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体制问题的再认识
我在航空科研战线上干了几十年，酸甜苦辣百味俱全。现在肩上没有担子了，也没有各种压力了，趁现在脑子还比较清楚，把自己的感受、想法、看法留给后来人，希望不要再走或尽量少走弯路，让我们的事业一帆风顺！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再来认识这个问题难免要发一通议论。
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有些人一直认为六院包括我刘鸿志在内，老是谈科研体制问题，是不愿意离开部队，舍不得那一身军装，还在留恋六院执行兵团级权限。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无稽之谈。说这种话的人，脑子里没有事业的概念。体制变动应遵循这样的原则：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提高、壮大，在这个原则下，六院是军队建制，还是地方建制都是可以的。
其次，谈一下关于体制的概念和产生分歧的根本思想原因。60年代一谈到体制，就很简单地认为是谁管谁的问题，或者叫谁领导谁。航空汇报会期间，叶帅也有关于体制的一段话：“同志们讲体制，究竟体制是什么东西？使用、生产、科研包括教育三结合，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两个三结合是办工业，办企业的重要方针，是走科研同生产、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百年大计，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这里强调的是“三结合”。搞“三结合”，我一直赞成。在当时强调“三结合”虽然有政治含义，但主要是发展事业的一种手段，一种组织措施。什么是体制？我的理解是：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设置及其管理权限和工作部署的制度。航空科研体制为何多变，核心问题就是管理权限。按照这种理念来看，当年那个“部院合并”是一种狭隘的部门所有的思想在作祟。最典型的话，就是要将六院宰而食之，消而化之。三机部要求变动六院体制时，有个理由是往下说了的，那就是因为成立六院，集中了三机部一部分技术力量到了六院，工厂在生产上出了问题。就这样把棒子打到了六院头上。可是在六院成立之前，据我所知，工厂几百架飞机出不了厂，这不就是生产中的问题吗？那这个棒子该打到谁的头上呢？那个时候的状况都还清楚地记得，空军能参与打仗的飞机比敌人落后很多。我们国家航空工业和航空科研基础差、底子薄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和西方国家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那个时候三机部在生产中出了些问题，不从根本上考虑改变航空落后的出路，不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去研究发展航空工业这种根本性问题，却盯上了六院。六院归三机部领导将近15个年头，我们的空军装备、预研领域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缩短了，而是进一步拉大了。我认为应该多问一些问题，让我们大家都清醒一下。
第三，叶帅主持召开航空汇报会议期间，当时有人挺形象地比喻说，六院和三机部合并，科研是如虎添翼、如鱼得水。这只是善良心愿，事实上并非如此。……陆纲厂长也很重视歼8飞机，但他还是屡屡告诫我这个总工程师：“老刘啊！厂里歼5、歼6、歼7和空军零备件，可是咱们的饭碗，你千万注意！”“你老是歼8长、歼8短，歼8试验机出来，也没有人给钱！还不得靠我们自己去挤，去见缝插针。”这哪是“如鱼得水”呀！多年来，我听说没有一个主机厂为新机研制建立试制生产线。从工厂的角度说，它有批生产任务，要搞成本核算，要赚钱吃饭，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在航空科研的体制问题上部和院领导人的分歧，是在于发展航空科研的战略思想不一致。航空科研落后直接导致整个航空工业落后，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究竟走什么路、采取何种组织手段来尽快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认识各异。我从六院成立之初就进入航空科研这个领域，几十年的实践都摆在那里，要缩短、赶超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是要集中力量进行突破，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走这种发展科研的路子，与生产的结合本身没有矛盾，科研体制反反复复变动的症结也不在于科研和生产如何结合这个问题上，而在于怎样站到用加快发展科研来带动整个航空工业突进的战略制高点上来认识、分析这个问题，形成共识。正因为没有站到这个高度来认识航空科研的地位和作用，结果在下面就出现了互相埋怨的怪事。另一个问题，就是部里坚持了很多年搞的那个厂所结合、厂所挂钩，想在工厂建型号发展部门，那种模式国外有，但我们的国情和飞机制造厂的经济实力，运作机制完全不可比，生搬硬套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应该说我们在航空科研这件大事上走了弯路，不能不说是我们航空科研落后的一个重大原因。
第五，科研和生产内在规律不同，不尊重科学是要遭到惩罚的。建国初期，共和国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日夜操劳，殚精竭虑。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起来，绝非易事。如何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还没有提升到兴国、强国的高度去研究探索。前期，我们一切都学苏联老大哥。当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先走了几十年，有一套成功经验，对我国确实也有过很多重要的援助。后来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严重分歧，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分歧完全公开了。导致国家关系全面紧张。赫鲁晓夫时代撕毁了与我国的全部合同，撤走全部专家。特别是国防工业受影响最大最深。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决心建立自己的国防科研体系，成立六院、七院、十院，中央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及时的。但在建院不久，工业部门就提出了异议。在面临体制出现第一次变动的时候，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作为国防工业的两个主管部门也没有从兴国、从战略高度去深入探讨这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把体制变动作为一件具体工作交中央决策。依我看，中央决策时，主要是依据主管部门的意见，没有更深入地考虑体制变动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我认为航空科研体制反反复复的根子在于第一次推行部院合并的始作俑者，决策太急太轻率，所以出现六院成立不到四年而发生第一次体制大变是决策者对航空科研到底走什么路心中无数。几十年后再去认识它，主要是缺乏科学态度、缺乏科学精神、缺乏科学决策造成的。
