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22日至8月8日，三机部在北京召集有关厂和六院有关所的领导干部，就进一步搞好厂所结合问题进行座谈。会后，三机部党的核心小组认为，厂所结合的工作应本着“要试、要行”的精神，积极进行。1974年8月10日，又发文确定：“除410厂和606所继续搞好厂所结合的试点和总结经验外，其他六对主机厂所，即112厂和601所、132厂和611所、172厂和603所、322厂和605所、331厂和608所、372厂和602所，要尽快共同组成一个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1975年3月12日，三机部通知：为了更好地搞好“部院结合、厂所挂钩”，更好地贯彻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促进航空工业的发展，按照410厂和606所结合试点的经验，确定将601所、602所、603所、605所、608所、611所，分别与112厂、372厂、172厂、322厂、331厂、132厂结合，工厂党委对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三机部把原属航空工业实体的院属主机所划归工厂建制又迈出了一大步。这条路尽管不符合航空汇报会精神，并被实践证明是违背航空科研的客观规律，但三机部一直在坚持走这条路。直到1989年，611所和132厂、603所和172厂实行一个党委、一个名称、一个法人代表、一个班子的“四个一”这种形式上完成的结合。当时，航空航天部负责人说，在厂所结合问题上，部党组是铁钣一块，谁挡道谁让开，强行推进。
实践一再证明违背航空科研规律，强行也行不通，只能给科研带来损失。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科研人员面对航空科研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损失，意见很大。在厂所结合的过程中还闹出了一些笑话，部的正式文件不再发给主机所，而是在文件中将主机所“含”在主机厂里。
就这个“含”字，我曾问过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这个“含”字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过：“要么吞进去，要么吐出来，老‘含’着不觉得难受吗？”由于这个“含”，致使党的关系实行属地管理的主机所所在地方党委也不发文件给主机所，含在工厂内。1979年，第二次粮食涨价，上级要求限在当天传达到全体职工，可所里没文件，无法传达。这种状况延续了四年，好不容易，所有的主机所才恢复了原来的实体地位，和工厂是协作关系，研制新机。
在六院重新划归三机部以后，三机部的部长也换了好几任。1977年吕东同志出任三机部部长。他在任期间，对航空科研很重视。吕部长在1978年7月20日召开的航空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树雄心、立壮志，为实现航空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的长篇报告。报告强调：航空科学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应当坚决把它摆在先行地位。坚持航空科研先行，是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需要，是高水平发展航空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需要；是航空工业优质高产的需要；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需要。是不是坚决把航空科研摆在先行地位的问题，绝不只是一个技术业务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方针问题，是关系航空工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吕东部长同时指出：“航空工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预先研究是突出的薄弱环节，应当大力加强。决定把六院建成部党组直接领导下的航空科学研究院。它的任务是组织航空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预先研制，为发展性能优良、技术先进的飞机提供科学研究成果。”这是部院合并13年来六院任务的重大调整，这次会议在航空界反响十分强烈。
在这里还要说一点天津会议会前的情况，1977年10月，邓小平就国防工业发展问题讲话时指出：国防科研和生产都要服从战略要求，要抓规划，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现在的作战飞机要确定以歼7为主，然后再一代一代地搞，一代接替一代。据此，吕东部长带领有关人员多次进行调查研究。1978年2月至4月，吕东部长连续召开四次航空研究院干部、专家座谈会。3月上旬，徐昌裕副部长主持，吕东部长参加，分批召开了有工厂、研究所、设计所和院校的80多名科技专家和教授参加的航空科研规划座谈会。经过调研，吕东代表部党组明确地提出了航空工业必须科研先行的观点和加强预先研究和飞机更新换代的意见。4月和6月，吕东部长将形成的意见两次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给予了肯定，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强大生产力，在航空工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六院被撤销
吕东部长在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六院系统传达后，反响十分热烈，认为六院今后方向明确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认为航空科研的第二个春天到了。六院认真贯彻吕东部长的讲话精神，精心编制了《1978～1985年航空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科研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按计划进行。当全院上下团结一致，争取早日为第四代歼击机的研制提供技术储备的时候，1981年秋天，刚刚接任吕东部长职务的莫文祥（注1）找我们就科研和生产问题谈话。
当时，我向莫文祥同志谈了两点意见：
第一，科研和生产的关系，多年来各方面有不同意见，吕东同志来部后调整了关系，确定了六院的任务，现在六院主管预先研究，制定了规划和措施，工作已上了路，希望不要因为领导干部的更迭而引起任务的变化。应该按计划继续工作，再实践一段时间后再总结经验，改进提高。
第二，我觉得在航空工业的历史上，领导干部的精力主要用于抓生产，抓科研只占很小的比例。现在全国已开过科学大会，部党组也已决定实施科研先行的方针，建议大力狠抓科研，否则日后航空工业没有技术储备，没有新产品，局面就会很困难。
