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结合过程中，工人、工艺人员积极配合、认真研究，共提出二千二百三十多条改进意见，被采纳用于图纸设计的一千六百六十多条，其中重大改进四十项，进一步完善了歼8机生产的工艺性。如后机身发动机冷却通风管和机炮输排弹槽形状极为复杂，图面上很难给出完整、准确的尺寸，工人师傅就按设计人员的构思和介绍的情况，先做出模型，经鉴定、配装合格后，再按模型测绘出图纸。又如机翼主梁取消垫块的革新方案，就是通过设计员章怡宁将自己的想法与工人师傅和工艺员交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并利用米格-21的主梁做试验，结果表明取消垫块，钢梁淬火后，变形不大，革新方案获得了成功。新方案不仅结构简单，温差影响小，而且减轻重量四公斤。实践证明“三结合”现场设计发图是设计与工艺相结合的好办法，它把设计人员的理论构思与工厂生产部门的实践经验，做到了有机结合，有力地改进了飞机设计的工艺性，充分调动了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大家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共同为新歼击机的研制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次科研与生产的较好结合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有其内在客观规律性。这就是科研人员必须在一定的物力、财力支持下，经过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和精心设计，形成一套科研成果，然后在生产实践中听取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合理意见，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使图纸日趋完善。下厂前，结构图纸已完成设计，系统、特设也都完成了打样设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下厂三结合的，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果研究所有生产加工能力，如果在批生产工厂中能开辟出新机生产线（至少有新机的试制车间），那么新机的三结合设计发图、新机的研制，当不致如此地步履艰难，效率就会更高，步伐就会更快。脱离科研和生产的内在规律，硬把研究所和工厂强行结合在一起，甚至提出什么“四个一”（一个实体，一个党委，一套班子，一个法人），都是无济于事的。难怪不少老科研人员说：“不搞厂所结合时，研究所和工厂配合的很好，一搞厂所结合，厂所关系反而十分紧张”。这恐怕是热衷于搞厂所结合的人失误的根本原因。关于如何认识歼8试制阶段的部院合并，厂所结合问题，当时我与陆纲同志有过几次长谈，充分表达了我的看法和做法，在本书第十章中专门叙述，这里就不细说了。
试制
1966年初，歼8研制生产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部、院合并前，原计划投产五架份，部、院合并后，三机部只准投产两架份（01架试飞，02架静力试验），这是后来拖延试飞定型时间的重要原因。
为了抢试制进度，工厂副总工程师罗时大和徐培麟、薛德馨、陈阿玉总结了以往仿制飞机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歼8的设计情况，大胆地提出了研制歼8时，不做整体标准样件，打破以往试制飞机采用模线样板、标准样件工作的惯例，采用了明胶板模线为依据，以光学仪器、型架装配机、划线钻孔台、局部模胎、局部量规为协调工具的综合工作法。歼8全机一万一千四百多个零件和二百多项标准件，从一百多个组合件直到前后机身对合、机身机翼对合，以及油箱、发动机在机上的安装，基本上都是协调的，达到一次对合安装成功，全机水平测量也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由于采取了这项措施加快了歼8机的研制进程。
为进一步缩短周期，采取了生产准备工作和飞机设计工作交叉进行的方法。2月初成立了随歼8飞机研制进程而移动的现场指挥部，由112厂罗时大、唐乾三、刘积斌、高德昌、孙国柱、薛家田及一所的钟敏昭等人参加。现场指挥部分管设计、技术、生产、计划、调度和供应等各方面工作，综合处理各方面发生的问题。指挥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随研制进程而改变。零件制造阶段，在生产准备车间办公。组合件、部件装配过程中，在装配车间办公。飞机进入总装时，指挥部移至总装车间办公。当飞机交到试飞站时，指挥部也随之到试飞站。这个短小精悍的指挥部，当时是有权威的。不仅行动迅速，解决问题果断，而且身在现场，解决问题准确，工作效率高。对歼8机研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12厂当时批生产线上有四大任务——歼5、歼6批生产（一年几百架），歼7小批生产和数不清的空军需用的零备件生产。这些生产任务极其繁重，压得车间没有精力想别的事情。按常规考虑问题，歼8研制无论如何上不了生产线。但用另一个办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激发人们的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心，以及不满足于老干仿制、要求改革的潜在精神力量，歼8这个庞然大物，虽有几万A4张图纸，就被几十个干了十几年仿制生产、技术熟练的车间消而化之了。硬是千方百计把歼8部件见缝插针地挤进了生产线，厂部生产办公室、技术办公室的同志们也积极支持。“三结合”展览会后，有的车间把过去安排歼8“见缝插针”的口号，改为坚决使歼8研制列车不在自己车间晚点。尽管计划部门，视歼8研制在生产线上是“软任务”，没有钱，不考核（有些同志死不相信自己能设计高空、高速歼击机，他们戏称国家投钱搞歼8研制是肉包子打狗，直到1967年在各方压力逼迫下，才列入考核计划，分点钱），但计划调度部门还是积极努力，东挪西凑，筹措经费使生产线不断前进。
1966年10月，根据部确保歼8 1967年底上天的要求，对歼8试制进度做了具体安排。要求1967年9月完成01架总装（试飞用），10月完成02架总装（静力试验用）。
一所参加“三结合”现场设计的科技人员，于1966年底发出全部结构、系统、特设图纸后，仍留下了一百五十多人的跟产队，在现场跟产，及时处理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共同的信念和愿望
