军的建设事业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对我们许多老同志来说，当时工程机务工作还是一项新的工作，工程部门是一个新的部门。对于这样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新的工作和新的部门，究竟怎样实施管理和领导，无论是工程机务领导干部，还是空军党委和首长，当时都还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系统的干部进行长期的思想整顿，不可能不影响对这一新的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也不可能不影响人们对这一新的部门和新的工作的看法。1969年工程部被撤销，固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但与人们对这一部门和这一工作的看法也不无关系。从这方面来说，对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的处理，后果也是很不好的。
空军党委常委1986年12月审议了空军航空工程部党委的这个报告，“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的基本观点”，并以空军党委的名义转发全空军。空军党委要求，“各单位接此文件后，要认真组织团以上工程机务干部进行讨论，教育他们正确认识这一历史问题，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对于因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问题而被迫违心地做了检查，或受到过不公正批判的同志，无论是在职的，或是退居二线的，都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顾全大局，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空军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振奋精神，以利继续前进。空军党委对于《空军第八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的问题》重新作出结论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深刻的记忆
1958年5月，我受命组建空一所。
回顾组建工作，我觉得当时工作比较顺利，成效也比较显著。这除了上级领导正确决策和适时地具体指导外，也得益于1958年大跃进带来的正面效应，即人们的破除迷信、奋发努力的可贵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南苑基建工地上每天有七八十名干部、士兵不计报酬的劳动，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组建任务，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这种精神，空一所顺利地合并到航空研究院，又从航空研究院分离出来而成长壮大，也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1958年大跃进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全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也存在不少问题。正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