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进箱底的梦境
每个少女，都有一只朴素的或精致的箱子。她们的梦，有些甚至是一生的梦，都锁在这个小小的箱子里。很多时候，男人不知道女人的箱子里藏了些什么东西，他们大致可以猜到，无非是些衣服、首饰之类。这些器物在男人们心里不会形成任何障碍，他们关心的是女人本身。但所有男人都忽略了一点，女人的梦，往往就在箱子里锁着，一旦掌握了开启箱子的钥匙，他就掌握了这个女人一生的梦境，他就可以，在女人的梦里像鱼一般畅游。
我的祖母就有这样一只箱子。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精致的梳妆台、首饰盒之类的东西。女人出嫁，一律要有一对大红的木箱作陪，里面装着娘家陪嫁的大红棉被、枕巾、首饰之类的嫁妆，箱子角还会压上双数的钱币，叫做压箱钱，以祝福女儿在婆家享受富贵。到了迎娶的那天，箱子被婆家请来的壮小伙背上，上面贴着红双喜，新娘便披红戴绿地跟着背箱子的人，出嫁了。到了婆家，背箱子的小伙子把箱子款款放在屋檐下的条凳上。在入洞房之前，有开箱子的仪式。仪式都有其意义包含在里头，开箱子，是种形式感很强的仪式。新娘的兄或弟掌握着开箱子的密码——钥匙，他要用这把钥匙套来新郎家支付的开箱钱。开箱钱数目不大，无非百十元而已，但人们借助这种形式，热闹一下，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在猜测的目光下，开箱钱交到了新娘的兄弟手里，他拿着钥匙，轻轻将锁打开。掀开箱盖，大红大绿呈现于前，女人的富贵全部装在里面。稍远一点，在我爷爷这代以上的时代里，有钱的娘家会给箱子里放够女儿一生够用的金银细软，贫穷人家也会凑些份子钱给女儿置办些嫁妆。这样的话，女儿到了婆家就有了生活的本钱，腰杆就硬气了，也就是说，有了立身之本，在婆家也说得起话。一个女人，一旦有了话语权，就意味着她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大红的箱子会放置在炕头，女人拥有对它的控制权，有了装着梦想和希望的箱子陪在身边，女人心里都会感到踏实。
祖母的箱子不是出嫁时用的大红箱子，而是后来家里做的。这只箱子严格来说是只缩小的柜子，竖在炕边，取东西的时候要弯下腰并把头伸进箱子里，才能够到箱子下面的东西。这只箱子我看到的时候，已经黑不溜秋的很旧了。挂锁子的地方，还是那种手工制造的带有朴素图案的老式锁扣，它控制着箱子的开合。父亲带着全家回到老家时，祖母还住在一座代表贫寒的茅草房里。这只箱子就在她的炕头立着，上面挂着一把绿色漆皮的锁子，它的钥匙结构简单，老式的，好像随便一捅，锁子就会应声而开。我不知道这只乌黑的箱子里装着什么。它立在那儿，这个哑巴，我在的时候，它没有张过一次嘴，它里面装着什么我无从得知。锁子是通往秘密的一个结。它的存在，代表秘密的存在。对于一个儿童，秘密，永远充满诱惑力。但没有锁子，我束手无策，秘密便在大脑里困扰着我。
祖母出生在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定成份的时候，她家里是贫农。这就和我祖父有了一样的身份。贫农，在毛泽东时代是强势群体，而不像后来，成为弱势群体里的弱势。我到了上中学的时候，填一些表格，还要在家庭成份一栏里填上“贫农”一词，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了。这个身份给祖父一代和父亲一代带来了些许好处，比如，最大的好处是能躲避贴上时代标签的运动的打击。祖母和祖父的结合，是贫农与贫农的结合，典型的红配红。而这个身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给一个中学学生带来的，却是羞辱和卑贱，好比一个穷人脸上贴着穷人的标签。祖母嫁与祖父，是包办婚姻的结果。她到祖父家后，承担起一个农村妇女应该做的事情，种庄稼，做家务，喂鸡，养猪。在贫穷面前，她能奢望什么呢？无非是能在自己的箱子里压上几块钱或几十块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这些钱，她不会自己独吞，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她会取出钱来派上用场。而箱子呢，则是她让祖父请来木匠，用薄板子做的。这只箱子算是箱子里面比较大的，它充当了女人的容器。祖母年轻的时候，箱子里都装过些什么我无从得知。但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她已经老了，不管家了，箱子却还上着锁，里面会有什么呢？
