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兵家的管理心理思想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总结，在理论和实践上分别继承了先秦孙武为代表的军事思想，也从韩信、曹操等人的实战经验中获得了教训，兵家理论得到继续丰富和发展。由于唐代儒佛盛行，给兵家以较大的影响，兵家的管理心理思想中融入了儒家和佛教的管理理念，因而也富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一时期的兵家著作颇丰，主要的代表论著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和陈亮的有关论述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兵家著作是《太白阴经》和《虎钤经》，其主要特色有：
第一，强调“人和”对军事成败有决定性的影响。国泰民安、稳定发展成了当时军事家的理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兵家不轻易发动战事，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甚至还采用了诸如“和亲”的妥协策略。
第二，重视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人员选拔和任用的理论有较大的发展，提出了较明确的人才观；人员任用的理论也开始细分，根据职责大小选拔和任用将领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要求；选拔人才的方法日益丰富，在验实取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经验性的观察法、比较法等人才测评方法。
第三，提出信息心理战略思想，在信息管理的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一、目标管理心理思想
如上一个历史阶段一样，这一时期的兵家同样继承了孙子的“全胜而非战”的目标心理思想，在这一时期更多地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使这一时期的目标管理的心理原则具有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特色。它更加强调“和为贵”，追求和平与安宁；反对战乱，反对穷兵黩武；更加重视人的作用，谋略的运用更加成熟。
（一）主要原则
1.贵和重人，安定人心
“和为贵”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成为兵家管理的重要目标，把国内国外、军内军外、君臣上下的“和”，作为实现最高战略目标的基本原则。《太白阴经》中说：“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显然这里把儒家的思想引用来作为兵家的一种理想和策略运用，认识到人是军事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平”与“和谐”成为兵家最高的管理目标。《长短经》指出：“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出战。”如果国内不能达到“和”，不能达到稳定统一，就不能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宋代的陈亮在军事上很重视国内的安定与和谐，强调这是国家稳固的保证。他说：“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就是说，民心统一是立国安邦之本，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活动的和谐都取决于民心，如果民心涣散不一，其他任何举措，都是舍本求末。《虎钤经》中也强调“三和”：“国不和则人心离，军不和则教令乱，阵不和则行列不整，不先务此三和之道，我其可战耶？”认为国家不和睦则人心离散，军队不和睦则军纪法令混乱，行阵不和睦则队列不整齐，这样出征作战必败无疑。因此“欲谋行师，先谋安民”，即要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首先谋求百姓安定。“欲谋胜笔，先谋人和”，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必须谋求国内各种关系的和谐。
2.兴义兵，获全胜
《长短经》中说：“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在不得已而用之矣。故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战争必然造成巨大的伤亡，善于统治天下的人总是在不得已之时才使用。所以说解救祸乱、诛除暴虐的军队才能称为义兵，善于使用义兵的人才能称王天下。兴义兵的目的在于获得全胜，只有以义诛不义，才能以绝对的优势获得全胜。“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萤火，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其克之必也……故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德来，然后命将出师矣”。对待远方的人，首先以高尚的品德教化吸引他们，如他们不服礼义教化，就命将士出征讨伐。《太白阴经》中也写到：
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不服，饬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士将练车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杀，可以示德。
