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机部在1973年接管603所后，停止建设。把已经建成的面积交给了陕西省司法厅，做监狱之用。国防科委、空军行文定点和督促建设，省市大力支持的工程，三机部以没有铁路、没有机场为由，1975年下文撤点，重回阎良。4000多万元没有了，几千人几年的劳动白费了。
三机部在撤销603所新址时，还流传其他一些“理由”，说凤翔县流行地方病，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很艰苦，广大职工不愿意迁往新址，等等。我是凤翔人，对凤翔的情况比较清楚。
据我所知：凤翔自古为关中西部公路交通枢纽，素有“旱码头”之称。建点时，宝成铁路的虢镇车站距枣子河只有十公里之远，当时已经有公路通往枣子河。在603所新址建设过程中，在虢镇车站建了仓库、接待站、招待所，与枣子河一河之隔的凤翔师范学校当时就已建校70多年，我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如流行地方病，学校能存在100年吗？
凤翔人勤劳、朴实、历史上人才辈出。凤翔地处内陆，属温暖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半湿润半干旱，四季分明，物产丰富。确实是个好地方。我在630所工作期间，趁为凤翔县委书记亢少平同志（我们同期的地下党员，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开追悼会的机会去枣子河基地看过。看到了林立的厂房、实验室以及宿舍生活区初具规模，医院一切就绪，已开始接收病人了。心里很高兴，可接待我的同志说：“停了，停了，一切都停了，设备拆了，汽车调走了，一切都不要了。”当时个别领导以铁路、交通不便为理由，把这个基地硬是废掉了。
三机部在航空科研这个涉及航空工业振兴、发展的重大决策上，经过30多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科研和生产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科研是保证科学技术突破、创新的前提，只有在科研实践中证明是科学的才能向生产领域转移。科研先行的根本目的就是向生产领域提供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没有强大的科研做后盾，生产必将成无源之水。可三机部的众多领导在科研与生产的内在关系上，不去研究规律性的问题，简单地以家长制的形式推行生产领导科研，把厂和所的关系简单地规定为所依附于厂，由厂领导所。搞了几十年的“厂所结合”、“厂所合并”、“厂所挂钩”，哪一个促进了工作？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在部和院的定位问题上也是错误的，从“部院合并”到“部院结合”再到“撤销六院”，始终坚持部和院是“父子”关系，而不是把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当作孪生兄弟，生产和科研是整个航空事业的左膀右臂，都是为国家作贡献的，都是为强军服务的。因而，指导思想一错，所有的措施跟着错。三机部多任领导在航空科研体制问题上错就错在这里，而且是一错再错。时代在前进。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在千方百计地提高科学素质，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深入人心。科研先行的方针已成各行各业领导人的共识。国家现在有实力了，对国防科研投入的力度是历史上最高时期。真诚希望现在和今后航空工业的领导们，不要再错失这个好时机，把航空科研抓上去。
几点想法
落后的航空科研是我的终身遗憾。我和航空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主要的事就是航空科研。现在我们航空落后，集中体现的是科研落后。没有先进的技术储备，没有可以和别人较量一番的科研成果做后盾，搞什么型号都是“无米之炊”。我们有些型号指标提得很高，听起来很先进，也鼓舞人。可是没有强大的技术支持，搞不下去了，就下马。至于落后到啥地步，有的说20年，有的说30年，还有说更长的。落后要挨打，要受人家欺负，这是有血的教训。看看现在这个世界，还是不太平。帝国主义扩张的本性不会变。不要以为他们手里不再拿起屠刀了，已经成佛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准则，美国可以蔑视一切，凭什么？不就是因为它强大吗？手中有别人没有的家伙。凡是影响它侵略扩张利益的，它都要插足，炫耀武力，要威胁动武。当然，美国和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几次交手，他们没有占到便宜。中国人勤劳勇敢，过去航空科研波折多，上得慢，但毕竟现在有了一定的底子了。天津会议以后制定《1978～1985年航空科学技术规划纲要》列了8大关键项目、10个专业的199个重点课题，到九十年代初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人家也没有睡觉，没有停下来。科学无止境，他们现在要占领更新的技术领域，实现更高的目标。就是人家现在手里有的那些装备，我们要达到他们现有的水平，也得花上个十几二十来年，我们可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抬头望未来，低头思过去；低头要有勇气，抬头要靠实力。因此对我国今后的航空科研到底怎么走，我有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党和国家要高度重视航空科研这个细脖子。国家现在的经济实力增强了，有条件重点关爱一下航空科研了。但更重要的，还是指导思想上的重视，上层组织管理上的重视。我认为五十年代成立的航空委员会这一层的管理机构十分重要，它要超越使用部门、工业部门的眼光，要从国家的高度去研究整个走向、政策。它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咨询的参谋部，我们中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下决心要办的重大事情，没有一件是办不成的，因为我们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光荣传统。
第二，重建航空研究院。我们国家50多年的航空科研坎坷历史，最大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在航空方面没有一个能体现国家意志的航空研究院。国内外的经验启示我们：航空科研不要和工业部门搅在一起，要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搞新技术开发应用，一心一意搞型号预研开发。航空科研是一个高科技领域，涉及的专业技术门类很宽很广，对许多高新技术，需要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突破。我国目前的航空科研最急切的是要有个追赶型的十年到十五年的统一的、协调发展的、切实可行的、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由航空研究院拿出来由国家来批准。整个航空科研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航空科研的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很精细的技术管理、技术组织。重建航空研究院是实现航空科研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的战略决策，已经刻不容缓。
第三，要为航空科研立法。我在前面讲到了航空科研体制多变的问题和法律不健全密切相关。型号性能指标的反复多变、那么多型号中途被迫下马，更是与法律不健全密不可分。航空科研法首先应明确它是代表国家的一部行业法规，他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航空科研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航空工业提供足够多的预研成果，为研制性能先进的各类航空装备打好坚实的基础，缩短新机研制周期。国家要加大对航空科研的投资强度，必须保证国家投资充分发挥效能。国家对航空科研应有强有力的监督制约等措施。
