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院22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六院各单位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我这里能提到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要对六院各单位22年中取得的成就都说到，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建院建所初期参加工作的同志，现在都已经进入老年行列。有机会和这些共同创业的同志会面时，免不了怀念过去，感慨万千：体制顺，事业兴；条件差，有干劲；树雄心，要赶超；真可惜，太短暂。
从1960年底决定建院算起，到1965年才四年多一点的时间，第一批航空设计研究所相继建立。还不到四年，中间经历了摸透米格-21到自行设计歼8飞机，真是千头万绪，除了上级领导制定的正确政策，《科研十四条》、《鞍钢宪法》的深入贯彻，广大科技人员忘我努力之外，体制顺是个决定性因素。当时国防科委、六院的大部分领导人，和我一样不是搞航空的科班出身。但他们尊重科学、尊重老专家、老航空人的科学精神，听得进、记得住、想得深。用当时的话说是上下一条心。条件建设也保证得好，我们自行设计歼8飞机时，与前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当然基础设施我们还刚刚开始建。在唐延杰任六院院长和我任一所所长期间，没有拉大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后来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体制变动太频繁。当然“文革”干扰破坏，国家投入太少等也是重要因素。
与陆纲同志的一次谈话
1965年初，歼8完成技术设计后，即将进入发图试制生产。国防科委、三机部一时解决不了试制生产问题，院领导十分着急，只好叫我和112厂领导商量，当然没有结果。我也非常着急，带着解决歼8试制力量火烧眉毛的心情参加部院合并后三机部的第一次计划会议。飞机组陆纲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过了几天，112厂的副厂长高方启同志病逝，陆纲即返沈阳处理后事，飞机组就由我来主持。飞机组研究1966年计划时，各厂争着要任务，有的只拿个三面图。研究所就我们一家，我没有开过争任务这样的会。我只好大讲歼8设计图纸要出来了，要求安排试制生产。我找孙志远部长、唐延杰院长，要求这次会议必须解决。还好，孙志远部长决定，把歼8飞机的试制生产安排在112厂，由一所和112厂作为政治任务共同负责。这时正值推行“部院合并，厂所结合”，孙部长要我担任112厂第二厂长兼总工程师，到工厂办公。
我按孙部长要求到工厂上班伊始，就向罗时大、李先瑞、吕一力、薛德馨、高秋华等厂机关领导汇报：厂里的一切工作都按陆厂长以前安排的办，不要改变，如要改变，得先请示陆厂长。当时正值“四清”运动中，112厂党委书记宋欣同志靠边站了，陆纲同志当时主要精力都放在抓“四清”工作上，我则全力以赴地抓歼8研制。
部院合并、厂所结合的体制是上级乃至中央领导决定的，在这种体制推行以后，我虽然不断表示不同意见，但既然已经决定，我也一直在想厂和所怎么个结合法？怎样走出一条自行研制飞机的路子？想探索探索。
我下了很大决心，做了最大努力，见缝插针，千方百计把歼8挤进了生产线，坚持贯彻《鞍钢宪法》和《科研十四条》，大搞使用、设计和生产，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两个三结合，歼8研制搞的红红火火，112厂的各项任务也进展顺利。当时有人说我是厂所结合的推行者。其实，这是个误会。我这两年的探索，所追求的并非部领导要求的所谓“厂所结合”，而是在研制歼8的同时，想探索如何完善以研究设计院所为主体的进行新型飞机研制的新路子。
当时，我与厂长陆纲同志有一次长时间的深入交谈。令人痛心的是，陆纲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每每想到他，我就回忆起我们的这次谈话。有一次我生病住院，住院期间，躺在病榻上，我仔仔细细地回想这次谈话的内容，并把它记录了下来，在这里，我想把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复述给大家，也是表示对这位亲密战友深深的悼念之情。
我记得我们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是陆纲同志提起的，他说：