他认为古代德高望重的帝王能够一举获胜，取得超乎寻常功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能够首先以文德来感化敌方，如果凭此不能使他臣服，就赠送玉帛来引诱其归顺，如果引诱不来，则命令军队做好充分的训练和准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胜利。他们强调采用既怀既杀，来显示其仁义道德。
显然，这种兴义兵、获全胜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一个基本的操作模式，首先是以德服人，然后是物质利诱，最后再下令出战。总之，不管以什么方式或手段都要实现全胜的战略目标。《太白阴经》中写到：
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帝王之兵所向无敌并不仅仅以道、以德获取胜利，而是掌握了“道、德、谋、力”四者的运作规律，并能够适时恰当使用，以实现全胜的战略目标。
3.顺天应人，不失时机
即使是兴义兵也应该注意顺天应人，不失时机，否则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天道无灾，不可先来；地道无殃，不可先昌；人事无失，不可先伐。”这是《太白阴经》中提出的告诫，在“天道无灾”、“地道无殃”、“人事无失”之时，不可以随便用兵。只有在“圣王之道”和法、术、权等不足以治理好天下之时，才用“势”，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获取最大的胜利。“圣人之道不足以理，则用法；法不足以理，则用术；术不足以理，则用权；权不足以理，则用势。势用则大兼小，强吞弱。”这里包含了事物相生相克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实现战略目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心理战术
1.先谋为本，胜券在握
《虎钤经》中指出：“用兵之要，先谋为本。”这与先秦孙子提出的“先为不可胜，然后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是很一致的，它提到的“本”包括“安民”、“通粮”、“地利”、“人和”、“储蓄”、“正其赏罚”、“不失其迹”等方面，其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已大大超过了前代，不仅强调了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涉及到军事储备、军队管理，信息管理，等等。所以，“先务其本，本壮则末亦从而茂矣”。在自身“不可胜”的基本问题上壮大了自己，其他方面自然就很强大，这样才能够胜券在握地去实现目标。唐代的《李卫公问对》中也同样指出：
善用兵者，推此三议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
意思是在自己有准备的情况下，等待敌人的情况发生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才能有相应的措施，对敌发动进攻，获取彻底的胜利——“全胜”。
宋代的《虎钤经》中提出的“先务三和，次务三有余，次务三必行”，是对“先谋为本”又一种解释，揭示出为本的内涵。
先谋为本的策略和步骤，首先是务三和为其根本，再追求力、食、义有余，否则就会无力搏斗，延误战机，士卒怨恨；再完成三件必做之事，用谋、用赏、用罚，使敌人无机可乘，好功名的舍身取义，有过错的人得到惩罚。这样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
2.攻爱捣虚，以众击寡
在军事上为了取得主动，使敌人陷入被动，用兵策略上讲究牵制敌人的兵力和行动，如何才能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呢？《太白阴经》指出了“攻爱捣虚，以众击寡”的战术思想：
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守城，守备不得并兵，则我逸而敌劳，敌寡而我众。
这是说，攻击敌人的心腹要害，袭击敌人的空虚地带，敌人一定要分兵救援，如此敌人就被牵制，为我方的意图所左右，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分化敌人的兵力，用手段迷惑敌人，使其顾虑重重、处处防守，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听从我方牵制就不能够守不住城池，全面地把守就不能够集中兵力，立刻就会造成我方安逸敌人劳顿，我方兵力集中，敌方兵力分散的局势。这种思想也是先秦《孙子兵法》善于用势的思想的发展。《虎钤经》也同样指出了类似的战术心理思想：如果敌人的力量强大，我就采用缓慢拖延战术，等待敌人力气衰竭，有机可乘之时，再打击它的嚣张气焰；如果敌人据守险要地带，或布阵坚守，我方即使力量强大也不可强攻，而是要等待敌人发生变动，或以利诱惑其出来，才能够有效地攻击敌人；如果敌人行动迟缓，我则可以出兵骚扰，断其粮道，使其忍饥挨饿，不得安宁；如果敌人强劲好战，我就据守关隘，示弱引诱，等其上当乘机歼灭。这种战术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使我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胜利。
3.合理应变，无强无弱
兵家的战术思想其奥妙无穷，在于它无定法，而要顺应时、事、势的变化。《虎钤经》中写道：
兵者阴也，阴之德以虚为用，而应于体也。月者，太阴之精，气也，朔望不常，何也？盖由以虚为变也，兵者，既为阴类，则其机宜常虚，含变以法月也，能以虚含变应敌，动必利矣。
