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这么一说，陆厂长马上说：“不对！不对！老宋（工厂的党委书记宋欣）靠边站了，我现在是代理党委书记搞‘四清’。你还有个‘总工程师’头衔，这是可以总揽大权的，谁都得围绕总工程师转，技术以及生产协调，里里外外的事，都是总工程师拍板。我主要是到处开会，跑北京、跑省委、市委以及关系户等。生产线上的事，我也是一知半解。咱们厂子过去传下的老习惯，老高（高方启）什么都管，大家都找老高。咱们明确一下：歼5、歼6、歼7以及零备件、援外任务，加上歼8研制上天，都是你管，搞好了，得奖励，你第一，我沾点光；闹不上去，挨板子，你第一，我陪着。这是孙部长交待的，你可不能打哈哈！”回想起来，陆纲厂长真是一个胸襟宽阔的人，他的豁达大度使我感到我们为搞好事业的心是相通的。
我说：“就我所知，六院99％的人不赞成部院合并，唐院长就不同意。他在院党委会上一边传达毛主席画圈的部院合并电报，一边还说：‘长征那么困难，大事还写个纸条，拿个书面命令，这电报画个圈就得执行，搞部院合并的人，搬毛主席画圈，大家不好说话，只好组织服从。’六院副院长、老红军曹丹辉硬是给毛主席写信提了意见。我看这个矛盾不细心处理好，总有一天要爆发。当前就有个大矛盾不好处理，部里有些人打着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旗号，想把六院机关撤销。而孙部长大讲六院这几年建设的成绩，六院机关继续工作，歼8研制作为112厂和一所的共同任务，112厂和一所结合起来，刘鸿志和陆纲结合起来，共同指挥，还给刘鸿志压一个总工程师担子，歼5、歼6、歼7等生产，如发生问题拿刘鸿志是问，你刘鸿志就得把一所的技术力量提过来保着全部任务前进。
1963年咱们俩为米格-21图纸的事发生过争论。米格-21图纸是一所测绘、补充、修改、整理而成的成果。开始生产准备时，你亲自来一所要把图纸全部调走。我提出，图纸是一所研究设计的劳动成果，工厂调走，我得给技术领导、技术人员有个说法，有个合理的处理才行。我说图纸在生产线上发生问题，谁负责处理、谁的责任，有个技术责任制的问题。你说生产线上有问题由工厂设计科来处理，处理不了问一所。我说那就成了咨询关系，没有什么技术责任了。因此我建议，还是一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出任歼7总设计师，负责歼7图纸解释和最后处理决定权，保证图纸完整不乱，一所的技术人员，按过去的分工，继续和工厂技术科技术人员合作，保证歼7生产顺利进行。你说问题这么复杂那就报告部里再说吧，那我也报告院了。档案室同志还提出图纸费用问题，我说科研费报销了，十几万支持工厂不要说了。你气的要命，饭也不吃就走了。你大概想，我两万多人的大厂厂长，到你这个不到两千人的研究所，而且还有一批骨干是我厂里调来的，办什么事，我说了还不行？你事先也不和我联系，来到我办公室门口，我迎接你时，才知道你是来调图纸，也不和一所的上级六院联系。大概也在想，我这个几十万人的三机部，能和你不到二万人的研究院平起平坐？一所也不过像我们112厂的设计室，调图纸还用联系吗？大欺小、强欺弱、富欺穷，是社会发展中的常事，但已是落后的东西了。民主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是科学技术的分工，一所集中了全国歼击机的研究设计力量，留洋生、高才生、有经验的骨干，以及热心从事歼击机研究设计的大学生已1000多人，超过了工厂这方面的力量很多，全国也没有第二个。一所组织干事去沈阳市委组织部接转关系，报告人数时，说17级以上干部70多人。接洽的同志非常惊奇，说你们是个什么单位，我们市的研究所所长才是17级。这大概可以代表人们在现在这个年代对研究所的社会地位、作用的看法。听说设计室在厂里时，厂里只给一个车间待遇，车间主任参加的会议，徐舜寿主任才能参加，他那个设计室在厂里是几十个车间、上百个科室之一。当时厂长牛荫冠，是抗战前清华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时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建国后任副省长，和徐舜寿又是清华同学，能说是不了解飞机设计工作吗？不能。其所以如此，是工厂仿制的性质、任务、制度等决定一切。你徐舜寿、黄志千主持产品设计室，和工厂的仿制任务没有关系，谁能关心他们呢？黄志千这位有名的飞机设计专家，住的房子7处漏风，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我看三机部也是个仿制管理机构，现在转为同时管自行设计也不那么容易，孙部长大声疾呼，我看他的班子和指挥部应声不大。