“说老实话，这段时间，我很紧张。你呢，大会小会、办公室、车间，连吃饭走路都讲歼8长、歼8短。歼5、歼6、歼7生产线的计划任务没有听你说过。我们是靠四大任务吃饭的，飞机出不了厂，军代表不签字，拿不到钱，发不了工资呀！歼8啥时候出来，谁能说准确，就是试验机出来了，也没有人给钱。我心里实在着急，但又不知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怕影响你，我也不好问。你看咱一个桌子吃饭，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不说话。其实我经常问李先瑞、吕一力、罗时大生产线上的情况，他们每次都说生产正常，没有什么大事，我不相信。几次骑车去总装和几个车间看看，他们也给我说歼8长、歼8短，也不说歼5、歼6、歼7等有什么困难，可产品都是提前出厂。财务也说，出厂（产品）的钱都按时来了。老刘，我放心了，你大胆干吧！”
我对他说：“歼5、歼6、零备件等都是厂里的老产品，我们的工人骨干、技术骨干、车间和机关干部等都是通过这些产品培养出来的，对现在的生产线是熟悉的。哪里路平，哪里路不平，走在什么地方，应该注意什么，都知道，领导不必管得太多。现在就起落架车间紧张，老王（厂里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王新）正在狠抓呢。像毛主席在领导方法中说的，弹钢琴点到就行，工厂这么大，人这么多，任务这么重，如若按常规，我去一个单位一般的了解情况，那好吧，你总工程师来了，将有很多困难要说。我虽然管过工厂，但没有在工厂工作过。112厂这个大‘游泳池’，50年代虽然常来，但只是在旁边看看，没有下去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如果大家给我提了几十、几百个问题，我满脑子是歼5、歼6、歼7、零备件等一大堆问题，压的我晕头转向，我还有什么精力来布置歼8研制任务呢。我只好说一切按陆厂长过去的安排办，有什么问题，请罗时大、李先瑞、吕一力处理，有困难请示陆厂长、王副厂长。这样我就可以大讲歼8，以安排歼8任务进生产线，促歼5、歼6、歼7等，以歼8开创自行研制道路，启发荣誉感，提高事业心，丰富知识，改造工厂。人们的思想认识总是有个习惯，没有干过的事，开始总会有点胆怯，这就必须用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办法来处理。歼8这个庞然大物，有几万张图纸，数百个部件，联系着200多个协调单位，没有什么了不得。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头号歼击机制造厂，就立即分散到几十个车间‘分而食之’，‘消而化之了’。我们每个车间担负着歼5、歼6、歼7几百架任务和大量的零备件，增加歼8两三架任务的部件计划，没有什么了不得。至于高空、高速、高质量，米格-21、歼7不是已经干了吗！胆壮了、气粗了，挤上生产线中运转，得用精雕细刻的态度处理。三个月的实践和歼8‘三结合’展览会证明，以这样的想法、干法搞歼8是可行的。只要精心组织、精心指挥、形势是会好的。我虽然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从沈阳军区空军工程部起就管飞机，组装了米格-15比斯×××多架补充前线部队，组织战场野外修理、维护使用，组织研究设计飞机，但组织这样大的生产线把握不大，你尽量挤些时间多照顾，想到的看到的告诉我，或直接告诉罗时大、李先瑞、吕一力、高秋华。我还得留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塔湾安排处理一所的事，所里技术人员三分之二上了你这儿车间生产线了，还有部分在塔湾为生产线做支援工作，还得抽些力量着手准备下一个型号。我想坚决按照聂帅的指示办，吃着一个（歼7），干着一个（歼8），想着一个（歼9），前后衔接起来，认认真真，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苦干下去，八年、十年，一定会出大批成果、大批人才，改变航空工业、航空科研的面貌。”
听我这样讲，陆厂长说：“你想的宽，看来你们干科研的人占有材料多、思路开阔。我这些年就是在生产线上摸、爬、滚、打，脑子里尽是图号、器材供应、计划调度、出厂要钱……这一段又搞‘四清’，实在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事，你说的让我开了眼界，启发我也得多想一些……”
