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
为加速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早在1956年中央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当时的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和国防工业部就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并把它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除火箭、导弹、核武器及其他常规武器装备研究外，喷气式飞机提高速度、高度和其他性能的研究也明确提上了议事日程。为落实规划制定的目标和任务，1956年中央组建了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不久，又组建原子能设计研究院（九院）。六十年代初，中央又决定组建六院、七院、十院，即航空、舰艇和军事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院，隶属国防部建制，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1960年12月20日，正式批准成立航空研究院，代号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7月18日，总参谋部参科字第32号文批准六院成立十个研究所，在以后的几年内航空科研工作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61年11月2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任命我担任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政治委员为翟曾平同志。国防部任命徐舜寿、叶正大、郭屏、周景良为副所长（徐、叶负责科研技术，郭、周负责行政、后勤），宁秉一为副政治委员，黄志千为总设计师。政治部主任为段治国，政治部副主任为陈拔。
翟曾平同志和我是从空一所一同过来的，1962年8月调回空一所，由于达康同志接任翟的职务。于达康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原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副政委，1963年3月由国务院任命为六院一所政治委员。
徐舜寿同志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国内外航空部门工作多年。建国前夕回国，参加革命。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航空工业局设在112厂的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的主任设计师，是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国家二级工程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10月调六院十所（即603所）任副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叶正大同志，1946年入伍，1948年入党，同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曾任112厂飞机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1961年8月被任命为六院一所副所长。
黄志千同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航空专业，在外国航空公司工作多年，1949年2月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黄是我国又一位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国家三级工程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前曾任112厂飞机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1961年8月调任六院一所总设计师。
建所初期，副所长郭屏、副政委宁秉一、政治部副主任陈拔先后到任（副所长周景良于1964年8月到职，政治部主任段治国于1963年8月到职）。这些同志都是1938～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至此所的领导班子基本配齐。
与此同时，总政、国防科委和空军还先后从陆军和空军调来了一批团、营、连职党政干部，担任研究室和机关科室的领导职务。特别是在各研究室配政治委员，从而使研究室总的领导力量及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加强，为迅速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合编组建
根据总参1961年7月18日关于六院成立十个研究所的批复及六院指示，六院一所（飞机设计研究所）于1961年8月3日在沈阳正式成立。为把当时国内有限的飞机设计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上级领导决定：将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四局）设在沈阳112厂的飞机设计室（二百四十三人）、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东风113”飞机设计的师生（三十九人）以及空军第一研究所（七百一十一人）全部集中起来组建六院一所。当时共有军职人员九百九十三人（1962年6月空军党委决定恢复空一所，同年8月将南苑使用维护研究室及部分党政干部、技术工人、工勤人员共二百六十五人及相应物资设备移交空一所）。这些人员分驻两市三地，即北京南苑、沈阳三台子及小河沿万柳塘路。建所伊始，百业待兴，但当务之急是抓合编组建。
合编组建的原则是：“既要考虑加快组建速度，迅速开展工作，以适应航空科研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缩短工业战线，基本建设速度放慢，加快农业战线这一全局，使研究所的组建与全院建设相适应，”同时要贯彻“边研究边建设，由小到大，因陋就简，慢中求快，今明结合逐步发展的建设方针。”根据上级决定，研究所实行所、室两级领导体制。在研究室设置方面我充分尊重老专家徐舜寿、黄志千的意见和经验，即以原四局飞机设计室的专业组为基础，参照苏联专家关于建设中国空军航空技术装备使用维护修理研究院建议咨询资料，按专业调整组建了十四个研究室及一个综合试验室（配备了各室主任及政治委员）。它们是：
总体设计研究室（一室）、气动力研究室（二室）、强度计算研究室（三室）、机身结构研究室（四室）、机尾翼研究室（五室）、着陆装置研究室（六室）、冷气液压研究室（七室）、操纵系统研究室（八室）、高空救生系统研究室（九室）、动力装置研究室（十一室）、兵器安装研究室（十二室）、电气仪表研究室（十三室）、雷达无线电研究室（十四室）、使用维护研究室（十五室）、综合试验室（十六室）。1963年又成立了电子计算机站（序号沿用第十五研究室），后又相继成立了设备设计室（序号为第十九研究室）、大型飞机研究室（序号为第二十二研究室）和直升机研究室（序号为第二十三研究室）。
所机关设政治部、科学技术处、行政处、所办公室及相应科室。