《科研十四条》公布几年了，《鞍钢宪法》也实施几年了，但学习情况及贯彻措施，我在厂里没有找到一个历史材料。部院合并了，科学技术、自行设计的前途如何，我实在有点忧虑。刘鼎副部长兼六院院长、党委书记，至今未听说过合并后的航空研究院建设的施政纲领。唐延杰组织的科研大脑指挥部——总设计师办公室解散了，和院校合作创办的10多个研究室无声无息了，一所建设项目要下马、设备要调三线，只说加紧三线建设，不强调一线出飞机，好像就要打仗的样子。政委王振乾任副部长兼六院政委、第二书记，不知对六院有什么打算？听说他亲自动手写过一篇部院合并的文章，六院的同志就不赞成，我们以前也有过六院建设中主要矛盾的争论——任务与条件还是先进与落后、《科研十四条》与《四个第一》如何摆等。
我还听说过周总理对研究院粮油按部队标准有看法，这是各方面拱上去的，总理也顶不住了。聂帅当然也得同意部院合并了。其实，我说总理呀！你就高标准养那么几万科技人员，快速把世界差距赶上去，有什么不好呢。列宁当年不是养过资产阶级专家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嘛，何况我们这个队伍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老专家是冒着风险跑回来的，青年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都是我们民族的子孙，给他们吃好些、住好些，创造些条件，把队伍带着前进，有什么不好呢？何必非要拉平呢，齐步走堆在一起，谁也走不快。何况那是个不堪回首饿肚子的年代呢。
我还给你说个唐延杰和三机部一位副部长两位领导的一段‘佳话’。1963年六院在北京开党委会，一天晚间唐延杰带几位副院长、科技部部长和发动机所所长刘苏（少将）、飞机所所长刘鸿志，那位副部长带几位副局长在和平饭店开协调会。唐延杰首先汇报了六院建设情况和困难，提出请三机部支援的事，并说，毛主席最近在国防科委一个规划中批示：‘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接着副部长发言，说了工厂的情况和困难，表示难以支持，并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时二所的所长刘苏同志与我坐在一起，他是1955年授的少将，老将军捅了我一下，长叹一声说：‘唉呀！打了几十年仗，第一次听见领导人这样讲协作。’他站起身就要离开会场，我忙拉住，请他坐下。
部院合并，六院机关人心思散。院长唐延杰是老红军、副兵团级、中将、六级干部，部里当然放不下，应了个副部长的名，两个月就去了国防科委，任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是聂帅）。我以为他分工管航空，有一次见面，我想给唐汇报一下一所和工厂结合的事，请他帮助解决一下歼8机生产费用的事。唐却说：‘航空太难干了，当兵的还是干当兵的事吧。’
常务副院长曹丹辉，老红军，工农红军第一批译电员，曾任军委通讯兵部副主任、少将、八级干部。曾因给毛主席写报告，不同意部院合并，‘四清’后未分配工作，还要批判他。说是要回军队。副院长徐立行（管科研）曾任哈尔滨军事工程院教育长（院长为陈赓大将），少将、八级干部。副院长王历（总后来的）已回总后。副院长韩顾三空军来的，回空军了。科技部长张桂文，华北军区来的，回华北军区了。除个别人外，都是按组织要求，努力钻研科研工作。唐延杰兢兢业业、调查研究，坚决贯彻《科研十四条》，摸透米格-2l，仿制到自行设计，收集材料，亲自作《仿制到自行设计道路如何走法》的报告，六院组建三四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歼8研制已经进入试制生产阶段。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话，说起来没完，我们也无能为力，还是说咱们厂所建设方面的想法吧。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能起主要作用。
