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字退之，又号韩昌黎，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自幼攻读儒家经典，贞元八年（792）才考中进士。贞元十二年（796）29岁时步入仕途。曾由地方推官入京参加“调选”，先后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监察御使，后因事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连阳）县令。元和初年被召回长安任国子监博士，此后官职屡有迁调，升降不一。曾因佛骨事件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后地位又逐渐上升，官至吏部侍郎，达到最后事业的顶峰。主要著作由门人编《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永济）人，故世称柳河东。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自幼聪颖刻苦，被视为“奇童”。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十四年考中博学鸿词科，正式踏入仕途。在初任集贤殿书院正字期满后，调补蓝田县尉，又升监察御使里行。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后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连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受诏返还京师，未被复用，后再贬为柳州刺史。四年后即病逝于柳州。其著作由刘禹锡编为《柳河东集》三十卷。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两大领袖。他们在人格和政见上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彼此间在学问和思想观点上一直保持着沟通与辩论，因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倡导古文、复兴儒学的运动成为宋代新儒学运动的前奏。“至于两人对儒学发展的贡献，韩愈侧重于儒学权威的建树，柳宗元则侧重于儒学理论的辨正和开新。”从现代管理心理学史研究的角度去审视，韩愈和柳宗元在人力管理心理思想方面的观点继承了儒家重人力的传统，主张实行仁德政治、以民为本、任用贤能、培育英才。这无疑给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帖整治社会的良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不仅如此，他们的一些思想仍值得在我们的现代管理中引以为借鉴。
一、“力足乎者取乎人”的人本主义思想
儒家素来有着重视人力的传统。唐代，柳宗元继承了荀子、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神学迷信，认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批驳“治国在天”的天命观，提出治理国家“宁关天命，在我人力”、“彼为天下者本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柳宗元这种重视人力的思想就决定了他重视人民的利益、尊重贤能的政治倾向。因而他推行仁政，坚持“治国在贤”的政治主张，认为应“择天下之士，使其称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用，庸者休退。
韩愈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主要表现为推崇迷信天命的尊君思想，但他仍然继承了儒家重民的传统，他在政期间，实行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措施，深受百姓的爱戴。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韩愈和柳宗元一样尊贤重能，对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贤能之士更怀有深切的同情之心，鼓励他们“不平则鸣”，他在《与崔群书》中因贤者常常处于卑位，并且不幸早死，而不贤者却登上高位，寿命很长的现象发泄了对“造物者”的不满，他对此得出结论：“同是人也，犹有好恶如此之异者，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与天而乖与人，何害，况又时有兼得者耶！”表现了他信人事胜于天命的倾向，以此鼓励崔群不要懈怠。韩愈和柳宗元这种重人事的价值观为他的人力管理方面的思想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伯乐知马的识人思想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者可以根据现有的人事状况，通过各种科学的手段安置和吸引有能力的人员。在古代，不可能有现代这样系统的人员招聘方法，人员的任用都是通过一道道的科举考试关或地方长官的举荐，这就使很多抱负远大、才识渊博的人才埋没在烦琐无用的科举考试中。因而，很多古人都自喻为千里马，渴望能得到伯乐的赏识以完成鸿鹄大志。韩愈可以说是将伯乐相马的比喻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贞元十一年（795），韩愈二十八岁，为了求取官职，尽其所学，他曾连续三次上书宰相，希求进用，都被置之不理。因此，他在《杂说四》中说：“世有千里马，然后有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里，韩愈道出了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人员甄选中的一个真谛：虽然千里马这样的人才有很多，关键还是靠识别人才的伯乐。离开了伯乐的赏识和重用，千里马就会“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而不能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其特有的作用。现代人力管理中，管理者应深刻铭记韩愈的告诫，具备一双能识人的慧眼，多给千里马们提供一些施展其才能的位置和环境，否则，势必会造成人力资源的埋没和浪费。