1982年初，中央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国防工办副主任邹家华关于各国防研究院是否撤销问题提出六条意见呈至张爱萍副总理，并建议“是否可以告诉三机部、五机部，请他们补充修改，总的是不笼统取消研究院机关。”张副总理表示同意，印发各部、各院研究参考。邹副主任函中讲了科研和生产的关系，科研必须先行，科研任务与生产和使用相结合，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对厂所如何结合，研究院机关是否撤销等问题，邹副主任明确提出：“研究院在部党组领导下工作，部院机构上确有重复的可合并或简化”，“充分利用院机关这个组织，使之成为部的职能机构，又是科研的事业单位，一些共性的研究所和担负长远性科研任务的研究所以及成套性、综合性技术组织工作，可由研究院集中管理。”看了邹副主任的信，觉得他讲得合情合理。邹副主任信的末尾还说：“如果研究院这层机构不起什么作用，确实已成为工作的累赘，当然也可以取消。”我们院领导看后反复思考，自问六院这层机构是否已不起作用，成了累赘？当时的六院，在部党组领导下，遵循“科研先行”方针，全力组织开展围绕第四代歼击机的预先研究工作，正值大有作为之时，根本不属于不起作用的“累赘”机构，不存在撤销六院的任何正当理由。
在邹副主任信函下发后，六院党委采取积极姿态，向部党组正面提出了改革航空科研体制的建议。主要内容有航空科研体制改革的原则、六院的性质和任务、科研工作的集中统一归口、预先研究的集中统一领导，等等。
1982年2月中旬，三机部提出了机关改革的方案，其中以生产牵头的“一条龙”为第一方案。六院党委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个方案重视生产，削弱科研。为此，再次呈文报部，一再申述必须加强科研的具体建议。
1982年3月20日，张爱萍副总理召集第三、四、五、六机部司局领导干部会议。我和几位副院长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张副总理进一步动员各部进行机构改革，减少重复机构。
3月29日，通知我们到国防工办开领导班子会议。进入二楼会议室，看见原六院老院长唐延杰同志坐在那里（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说不知是什么会，通知他也来参加。我看见莫文祥部长坐在国防科委主任陈彬的对面，陈问：“六院来了没有？”莫答：“书记和副院长来了。”我环视会场，发现国防口其他部的领导也来了，而各研究院没有来，只有六院来了。会议开始后张爱萍副总理讲话，他先讲各部精简机构的情况……，最后说“六院是重复机构……撤销……”坐在我旁边一位同志悄悄问我：“六院出了什么事？”我说：“六院好端端的，什么事也没出，出了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高空高速歼8飞机。”
会后，莫部长决定4月1日在北苑（六院院部所在地）召开六院机关全体干部会，传达张副总理的“讲话”。莫文祥部长和崔光炜副部长一起进入会场后，崔副部长从我面前拿过话筒，宣布开会。莫部长传达张副总理“讲话”，宣布撤销六院。
会后，很多同志提出了各种意见。如成立六院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军委发过正式文件的，现在撤销六院，应由原批准机关中央下发正式文件；主管国际交流工作的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六院已用“中国航空研究院（CAE）的名义和不少国家及国际组织建立了国际科技合作和学术交流等各种关系，六院撤销后，由那个部门接替，怎么处理？过了几天，莫部长说请示了领导，答复是：一，撤销六院可以发个文件，张副总理说中央委托他处理这件事，由他负责；二，六院的名称不保留，告诉外国人，我们中国只有一个航空工业部……
六院就这样被撤销了。宣布撤销六院两个月后的1982年6月7日，部党组才在内部发出通知：根据国务院领导人的指示，部党组研究决定撤销六院。对此，部内曾发生强烈的不同意见。
在艰难中奋进
六院二十二年的历史充满了坎坷。“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持续了十年。从管理体制上说，国防科委管了四年，空军管了不到四年，其余时间都在三机部管辖下。即便是这样，六院还是紧紧把握住了航空科研的主线，尤其在实行第一次部院合并、厂所结合体制变动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面临的条件十分艰苦、国家投入有限、管理不顺等困难局面下，六院抓航空科研还真是不松手、不松劲、不埋怨。这22年中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有很多项任务都是历史性贡献。从1965年到1970年的六年间，六院各有关单位为主或参与研制的飞机型号就有近10个。这些型号是：歼8、歼9、垂直起落、水轰5、运7、运8、运10、直7、空中预警机。走完设计定型、生产定型全过程的有：歼8、运8、运7（设计定型）。歼9、水轰5、空中预警机、运10等型号后来虽然停止了研制，但也取得了一批成果。如歼9飞机的气动布局研究为后面的型号研制提供了预研成果。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发动机的研制，我直接参与的少，情况不太清楚，发动机研制由于没有像飞机那样搞摸透到自行设计，因此自行研制遇到的困难更多一些。但作为型号下达研制的也有10多种发动机。有几个型号取得了成功。如由我国改型设计、采用高温涡轮的涡喷7甲发动机，配装歼8飞机；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喷气发动机喷发1A配装歼教1飞机；涡扇6发动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难度也很大，历程也很坎坷，有很多型号中途被迫下马停研。航空预研方面取得的成果则更多。在徐昌裕院长主持下，研究制定了长期规划，确定以第四代歼击机为目标，开展主动控制技术、高性能推进系统、先进火控系统、航空电子综合系统等8个关键项目，空气动力、结构强度等10个专业方面的199个研究课题以及规划、飞行试验、手册、测试、标准和情报等基础技术工作都有重大进展。据不完全统计，在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内，受到上级表彰的科研成果共有367项之多，各个研究单位评的科研成果则更多。这表明：科研先行的方针是正确的，是科研人员积极性高涨的重要体现，也证明了吕东部长对六院任务的重大调整是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在要撤销六院的干部会上，很不满意地说：“这几年，六院都干了些什么？”我想：1979年到1981年所取得的成果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吧！在莫文祥任部长期间的多次党组会议上，涉及航空科研时，有几个成员多次责问：科研科研，成果在哪里？有的甚至说航空工业总不能从钻木取火开始吧。副部长说出这种话，不是成见，也是偏见。要撤销或要建个什么单位，权力在上头。要撤销六院，总不能用“这几年，六院都干了些什么”来作为理由吧。这句话莫部长在六院干部会上传达以后，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感。这分明是对当时六院2万多人辛勤工作的否定。伤人心容易，安抚人心要费多大劲才能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