陆纲同志的话说得很诚恳，我说：“我就把一些想法都给你说说，有利于咱们共事合作。有些话，暂不向外说，我找机会给孙部长说。部院合并，中央决定、毛主席画圈，部署执行，不应该说不同意见。我们现在都是当事人、执行人，活思想不少。成立航空研究院是增长航空工业力量，还是削弱了航空工业力量，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我认为是增长了，六院实际才成立了三年，已组成了一万多人的队伍，一所也快两千人了，打下了发展的基础，摸了较先进的苏制米格-21，自行设计了高空、高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歼8飞机。现与工厂结合，进入生产线，不发生意外，1967年底可以上天。112厂产品设计室234人合编到一所，是一所的骨干，这些都应视为航空工业服务的力量。你234人换来了近2000人的队伍，骨干带几百大学生发挥的作用比你把骨干当学生用发挥的作用更大，以二三百平方米房子（产品设计室在112厂的办公地）换回现在扩展到几万平方米的房子，研究设计队伍大多了，条件好多了。有的人还大讲把工厂力量拿到六院去严重影响生产，这是言过其实的话，贺帅也受了蒙蔽。就说你112厂除产品设计室（实际就是“东风113”、“东风107”的设计人员）的234人合编到一所外，没有再去什么人，负责生产线的技术科一个人也没有动。我们一所还组织五个工作队：一个去132厂，一个去172厂，一个到你这里搞米格-19技术过关，还有一个协同米格-21散装件，再就是全所动员、全力以赴搞米格-21图纸补充、整理供生产使用。部院合并了，有的人大刮取消研究院和各所人、财、物由部直接统一管理之风，我看很不明智。调整关系，发展生产力，有一个研究院组织个科研大脑，替部里把科研管起来大发展多好。科研与生产，工作规律、工作方法有些共性，但差别也很大，用一般化管理生产，特别是仿制生产的办法来管理科研，肯定发展不起来。还是三股绳（生产、使用、科研）再加上教育这一股，四股绳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生产线上的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鞍钢宪法》和《科研十四条》。邓小平说《科研十四条》就是科研宪法，不贯彻执行，就是违法。那种“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民主时代，以科学民主办法办事，就合乎客观规律了。有的人把自己看成金箍棒，把别人看成草绳，当然不能平起平坐，只好唯我独尊了。我真不明白，我们的航空工业，航空科研为什么只准一家经营？军队有积极性愿在航空武器的研制上出力、出钱、出人，聂帅亲自作报告，亲自动员，确实讲的有道理。他还亲自解决六院院部的房子，沈阳一、二所的房子，洛阳五所的房子，调了那么多的干部进国防研究系统工作，形势多好。试制工厂之事，工业部门不支持就算了，下决心自己建，能建一个航空研究院还建不起一个试制工厂吗？有的人硬把厂所结合说成厂所合并，而且还必须厂领导所，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圈套，什么部属厂管所，厂属厂管所，部属部管所等。管什么呢？还不是权力分配，你的人、财、物归我管，你得听我的，不然什么也没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事工厂能说清楚吗？……咱们厂子的技术会议，大多研究图纸号码、超差代料、协同配合、计划调度等今天的事，哪里有精力研究科学技术、研究设计发展等等明天的事呢。现在结合了，对研究院、研究所就应该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发挥其科学技术方面的大脑带头作用，真正搞科学技术民主，大胆放手发挥老专家的作用，赶快加紧培养新专家。歼8研制过程就是我们培养中国‘米高扬’（前苏联米格集团的著名飞机设计师）的过程，下决心一定培养出一批中国的‘米高扬’，咱们就按共同任务、两个实体、密切配合的办法搞上去，千方百计把研究设计所武装起来、建设起来，不要搞那个试验设备建设都放在工厂的那种不明智的措施。科研工作由研究院管，加强研究院的建设，帮研究院发展起来、也就是航空力量的发展。听说北京部里搞缩小研究院的事，太不明智了。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解放军战士身上背几个手榴弹的道理很通俗嘛。我在所里说我是条件所长，‘四清’好批了一顿，不仅改不了，现在还扩大到头号歼击机制造厂来了，还得当‘条件厂长’了。不对！厂长是你，我是‘条件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