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就是没有把航空科研摆在很重要的地位，而是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不属“为主”的范围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仿制的飞机之所以能很顺利地完成，是因为歼击机的80％工作都由苏联做了，如论证、预研、设计、试验等，克服了各种困难，最后定型，而且还在部队使用后进行了修改，给我们的已是成熟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甚至连工艺装备也给了我们一部分。所以我们实际上只做了很少的一部分工作。但做出来以后，大家就以为飞机生产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人家已把前面的困难工作都做了，不了解搞飞机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而我们航空工业较大部分的领导干部、工人和中层干部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印象中，航空工业就是干，任务来了就连轴转，只要拼命干，飞机就出来了，而对科研方面的艰苦性、长期性没有体会。一些航空工业的领导干部，他们确实都是很好的同志，但就是对科研工作不重视。有的领导同志带领一班人到美国去参观，连一个研究机构都不看。可是，吕东同志原来虽是搞冶金工业的，但到航空工业部后，我们一起去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参观访问时，他看科研机构比看工厂看得多，还参观了有关院校。你说怎么重视科研？一个航空工业部门的领导到美国考察，科研是最重要的地方，他一个科研单位也没有看。还有的领导同志也是老航空了，他对预研工作的评价却是“纯粹是钻木取火”。他不是直接对我讲的，而是别人反映给我的。像这样重要的领导干部、老航空都是这么个观念，你说这个航空科研还怎么搞？“一五”期间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干部对于科研这个事情也没有体会，所以影响很大。
第三个就是缺乏一个权威性的班底。美国航天工业已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国的造船原来在历史上也有李鸿章的江南造船厂作为班底，航天工业有钱学森等一班人。但是我们航空工业领导班子里，从赵尔陆、王西萍、段子俊到我们这一批人，包括我自己，确实对飞机从开始一直到出来都没有实际经验，对于到底怎样发展航空工业都没有经验。大家心里都想干，但不知道怎么干，到底要点是什么，怎么有条不紊地进行，心中没底。航天方面发展之所以比较顺当，是因为他们有钱学森等人组成的一个班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七机部虽然也乱得很，什么“915”、“916”，但它有一个长远的发展部署。我们却缺乏这个，而且还受到一些干扰，今天这个人这么讲，明天那个人又那么讲，制订不出一个坚定的长期发展计划。我们向上边提出要求加强科研建设，他们就问：你们把一个材料研究所放在北京，一个强度研究所搞到陕西，你们是怎么定的？我们自己也确实不知道怎么把它们联系起来。我们的预研工作也是一直到吕东同志来了以后，科学大会开过以后才正式列入议事日程。这一点，我讲过了，我也有责任。另外就是对于像徐舜寿、黄志千等这一批工程技术专家，他们虽然对飞机也没有经历过从开始一直到飞机造出来的全过程，在国民党时期也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完全靠自己搞出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但是他们都到国外学习过，都看过。当初尤其是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却没有把这批人集中起来，没有认认真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来搞我们的发展。我感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失策。我作为领导，我也检讨了我自己的责任。但是，通不过。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一直是重视这批技术人员的。我只能说，这是我个人意见，我保留我的意见。我们确实应该对科研的艰巨性，应该经过什么过程，试验手段应该怎么建设等这套东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最后就是部、院的分与合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有影响。搞生产的和搞科研的存在隔阂，当然这不是普遍的，但确实部分有隔阂。一部分人说，你不重视生产，搞科研也没用；另一部分人又说，你不重视科研，生产只能停停打打。1982年把六院取消了，1988年又恢复了，到了1993年又取消了。有一天我又听到点风声，问徐汉生：“你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他说：“现在看起来又要成立研究院了，已在讲了。”相比较，七院就没有被取消过，电视里播了，它们的成绩很大。刘华清原来是七院的院长，他就顶着，你要取消，我就不取消。所以直到现在七院还存在。他们没有折腾。现在飞机方面分成三摊子：一摊子叫军机局，一摊子叫民机局，一摊子叫直升机局，即三个飞机局。还有科技局、科技委、发动机局、机载设备局。还有一个计划局，是由朱育理同志自己抓。除部长朱育理以外，至少有4个以上的副部长分头在管，但科研的事情却统都没法统，怎么能管理好？我说为什么不能由一个副部长来统管科研？他说谁也不愿意管，因为没有型号就没有钱、没有权。这个事情的确很难办，对航空工业来说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比斯贝发动机问题大得多，因为斯贝发动机毕竟是个具体问题，而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让我们吃大亏，这条路还没走顺。
注释：
1.莫文祥，山东夏津县香赵庄乡莫庄村人。1923年10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零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后曾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巡视团副团长等职。1945年10月，他随部队进入东北地区，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干事。1946年3月起，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军工部第三兵工厂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军工部五三兵工厂监委、副厂长。全国解放后，历任沈阳53工厂（新光厂）党委书记，111厂厂长，410厂（黎明厂）厂长、党委书记。1961年，他结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干部特别班。后任112厂厂长。1963年6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第二工业部部长。1964年9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68年11月，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入狱。1972年5月，任沈阳市革委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兼国防工办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3月，任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9月，任三机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4月，任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98年3月离休。
2.1968年1月29日，国防科委批复同意六院十所（后称603所）定点在陕西省凤翔县进行建设。该所的所址，部院合并后三机部曾于1965年5月批复同意定点在陕西省临潼县阎良镇，靠近172厂，利用原三零所的营房扩建。后因考虑该所建设规模较大，且有附属中型飞机试制工厂，阎良地处战略要地西安边缘，不宜继续扩建。为此，六院决定另行选点。1967年8月，初步选定凤翔县枣子河地区。8月12日，六院呈报国防科委申请定点建设。但该所群众提出当地流行地方病，六院随即组织调查，证明地方病甚为轻微，并不流行。经过解释说服，征得该所同意后，六院于1968年初再次呈报国防科委申请批复定点，获得国防科委同意。1969年，603所在凤翔开始大规模建设。至1975年，由于“厂所结合”等原因，该所又由凤翔迁回阎良，与三机部172厂结合建设（引自《航空研究院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