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我意识到虫子也是生命体，它们也会产生疼痛、恐惧。一只蚂蚁，匆匆在大路上奔走。身后的大雨即将来临，风雨会让它成为死亡的小船。在这样的逼迫面前，蚂蚁们用弱小的身躯拼命奔跑，希望能在风雨里安然无恙。它们最终也会相安无事，也有的在雨水的洗刷下浮尸于野。弱小的蚂蚁，它的死亡微不足道，不会使世界缺乏一点诗意。但有时候会有一个女孩蹲下身子，汪着一双泪眼，为蚂蚁的死亡伤感万分。她也许想到了生命的弱小，想到了蚂蚁的悲惨世界，甚至将在浮世漂零的命运与眼前的微弱事件联系起来，产生忧伤或者自怜。
联想到自己和这些虫子命运极其相似，又有谁会无动于衷呢？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人异化为甲壳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在描绘这种景象的时候，卡夫卡一定会对作品里的人物与自身互相融合一下，想象成为虫子的感觉。那种想象充满危险，会让自己浑身直冒冷汗。想想看，一切在自己眼前都是熟悉的，但熟悉的一切却对自己如此陌生，与世界的对话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设想一下，爱肯定是没有了，包括与爱有关的拥抱，亲吻，身体之欢。一个正常的人和虫子能去沟通吗？当然，也有异化为虫子后令人喜爱的角色，比如蜘蛛侠。身着红色蜘蛛服的彼得成为英雄的化身，其形象惹人喜爱，其行为令人敬佩，这样的虫子，我也想去体验一把。
但现实中的人们，只能用幻想来完成自己存在于世界的形象。没有人会想，自己本来就是一只高级点的虫子，会说话，伤感，会制造好玩的东西，会用智慧与死寂一般的世界交流，甚至让它变得温暖，可爱。人在孤独、受挫、痛苦的时候，仍然不会想象自己是弱小的虫子。的确，虫子太具象了，它们大都拖着孱弱的身躯奔波于大地之上或泥土之中，踩死一只蚂蚁相当容易。
而我却感觉人类越来越像虫类家庭的一员。战争，灾难，饥荒，瘟疫，犯罪，杀死一个人会有许多种方法，并且也都轻而易举。前些天发生的一场车祸，瞬间就夺去了十多条人命。在此之前，父亲急着去县城给儿子购买上大学的物品；一家三口刚刚参加完亲人的婚礼，准备赶回家去好好冲个澡；民工背着行李要到外面的世界挣回养家糊口的钞票；还有许多怀有不同目的的人，都目光飘忽地坐在一辆通向死亡之境的班车上。谁都没有去想未来之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直到危险降临，弱小的人们还都没有意识到死亡会突然袭来。在血肉模糊的现场，人类的弱小再次彰显，他虽然可以制造华美的世界，但却不能抵御突降之命运。
三十岁过去了，亲戚、同事、朋友，一些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人相继去世。至亲的人慢慢变老，往昔的影像全都变得苍老，混浊，疼痛。死亡在这时候成为危险的事物，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一天天缩短，像一根木筷，一半或一大半都已经被折去，所剩不多。在这种时刻，恐惧突然就滋生了。对死亡的恐惧有生以来第一次强烈起来，它像压在胸口的疾病，隐隐作痛。对人的想象，也就慢慢清晰起来，这些在世间以智慧和思想行走的物种，终归也是弱小的，就像一切虫子一样，在浩瀚、漫长的宇宙间微观的存在着。这些充满爱和恨的虫子。
一棵杨树
一棵杨树，它在路口生长了几十年了。它和所有的杨树一样，笔直，挺拔，长着一身手掌般的叶子。风一吹起，它便哗哗地拍起手掌。在乡村，杨树大都栽在院子前面。夜晚，风让杨树拍着巴掌，迷信的人们会认为是鬼在拍手，便有“门前不栽松柏柳，门后不栽鬼拍手”的说法。门前不栽松柏柳是因为那些树是栽在坟头的，栽于门前也不吉利。这棵杨树栽在家门前的上坡路口，它和十几棵杨树一起站立在土路两旁，高高大大，郁郁葱葱。
在我小的时候，这棵杨树还只是碗口粗细。从某个电影里，我看到一个细节，大抵是说杨树上天然形成的节疤如同眼睛一般盯着人心。这个细节令我着迷。回家后，看到自家杨树上面也长着些相似的“眼睛”，只是有些变形。我便找来一把小刀，在这棵杨树距地面不到一米的地方，刻下了一只“眼睛”。刻的时候，“眼睛”里流出了水，像泪一般。我有些害怕，杨树在哭吗？