1966年11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陆纲和我都靠边站了，从此我离开了歼8试制现场。1973年初“解放”出来工作，着重抓了歼8试飞定型。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机会继续参加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为了便于当时的试飞工作，也为系统总结歼8研制的历史，通过阅读一所的史料记载和向其他同志了解，知道歼8飞机在我被关押期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风风雨雨。我把这些情况综合记述如下，以使大家对歼8研制的全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967年初，“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夺权”之风铺天盖地，革命干部被揪斗，党政组织被冲垮，武斗不断升级，生产陷于瘫痪。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仍坚守岗位，甚至冒着枪林弹雨，坚持上下班。无论从住地到厂区、或是从塔湾一所大院到工厂所在地三台子上班的同志，常会在骑车行进途中，突然枪声大作，不得不弃车就地卧倒，等“战斗”和枪声过后再继续赶路。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当时情况的确如此。广大工人、干部、科技人员就是这样顽强坚守在歼8研制的第一线，为歼8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跟产队的赵国庆和蒋德超同志，以身作则，全心全意为跟产同志服务的可贵精神，永留在人们心间。在厂、所行政指挥系统均陷于瘫痪的情况下，为了使奋战在第一线加夜班的同志，能吃上“夜宵”（所谓夜宵无非是饼干一类食品而已），每天冒着危险，不辞劳苦，背上几十公斤“夜宵”和香烟，从一所步行到112厂，晚上十一点时由王南寿在办公室发到加班同志手中。这种忘我精神感人至深，他们为歼8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文革”中形成的派性十分对立，严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产的进行。而在歼8试制现场，却出现了惊人奇迹。观点尖锐对立的各派工人师傅、工艺员、设计员，只要一进了歼8装配车间（81号厂房），一律自觉地挂免战牌，不打派仗，不辩论，齐心协力，并肩战斗，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早日完成歼8研制。此奇迹滥觞于一个不成文的口头君子协定，时任歼8飞机代总设计师的王南寿，眼见派性斗争，已蔓延到了81号厂房，势必将严重影响歼8的研制。遂找车间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商量，探寻确保歼8研制的措施。共同的理想，促使他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定：为确保歼8研制进度，在歼8装配现场（81号厂房）所有各派一律不亮观点，更不辩论。就是这一条不成文的口头君子协定，竟使所有在现场工作的同志始终恪守不渝。无论社会上如何动乱，歼8生产在这里总能正常进行，厂内其他机种的生产已全部瘫痪，而这里的歼8研制仍在加班加点。原因何在？根本动力在于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愿望：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让我们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礼，感谢他们在特殊的时期，为歼8研制作出特殊贡献。尽管如此，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歼8未能按计划在1967年底上天。
在歼8型号01、02架研制的同时，试飞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六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歼8试飞问题。试飞所的同志和原定的首席试飞员，从1966年底就开始介入歼8试飞，多次到厂所进行试飞准备，直到1969年歼8首飞上天，并随同歼8飞机转场到阎良八所。
1968年3月5日，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批准成立由空军、三机部、六院领导同志组成歼8试飞领导小组，并要求歼8飞机于1968年7月1日上天。歼8试飞领导小组由空军常乾坤副司令员任组长，部院领导段子俊、曹丹辉、刘增敏等为副组长。下设空勤、地勤和调研三个组。从空军、三机部、六院共抽调技术干部四十余人，由空军干部高仲云和冯振沧分别任办公室主任和政委。办公室及三个组的人员均住在工厂，深入科研第一线和生产现场，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无论主机、辅机、成品、材料、试验鉴定，凡与歼8机有关的问题，他们都管，甚至亲赴西北等地，催成品、材料，直到把成品附件带回沈阳装机。
经过六院二所与410厂广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的艰苦奋斗，1968年提供了首批装机的发动机，但规定只保证工作五小时，可见当时外协研制中的困难。
歼8历经磨难的01架机终于在1968年6月23日胜利完成总装、转到试飞车间准备试飞，接着又完成了02架总装。虽经“文革”的严重干扰破坏，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在党中央和各级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进行现场设计，实行“三结合”，群策群力，共克难关，终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歼8机的生产试制。我国在自行研制歼击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不应被遗忘的总设计师
1965年5月正当在全所出现热火朝天大搞新机的兴旺景象的时候，总设计师黄志千出国考察，在开罗地区上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这是我国航空事业的重大损失，也给新机研制工作带来极大影响。我们立即调总体室主任王南寿代理总设计师，组织总设计师办公室，实施技术领导，并分专业负责。其成员有蒋成英（电子、特设）、顾诵芬（气动）、冯钟越（强度）、胡除生（军械、散装件）。
此外，还曾安排方宝瑞、沙正平在总体专业方面、沈尔康在系统方面、管德在颤振方面、詹心田在试验方面，协助总设计师处理一些有关的专业技术问题，实际也起了副总设计师的作用。
关于王南寿的任职问题，我向院长唐延杰报告说，我们所党委建议调总体室主任王南寿同志任总设计师。唐院长说，现在“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可先代理总设计师，待“四清”结束后，即正式下达任职命令。王南寿同志代理总设计师工作后，总体室主任由谢光接任，并抓歼9型号的准备工作。由于随后不久，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办理总设计师的任命手续。
“三结合”现场设计开始后，王南寿以总设计师身份兼任了歼8现场工作队队长。当时所谓的总师办，就是代理总师和副总师以及几个起副总师作用的同志的工作地点。其中负责全面技术工作的型号总管、兼具体负责总体专业的总师一人，即王南寿。所谓的总师办，实际上不是一个实体机构，而只是一个由五人组成、以代总设计师王南寿为核心的总师集团（或曰“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