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会议室坐下，×××冲进会场，指名道姓破口大骂宋友贤。宋耐着性子说：“×××同志，你有什么意见你说，不要骂人嘛！”×××冲上来大喊：“骂你算什么，我还要揍你！”……我退出会议室去保密室看文件，见走廊里站着×××的同伙有十几个人。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李久春到保密室来说：“所长，于政委找你开会。”我过去后，老于宣布开会，并提出了会议要讨论研究的事项。老于说完后，我说通知九点开会，现在十点多了，干什么啦？老于还是没有说话。宋友贤说：“像今天这样，我无法工作了。”李久春说：“刚才是×××向党委申诉，对审查他有意见。审查×××我也不知道。”我说：“谁安排×××这样‘申诉’？这叫胡闹！这叫冲击党委工作。全所被专政、审查了几百人，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甄别定案，都这样胡闹，党委还能工作吗？×××是审查几百人的主要成员之一，又是“五七”干校校长，他能不懂吗？他自己的历史问题应该主动向组织说清楚。他有虚报军龄、党龄的问题；曾被日本鬼子押着呼叫民兵队长的名字，民兵队长被捕了；前些时候他还骂走了本乡来所的调查人员。他审查别人大搞逼供信。现在组织上向他提出问题，要他说清楚，又没有动他一根毫毛，有什么不对？要申什么诉？
我建议党委今天做个决定，重申全所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任何人不得冲击党委工作，否则按违纪查处，再也不准发生打架斗殴的歪事，再有发生侵犯人权，一定按违纪违法查处。”
于、宋说赞成，李久春也低声说了声可以。一致同意我的建议后，我叫所办公室、组织科把上述决定于当天下午下班前通知到各支部、各单位负责人。并告知各单位，刘所长今天开始上班了。会后有人说：“刘所长魄力依旧，他出来收拾炮司军管会扔下的烂摊子，一所有希望了。”其实我在会上说的，就是要强化党委工作，强化组织体系，把党委成员的思想统一起来，挺起腰杆抓工作。现在这个乱糟糟的局面，必须改变过来。对付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治。治是要有点章法，要有点勇气，要有点办法。
第二件事是刹一刹打人的歪风，给大家一个信心。第二天，我听说×××在菜场殴打一名小学女教师，谁也不敢说话。我打电话给他所在单位的支部书记询问情况。支部书记说他也听说了，把那个女教师打倒在地上。我问如情况属实，你们如何处理？他说还没有找×××核实。我说：“你呀，听说可不行，你的动作太慢了，早晨发生的恶劣事件，现在已经下午了，你还没搞清楚情况。同志呀，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这是和昨天党委的决定相对抗，是恶习难改呀！请你赶快查清楚，如事情属实，按以下三条处理：（1）你亲自带打人者去女教师家赔礼道歉；（2）要让打人的人写一份检讨大字报贴在打人的地方；（3）支部要开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提高认识。处理结果你们支部写个报告给党委，我们将发到全所各单位，要刹一刹这股歪风邪气。”支部书记说：“所长，他道歉了，就不要再写检讨大字报了吧？”我说：“不行。大字报把字写大些，贴牢固些。你告诉他要支持党委工作，也为全所恢复工作生活秩序作点贡献嘛！”
第三件事是安排好插队落户回来的科技人员。1969年，我还在被专政期间，一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比较好一点的，去新台子所的“五七”干校。校长由××××任命马志敏担任。军管会和造反派认为有问题的，被送到靠近锦州的绥中山区里插队落户。实际上是借着上边的精神采取的一种打击异己，惩罚异派的措施。当时也是根据上边的精神要他们返回所里的。
这批科技人员回来后，造反派中有权势的人，要把回来的同志分散分流到原籍所在地或沈阳市有关地方，反正不能让异己者重回一所。他们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岗位。一家几口人都挤在招待所一间房内，把招待所全挤满了。我去看望他们时，同志们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却还关心我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实在使人感动，使人伤心！我对他们说：“你们回来了，好啊！现在条件有限，给你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委屈你们了。谁也不要走，党委尽快研究，把你们安排好。”
我和于达康等同志商量怎么安置的问题。老于的意见是一个一个弄清楚以后再解决。我说：
“老于啊！在延安审干后期不是也成立专案组吗？一个个清理拖多长时间，啥也没有发现。日本人一投降，就立即出发上前线。我们这些同志大多数是建所初期就一同创业的，建所有功啊！我们都清楚，他们没有政治问题。在山沟沟里受了好几年的苦，一个一个研究要搞到什么时候？拖的时间久了，对全所的安定、稳定不利。我的意见凡是现在没有发现政治问题的，都回原单位安排工作，解决住房，其他事在工作中逐步解决。即使分下去后发现个别人的确有什么问题，再处理也不晚嘛！现在需要宽松。”