钱学森说过：“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知识，技术是改造世界的知识，工程就是改造世界的实践。从科学高度看航空科研体制多变的问题，视野更宽，更清楚了。”党和国家是多么希望和要求航空要强大，要兴旺，要强国。问题出在三机部。我们好多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由于条件所限，缺少科学知识。党和国家调我们进入航空领域，很多同志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弱点，需要艰苦地去补这一课，去研究航空科研的特点、规律并努力去掌握它，适应它。不弄清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什么是工程以及三者之间的特性、共性和相互关系，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作出决策，把航空科研弄到今天这个地步。那种只靠手中的权力又不讲民主，又不懂科学知识，硬要搞批生产的工厂管科研，还说这是为了贯彻科研先行，实在是太牵强。六院被撤销后，还没有见到过一个航空科研发展规划和型号研制的规划。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型号随意性很大，说上就上，说下就下，打乱仗，瞎指挥，造成惊人的浪费。不重视预先研究，不解决快速、灵活研究试验试制机制，不重视试制力量建设的现实，证明这么多年来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起到促进航空工业和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现有的那种航空科研格局也没有起到促进航空事业的发展。不知道历史，不承认历史，不研究历史，既看不清现在，也看不清未来。如果航空研究院不被撤销，那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相信我们的航空科研会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的航空工业同样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是这样，我想莫部长和我们大家的心情也会是同样的自豪和愉快。
第六，航空科研体制变动如此频繁，也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在涉及强军兴国的大体制上，极其慎重。好多国家航空科研力量如此强大源于体制稳定不轻易变。要变只是变得更好。当然还有经济实力问题。当今世界上航空科研最先进的要算美国、前苏联、西欧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前的资料上把他们分成美国类型、前苏联类型、西欧类型三类。这里列举的五个国家尽管在国内的体制、组织结构上各有差别，但这五国有四点是共同的。
（1）这五国都设有规模大、力量集中的航空科研中心。
（2）这五国的航空科研基本上归入国防科研管理范畴。
（3）这五国的航空科研机构与工业界脱钩，不在同一系统内管理。
（4）这五国的航空科研机构各有侧重，形成系统。
这五国在航空科研体制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航空科研是一种有规律可循的活动。研究机构的设置，其规模与职能任务的确定，应遵循航空科研活动的规律。因此，这五国航空科研体制中主要科研机构的功能作用，具备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航空科研都是由国家设立的机构；都是直接从事航空科研活动的研究实体；都是从事大致相同的研究活动；在对外关系上都是开放式的。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航空工业发达的原因。而我们的科研体制轻率地变来变去，只能和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七，搞部院合并，打乱了原来部队的严格纪律，长官意志盛行，无法可依。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各行各业都程度不同地遭受过挫折，走过弯路，损失也是巨大的。其中，固然有建国初期我们对这些高科技领域有个认识、实践、探路的过程。从航空科研几十年的历史经验看，无法可依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航空科研从建国时那一点力量到现在这个状况，自己跟自己比，现在和过去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确实取得过很大成绩。而我们自己走过的弯路，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的，更不应该忘记的。
六院建院初期，中央军委、国防科委对六院的建院方针、任务、组织体系都有明确指示。当时，虽然没有以法律形式颁布，但那时比较单纯，又都是军队建制，组织纪律非常严格，按命令执行。可当1965年执行部院合并新体制后，归地方管了，问题也随之多起来了。科研与生产的矛盾，科研与型号的关系问题，科研投入与批生产的矛盾问题，型号研制的程序问题，生产部门与使用部门的关系问题陆续出现。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先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来规范、监督、制约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协调解决，主要靠领导人的水平、能力来处理，来捏。当航空科研体制出现反复多变的问题后，上级主管部门没有从管理机制上去研究多变的内因，没有提出制动方案。回顾航空科研体制每一次变动，都是作为具体工作事项进行操作。没有组织专门人去从更高层次、更深角度去思考研究航空科研的规律、特征、特点问题；航空科研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如何保持航空研究院的稳定问题；怎样才能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问题；从而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因此，就出现牵涉到体制变动时，往往是长官意志起决定作用，没有法律来防止体制翻烧饼。
我们历史上很多型号上也容易，下也容易。从六院成立到1985年，就有歼9、歼13、水轰5、歼8Ⅲ、垂直起落、轰7、运10等一批型号先后停研。可笑的是飞机性能指标也可以几天一变。这些型号停了，与其直接配套的项目也随之停止研究。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尤其是时间的浪费更是无法补偿的。航空科研打乱仗之所以长时间没有得到根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法可依。
第八，航空科研体制的历次变动，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首先是院属各单位尤其是科研人员的思想波动；其二，六院的组织机构要进行调整，为了适应新体制，各方面要进行磨合；其三，任务也要作调整，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尤其是时间的浪费，这是实实在在的内耗；其四，领导同志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耗在体制变动上，直接影响了科研生产的正常进行。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关于603所定点（注2）及六院试制厂的问题。这件事的大致情况是：
1968年9月24日，国防科委批准西安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设计任务书。同意该所编制3500人（其中研究所1300人，试制工厂2200人），总建筑面积10.8万平方米（其中研究所3.5万平方米，试制工厂7.3万平方米）。1971年5月，经批准总面积扩大至15万平方米，总投资7000万元（其中研究所2000万元，试制工厂5000万元）。603所的所址，经多次考察研究，最后批准在陕西省凤翔县枣子河地区建设。1969年开始大规模建设。
当时为603所选点的是六院副院长余启龙等同志。那时正是我被批斗、关押在牛棚的时候。
1972年7月8日，空军司令部以（72）司作字第73号文批准603所由西安市阎良区迁往凤翔县枣子河地区新建所址。到1975年，已竣工面积7万平方米，完成投资400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