用兵的特点就是隐秘。隐秘的特性就是虚无缥缈，但需要时就能强有力地显现出来。这就像月亮一样，朔望之时不断变化，用兵之法也应如此，在虚无缥缈之中不断变化来应对敌人，出击必胜。因而要求做到无强无弱，无利无害，因为敌人无法知道强弱，无法了解利害，那么胜败就朝着于我方有利的方向转变，所以这一时期的兵家强调“善用兵者，能以变合于事，事合于时，时合于理”。
二、信息管理与决策心理思想
（一）信息心理观
这一时期的兵家信息与决策管理心理思想继承了前代的全面信息管理心理思想，并提出观测天象获得信息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影响的思想，其基本思想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
1.“吉象不恃，凶象不惧”
《虎钤经》指出，“吉象不恃，凶象不惧”，才能有所作为：
观乎天文之风云星辰有吉凶者，天之示于人也，善用兵者，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惧之，惧之者怯。苟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虚其机以应天者也。
就是说，观测天象可以从中获得吉凶的预兆，这是上天对人提供的信息，但是善于用兵的人看到上天预示的吉象，并不依靠它，如果依靠它就会有危险；得到上天预示的凶象也是，并不惧怕它，如果惧怕就会胆怯。而是在了解了吉凶之后，暗中采用巧妙的计策采取行动，以顺应天机，将不利的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这种思想不仅仅是追求唯物客观的信息思想，而是利用天象预示的吉凶对人产生的心理反应，为实现全胜目标，采取行动的信息心理战术。
2.“知周万物，曲线成物”
为了实现“全胜而非战”的目标，提出了“知周万物而不殆，曲线成物而不遗”。的信息管理心理思想，认为只有在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自始至终的信息，智士才能进行有效的“权算”，李荃写道：“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度万人力、断千里粮者，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人谋以充分足够的信息为基础，才能让智士做出准确的预选方案，做到“竭气”、“夺心”、“度力”、“断粮”。
《虎钤经》中也指出用兵之道应该“详天地之利害，审人心之去就，行赏罚之公，慎喜怒之理，择进退之地，张攻伐之权，明成败之国，度主客之用”。意思很明确，在自己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还必须全面了解信息，不仅要收集气候地理，人心向背，军队的治理等方面的信息，还要选择有利的作战路线，决定攻战的计策，弄清国力的强弱，审察主动与被动的地位。
（二）信息管理和决策的心理方法
在这样的信息心理观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提出的信息管理和决策的心理方法，虽不是很多却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变幻莫测，顺理而变
这一时期的兵家认为，在信息管理和决策应该做到变幻莫测，顺理而变，表现为“柔兮弱兮，卷之不盈怀袖，沈之密兮，舒之可经寰海”。即在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之时，表现为柔弱到极点，军事行动和战略战术收藏起微妙到无所见闻；但是在隐秘之中进行，展示出来将铺天盖地，人所始料不及。这里兵家把道家的思想运用在军事信息管理上，可谓精当巧妙。兵家的斗智斗勇，战略战术的变幻莫测，正是信息心理战的特征和魅力所在。《李卫公问对》中说：
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
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善于使用信息心理战术，无处不用奇兵，无处不用正兵，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战术，神秘莫测，使敌人无法判断虚实，从而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最后三军将士只知道取得了胜利，却无法知道是如何取得的胜利。
2.先探其将，因形用权
在农业时代，战争中最重要的信息无疑是有关决策者和组织指挥者的信息，因为他们的才能、思想、性格、情感等都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所以兵家特别注重收集整理将领的信息。《武经总要》中提出：“先探其将能否而后战，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掌握最关键信息——将领的指挥才能和个性特征，再根据信息采取对策，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还想出了根据将领的特征反古法而行的战术，认为真正富有智慧的军事指挥人员，并不是不学古人的兵法，而是在掌握之后能够灵活地运用。“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古法待之也；或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新智者，非不师古也，古而反之尔。”在了解到敌人将领能力特征后，就可以采取顺古法而行或反古法而行的战略战术，比较容易奏效。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十四种具体的做法，即要求对待不同的将领应能够采用不同的策略对付它并取得胜利。
3.神机莫测，多方误敌
所谓“神机”，是出人意料的军事谋略或战术，往往来自于“妙算”——精心研究和策划，其能否成功就在于对信息的管理——包括我方的信息保密和示假，以及对敌方的侦察。《虎钤经》中提出：
