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国防工办、国防科委联合向罗瑞卿总参谋长并中央军委呈报了书面报告，报告确认新机采用双发方案，陈述了优点，并提出研制进度：1965年方案论证和研究试验，1966年设计试制，1967年底试飞，1970年小批生产装备部队。
1965年5月17日，罗瑞卿总参谋长批准了新歼击机（正式命名为歼8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和研制任务。
新机的战术技术指标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开展了总体方案论证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气动布局问题，即必须确定采用何种进气形式，采用何种机翼布局方案。
关于进气形式，经充分讨论，我们决定采用机头进气方案，于1965年6月向六院呈报了《歼8机采用正面进气形式的报告》。《报告》从现实可能性和技术可行性两方面进行反复比较后认为，实现正面进气方案较两侧进气方案可靠性大，两侧进气方案在打炮及发射导弹时，可能造成发动机熄火，而正面进气此问题较容易解决。要解决两侧进气因发射武器所造成的熄火问题，必须进行一系列地面和试飞试验，这些试验和设备建设需一年以上时间，势必直接影响1967年出飞机。因此，主张采用正面进气形式。7月下旬六院兼院长刘鼎、副院长曹丹辉、徐昌裕及科技部领导对歼8进气形式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正面进气把握性大，同意歼8采用正面进气方案，但两侧进气的技术要抓紧研究，以便在歼9上选用。
发动机的选择在单发期间先后经过二十三个方案的磨合，指标符合主机的需求，到选用双发已是第二十四个方案。在气动布局方面，包括进气形式，机、尾翼平面形状以及在机身上的安放位置等问题，共综合了十二种方案，进行了对比选型，做了大量试验、计算与论证工作。结构方面对传力系统、各部件的结构形式、对各系统原理、新成品、新材料、新技术的选用也都进行了反复论证。
为了贯彻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的方针，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尤其是具有实战经验的空海军广大指战员的意见，慎重地确定歼8飞机的总体方案，经所党委研究决定，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1965年6月中旬，我和副所长叶正大带领有关科技人员到鞍山空×师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调查，开了十多次座谈会，征得了大量宝贵意见。代总设计师王南寿带领工作组到112厂征求对歼8飞机总体方案的意见。7月下旬至8月下旬，副所长叶正大、五所总师何培明又带领院工作组先后到空军两个军、四个师及海军航空兵两个师、两个团、一个独立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征求对歼8飞机总体方案的意见。经设计、生产、使用三结合的广泛讨论研究，根据部队、工厂提出的意见，对原方案做了局部修改和完善，最后确定了歼8总体方案。
两位元帅的亲切关怀和支持
歼8飞机的研制倍受将帅们的亲切关怀和支持。1965年8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元帅，在沈阳接见了一所、二所的领导，听取了歼8、歼9设计方案和F-4B残骸分析研究工作的汇报。他对歼8研制非常支持，曾多次表示：“歼8我同意……”并说“歼8要早日搞出来，成功后要大大庆祝一番，我要来。”令人扼腕叹惜的是，英名一世的贺龙元帅，竟在“文革”中遭到“四人邦”的残酷迫害，含冤不屈而死，没能看到歼8的上天，没能参加歼8上天的祝捷大会。
1965年8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致信张爱萍副总长，对新机设计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我们新飞机的设计，必须认真地、全面地研究如下问题：我国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国具体的地理环境；我军人员的政治素质；我军的战术传统；被保卫目标的一般情况；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空军的作战特点；敌机的发展情况等。”
两位元帅的亲切关怀和支持，对航空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同时为歼8飞机的研制指明了方向。
歼8总体方案确定之后，各设计研究室立即全面展开了技术设计，进行系统原理方案性验证试验以及风洞吹风校核试验，并陆续派出技术人员赴有关工厂进行技术交底，签订新成品、新材料协议，确定新工艺试验项目。