咱们厂所之间的事，我有个想法。112厂和一所就合作研制歼8飞机，所的党政关系与工厂不发生关系，所里人、财、物的管理请示院里。厂里现在组织分厂，咱们把搞试验件和非标准设备的车间和一所的生产车间合并，成立试验件分厂，为科研服务，争取二三年建成试制厂，为型号试制服务，这是可以实现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厂所诚心诚意结合起来搞新机，实力确实增长多了。如若有朝一日把飞行试验也开展起来，我们将是一个完整的歼击机‘托拉斯’。现在是仿制生产线上带上歼8自行研制试制，歼8研制成功后，仿制产品（歼5、歼6、歼7等）转给兄弟厂一些，我们的生产线上先搞歼8小批生产，再搞歼8大批生产，很稳妥。所里又迅速拿出歼9设计优质图纸，那我们就在歼8自行研制生产线上，带上歼9试制，经过二三个型号，我们工厂就完全成为新机研制为主了。加速试验设备建设，搞一些世界先进水平的试验设备，把设计队伍扎扎实实武装起来，安排好，同时搞三个型号是有把握的（吃着歼8、拿着歼9、想着歼10）。试验线、设计线、生产线都优质、先进、饱满、真正出成果、出人才，我们将贡献更大，大家心情舒畅。共产主义思想多了，大力协同的思想多了，打‘内耗’战都会觉得可耻了。当然有个全局配套的问题，如发动机研制，相信领导上会有统一部署。近来和同志们商量，把我们的行动口号简化，明确为：‘一元化、三结合、歼灭战’。就是厂所联合领导一元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空军使用（军代表、部队）、研究设计、生产试验两个三结合；歼8研制线上以及后勤、器材、政工等部门，树立列车不在自己站上晚点，不拖拖拉拉，坚决把歼8早日拿到手，绝不半途而废。怎么样，我是坦率直说了一切，脱了裤子，赤身露体就这么一块。希望坦诚合作，闯出航空工业、航空科研发展建设的路子，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陆纲同志很认真地听我讲完，诚恳地对我说：“调图纸的事，你想的太复杂了。老高说做生产准备了，去一所把歼7图纸调来，我自告奋勇来办，顺便也到所里看看，你提的要求咱们解决不了，就报告北京，听说他们协商了很久，才联名回了电报，说一所为歼7总设计师单位。
搞试制厂关键是设计能否稳妥走三部曲，你的想法我赞成，雄心壮志好，现在抓紧歼8。目前厂里的‘四清’还得一段时间，好几个领导干部还在一面检讨、一面工作，真正下了楼，才能全力想建设方面的事。咱们适当的时候厂所组织起来，认真学习《科研十四条》和《鞍钢宪法》，好好议论议论，提几个方案向孙部长汇报，求得指示、支持。你比我小几岁，大概没有摔过跤，少壮劲不小，咱们议论和研究厂所的事，不要把范围扩大了。你知道我是摔过大跤的人，一撸到底，7千人会议后才给我平反，调来112厂工作，厂里情况我还没有完全摸清楚，那有心思吃掉研究所呢。老高给我说，过去设计室是局里管，厂里只管行政生活方面的事，设计什么飞机、定什么指标，是局里定，有时候局里来领导人，他们研究定。我和老高从来没有提过设计所归厂领导的事，老高说过厂里生产线上的事，是技术科（也叫设计科）管，‘东风113’有些试验件、部件，在生产线上的是设计室管，设计室合并去一所，不影响厂里生产线上的事，老刘啊！厂里歼5、歼6、歼7和空军零备件，可是咱们的饭碗，你千万注意！”
陆纲同志比我大8岁，他是1912年出生的。浙江镇海（今宁波）人。原名姚常兴。上海光华大学肄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茅山地委组织部部长，江宁县委书记兼县长，第三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先遣总队宣传部部长、第八兵团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解放后，他担任过南京市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中共南京市委企业党委第一副书记，江苏省委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主任、办公厅主任。曾任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厂长。
根据我和陆纲同志形成的共识，我们将112厂62车间与一所的试验车间合并，在601所院内建立112厂第九生产片，下设五个车间和一个生产科，负责所的科研试验模型、试验件、试验设备及112厂的工装夹具生产。第九生产片建在一所，就使一所具有了部件加工、生产的能力，对一所原来的规划，部分地起到一些弥补的作用。但“文革”开始后，62车间回归112厂，试验车间保留了原建制，我一直追求的一所应具有的部件生产加工能力的设想终归破灭，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