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写的这个讲话稿原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并以此作为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反复在大会上进行批斗。
党代会以后所里有极少数同志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副所长徐舜寿同志任党委常委颇有微辞和抵触情绪。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徐舜寿同志的工作，对这些同志的狭隘情绪和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细致的工作，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这些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进驻塔湾
一所成立之初，所部设在北京南苑，部分科研人员和车间工人、行政人员则分散在沈阳三台子和小河沿两地。这种局面终于在一年后，随着军委总参作出对炮兵院校合并搬迁的重大决定而彻底结束了。1962年8月，军委总参谋部参校字第232号文下达了《有关院校机构营房调整的通知》：“沈阳炮兵侦察学校调重庆设置，沈阳营房拨给六院。”据此通知，六院临时党委决定：沈阳炮兵侦察学校营房由一所接收。
1962年8月，军委炮兵正式下达《炮兵院校合并，迁移准备工作会议纪要》调迁文件。为迅速开展科研工作，便于集中力量进行接收工作，8月中旬，北京南苑、沈阳北陵、小河沿地区部分机关人员和设计室先期进驻塔湾原炮校地址。
1962年9月，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克华主持召开了有沈阳军区、军区炮兵、军区空军、六院以及六院一所、二所、炮兵政治学校、炮兵侦察学校领导参加的交接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交接原则、交接范围和实施步骤。根据交接会议确定的原则、范围与实施步骤，一所正式成立了以郭屏为主任，陈拔为副主任的接收搬迁委员会。9月中旬交接双方召开了联席会议，对交接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并按业务系统组成七个对口小组，具体负责交接工作。几经周折，终于在11月20日完成了交接工作，并经联合办公室核实无误，炮兵方面由侦察学校校长艾福林和政治委员杨世泽、一所方面由我和副政委宁秉一在“炮兵侦察学校移交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营房、物资清册”上签字，并联合向军委炮兵和第六研究院做了营房、物资交接工作的工作报告。
炮兵侦察学校校址是1952年在原日伪时期兵营的基础上修建的，地处沈阳后塔湾，东西长一公里，南北宽零点八公里，占地面积七十五公顷，当时主要由一座办公楼（三层）、五座教学楼（两层）、二十五栋兵器库和修理所（小平房）以及一部分学员集体宿舍组成。虽远离市区，交通不甚方便，但环境较好，一进前塔湾，抬头便可看见耸立于高岗之上高三十三米、八角密檐十三层的无垢净光舍利宝塔（这是一座建于辽代的千年宝塔），清初进行过重修，是沈阳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旧时这里东连昭陵（即北陵），南临沼泽，古色苍然，气韵甚佳，是沈阳的游览胜地，“塔湾夕照”为沈阳著名的八景之一。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庆回所时，听说古塔进行维修时，在地宫里发现了珍贵的辽代壁画，具有很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尤其是地宫中所发现的大型石函，除底面外其余九面俱刻满了铭文，有数千字之多。按铭文记载，建塔之地在“大辽国州西北丰稔门外，地名武家庄”，该铭文不仅对建塔年代及来历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并且对研究沈阳的历史、城址变化、地名变迁等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由于有上述重要发现，塔湾的舍利塔及塔下的古塔遗物陈列室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可以想象，这里将来必定会成为沈阳的一处重要景观和旅游胜地。
1962年9月底，除试验车间因厂房需改建，并安装动力电源暂时留小河沿外，其余人员已全部进驻塔湾（试验车间1963年10月进入塔湾），从此结束了两市三地的分散局面，使塔湾成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基地和飞机设计师的摇篮，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为研究所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交接工作虽然按时完成了，但并非一帆风顺。我原以为接收工作像部队换防一样，他们背起背包走人，我们背起背包进驻，十分简单，可实际上并不那么顺利。我坚持交接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坚持交接范围内的营房、营具及物资均需悉数造册移交，不得有所隐匿及转移，但终因事涉两个单位的利益，工作中难免产生一些矛盾。
贯彻《科研十四条》
作为军队建制的六院一所，面临执行军队高层机关发出的两个指示，一个是“突出政治”，一个是贯彻《科研十四条》。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不少知识分子蒙冤受屈，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1958年大跃进中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许多过火的错误批判，甚至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仍属资产阶级范畴”，把知识分子变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对象。1958年1月22日，毛主席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批示中指出：“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按照这个精神，开始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但其后不久便被1959年“反右倾”斗争打断了。在此情况下，六院一所的建设和发展如何按《科研十四条》的精神来认识知识分子，贯彻《科研十四条》的各项政策，便成了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
1959年，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在全军上下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政治要在百分之百的时间内起作用。弄得科技人员连技术书籍都不敢看，基层工作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从1963年开始直到文革前夕，六院一所党委发生了所谓“三年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强调“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政治第一”，这个问题如何体现？就成了政工人员当时面对的主要课题。二是六院一所作为一个科研单位，出成果、出人才是根本任务，要尽快在摸透米格-21的基础上搞出比米格-21更好的优质歼击机是头等大事。这个问题又应如何体现？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关心的热点。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争论，如政治工作和科研业务工作关系怎么摆？红专如何认识，关系如何处置？成了当时争论的热点。“三年争论”主要是在所党委和所领导班子内部进行的，所领导成员之间由于各自分管的工作和所站的角度不同，都想维护好自己分管范围内的事情。分管政治工作的同志当然要强调“突出政治”和“四个第一”；分管科研工作的同志，则担心政治活动搞多了会占用过多的时间，影响科研目标的实现。