敌人料我于前，失之于后，料我于远，失之于近，动静出入；敌不能察，是谓神机。
这里的“神机”，就是让敌人不能了解我方的真实意图，使敌人上当出错。与唐代的《李卫公问对》提出的“多方以误之之术”是很相似的：
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蕃而示之汉，汉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就是用向对方传递错误信息的方法，使敌人无法判断我方的意图和真假，造成失误，从而取得胜利。《太白阴经》中也同样提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不懂得使用假信息以保护自身利益的人在军事上必败无疑。因而在信息心理战中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正所谓：“湛然若玄阴之无象，渊然如沧海之不测，如此则阳阴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术数不能穷，卜筮不能占，其况于将乎？”就是要使谋划不露痕迹，获胜而不露声色，使敌方将领无法知晓，无法推算，猝不及防。
三、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
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十分丰富，对前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由经验开始向实证测验的方向尝试，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一）人员的选拔
识别与甄选人才是人力管理的最基本阶段，然而却是最关键的。不能准确地识别人才，便无从进行管理，这是历代管理者既很重视又很困扰的问题，如果对人员不进行必要的分类选拔，集体就不可能发挥出应有的绩效。这一时期的兵家对人员选拔提出了自己的基础理论，宋代《武经总要》中说：“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为一，一则勇士不劝，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战，自败也。”并对人才作了较明确的定义后，提出了较多而有效的人才选拔方法。
1.“五才为体，五谨为用”的人才观和多途径鉴别人才的思想
如果没有对人才的明确的定义，对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品行缺少应有的揭示，是无法进行准确而有效的选拔的。“五才为体，五谨为用”的人才观，对此做出了比较清楚的回答。宋代的《武经总要》指出人才必须具有“五才”、“五谨”，认为“五才为体，五谨为用”。所谓“五才”是指：
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严。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
这是《孙子兵法》中的将领的“五德”，在此被作为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认识到军事人才，尤其是将领不可缺少这五种品质，否则就决不能定国安邦。所谓“五谨”是指：
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诫，五曰约。理者，理众如理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见敌不怀生；诫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这与《吴子兵法》中的观点相似，是从实战操作方面对军事人才提出的五点要求，理是指治军统帅的能力；备是指时刻戒备毫不松懈的品质；果是指果断决策奋不顾身的个性；诫是指谨慎沉着、决不骄傲轻敌；约是指思维敏捷简明。明确了以上十点人才的素质和品行，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用有效的方法对人才进行选拔。
唐代李筌对鉴别人才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方法。他写道：
明主所以择人者，阅其才，通而周；鉴其貌，厚而贵；察其心，贞而明；居高而远望，徐视而审听；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极，若泉之深不可测。然后审其贤愚以言辞，择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
意思是说，要鉴别人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了解其才能是否周全；查看其相貌是否厚贵；观察其内心是否清明；看其神态是否安详，精力是否充沛；用言辞考问测其聪明或贤愚；布置任务以检验他的智勇。而且还提出了对于人的不同品性应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定：
夫择圣以道，择贤以德，择智以谋，择勇以力，择贪以利，择奸以隙，择愚以危，事或同而观其道，或异而观其德，或权而观其谋，或攻取而观其勇，或货财而观其利，或捭阖而观其间，或恐惧而观其安危。
就是说，圣、贤、智、勇应该用道、德、谋、力进行测定；对于贪、奸、愚可以用利、隙、危进行测定。再让人才接受各种任务后，在不同情况下诱导引发出所需要观察的品质。唐代的这种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将各种人才测评方法具体化、细分化。
2.这一时期提出的几种有特色的人才测评方法
（1）争较和九验人才测评法
如何才能知道人才是否具备十项基本素质，宋代的《武经总要》中提出了争较和九验人才测评法以测定人才素质。所谓“争较”是指通过两个以上的人进行竞争较量，来测定人才的真正素质，是一种比较测评方法。《武经总要》中说：