韩愈一方面从正面呼吁伯乐们能识拔人才；另一方面，他在饱尝了仕途的艰辛后又指出了社会中的恶劣风气造成人才识别的一些弊端。他在《原毁》中揭示：社会中存在着“怠”与“忌”的心理通病，“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就是说，世人的懈怠和嫉妒使得他们自己不求进取，却又害怕别人进步，这种心理常常会影响对一个人的识别和评价。所以，一个人的事业有了成就，诽谤就随之产生了；一个人品德高尚，诋毁就随之而来了。另外，人们常常按照与某个人关系的好坏来评价一个人，而不能客观地反映一个人的本来面目。韩愈通过举例说明了这一现象。“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如果单纯听从某一方面的意见，势必会影响对人的正确识别。韩愈因此呼吁“将有作于上者，听吾说而存之”，意思是统治集团中有作为的领导者应听从他的告诫，破除世俗的偏见，不以社会的毁誉取人。
柳宗元也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角度批驳了世人在识人上的一些偏见，提出了应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识别人才的观点。他在《观八骏图》中指出，骏马和普通马在外形、习性上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吃草饮水，一也”。而某些古书上以及“八骏图”中却把骏马描绘成离奇古怪的样子，这是十分荒唐和不可取的。由马及人，柳宗元认为，人群中有的不胜任做商人，有的不胜任做差役，有的不胜任做官吏，而有的人就胜任。而看他们的样子，“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絺而清，裘而燠”，都是一样的。把这个道理推广到圣人，“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而并非像传说中的牛头蛇身之类的怪物。柳宗元进而得出结论：“世之慕骏者”不从马群中去寻找，却一定要找八骏图上所画的那样的，“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同样，“慕圣人者”不到人群中去寻找，“故终不能有得于圣人也”。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识人的呼吁不仅对当时社会中的识人和用人制度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也是消除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弊病的一帖良药。
三、策之以其道的用人思想
人力资源管理中，用人是个关键，很多组织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领导者能恰到好处地做好用人的工作。如果像韩愈比喻的那样“策之不以其道”，千里马那样的人才即使被识别出来了，一样也会“不以千里称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策之以其道呢？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韩愈和柳宗元在继承儒家任人唯贤思想的基础上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
（一）贤者上位
在用人观上，韩愈和柳宗元都竭力主张任用贤才。韩愈“三上宰相书”，呼吁当政者们任用天下杰出的人才。柳宗元在《逆论》中通过评论《左传》记载的“六逆”之说，提出了用人的标准：只要是圣且贤，虽然是贱、远、新，都应重用；相反，如果是愚，尽管是贵、亲、旧，都不应重用。《春秋左氏》记载了六逆之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这是说下贱的人妨碍高贵的人，小辈的人欺侮长辈的人，远亲的人排挤近亲的人，新的臣子排挤旧的臣子，地位低的人凌驾于地位高的人之上，淫邪的言行损害正统的礼义，以上六条，是祸乱的根源。对于上述观点，柳宗元承认“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会引起祸乱，但他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不能说是祸乱的根源，可以把它当做治国的根本道理。他论述道：
夫所谓“贱妨贵”者，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这段话中，柳宗元认为下贱的人妨碍高贵的人，讲的是选择继承人的道理，儿子要依据母亲的身份地位来决定他的高贵，如果高贵的人是愚蠢的，下贱的人是圣哲而且贤能的，那么，让这种圣哲而且贤能的下贱人来妨碍那种愚蠢的高贵人，是完全应该的。这种作风正是治国的根本原则。难道可以舍弃这种做法去顺从那种“贱妨贵”的说法吗？同样的道理，在任用人才上，让圣哲而且贤能的远亲、新臣来排挤那种愚蠢的近亲、旧臣，也是完全应该的，是治国的根本原则。
（二）各守其职
对于如何用人，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描绘了一幅以君、臣、民三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秩序井然的蓝图：“是故君者，出令者；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柳宗元在《梓人传》中认为，“梓人之道类于相”，梓人“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使而群工役焉”，即大木匠并不做具体的木工手艺，而是善于把握全局，审度木材、指挥调度众工匠，并统一规矩，保证房屋的结构和尺寸不出现丝毫偏差。这种情形完全可以为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效法。相反，“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
通过对梓人“善度材”、“善运众工”的评述，柳宗元提出了统治者治理国家应遵循以下一些原则：第一，“知体要”，即识全局知大体。第二，“条其纲纪”、“齐其法制”，即整肃纲纪，统一法制。第三，“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即选拔人才，使他们能在相应的职位上发挥作用；安置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心愉快地生产劳动。第四，“不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即不傲慢自负，不事必躬亲，不干涉各个主管部门的职权和事务。这些论述精辟地道出了统治者实行国家管理的关键所在。