于政委没有反对我的意见。我找干部科严春江同志说明情况和我的意见。严春江同志（我们1959年一同筹建空一所，他为人正派，办事公正）很快搞了一个安置方案。不到一个礼拜这件事就办妥了。事后有人风趣地说：“刘所长吹哨子站队，一声令下各就各位。”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把我处理这件事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罪证之一，这些人真是是非颠倒。
第四件事是解决孩子入托问题。“文化大革命”把正常的生活秩序全搞乱了，所里有20多位女同志因小孩入托问题解决不了而不能上班，呆在家里带孩子。虽然人数不多，但这种松散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找后勤福利科和幼儿园的负责同志研究决定，从食堂挤出房子，给幼儿园扩建50张床位，并指定由福利科长丁锦召同志牵头组织，限期20天内完成并接收孩子。在后来一次干部大会上，我问丁锦召同志：“幼儿园扩建怎样了？”丁立即站起来，以军人姿态回答：“报告所长，明天就可以接收孩子。”全场热烈鼓掌。我又安排时间，动员全所清理“文革”以来积存的垃圾、污垢。要尽快恢复过去那种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科研工作环境，焕发大家的精神面貌。
第五件事是召开的一次全所大会。军管会撤离后的恢复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要抓的工作太多了。可当时“文革”没有结束，“阶级斗争”还在天天讲、天天抓。原来要打倒我的造反派中少数人还在兴风作浪，心里不舒服，不断给我制造麻烦，搞小动作。班子内部思想也不一致。因此，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找各方面的人座谈，交换看法、沟通思想，花大力气做全所思想统一的工作，抓全所全局性的工作，把大家的劲提上来，不能泄气，要鼓实劲。人心不齐，什么事都搞不成。
经过一段准备，我提出了1973年下半年的工作提纲，这个提纲的要点主要有：
（1）继续搞好批林整风；
（2）坚决落实好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千方百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3）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4）改革组织体制，提高指挥效能；
（5）迅速确定机关和基层的领导班子；
（6）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严肃组织纪律；
（7）创造条件，解决职工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8）抓革命、促生产，科研生产方面另有详细计划安排。
这个提纲经党委会讨论通过后，决定召开一次全所大会。按这个提纲，我在全所职工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会场秩序出奇地好。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限，我又是被专政七年解放后，面对全所第一次做工作报告，免不了说些当年的套话、空话。就是这样，造反派中的少数人还扭住我不放，说我的工作讲话是资本主义复辟纲领，是大毒草，一直捅到了省市委、三机部党组、甚至送到江青手里。真是胡闹成瘾。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使尽了摧残、迫害的招数，没有把我打倒，今天我又以领导的身份在主席台上堂堂正正地讲话，抓工作，这些人的内心不舒服，总想搞点名堂。但是会场上绝大多数人报以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支持，这是拥护我讲了他们的心里话。抓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的建立，抓安定团结，抓科研任务都是正确的，人心所向呀！
离开一所
1973年11月，六院夏屏西政委电话通知我到北京空军招待所开会，研究630所由空军移交三机部、六院管理的事，并决定调我去630所任职。我在一所抓了歼8研究设计，在112厂抓了歼8试制生产，现在又要叫我去630所抓歼8试飞定型。我心想，我能够抓歼8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飞定型的全过程，乃是我一生的幸事。而且歼8飞机的研制已经拖了进度，现在只有一架在试飞，被人戏称为独生子，外边传言不断，冷风吹的很紧，若再不抓紧定型，真有夭折的危险。因此，对上级决定我愉快地服从。
一所院子里知道我要调走了，各种反映都有。大部分人希望我像现在这样抓它几年，把一所的元气恢复起来，再搞几架好飞机出来，赶一赶世界先进水平，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多补回来一点。当然造反派的头头高兴了，认为我离开沈阳，他们安心了，他们的账也就一笔勾销了。很多同志到家里来深情话别，真心祝愿、希望我常回来看看。走的那一天，所里干部、科技人员、职工千余人站在马路两旁为我送行，挥泪告别。200多人骑自行车到沈阳车站送行，依依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