二人交争，则知曲直；二人议论，则知道德；二人举重，则知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先后；二人治官，则知贪廉。
这里阐述了六种“二人争较”的方法，使两人交流争论，来了解事情的是非曲直；使两人议论评判，来了解他们的道德水平；使两人力举重物，来测试他们的力量；使两人愤怒争斗，来了解他们的勇敢或胆怯；使两人同时行走，来了解他们行动的速度；使两人同时做官，来验证他们的贪婪或廉洁。这种比较测评的方法，比单纯观察验证，效果更为科学准确。所谓“九验”是指：
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期，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
意思是，派往远处来考察其忠诚（忠）；调到近处来观察其谦逊（恭）；频繁地驱使来考验其能力（能）；突然询问来测试其智力反应（智）；立刻满足其要求来看其信誉（信）；将财物委托给他，来检验他的仁义道德（仁）；将危难之事告诉他，来观察他的节操（节）；使其醉酒来观看其醉后姿态（态）；使之与各种闲杂人员相处，来观察他的好色（色）。后者继承了前代“验八征，择六守”的思想。
（2）外貌举止测评法
这一时期的兵家认为，人的外貌举止能够反应人的内在的心理素质，只要通过对人的外貌和举止的观察，就可以对人做出相应的测评，他们认为“知貌也者，神之聚也”，意思是人的外貌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表现；“举动也者，神之用也”，人的举止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运作。所以他们提出了以下的测评方法：
判断怀有二心的人的相貌特征是：
眉上双骨横起而隆献者，语言而不纯者，目反仰视者，方坐内多虚惊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蕴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
即眉骨隆起而突出，反目仰视的，横坐而内心有所虚惊的人，大多数是心中怀有二心，不可以选拔任用。
判断为智力浅陋、志趣低下的人的相貌特征是：
神气重浊，骨相不正，头薄面浅，颈大腹细，目睛昏瞢，点睛近上，视顾不正，此皆志气浅劣，智识庸鄙人也。
暮气沉沉，相貌不端，脑袋细薄，相貌浅陋，颈粗腰细，目光昏暗，瞳人偏上而不能正视，这样的人大都是智力浅陋，志趣低下而不堪重用的。
判断可重用之才的相貌特征是：
丰下锐上，神所安祥者，重德而善安众人也；目黑多白少，点睛深而神气与形相副者，机度沉厚不可以诈动人也；目睛荧朗，五岳相照，燕颔虎颐者，心机疾速，此勇而有断人也；龟背虎臆，点睛深而朗澈，瞻视详谛而神骨耸峭者，雄壮有智虑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
这里根据人的不同外貌、神态、气质特征来判断其能力的强弱和个性特征。以相貌特征为依据来推断人的自身素质，显然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是从经验出发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
通过观察行为举止，可以判断有以下行为的人是不可重用的，正所谓：
行有狼顾者，行之坐忽如惊恐者，非时召语而手足纷等者，方食而不觉弃匙筋者，方行而首局口目辄斜动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频四顾如有所骇者，方言勃气上腾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实者，睹事已觉如不知而目它视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诚实多蓄异人也，不可使之也。
就是说，行为迟疑不决的人，坐立不安的人，语无伦次而手脚乱动的人，吃饭时丢落器具的人，行走时头、嘴、眼乱动的人，走路仿佛害怕有人追逐的人，想坐而又左顾右盼胆怯的人，刚刚讲话就脸红而又假装很自然的人，对待下人很谦卑却不诚实的人，观察事物视而不见的人，这些行为都能够反映出这些人心神不定、心气浮躁、缺乏自信、犹豫不决、反应迟钝、观察力差和其他异常或不良的心理特征。所以，有以上十种行为中的一种的人，不可以任用。
而具备以下三种行为特征之一的人能够重用：
行欲如大辂，足动而身不摇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气安详也，此皆智度沉深、大节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
意思是说，走姿如大车，脚步移动而上身不摇晃，坐姿如山岳，形象神态都很稳健；睡姿像翻扣着的船，神态气度安详自然。这些是智慧深沉、品性高贵的表现，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种外貌举止测评法是不科学的，与西方的骨相学有相似之处，都是根据经验臆断，没有科学的根据。依据这种方法选拔人才显然是不可能选到最合适的优秀人才，反而可能会判断失误，造成人才流失和用人不当。
（3）言语行事测评法
这一时期的兵家认为人的言语是人精神思想的外显，人做事是他的内在精神思想的本质体现，即“言语也者，神之发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
《虎钤经》中提出了通过听人的语言和观察人的神态，来判断人的心理状态。它认为有十六种不良言语方式可以推断出这些人是不可以重用的，他们是些心怀异图或隐情的、狂妄自大而拉帮结派的、心境浮躁态度不恭的、内心委屈学业不精的、诬陷他人进献谗言的、自顾家人贪图私欲的、内向退缩而刚愎自用的、志趣低下而阴险奸诈的人。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测评出另外十二种人能够被作为人才重用的，他们是：微言大义的有识之士；言简意赅的高尚之士；爱谈国家大事的忠孝之士；辞强而不伤人的仗义之士；寡言而诚恳的公正之士；爱谈论士兵的仁义之士；谈论敌情能同仇敌忾的勇猛之士；分析入微能明断是非的智慧之士；言语耸人而富有道理的卓识之士；寡言少语而明了事理的大度之士；言语委婉而神色持重的收众之士；言语缓慢而做事周详的有德之士；言语快、办事顺、性情急、不暴戾的强能之士。这十二种人或具有这十二种人所代表的品性之一的人都是可以重用的。