过了一段时间，小刀刻的“眼睛”形成了伤疤，看上去还真像一只眼睛。但有时候我盯着它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点怕，自己给自己刻下了一只盯着内心的眼睛。
现在，在这棵杨树所在的地方，新鲜的树茬还散发着木头的清香。树茬外围是用斧头剁的，参差不齐；向内则是用锯子锯的，形成了一高一矮两个半圆。我能想象出父亲和表哥锯它时的样子。两个农民坐在这棵杨树两边，树根部的外围已经让父亲剁出了两三寸深的口子。两个人扯着大锯，沿着口子往杨树骨头里切割，嚯嚯的锯木声单调，乏味。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在树的两边使着劲，手上滑的时候，唾口唾沫，两手一抹，然后继续扯锯。累了，父亲给表哥发支烟，两人坐在地上说话。这时候，这棵高大的杨树还没有感觉到死亡的临近，它的身体十分粗壮，锯子只抵达了它的肌肉部分，还没有牵动骨头，它还可以君临万物，并在风中欢快地拍手。但几个小时以后，它察觉了死亡的来临，体内的血脉被生生锯断，大地上的水不能从根上汲取上来。最后，这棵杨树訇然倒地。父亲提着斧头，将它身体上的四处伸展的手臂剁去，一根圆溜溜的木头呈现在眼前，在此之前，它还是一棵迎风站立的杨树。
这几年回乡的时候，杨树一年比一年粗壮。我刻了“眼睛”的这棵最大的杨树早已长成我一人不能抱拢的大树。我惊叹杨树的生长速度，但也为时光流逝而伤感。树都长这么大了，人还能不渐渐老去？我刻的那只“眼睛”，当初只在距地面不到一米的地方，现在，这只“眼睛”已经窜到三四米高的地方，它高高地俯视着我，让我常常不寒而栗。
现在，这棵杨树终于倒了下去。它身上的眼睛也都随着树的夭亡而熄灭。这棵树卖给了一个需要盖房子的人家，它将被放置在老房子背后，慢慢风干，褪去表皮，露出白色的躯干。一个木匠会在它身体上用墨斗打出直线，然后修正一些曲折的地方，将它做成一个笔直端庄的柱子，立于房基中央。死亡了的杨树，在众多的木头当中，仍是那么挺拔，令人瞩目。
我的父亲，他揣上了卖树得来的有限的钱，他的心里也挺难受，消灭一棵树并不是件好事。但他老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孤独的父亲，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只有守着电视消磨时光。那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这几天也不好好工作了。父亲以为是卫星天线出了问题，他去街上电器门市部问了下接收器的价钱，要二百多块。父亲没那么多钱，两个儿子虽然都在工作，但都为买房子拉了一屁股债，怎么好去张口。他盯了好几天白杨树，看它在风里拍着巴掌，看它在夕光下闪着银光。多么熟悉的树啊，过往的时候，总是要去拍上一把冰凉的树身，仿佛亲人。
最后，父亲叫来表哥帮忙剁树。树卖成了钱，父亲揣上钱买回了接收器，回去安好，但黑白电视还是老样子，看来是电视有了毛病了。
快到元旦了，妻子让我趁放假把孤单的父亲叫到城里来转几天。我于是给邻居家打了电话，让把父亲叫来接电话。在电话上，父亲很爽快地答应进城来转转，但说只能转一半天，家里没人看门。
元旦到了，父亲如期而至。他看着儿子刚搬进没几天的新房子，挺高兴。虽然放假了，但我们还是闲不下来，要去街上买东西，要管女儿的学习，要写东西，总之，和父亲没有好好坐下来说会儿话。妻子教训我，要我陪父亲多坐会，说说话。我说，我们父子都是没多话的人，他能理解。父亲来后不久曾问过我一句话，说一台十四（英寸）的彩电得多少钱？我说，你问那干啥？他说他想买一台。我说，你没事干了，哪来的钱啊？父亲说，我把树剁了。我心里一惊，是最大的那棵？父亲说，是。我怪怨父亲，树长得好好的，你剁它干啥。我以为父亲将树卖了，只是为攒几个钱。
下午，父亲领着女儿出去逛街，我也外出办事。回来后，打开房门一看，一个纸箱子摆在门口，我一看，是台海燕牌十四英寸彩电。过了一会儿，父亲领着女儿回来了。我对他说，你还真买啊，现在二十一寸的也不过八九百块呀。父亲说，小的省电，邻居家买了台二十一的，一月要交三十几块钱电费。我问父亲，你怎么把它弄上来的。我家住六楼，父亲已经六十六岁了。父亲说，抱上来的。第二天，父亲抱着电视回家了。一棵杨树换来了一台彩电，父亲挺满足的。走的时候，我去送他。到了十字路，我叫来一辆出租，父亲也许是头一回打的，我对他说，回去注意身体。父亲坐在前排扭头对我说，听说尿结石要多锻炼，你好好锻炼一下。父亲知道我得了尿结石，他帮不上忙，便提醒了一句。车开走了，我心里突然空荡荡的。这个时间催老的人，是我的父亲吗？为什么越来越让我觉得陌生？