在翟曾平同志调回空一所、于达康同志调来一所之前，所内党政工作均是我一人负责。我对政工部门的同志要求多、批评多，具体关心、帮助不够，他们对我本人有意见也就很自然了。
“三年争论”实际上是基层单位执行还是抵制“左”倾错误两种思想的反映。庐山会议的“左”倾错误，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在林彪掌握了中央军委领导大权之后，一系列“左”的东西，在军内大力推行，必然会在基层得到反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敢怀疑？谁敢怠慢？加之人们的思想认识往往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一般人也不可能认识到那是“左”倾错误路线。
1961年7月，党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同志《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简称聂总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科研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工作的政策。目的是：调动科技人员和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尽快出成果、出人才。
在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反对突出政治，谁也不清楚在具体工作中怎样做才算“突出政治”。作为一个所长，又时时面临着“突出政治”的冲击，使得研究所“出成果、出人才”的根本任务不时受到干扰。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难题，既感到无可奈何，但又不能不解决。我理解，按照《科研十四条》的规定来抓好科研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为解决上述矛盾，我提出两条指挥线。就是政治工作由政委指挥，政治机关去抓；科研行政工作由我指挥，科研行政机关去抓；两条指挥线在工作中出现矛盾，由两个一把手协调解决。但必须确保六分之五的科研工作时间，政治活动只能在六分之一时间内进行。这虽然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总比坐在那里空洞地讨论“如何突出政治”要好得多。总可推动工作往前走。
为确保六分之五的科研工作时间，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规定科研工作时间任何人不得侵占，占用两小时以上必须经所、室批准，机关不准在上午到研究室里办公或给研究室打电话，对科技人员六分之五时间使用情况进行登记并统计上报，设计楼在六分之五时间内不准唱歌或搞其他娱乐活动等等。
摘帽子、解疙瘩
五十年代，搞政治运动多，知识分子头上有“白专”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帽子，身上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不敢读技术书，不敢钻研业务，战战兢兢、举步维艰，生怕那天会批到自己头上。这种精神状态不改变，摸透、仿制到自行设计的宏伟任务，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在全面贯彻《科研十四条》的工作中，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和上级的要求，首先抓了“摘帽子、解疙瘩”工作。
航空研究院要求把“摘帽子，解疙瘩”工作作为全面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突破口。通过1962年上半年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全所涉及有大小疙瘩的人员共一百五十一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九。重点人员二十九人，占有疙瘩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二，其中党员占百分之二十六，团员占百分之四十四。经过甄别，摘掉中、右二类帽子三人。撤销党团处分九人，修改原结论的三人。转外部甄别的三人。过去斗错的都进行赔礼道歉，并且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团结会，给这些同志摘掉了头上的帽子，卸掉了身上的包袱。
副所长徐舜寿同志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勤学奋进，思想开阔，在飞机设计方面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敢于坚持原则，敞开思想，直抒胸臆，从不见风使舵，致使他在整风、反右和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屡次受到错误批判，险些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但还是被扣上了一顶“犯有右倾机会主义性质错误”的帽子），同时被撤销了党总支委员的职务。即使他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的错误批判，而对于那些受到不白之冤之人，仍然关心爱护，鼓励他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在摘解工作中，我们为他在“反右倾”中受到的错误批判和处分平了反，消除了他思想上的压力，并在工作中给予完全的信任和支持，充分发挥了这个老技术专家的作用。在他调离一所时，曾说在一所工作期间是他一生中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被认为在红专上有问题的有六人。较突出的是顾诵芬同志，他认为搞尖端没有技术是搞不出来的，搞飞机必有三点：“风洞、规范、教授或讲师一级的专家。”为此，说他走“白专道路”。顾诵芬事业心强，技术业务精，是解放初期大学毕业的老技术骨干。我们不仅为他平了反，而且把他由气动工程师直接提为副总设计师，使其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后来成为歼8Ⅱ的总设计师、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两院院士、人大常委、是国内外知名的航空气动专家。
涉及“三面红旗”问题的有十二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十一室的谢顺龙同志。他在向党交心时谈出了十个问题，即人民公社搞“早了”搞“快了”，市场供应紧张，怀疑中央、毛主席对彭德怀和黄克诚反党集团处理的正确性，认为大炼钢铁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红专、苦干、浮夸、比武有看法等等。为此，他被大会批、小会斗达二十天，并劝其退党。说实话，在当时能有如此见地确实难能可贵。摘解中，我们为他平了反，组织上向他承认了错误，他深感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谢顺龙以后担任了动力装置研究室副主任。调到611所后，曾任动力装置研究室主任、副总设计师、科技委常务副主任，被评为省劳动模范，是国内航空燃油系统及动力装置方面的知名专家。
涉及信任不信任问题的有三十三人。电子计算机室的苑孝文（团员，技术尖子），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和业务组长关系不好，社会主义教育时有点逆反“言论”，在二百多人的大会上被斗，节假日被监视，说他政治问题严重，说他走“白专道路，搞技术垄断”，说他阶级立场不稳，走到右派边缘。摘解中，为其解了疙瘩，使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总之，通过“摘解”，使有疙瘩的同志卸掉了包袱，心情舒畅，轻装前进。党的生活活跃了，民主空气浓了，团结增强了。彼此都能互相谈心，推心置腹，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科研工作的进展。
在进行摘解工作的同时，我们还抓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红专关系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