根据人做事表现出的不同能力和行为特征来测评人的才能品性，以决定其是否可以选拔任用。《虎钤经》中将人行事表现出的不良行为特征概括为如下十四点：办事先己后人的，是自私自利的人；事情繁多而忙乱无序的，是缺少智慧的人；做事不急于取得成功的，是不讲效益的人；做事刚开头就先完成结尾的，是虚伪的人；做事先着急而后缓慢拖拉的，是平庸的人；做事不了解详细情况就匆忙去做的，是粗心的人；做事巧妙但不利于顺利完事的，是浮躁的人；做事粗鲁处置不当的，是愚笨的人；利害昭彰却不能明辨的，是浅陋的人；做事拘谨胆怯的，是懦弱的人；1办事进退犹豫不决的，是不果断的人；12办事记住一件而忘记两件的，是昏聩的人；13办事虚伪但很有气势，善恶不分的，是奸诈的人；14善于察颜观色投人所好的，是谄媚的人。具有以上这十四种特征之一的人，即不可以使用。
另外有十种做事的良好品性，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神色表情方面：做事简明得体；对喜怒之事不形于色；做大事镇定自若。第二类是志趣能力方面：做小事不疏漏，做大事不厌烦的；危险来临不恐惧、喜事临头不激动的；遇事众人困惑只有其明断的；遇事众人都危急而只有其安逸的；众人都感到难运作的事只有其能够运作的；众人都感到难以安定的事情，只有他能够稳妥处置的。
（二）人员的培训
这一时期的人员培训理论虽然不多，但是已能够注重对培训方法科学性和培训效率性的追求，提出了比较符合教育规律的培训心理思想。《李卫公问对》中写道：“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意思是教育方法应该合乎规律，将士们才乐于接受，否则即使管教再严也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它提出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并且反对死记硬背：“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虎钤经》中的《教战篇》、《武经总要》中的《讲武》、《教例》、《教旗》、《习勒进止常法》、《教平原兵》、《教步兵》等十几篇，在论述关于军队中人员培训的同时，已在教习和训练的理论上开始细分，对不同的兵种有不同的教法和要求。这是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理论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人员培训理论中，涉及到人的心理素质和能力方面的探索仍然比较少。
（三）“九术”用人法
发现人才后进行恰当地使用是发挥人才能力和使集体产生效益的关键，这一时期的兵家对人才的使用，特别是对将领的任用提出了自己的比较全面的理论和具体的方法：“若钧石之权，不可以称锱铢；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就是说秤大石头的秤砣不能用来秤分量极轻的东西；斗筲一样的小量器不可以代替庾斛之类的大量器。这是比喻不同人才的任用应各得其所，不能越俎代庖，用人不当。“伎能有长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这非常明确地指出人才的个性和能力有所不同，应尊重他们并给予不同的任用。因此《武经总要》中提出了“九术”用人法，这与诸葛亮的“将有九类”的思想相吻合，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应该委以不同的重任；还提出了具有不同技能技巧的人任用办法。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兵家对人才的能力差异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对如何更好地、充分地用人之长，使之对集体产生良好的影响较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它把具有不同能力特征的人才（将领）分成九类，分别任用；又按能力的大小把人分为十类，分别委以各种官职。这样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有所用。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兵家对各级将领有不同的素质要求。
这一时期对于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其中有善谋划的、善游说的、熟悉民风民情的、与敌人有来往的、了解地理交通的、善于制造器械的、身手敏捷的、善观天象气候的，对这些人他们十分重视，并能够根据其能力特征进行恰当的任用，能够较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强了集体的战斗力。
（四）激励
这一时期提出的激励方法和激励原则有如下几点：
1.爱设于先，威设于后
激励应该注意程序化，先后次序对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处理正激励和负激励关系和效果时应特别注意。《李卫公问对》中认为：“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这里强调首先要爱士卒，与士兵结下深情厚谊，然后才能严格要求，使其自觉地遵纪守法，他才会感到军法的威严。这个顺序不能反，反过来就会失去效用。
2.激心励气，各尽其能
