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诗（sonnet，又译作商籁）首创于14世纪的意大利。提到十四行诗，人们就要推崇意大利的彼特拉克。他的《歌集》包括三百多首诗，大多是十四行诗和抒情短诗。他运用十四行诗的诗体写了少量政治题材的抒情短诗，谴责君主们争权夺利，制造内战，呼吁意大利的和平和统一，揭露教会的黑暗和腐败。但大量的十四行诗却是抒发爱情之作。我们看到，他的诗使人们对天神的爱降格到对凡人的爱，使天堂的生活转变到人世间，充满了早期人文主义的精神。这种直抒个人情感，赞美大自然和现世生活的诗歌使诗的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为欧洲抒情诗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使诗歌发出耀眼的光辉。
彼特拉克少年时代旅居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多年。当时的普罗旺斯在政治上是独立的，民间文艺活动频繁，文化昌盛。关于普罗旺斯的民族文学，马克思、恩格斯曾有极高的评价：“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
彼特拉克深受普罗旺斯骑士抒情诗歌的熏陶，吸收了其民间文学的传统。普罗旺斯诗人又叫行吟诗人，其诗歌内容有歌颂爱情和荣誉的篇什，富有冒险游侠精神。流传最广泛的是其《破晓歌》，描写骑士和贵妇人破晓时的惜别之情。它揭露了虚伪的封建婚姻关系，故不无反封建的意义。但在13世纪初，这些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被教皇斥为“异端”，加之北方的英国和法国的贵族又常欺压他们，他们因之逃亡国外。一些到达意大利的诗人把抒情诗的传统带来，从而对意大利十四行诗的创作起了积极作用。
彼特拉克继承了普罗旺斯世俗诗歌的传统，讴歌对爱情的真挚浓烈和忠贞不贰，描写内心的感情变化和对幸福的追求，克服了以往宗教劝喻诗抽象隐晦和梦幻虚构的因素，充满了对现世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十四行诗体语句整齐，短小精悍，在欧洲各国沿用至今，成为数百年来历久不衰的诗体。以英国而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诗人汤姆斯·魏阿特（Sir Thomas Wyatt，1503—1542）就是第一个用英语创作十四行诗的。他的诗以描写爱情为主，写他和一位宫廷女官的爱情。他的诗受意大利诗歌的影响，更深深折服于彼特拉克的抒情十四行诗，于是把这种诗体带到英国。他的讴歌主题与彼特拉克的一样，多半是表达自己炽热的爱情。抒写个人情感构成了他短诗的基本内容。
十四行诗体到了英国，虽说是移植过来的异种，却由于英国诗人的乐于运用，竟逐渐在这块土地上茁壮成长，清芬竞吐，成为一株瑰丽多姿的奇葩，为英诗的王国增添光彩，试作者甚多。如菲利普·锡特尼（Philip Sidney，1554—1586）就以写十四行诗著名。他的十四行诗集题为《爱斯特罗非尔和斯黛拉》（Astrophel and Stella，1591）。“斯黛拉”意大利语为“明星”，而“爱斯特罗菲尔”是锡特尼自称，故其意思是爱恋明星的人，富有感情色彩，着重渲染了个人丰富的生活体验，更以善于用诗的形象来表现情感著称于世。又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多产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创作形式繁复多样，但最使他享有盛名的是他那歌颂爱情的十四行组诗《爱歌》（Amoretti）。这组爱情诗多达89首，主题单一，集中凝练地赞美一位名叫伊莉莎白的女子。诗歌特色是把大自然拟人化。与诗人的忧喜融合为一。又突出其对人世间生活的热爱，是人文主义诗歌的精品。斯宾塞的诗歌不但对同时代的西班牙、意大利的抒情诗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后世诗歌的师传也是既深且远，不可忽视的，如19世纪的拜伦、雪莱，尤其是济慈都曾继承其艺术成果。
以戏剧家著称的莎士比亚也是作十四行诗的能手。他的诗作起初流传于朋友之间，后刊印成书共有154首，可谓欹欤盛哉！其诗内容单纯而不若其剧作之复杂，只不过是对黑肤女子或朋友的歌颂，以及个人落寞、喜获知音等等感情的抒发而已。其主观感情色彩之强烈，与其戏剧客观理智的冷静态度颇成鲜明对比，读之令人惊讶。有人谓诗中富有自传色彩，恰是其剧作中所罕见的。当然，其人文主义的现世真实的基调则诗与剧同出一辙，自不待赘言。
其后，英国十四行诗的作者仍不乏其人，如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是以写“严肃的”诗歌名垂后世的。他曾用十四行诗体写出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斗的作品，政治色彩较浓。他也用这种诗体强烈地表现了个人失明和悼念妻子的哀伤情感。
19世纪的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都写过情文并茂的十四行诗。最以十四行抒情诗著称的当推伊莉莎白·白朗宁夫人。她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是爱情战胜病魔和死亡的力作，幽怨深婉缠绵，布局巧妙有致，读之令人铭刻肺腑，终生难忘。其内容的感情真挚淳厚与形式的精美整肃，融合无间，以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堪称抒情诗的上乘。
时至今日，英国的奥顿（Auden）、奥地利的里尔克（Rilke）、法国的瓦雷里（Valery）也还在写十四行诗。
在形式上，十四行诗原是可以演唱，并用乐器伴奏的，因为它本是行吟诗人的制作，在英国用琵琶来伴唱的。所以韵律节拍要求谨严合辙。以意大利来说，它的古典十四行诗划分为三节：即两节四行的和一节六行的组合类，共是十四行，每行十一个音节，通常是抑扬格。
如上所说，写十四行诗并非易事，不仅仅是凑足行数，摆好韵脚就算完事。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是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的。进一步说，把西欧的十四行诗翻译成为也和原作模式亦步亦趋的中国十四行诗，难度之大更不言而喻。诗本有不可译之说。可是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译者作出了极其出色的成绩，为世界文学树立了译诗的楷模。用十四行诗体写中国诗，已非易事，但五四运动以来，却不乏佳作。用十四行诗译十四行诗，须按照汉语韵文的节奏，音组音步，轻读重读，位置安排停妥舒帖，仿效原作格式型号，既译出原文内容，又照顾原诗形式，尽量做到文情并茂，形神兼备。中国译者煞费苦心，其译诗的艺术技巧虽不能称上尽善尽美，然而已达到惊人的高度，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梁宗岱、卞之琳、屠岸所译莎翁的十四行诗，真令人体味到莎翁的诗味，查良铮所译拜伦、雪莱、济慈的十四行诗，方平所译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都是深入诗人心灵，探微烛隐，再用汉语语言，西欧形式，苦心孤诣地重新创作，知难而进，其步履之艰难，困顿竭蹶之状，非亲身经历，罕能道其一二。这几位先生本人都是诗人，有的还是词人（我知道梁宗岱有《芦笛风》词集），这就给他们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在翻译诗史上，这是不容忽视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