过年回家，一走上家门前的路口，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突兀的树桩。它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那只与我秘密关联的“眼睛”也消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和我的成长有着某种默契或者较量，现在它突然就中途消失，只留下那个惨白的树桩子，站在路旁，等待来年从庞大的、行将死亡的根系里，抽出几棵新芽。
煤烟
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人即使过上一百个冬天，也看不清它所隐藏的巨大的秘密。和所有人的一样，我在炎热的夏天，一定会想起冬天。冬天到了，我便可以抱着火炉，听听音乐，翻翻书本，或是小睡一会儿。不像夏天，光着膀子，睡在树阴下，仍然无法躲避扑面而来的热浪。
可是现在冬天不慌不忙地到来了。她像是一位戴着铁的面具的女子，浑身散发着冰冷的秘密，她美丽，却无法靠近。她会在夜晚突然不停地舞动，给大地穿上雪白的外套。在这套衣服上面，孩子们可以尽情地释放过多的能量和快乐，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上面涂画，滚雪球，堆雪人。青年们也会在它上面播下最初的爱情的种子，爱情迸发出的火花融化了雪地上的一些细节。在这个时候，冬天宽容而博大，像我们的母亲，双手拥抱着我们的梦和幻想，用她的另一种激情让我们拥有快乐。
但是，冬天的寒冷让我们痛苦。人与自然在冬天形成对峙。在古老的冬天里，人想尽一切办法抵御寒冷。烧草，烧柴，烧煤，烧天然气。能烧的东西都用来取暖。在工业占领大地之后，电成为新的能源，它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人类的一切现代化的需求。但煤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甚至仍然左右着我们的生活。烧锅炉，烧铁炉，烧锅。熊熊火焰在大大小小的容器里啸叫，飞舞的火焰如同舞女凌厉的长袖，让人感到无比温暖。然而，这些煤的容器，无一例外地都生长着一根长长的肺管，从身体里延伸出来，在空气中占据了一小部分空间。这些容器需要呼吸，需要把消耗完能量的气体从体内挥发出来。在小城市里，我们周围耸立着许多这样的肺管，它们卓然而立，孤独，狂傲，目空一切，肆无忌惮地吐出恶浊的黑烟。城市就这样蒙上了阴影。
在冬天的一个早上，从电话里我得知一位同事遭到煤烟袭击的消息。她和几个女人在自家屋子打发散乱的时光，屋子里很暖和。暖气因为锅炉还没有安装好，还只是些冰冷曲折的铸铁管形态。煤在这时候重新占领了她的新居，一个旧火炉从旧房子里搬了过来，支在阳台的角落里。煤此刻就在它肚腹里烈烈燃烧，炉膛中发出“空空”的响声。火主宰了冬天的幸福。女人们在客厅里闲聊，语言汇集在一起令人兴奋。她们感觉不到冬天的冷，火炉的温度加上阳光的照射，让客厅变得热哄哄的。明亮的地板打起反光，让女人们的脸看上去呈现出虚幻的瓷器般光芒。直到下午，女人们各自散去。房间立刻显得空洞起来，地上的瓜子壳、花生壳做着鬼脸，案几上的水杯里还冒着丝丝热气。同事这时候有些困乏，她胡乱收拾了下房间，便躺在宽大的床上做起暗淡的梦来。
火炉里的煤仍在啸叫。细微的无法用肉眼瞧见的气体从炉盖和烟筒缝隙肆无忌惮地钻了出来，逐渐增加房间里的煤烟浓度。熟睡的女人呼吸着混合了煤烟微尘的气体，在睡眠里，她无法察觉渐渐袭来的压力，来自空气的压力。到了晚上，她已经在煤烟的作用下渐渐昏迷。男人回来了，这朵温室里的花遭遇煤气袭击后已无法感知。在医院里她苏醒过来，身体里的毒慢慢消散。
这只是冬天的一个错觉。打开一座城市的身体，那些巨大的、细小的肺管四处密布。许多人已经在恶浊的空气里习以为常，他们体内更加细微的肺管内，同样充斥着和城市的病体相一致的可怖的微尘。但每个人都在早上按时醒来，他看到的第一缕阳光虽然在空气的遮蔽下昏黄，惨淡，但那阳光总归还在，预示着新的一天里，我依然平淡地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