作战中的“士气”旺盛与否，对胜败影响很大。能否激励将士奋勇冲锋杀敌，是将帅治军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唐代李筌在《太白阴经》中说：“激人之心，励人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励战，以赏励赏，以士盛士。”他这段话突出了激励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只要能够激发将士的“士气”，确立必胜的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将士就会人人争先，个个勇猛，视死如归，锐不可当。《李卫公问对》中也同样认为：“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这种治军策略是先使自己的军队在气势上压倒敌人，获得必胜的信心，从而以此瓦解敌人，战胜敌人。
3.畜恩不倦，以一取万
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激励效果，是所有管理者所追求的，这里提出的“畜恩不倦，以一取万”，就是以最小的投入争取最大回报。要求进行长期的积善行德，这种激励手段是为了获得如古语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心理效应，只有长期对“勇者”和“智者”礼遇施恩，使其感恩戴德，才能同谋划、共患难，使他们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即所谓：“勇者为之斗，智者为之忧，视死若归，计不旋踵者，以其恩养素畜、策谋和同也。”因此《长短经》提出“畜恩不倦，以一取万。语曰：积恩不已，天下可使”。即采用这种激励方式，长期坚持布恩不断，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可以驱使天下所有的人。
四、将领的管理心理思想
这一时期将领的心理品质的思想，一方面继承前代的理论，但对将领的品质有更深刻的认识，能够辩证地评价将军的优缺点，指出将领的优缺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长短经》中说：“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迁怒则军士惧。虑也谋也，将之所重，勇也怒也，将之所用意。”它认为将领的“虑”和“谋”即深谋远虑的品质最为重要，“勇”和“怒”的品性是由理智控制，谨慎小心的。因为“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虑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人可烦也”。“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人”这五种品性虽然可以说是将领的优秀品质，但是可能会被敌人利用而成为将领的致命弱点，导致危及全军的灾难。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兵家着重在领导方法和艺术上作了理论的探求，对为将统帅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主要观点如下：
（一）志于天下，深谋远虑
这一时期兵家比较重视将领的“志”和“虑”，要求将领“志于天下，深谋远虑”。《长短经》中说：“夫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将忧则内疑，谋疑则敌国奋，以此征伐，则可致乱。”认为将领应该能够做到乐观无忧，否则军吏就会有所怀疑；深谋远虑而决不迟疑，否则敌国就会高兴，凭此征讨打仗就会造成国内混乱。宋代陈亮提出的为将原则也是如此。他写道：
成天下之功者，有天下之深谋者也。制天下之深谋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则除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也。其深谋远虑，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后已。虽未一之，而其志愿岂一日忘之哉？
他认为将领必须具有远大的志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才能有深谋远虑，才能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他不仅阐述了远大志向对于指挥者的重要意义，而且说明了志向与谋虑的内在联系。
（二）善于纳言，从谏如流
这一为将原则虽不能说是要求将领具备民主作风，但实际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和广开言路的传统领导思想的反映。《虎钤经》中说：“将拒谏则英难散，策不从则谋者去。”《长短经》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一原则是农业时代的决策方式所要求的，不可或缺，因为如果将军拒谏，谋士离散，决策管理则只能由将军一人单独完成，那么将军主观臆断中存在的失误没有人能够纠正，就无法进行正确的决策，必然会导致全军灾难性的失败。“善于纳言，从谏如流”是农业时代决策模式对将领提出的要求，对正确决策有较大的好处，却并不能改变这一决策形式中个人的因素导致全局失败的弊端。
（三）谨慎用兵，切忌轻敌
指挥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关系到人生死存亡或国家兴衰安危的大事，所以不能不谨慎从事。《虎钤经》中说：“多喜则不威，多怒则人心离，多言则机泄，多好则智惑，宽则从懈，暴则众怨。”意思是将军不可“多喜”、不可“多怒”、不可“多言”、不可“多好”、不可太“宽”、不可太“暴”，处处要谨慎小心，否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宋代陈亮写道：