韩愈和柳宗元的用人观其实与现代管理学所提倡的管理者职能论有很多一致之处。就是说，管理者要做的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这些手段，尽力地发挥出组织中所有人的力量，使每个人都能各负其责，各尽其力。由此看来，尽管时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时代管理的目标也有着很大的差异，管理者的工作却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普遍性和一致性。当然，韩愈和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他们所提倡的君、臣、民三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虽然透露了人民大众的要求，但其着眼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这显然和现代管理的目标和宗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三）用人所长
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韩愈主张应像“古之君子”那样“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对待人才要“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就是说，领导者应本着宽厚的态度对待下属，应肯定其好的一面，不苛求不好的一面，看今天的新成就，不追究过去的错误。韩愈同时指出，“今之君子”“责人也详”“待己也廉”，对人的态度常常是：“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出他不好的一点，不考虑他许多好的方面，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的现在，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作风所带来的结果是“人难以为善”，“自取也少”，这显然给当时的管理带来不利的影响，也是我们今天的管理所不提倡的。
四、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的励人思想
现代管理学的激励理论中，很多在本质上涉及的都是满足员工物质和精神方面需要的问题。儒家有着丰富的激励思想，主要偏向于对人精神上的激励。韩愈谈到的是对管理中杰出人才的激励，他对人才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的满足都提出了要求，即所谓“食之尽其材”。他在《杂说四首》中说道：“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里，韩愈指出了千里马在物质上有着“一食或尽粟一石”这样不同于常马的需求。而“食马者”却不了解千里马的需要，食它如常马一样。自然会造成“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的后果，因而也就不能要求它发挥出日行千里的作用。
关于激励，韩愈还提出了“鸣之通其意”这样一个对管理者了解人才精神需要的要求。韩愈对“鸣”有着独创性的解释。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对于人来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这是因为心灵有不能抑制的情感然后才说出来，他们歌吟是有所思念，他们哭诉是有所怀想。自然界中的春鸟、夏雷、秋虫和冬风都是善鸣者，这是自然界的选择。而人的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来说，又是语言的精华。所以，“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这种善鸣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鸣国家之盛”，一种是“自鸣其不幸”。两种善鸣者，做主的并非鸣者自己，而是有一个主使者。自然界的选择在天，人的主使者不言而喻是掌握国家命运和人才进退的统治者。韩愈因此主张，对于鸣者来说，应“不平则鸣”，这样才能抒发心中的思念、情感和不平；对于统治者来说，应“鸣之通其意”，这样才能了解被管理者的精神需要，从而采纳他们的意见。如果对千里马那样的人才“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只会造成“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的局面。
五、长育天下之英才的育人思想
韩愈和孔子类似，既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智圣人，又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因此，他在《上宰相书》中引用《诗经》序中“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和《孟子》中“君子有三乐……其一曰：‘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的话来说明国家需要人才，君相的责任就在于长育天下之英才。
如何才能培育天下的英才呢？韩愈在《师说》中认为，从师是求学的必要途径，所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同时，他又哀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指出是否重视“师道”所带来的不同结果：“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愚人之所以为愚人，其皆出于此乎。”呼吁全社会兴起从师求学之风。
怎样才能更好地从师求学呢？韩愈从不同的方面对此进行了阐述，首先，不仅儿童需要从师求学，成人也应该从师求学。正如他说的那样：“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其次，从师不应该受到地位高低的限制。正所谓：“巫师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欤！”再次，要广泛学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师道思想不顾流俗，抨击了当时士大夫耻于相师的社会陋习，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为当时的统治者培育英才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这样说道：“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尽管柳宗元不十分赞成韩愈“抗颜为师”的态度，但也同意“取其实而去其名”，强调经常性的沟通与学习对人的帮助。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对于我们在现代管理中倡导学习的风气，培养学习型组织具有很大的借鉴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