从1965年9月开始，经过四个月紧张有序的工作，各结构、系统室均进行精心地技术设计，绘制了结构、系统打样图。在基本完成技术设计的基础上，当年11月底完成了样机的设计与制造，提供审查。
对样机的审查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两步走的办法。
首先在一所召开“歼8木质样机审查会”，请有关院校专家、教授进行技术设计专题咨询，然后请上级领导机关、空海军首长审查样机。代理总设计师王南寿在会上做了《歼8木质样机研制工作》的专题汇报。
12月中旬，由六院科技部黄锡川部长带队，一所代总师王南寿及一、二、三所和513厂共十三名科技人员参加的调研组带着歼8木质样机，前往广州军区空军、海航部队征求意见。
木质样机运回北京后，在北苑六院院部陈列，供空、海军领导机关审查。那段时间六院大院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审查与参观样机的已不只是空海军领导机关，各总部及驻京部队广大指战员，对新飞机的设计也都表示了极大地热情与关注。在木质样机咨询和审查过程中，各方面提供了二百零二条改进意见和建议，科技人员请教了二百二十个问题。专家咨询和部队的建议，对改进和完善歼8设计起到重要作用，较好地解决了总体布局以及使用维护方面的要求。1966年3月下旬，在沈阳辽宁大厦召开《歼8飞机新成品、新材料第一次协调会》（代号663会议），这是国内新机设计首次召开的大型协调会，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会议由三机部副部长刘鼎、段子俊主持，国防科委、空军、海军领导机关、辽宁省、沈阳市领导机关均派代表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部内外有一百多个单位，共三百多名代表。所里由副所长周景良带队参加，会议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气氛十分热烈，开得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会上签订和修订成品协议一百八十九项，新材料协议四十二项，歼8飞机部分重点试验项目和大部分成品、材料的二次配套协议，也在会上签了协议。
这次会议对歼8飞机的供电系统和雷达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研究，由于原拟采用的交流供电系统和新雷达的研制进度提出较晚，赶不上歼8飞机的研制进度，故上级领导决定：第一步发图生产的是“白天型”飞机，装直流供电的测距器；第二步发图生产“全天候型”飞机，装交流供电系统和全雷达。从此形成了歼8“白天型”与“全天候型”两个机型。
现场设计
1966年1月，根据国防工业党委“937”会议提出的力争以两年时间完成原定三年主要任务的指示，对歼8飞机的研制进度，做了如下安排：1966年6月，发完全机结构图纸，8月发完全机系统图纸，1967年底试制出样机。
就在航空工业大干快上的关键时刻，原112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高方启同志，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不幸病逝，这是航空工业的一大损失。
高方启同志直隶（今河北）深县人。他比我大五岁，是1915年生人，河北省工业学院肄业。1939年，他参加了河北深县抗日游击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察冀边区工矿局工具厂主任，张家口铁路工厂厂长，东北军区军工部工程师、科长。1948年后，担任沈阳53厂厂长。1952年，全国总工会推广53厂经验，厂长高方启、党委书记刘诗华的报告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调到沈阳飞机制造厂任厂长，后改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66年2月，在三机部计划会议期间，对上什么型号，议论纷纷，争论激烈。为此，孙志远（注1）部长多次召开会议，还开了几次座谈会，最后他说：“现在看来，歼8研究设计比较成熟，定下来上歼8。”同时还找我谈话说：“现在生产、科研争论很多，咱们上歼8作为112厂和一所的共同政治任务，飞机搞出来，有了实践经验时，再研究研究院和厂所的分工。你和陆纲（112厂厂长）结合起来，你兼任第二厂长兼总工程师，把高方启同志管的事都管起来，坐在工厂指挥，陆纲非常欢迎你。”并说：“歼8试制工作由112厂与六院一所共同组成歼8试制领导小组，由刘鸿志负责”。
孙志远部长作为航空工业部的主要领导，给予了歼8飞机研制很大支持。随后副部长段子俊（注2）来一所，催我快去工厂到职，还说：“军队有第一司令员，第二司令员，地方工厂没有这种职务，你担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来工厂指挥办公，把高方启管的工作管起来。”第二天我去工厂，厂长陆纲等非常热情，召开了干部会，段子俊在会上宣布：刘鸿志兼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把高方启同志以前管的工作，全部管起来，坐镇工厂指挥办公。陆纲同志宣布：沈阳市委同意刘鸿志同志任工厂党委常委。