善用兵者，识用不用之宜，而后能以全争于天下矣，夫战久胜则兵不可用，敌已惧则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则挫，不必用而用之则劳。劳且挫，则敌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损国家之灵，下亏一身之名，一跌之后，前功尽弃。
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必定要向全胜的目标努力奋斗，应该懂得什么时候可以用兵；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兵。长期取胜的军队不可轻率冒进，应乘胜收兵。敌人已经恐惧之时不必再出兵，如果不可以用兵的时候而用兵，必然使军队受到挫折；不必用兵的时候而用兵，必然使军队劳顿。军队既受到挫折又很劳顿，一定让敌人有隙可乘，乘机反攻，导致我方的失败。这样不仅使国家的威望受到损害，也使个人的英名遭到玷污，前功尽弃。所以无论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还是出于军事指挥者个人的利益，都要慎之又慎，不可冒昧行事。陈亮还说：
轻敌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虽精，兵革虽锐，其势足以扼敌人之喉，而蹈敌人之膺，而未尝敢轻也。设奇而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谋虑，常若有不可当者，而后能以全胜于天下。……轻之而败，非敌败之，自败也。
这是说，轻视敌人是指挥军队的最大祸害，善于指挥军队的人，即使军队的士卒精良，武器锋利，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也不轻敌，而是要采用奇妙的战术，等待良好的机会，来攻破敌军以取得最后的全胜。这是强调要从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未获全胜之前，都要谨慎小心，“曲折虑谋”，确保最后的胜利。否则，因轻敌而败，这种失败不是被敌人打败了，而是自己导致自己的失败。
（四）心如水鉴，知人善任
将领作为一军的统帅必须明察秋毫，识别是非善恶，尤其是能够体察人心，懂得知人善任，宋代《武经总要》中指出：将领必须“澄其心如水鉴，平其诚如权衡，使真伪不能窜于察视。大小不能移其称订。然后可以得人而不惑，然后可以任之而不疑”。这是调兵遣将、指挥作战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因为在战场上到处都充满了谋略和奸诈，将军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不被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复杂现象所迷惑，使得人心所向无所疑虑，军令所指舍身赴死。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能够“知人善任”。《武经总要》中进一步指出：“王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认为有统治天下的人，不能知人则不能有所成就，但如果知人而不能用，或者用人而不恰当，或者用人却不信任，或者信任之后又让小人参与搅和等都必然会危害其霸业，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知人是善任的基础，“能信在于能任，能任在于能用，能用在于能知”。只有先“知人”，然后才能有恰当的任用——“善任”。
五、时间与环境管理心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的兵家论著中很少有论及时间管理心理思想的，仍然如前代一样，强调用兵“主速”，只有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军队做出快速反应，才能够不失时机，占有军事上的主动权，保证获得胜利。
在环境管理心理方面，这一时期的兵家开始重视人际环境，提出了“先务三和”的思想，认识到在国内、军内、阵内人际环境的和谐，对军事目标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虎钤经》中写道：“观乎人事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事皆系用人也。”人事上的强弱好坏，也就是人际环境是否和谐、协调，对军事行动的成败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关键是用人是否恰当。
关于自然环境对用兵作战的心理影响也有进一步的研究。《虎钤经》中写道：
观乎地理山川险易，有生死存亡之余者，地之利于人也，善用兵者，于地理无生死存亡，观彼我之势，察去就之情何如，然后顺其事而用之。苟知地理之险易者，是虚其机以应地者也。
意思是地理环境的险易会对人的生死存亡造成影响，但善于用兵的人懂得利用地理环境的险易，为我所用，运用相应的策略，使地理环境变得对我有利而对敌不利。
《虎钤经》的《料用地形篇》中对七种地形环境及其心理管理方法作了分析研究，这是对《孙子兵法》中的环境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
《虎钤经》中认为，军队进入“轻地”则不可停止前进，但要注意鼓舞士卒的信心，巩固他们的斗志；进入“争地”则不要进攻；进入“交地”不能以兵断了后路，自乱军心；进入“衢地”进行友好往来，利用交通的便利广结盟友；进入“重地”，则鼓舞士气掠夺财物；进入“围地”多用谋略以摆脱困境；进入“死地”则号召士兵死战以求生存，士卒必能以一当百，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