建所之初，地处两市三地极为分散，加之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粮食短缺，物资供应困难，各类人员供给标准和待遇各不相同，尤其是原地方职工中的部分同志工资待遇低，身体素质差，不少职工身患各种疾病。所里为了进一步加强沈阳地区的工作和领导，决定在沈阳小河沿地区成立所办公室、政治部、科技处和行政处，作为北京所部的分设机构，沈阳三台子地区设行政、政治办公室，在小河沿所部的分设机构领导下负责北陵地区的行政、政治工作。派出副所长郭屏、副政委宁秉一和政治部副主任陈拔先后赴沈阳主持沈阳地区工作。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时地方职工粮食定量低，不少人吃不饱，各项工作都受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多方奔走，请求沈阳军区大力支援，调拨了一批大米和黄豆，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在苏家屯办起了农场，种植了水稻三百一十亩，旱田一百四十亩，组织干部和部分科研人员分批参加劳动，当年秋冬即丰收原粮十四万斤，蔬菜二十二万斤，补充了职工粮食定量的不足，使广大职工得以吃饱肚子，精力充沛地投入科研工作；三是由北京南苑派出医疗小分队到沈阳开展医疗服务，为科技人员普查身体，对有病需治疗的职工，立即送到沈阳空军463医院治疗，或就近联系疗养院短期住院疗养，使有病职工得到了及时治疗。三项措施效果十分明显，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为加强对两市三地的领导，本着“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制度，分区负责”的原则，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如领导工作制度、请示汇报制度、计划工作制度、会议汇报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管理制度等。从而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初创时期的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为研究所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1年12月，总参决定六院各所所属研究室及附属车间，从1962年1月1日起正式列入军队编制，规定研究室人员按军队标准待遇；试制车间人员，按军队所属工厂标准待遇。这一决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职工，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首届党代会
为加强党对研究所各项工作的领导，1961年10月31日六院临时党委批准由翟曾平、我和宁秉一等十一名同志组成研究所临时党委。翟曾平为书记，我和宁秉一为副书记。翟曾平、宁秉一、郭屏、陈拔、徐舜寿、叶正大和我为临时党委常委。
遵照六院临时党委和六院政治部的指示，1962年6月1日至5日在北京南苑召开了中共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首届党代会。到会正式代表四十七名，列席代表十名。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中共中央批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贯彻摸透、仿制到自行设计的道路和建院方针，总结建所十个月来的工作，制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选举产生首届党的委员会。临时党委副书记宁秉一同志代表临时党委向首届党代会做了《十个月工作的报告》，肯定了建所十个月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有二十一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临时党委常委、业务领导干部和特邀到会的党外人士总设计师黄志千同志都讲了话。
在合编组建方面，本着“由小到大，由粗到细（指组织机构），因事设人，因陋就简”的原则迅速建立了所、室两级科研机构，成立了所政治部及其他行政机构，调整了工作地点，配备了干部。科研工作方面遵循通过仿制，走向自行设计的道路和摸透米格-21，在摸透的基础上，自行设计比米格-21性能更好的飞机的总目标，集中力量翻译、复制米格-21原文图纸和技术资料，并在消化资料的基础上，开展了摸透工作，绘出了该机的总体布置图与三面图，完成了几种不同比例的金属、木质风洞模型的设计，取得了显著成绩。行政物资保障工作方面，坚持以科研为中心，服务上门，为科研服务，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有力地保障了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在贯彻《科研十四条》，尤其是围绕出成果、出人才，坚持六分之五科研时间，以及基层党支部的一做好、两保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效。改进和加强了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团结全所广大群众，咬紧牙关，群策群力，顺利的度过了初创的困难时期。《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所要通过摸透、仿制掌握设计技术，逐步达到独立自行设计。明确了《科研十四条》是保证出成果、出人才的根本措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会议认为，研究所是知识分子密集之地，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科研工作的开展具有决定意义。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对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讲话，明确提出“今天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农联盟的一部分。”应加强团结教育，充分信任，让他们放手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尽快出成果、出人才。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首届党的委员会，翟曾平和我等十四名同志当选首届党委委员。经第一次全委会选举并经六院临时党委批准，翟曾平和我以及宁秉一、陈拔、徐舜寿、叶正大为党委常委，翟曾平为书记，我和宁秉一为副书记。同时第一次全委会还选举宁秉一、陈拔等9名同志组成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宁秉一任书记，陈拔为副书记。
南苑党代会是六院一所成立后的首届党代会，也是我在一所工作期间所参加的唯一一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从组织上、思想上保证了从摸透、仿制到自行设计的道路和《科研十四条》的贯彻、实施，对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时党委书记翟曾平同志因病住院，党代会由我和在所的临时党委委员主持，会议结束前我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主要是关于国内外形势、《科研十四条》、《鞍钢宪法》以及所里的形势和任务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两段话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在会上说：“一是经过‘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社会主义改造及历次政治运动，我国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至于说‘学习、改造’，我们大家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初步要求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红初步达到了，就应该认真地抓专。红要落实于专。二是‘农业为基础，摸透二十一，’这句话，当时曾被某些人讥讽为‘不伦不类，牛头不对马嘴’。不过我倒觉得比较符合一所当时的实际情况，六院及一所成立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供应困难，不少职工吃不饱，瓜菜代，身患多种疾病。吃不饱肚子，怎么能有精力搞科研？当时全国范围内都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有条件的都要支援农业，面对刚刚组建的一所，面对生活极其困难的广大职工，我们也须以农业为基础。我们在抓建所各项任务的同时，利用原试验厂在沈阳苏家屯的农场，不失时机地抓了农副业生产，当年就获得了粮食蔬菜的丰收，使职工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也安定了职工的情绪，从而使大家得以集中精力投入一所当时最主要的科研任务，即摸透米格-21的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