父亲带着我们从河西回到陇南后，全家从富足的生活一下跌入贫穷深渊。有一段时间，家里连借粮食的机会都找不到了。祖母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她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银色首饰。首饰长期压在箱子里，虽然保持着银器的朴素厚重，但却失去了它应有有光亮。尽管如此，这个做工精细的，吊着漂亮花缀的银饰依然显示出它的贵重和不凡。祖母让母亲把银饰拿去卖掉，给家里弄点粮食回来。有一天，一个走乡串户收购器物的人来到家里，母亲取出祖母交给她的银饰，卖回了几十块钱，这个银饰最终变成了我们全家的口粮。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那个银饰是干什么用的。
就这样，我对祖母的箱子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那里边，会跳出来一个浑身雪亮的锡兵吗？有一天，趁祖母外出，我偷偷用家里的钥匙去开祖母箱子上的锁。不配对的钥匙肯定打不开锁，但我心里仍存侥幸。我希望能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神秘的箱子，里边的内容将展现在我面前。一把一把钥匙试过了，结果令我灰心丧气。过了两天，我再次用从家每各个角落搜罗来的钥匙去尝试打开祖母的箱子。这次运气比较好，第二把钥匙伸进锁孔后，三晃两转就打开了这把陪伴祖母多年的锁。一个箱子就这样被陌生的手打开。在此之前，它一直习惯于将自己的内心展示给一个人。我把头像祖母一般伸进箱子里去。一股奇怪的刺鼻的味道翻腾上来，我知道那是母亲给祖母的樟脑丸在发生作用，为了防腐，母亲将多余的樟脑丸拿出来让祖母扔到了她的箱子里，白色的樟脑丸睡进了箱子，在衣服的缝隙间，在一些奇怪的物品间，散发气味，驱除企图侵入的虫子。
箱子里压着深蓝色的衣服，大都是大襟的，用布条襻了纽扣，祖母平时一直穿着这种衣服。现在，这些衣服整整齐齐叠放在箱子里，散发着樟脑的气息。我一层层小心地翻开衣服，在其中两层衣服之间，夹着一个类似于荷包的小布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排着两枚清朝造的铜板，上面印着“光绪元宝”，一面还有龙形浮雕。我对陌生的事情充满好奇，于是便将铜板收进了口袋里，荷包被款款放在两层衣服间，好像从来没有陌生人动过一般。在衣服下边，还有一些零碎物品，大都不值一提。我像一个小偷一样飞速整理好箱子，将箱子盖好，锁子忽然就锁不上了，这让我出了一身汗。鼓捣了半天，还是不行。我摸出打开锁子的钥匙塞进锁孔，一拧，一压，锁舌咔地一响，锁上了。
出门的时候，我用手压着口袋里的两枚铜板，然后回头看了眼祖母的箱子，它看上去还是那种没睡醒的样子，乌黑，笨拙，默不做声。
祖母年龄已经大了，她在我打开箱子的时候已经接近七十岁。她每天都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用一根细长的竹竿轰赶跑进院子的鸡。有时候她还会坐在板凳上丢盹儿，看上去像一樽睡眠中的佛。到吃饭时，她拄了拐杖，颠着小脚往灶房里走。她的小脚是地道的三寸金莲，在她的箱子里我看到过一双她的鞋子，大约四寸多长，有着小船的形状，两只鞋形状大致一样，好像分不出左右，前面的尖翘了起来，有点滑稽。我想，祖母这一代女人，受思想的主宰，一生都生活在束缚当中，她们必须把美隐藏起来，只给世上的男人露出观念中的形态。那么，她们把箱子作为自己储藏梦想的地方，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不知道祖母是否发现她荷包里的铜板丢失了，这件事直到临死她都没有提起过。她的箱子现在还在家里放着，母亲用它来放置杂物。奇怪的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个箱子仍然是那种模样，它也许永远不会老去，不像一个人那样，必须在世上消亡。
一只棕皮木箱，它的外表看上去十分精致，粗糙的棕皮在工匠手下变得细腻，平顺，发出棕色的、厚重的光泽。手放上去，会感觉到棕皮适度的阻滞的质感，它分明就发出一种信号，这只箱子是安全的。