孙志远部长说的“第二厂长”也好、段子俊副部长说的“第一副厂长”也好，反正都是要我到112厂去把高方启同志的工作挑起来。此后，我就主要在112厂办公，而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塔湾处理一所所内事务。到厂后，我即邀请车间干部（也请了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和各部部长）开座谈会，介绍歼8飞机设计情况和生产试制的要求，想把沈阳飞机制造厂变成既能生产仿制飞机，又能生产自行研制的新飞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头号歼击机制造厂，担负起支援世界革命的军火库任务。有困难不要紧，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鞍钢宪法》和《科研十四条》，困难一定可以克服，这就需要我们动员起来，厂所二万职工，大家都为这个目标自觉地、千方百计地作出贡献。生产车间一线负责同志情绪激昂，纷纷表示要求生产自行设计的新飞机，欢迎研究所来车间三结合。
当时全国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设计革命化运动。所决定组织歼8现场工作队（有关发图的研究室和机关共五百零七人）进入112厂，走“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道路，开展现场设计。
1966年4月8日，参加现场设计的全体人员，拉上绘图桌椅，背起背包，步行走到112厂，与112厂的工艺部门、车间领导、工人共同组成歼8现场工作队。由代总设计师王南寿兼任队长，科技处副处长赵国士、组织计划科副科长钟敏昭和112厂新工艺科科长钟乾栋、老工人陈阿玉（沈阳市劳模）为副队长。下设十五个分队，由相应的车间主任任分队长、研究室主任任副分队长。工厂专职参加三结合现场设计的工艺人员三十三人、工人八十四人，兼职参加的工人、工艺人员多达四百余人。
厂所联合三结合的工作由罗时大（厂总工艺师、副总工程师）、王南寿、钟敏昭等同志组成办公室。负责处理各三结合工作队和厂所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王南寿代表研究所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全权负责设计图纸的更改、补充以及超差代料的处理；罗时大代表工厂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全权处理生产线的安排、进度协调工作。两人如意见不同，由我裁决。办公室两周开一次厂所领导干部和三结合工作队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合指挥部会议，统一安排协调，因此研制工作进展很快。
三结合工作开展两个月后，在工厂办公大楼举办歼8研制三结合成果展览会，组织厂所全体职工参观，还邀请了沈阳市委、市政府、辽宁省委、省政府和东北局负责军工和科研的同志参观指导，沈阳市委发来了祝贺歼8开展研制的贺信，并派人来厂检查工作，询问要解决的困难，并指示沈阳副食供应部门优先保证供应。北京部、院和空军也来检查指导。驻厂军代表、四清工作队以及成品配套厂所的出差人员也都参观了展览会。在全厂掀起了歼8研制的又一个高潮。
现场设计的条件异常艰苦。没有办公室，设计人员就打扫技术大楼的地下室和橡胶库，或在车间临时挤出的亭子间或阁楼安置绘图桌。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全天都需开灯，又密不透风，夏季挥汗如雨，胳膊肘甚至不敢碰图板，挨上图纸就是一片汗渍。橡胶库弥漫着刺鼻的橡胶恶臭，车间和阁楼噪声极大，俩人对语“但见嘴皮动，不闻话语声”。住的是临时搭起的双层通铺。但广大技术人员不计较物质条件，不怕苦、不畏难，发扬了吃苦耐劳的光荣传统，一心扑在歼8设计上，夜以继日地抓紧设计发图。当年工作进展很快，5月就完成技术交底，随即进入三结合讨论方案和图纸设计阶段。这一阶段工作，更为艰难，因为参加三结合的工人、工艺员只有少数是专职的，大部分都是兼职的。由于批生产任务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参与结合工作，设计员只能见缝插针，利用午休工人师傅吃饭的时间摊开图纸，请工人师傅边吃边发表意见。靠着这种“插针”和“挤”的精神，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图纸结合工作。同年10月底发完结构图纸，年底完成了系统和特设图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