第四，解决航空科研的试制加工力量。1967年，聂帅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发展初期，主要是组建研究设计队伍，展开研究设计工作。研究机构只建了一些附属的、小型的模样试制车间，新武器装备的试制加工主要是靠工业部门的生产兼负。”当前大量的研制项目卡在试制加工这个环节，成为一个尖锐的矛盾。试制落后于设计，周期拖得很长，不能投入生产，装备部队。“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把科研项目的试制加工全挤在批生产工厂的办法，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应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的统一安排下，由有关国防工业部门的工厂建立一些专门的试制线。”显然，聂帅几十年前的观点到现在仍然是正确的。三机部这几十年只想要研究院和各个研究所，但为新机研制一个厂也没有建过专用试制线。航空科研需要探索，需要试验，就要认真解决加工试制力量问题。
规律又称法则。事物发展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其存在、作用都是客观的。航空科研是有规律的，顺应它，则兴；抗拒它，则衰。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学习和实践这一理论和指导思想。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要尊重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要深入研究和认识这些规律，在实践中按科学规律办事。
我真诚地希望航空科研的规律有专门的专家、学者去研究它、认识它、遵循它、应用它，让中国的航空科研早日腾飞起来，为强国强军铸出辉煌！
说明：对于航空科研的规律和体制的多次反复，至今为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也没有一个结论。为了使研究航空科研内在的科学发展规律的同志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现将聂力、刘华清、徐昌裕等同志的部分文章摘录，供参考。
“部院合并”的风波
（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266～271页）
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10月17日上午，父亲列席了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杨成武汇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情况，庆祝这次核试验成功。
这天，周总理在人大会议上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的确，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时候了，是所有炎黄子孙都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赫鲁晓夫曾嘲笑中国：“有人不参加核保护伞，到头来连裤子也穿不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当天，赫鲁晓夫却灰溜溜地下台了。
然而，在万众沸腾、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父亲工作更加繁忙，他沉思的神情中，不经意间常常流露出几分忧虑。当时我并不清楚父亲为什么担忧，工作上的事他在家从来不说，我们家人也从来不问。从老同志的回忆中，从父亲的工作日志中，现在我才知道，那些日子，父亲考虑最多的两件大事，一是组织准备“两弹结合”的试验，一是正在进行的“部院合并”。就在原子弹爆炸的当天，1964年10月16日上午，父亲还在同钟赤兵、路扬谈话，研究部院合并后国防科委的工作问题，父亲说：
“中央决定国防科委管的几个研究院要分别与三、四、六机部合并，方向是合下来有好处，合并以后有了矛盾由工业部统一调整。我们在移交时态度要积极，注意几个研究院的摊子不要散了。国防科委的任务是管全军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不等同于使用部门。今后国防科委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如何进行工作，要研究搞出个条例和工作细则。……我们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我们要有披荆斩棘的精神。”
“部院合并”是当时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一次重大调整。这在当时是一个情况复杂，争论已久的问题。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院院长的刘华清同志在回忆录中说：“坦率讲，对当时的‘部院合并’，我认为是一次决策错误。”我认为刘华清同志的看法很有道理。
这几个研究院来之不易。
1959年12月，国防科委鉴于五院的成立，大大推进了研制导弹进程的宝贵经验，为加强航空、舰艇、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也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建议把当时分散的航空方面的飞机设计、发动机设计、材料、工艺、飞行试验、仪表、空气动力等7个研究设计所，舰船方面的水中兵器、船舶设计、水声等5个研究设计所，电子方面的雷达、材料元件、半导体、计算机、电子仪器、通信器材、化学电源、通信技术等10个研究设计所，分别组织起来，再适当加强些力量，成立航空、舰艇、电子学3个研究院。
国防科委的建议报告稿，父亲要国防科委先送请负责国防工业的赵尔陆审阅。赵尔陆阅后表示完全同意，说：“这样做，其结果肯定是多快好省的”。于是，父亲同意国防科委将报告正式上报中央军委。12月30日，中央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报告。这次军委会议的决定说：“为了加速建设国防科学技术各方面的研究、设计体系，除积极建设第五研究院、原子武器研究院和准备组建空气动力研究院外再组建：无线电电子学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海军舰艇研究院等3个研究院”。1960年1月5日，中央军委就组建3个研究院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报告上送后，因一机部党组有不同意见而拖了下来。接下来中央和军委决定，将一机部管军工生产的部分分出来，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
1960年12月9日，父亲代中央军委再次起草关于成立3个研究院的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关于集中原一机部的科学研究机构组建航空、舰艇和军事无线电等3个研究院的问题，在征得原一机部赵尔陆同志同意后，军委于今年1月5日报告了中央。但由于一机部党组提出了某些不同意见，故这3个研究院的组建迟迟未决，拖延了将近一年。今年10月间，三机部党组又同意了军委组建3个研究院的意见，我们即召集有关部门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事不宜迟，应迅速组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