棕皮木箱打我记事起就一直放置在家里的紧要位置，母亲掌握着开启箱子的钥匙。这就表明，这只箱子是属于母亲的。我不知道箱子的来历，它似乎不是北方人制作的。在北方，更多的是上了红漆的木箱，以前的女人们出嫁的时候，会用它盛装娘家陪嫁的嫁妆。那种木箱，大都用结实的木板制作，工艺简单。而这只棕皮木箱，它的主要结构虽然还是木板，但它却有着与北方的木箱所不同的外表和内里。除了外表是用棕皮包裹以外，木箱的内里用质地良好的花布贴封，很好地隐藏了木板的简陋和原始。木箱的咬合十分严实，盖盖儿的时候，由于用棕皮包了边，它不会发出红漆木箱那样尖锐的响声，只是轻轻的扑的一下。这些，都显示了这只棕皮木的独特。
我特意问了母亲这只棕皮木箱的来历，母亲说，这只木箱是七十年代时在河西买的，当时大约花了二十多块钱。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块钱是怎样一个概念？那时候，一本小人书一两毛钱甚至仅仅几分钱，一个烧饼一毛钱，一碗面两三毛钱，一般的事物，能上几块钱的都称得上值点钱了。母亲是跟随父亲转业到河西走廊的，在那里，我们三姐弟相继出生，成为农场子弟。农场是一个多声部的乐章，宏大，琐细，疼痛，愉悦，各种情感汇集其中。对于我们这些生长中的事物来说，位于河西走廊咽喉部位的张掖，集中了雪山、河流、戈壁、胡杨和巨大的麦田，一条铁路横穿走廊，这种独特的地貌的确是制造回忆的地方。购买这只棕皮木箱的时候，父亲是农场七站的一个小排长，这也许是延续了部队上的编制。他那时能挣来三四十块钱，也算是收入较好的了。这只箱子，母亲一直没有改变过它的用场，装自己的首饰、喜爱的衣物以及现金。从当时的审美观来看，棕皮木箱既结实又美观，朴素大方，能带给一个女人基本的虚荣心和梦想的皈依。她希望这只箱子成为自己私人的领地，神秘，充实，荣耀。之后很长时间里，棕皮木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母亲的希求，钥匙插进锁孔里的踏实的声响，让她感受到掌控一些秘密事物的愉悦。
在八十年代，我曾在棕皮木箱失去束缚的情况下，从里面取出了父亲在农场的白杨树间的大路上捡回来的一把匕首。这把匕首质地坚硬，制作精良，刃口闪着明亮的光，它被藏进一个包了钢皮的木质刀鞘里，与匕首严密吻合。一个少年，他的生长史里，一定会有一段时间被一种狂妄的英雄梦所左右。我把这把匕首掖在裤腰里，它像后来我往腰间别上一把手枪一样，有着相同的感觉。我别着匕首和学校里的好友一起玩耍，一个懦弱的孩子突然就有了力量。从这把匕首上，我知道了血槽是什么东西。它是匕首刃壁上雕出的一道细槽。据祖母的外孙讲，匕首插进人身体后，热血会沿着血槽流出来，如果没有血槽，匕首会陷入肉体，被血肉吸住，拔不出来。到后来，这把匕首也不知道被我弄到哪去了，它从未派上过用场，哪怕是用来削一只苹果。
当我们全家因祖父去世而举家迁回陇南后，棕皮木箱跟随我们一起落入了贫困的深渊。贫穷让一个家庭的一丁点财物都显得十分珍贵。棕皮木箱大多数时间被母亲用来装钱。一层层的衣服、被面、布匹下面，偶尔会压着些小钱。祖母或父亲到街上卖韭菜、杏子得来的钱，都会交到母亲手里。这些被干瘪的口袋捂热的毛票，塞进了棕皮木箱。这些钱不会在里边呆多久，一两个集日后，便会变成油盐酱醋或是针头线脑。棕皮木箱，承担了贫穷生活的见证者。它像一只沉睡的兽，偶尔张一下懒散的嘴，让小心翼翼的手迅速出入，放入或取走寄居于它体内的纸币。棕皮木箱里照例被母亲放了几颗樟脑丸。每次母亲打开箱子，浓重的樟脑味儿便冲了出来。取出来穿在身上的衣服，压得平平展展的纸币，上面都散发出那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成为箱子独特的标志，看见箱子，我的鼻子便会不由自主地抽动，仿佛樟脑气味冲了过来。
现在，这只棕皮木箱还躺在陇南乡下我的家里。母亲的锁子仍然锁在上面，家里只有父母二人，这把锁子也不知道是用来锁什么的。我相信，棕皮木箱是母亲的一个念想。她希望有朝一日这个当下看来已经十分朴素的箱子能用来盛装一些金贵的物件，能用来盛装多余的银两，使它看上去不再刺目和寒酸。
女人的箱子，大都存在一个共同点。
几件质地良好的衣服，几件光芒收敛的首饰，一些私房钱，几封少女时代的密信，女人们的箱子里几乎全都盛装着这些东西。少女时代，她们像蜜桃一样汁液饱满，梦想充斥内心。但生活在很多情况下不允许少女永远天真浪漫，生活的粗暴在于，它会埋葬美的事物，使其陈旧，腐烂，失去光芒，甚至消失。少女时代终将结束，她只能把秘密全部收进自己的箱子里，那些五光十色的、纷繁杂乱的梦想，都被扔进磁石一般的箱子里。她所能做到的，就是拥有开启箱子的密码。有些事物一旦藏进箱子，便会永远封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