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儿子：
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有能力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认真思索的年龄了。尽管在你这个年龄，并没有很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希望你为了追求真理与知识，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愿意坦诚地对你说，我并非很多年前，就开始认真思索自己了。我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还没有学会认真思索，而且从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根本没有好好利用我学到的东西，没有从我的人生经历中悟出什么人生真谛。我只是简单地接受书本中的知识，或者听信与我交往的那些人告诉我的观点，而根本不去检验它们是对是错。我宁愿去冒犯低级错误的危险，也不愿意花些时间与精力追寻真理。在那个时候，由于我自己的懒惰和缺乏克己，我时常在偏见的误导下鲁莽行事，而非在理智的指导下正确做事；固执地坚持错误观念，而非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然而，自从我开始努力去理智地思考，并让真理之光照亮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起，我的一切便大有改观，你简直想像不到我看待事物的观念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转变。要知道，我以前总爱透过容易让人受欺骗的偏见或所谓权威的棱镜去看待事物。
倘若我不去思考人生，追求真理，那么我很可能仍然与错误为伍，并让自己养成难以改掉的不良习惯。
我自己以前也存在着严重的偏见。由于我对古典著作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非常喜欢阅读它们，里面讲述的人物和事件深深地感染了我，而且时常让我产生共鸣。这样一来，我一直深信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灿烂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顿时黯然失色，在过去的1500年间，人们缺乏真诚，到处充满愚昧。当时在我看来，希腊史诗作者荷马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之所以完美无缺，是因为他们属于古代人物；英国诗人、《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和著名诗人塔索之所以毫无优点可言，是因为他们属于现代人物。但时至今日，我早已抛弃了那些偏见，并且已经毫不费力地发现从人和事的本质来讲，3000年前和现在都是一样的。那时的人和现在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尽管人们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我不再想当然地认为古人比现代人更好、更勇敢或更聪明，我也不再无知地认为哪怕过去的动物或蔬菜都比今天的好。我可以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比如尽管人们十分推崇荷马笔下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把他作为英雄人物来敬仰，但我却发现他杀害过许多赫克托耳人，他是一个既凶残又卑鄙的人，因此荷马把他塑造为一个时代史诗的英雄人物是不合适的。他很少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他不愿挺身而出去捍卫国家的尊严，只是因为他与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队的统帅阿伽门农发生过一些争执，随后私人间的恩怨让他顿起杀机。
他非常残忍地杀害了许多无辜之人，他知道他战无不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可他错误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了无情的杀戮上面。另一方面，在许多人眼里，德里登先生这位米尔顿笔下的人物，是一位邪恶的人。然而，我通过认真思索，觉得他实际上是诗篇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制定的计划，他的实际追求，都围绕着诗篇所歌颂的正义事业。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又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作风，我终于可以不偏不倚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代的人就像现代的人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有他们的美德，也有他们的恶行。
除了前面我讲的自己内心曾经存在的那些偏见之外，在宗教方面我内心也曾存在着一些偏见。我一度曾认为人们只有来到英国的教堂去祈祷，最终才能够获得拯救。我根本没有考虑，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他们信仰宗教的自由，他们也可以在他们自己当地的教堂内祈祷，并且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我也没有考虑到观点这种事情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应该允许其他人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有所差异，就像应该允许我的观点与其他人的观点有所差异一样，而且如果我们都很真诚，那么我们都不会相互指责，从而我们可以达成相互谅解与宽容。
我抱有的另外一个偏见，就是“上流社会”的偏见。我曾喜欢装出一副绅士派头，不加辨别地把本来属于上流社会恶习的那些东西，作为好的东西来坚持。我不假思索地盲目模仿我心目中的那些翩翩绅士，对任何事情我从来不去深入询问，这主要由于担心因暴露出自己的无知而遭人嘲笑。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已经抛弃了这些偏见，能够明辨是非，不耻下问，并认识到即便在那些知识（博、被人们仰慕的绅士身上，也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甚至一些恶习。我们学习他们的时候，应当学习他们好的一面，而极力避免沾染他们坏的一面。
充分利用你自己的理智，去思考、检验及分析一切事物，以求形成一个可靠而成熟的判断。
不要让任何权威影响你的理解，误导你的行动或让你言听计从，人云亦云。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样做，那么就及早开始这样做，否则有朝一日你将会后悔莫及。及早咨询你的理智：我并不是说人的理智总能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指导，因为人的理智也并非没有一点不足之处，但它终将被证明是你能够遵从的、差错最少的指导。读书和交谈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与指导，但切记不能盲目地接受书本中的结论和交谈时他人提出的观点。上帝赋予我们理智，就是要让我们接受理智的指导。许多麻烦都可以省掉，但千万不要像好多人那样，把思考的麻烦也省掉了，什么事情都懒得用心去思考。
其实，许许多多的人都很难被称为善于思考之人，他们的观念几乎都是从他人那儿接受过来的，这样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不少偏见。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样反倒有利于巩固我们的政权。试想一下，如果他们都很有思想，都爱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法令法规的合理性一一进行思考，其结果对我们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利。鉴于这一点，那些偏见反倒对国家很有用。现在这个国家中这类有用的偏见还真的不少，如果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都被人们抛弃，我还真有些感到可惜。
有些偏见比较容易被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的人识别，而另外一些偏见却不容易被他们识别。他们要想识别后者，就必须辛辛苦苦地调查、检验和分析，最终抛弃偏见，拥抱真理。我衷心希望你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及调查、检验和分析，努力去识破那些难以识破的偏见。有关这种偏见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这里我就给你挑选其一。这1600多年来，有一个偏见被广为传播：科学与艺术无法在一个专制政权下出现繁荣局面；哪儿缺乏足够的自由，哪儿的人就必定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这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可实际上它是错误的。对于制造业、农业等行业来说，政府权力的过分集中确实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影响行业的发展。然而，政府的专制怎么又会压制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和演说家才华的发挥呢？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专制政权没有不利影响，也不会威胁到专制政权的稳定，专制政权为何会去迫害他们呢？坦白地说，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事情。专制政权的确有可能剥夺诗人或演说家涉及某些敏感话题的自由，然而即便这样，他们仍然拥有足够多的话题可以涉及，拥有足够广阔的天地可以施展才华，如果他们真的才华横溢的话。一位有理智的作家如果不能自由地去写亵渎上帝、宣扬色情暴力的书籍，他会抱怨说他处处受到束缚，根本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吗？如果他们是明智、自律者的话，他们就会明白即便在最自由的国家，这些乌七八糟的内容也要受到政府的禁止。然而，目前一些法国作家们都在抱怨自己缺乏写作自由。他们声称，英国出了那么多伟大的天才，毫无疑问是因为那儿的人们乐意怎样思想，就可以怎样思想；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的思想都写出来。然而，我倒要反问一句：究竟是什么妨碍着他们不能乐意怎样思想就怎样思想呢？如果他们的确想的尽是些对一切宗教、道德或良好修养有害的东西，或者想的是推翻现政权，那么与比较自由的政权相比，专制政权肯定更加严厉地禁止他们发表自己的这类思想。然而，专制政权又怎么会毁掉了那些写史诗或写抒情诗的诗人们的才华呢？或者说它又怎么会让在教堂的讲道坛或在酒馆里的演说家们演说起来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呢？许多很好的法国作家，比如科内里、拉辛、莫里哀、拉封丹等，在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下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