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的在诗歌繁荣时期，中国和西方各有各自的特点。时代背景相距甚大。婚恋题材的延续性有很大差异。若从纵线来看，西方自古希腊起，爱情主题是绵延不断的。起先表现在“神”的世界，人文主义时期进入“人”的世界。即使到了今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已迈进电脑时代，生活节奏紧张，人们所处的环境纷扰繁复，头绪万端，但我们读到西方现代派作品，或观赏他们的戏剧、电影、电视等等，还是不难发现，爱情主题仍居显著地位。只不过因现代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变换了，处理爱情的方法、方式以及解决婚恋问题的办法不同往日罢了。譬如过去，夫妇相处到白头，有互信互守的贞操观念，尽管男子方面比较不受约束；而在今日，则有狭隘的婚恋合一说，即认为一旦不恋，就应该离婚，不恋而不离，不欢而不散才是不道德。这是对爱情大异往昔的理论。但对爱情的重视仍与过去一致。若以戏台来作比喻，剧中主题、人物、悲欢离合并没有改变，只是“幕”、“景”和“场次”变换来变换去罢了。意识形态的改变促使现代人改变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若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在西方文学中并不过分。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婚恋题材却是时断时续的。从上述的文学纵的发展来看，古代的《诗经》，汉朝的《乐府》民歌，以迄于唐诗宋词，都是抒发个人感情比较浓重的作品。其他时期，则有更宏伟的题材占了上风。到了近数十年，这种题材似乎有“中断”的趋势。抒情诗歌甚少流传，也因这种轻灵的诗体“载不动”重大的政治内容的缘故。所以“爱情主题”在中国诗域并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当然，诗歌功用原有“诗言志”和“诗言情”的两种，原可以分道扬镳的，并谈不到有孰优孰劣之分。
以上是我对中西诗歌纵的看法。下面拟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谈谈横的观察。
第一，我们可以看出男女两性的理想和要求，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从程度上考察，西方男子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常会舍弃事业而获取爱情，因为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之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是不光彩的，会使青年人堕落，会使事业失败。所以，一般说来，在中国，夫婿赶考，追求功名；或为国为民，效命沙场；或宦游南北，或商贾四方，离家外出，两地分居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中国诗中“怨情”诗特别多。离愁别绪，几乎触目皆是。西方则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精神的影响，男子求荣誉、夺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己地位的擢升，而只是为了赢得情人的青睐。
请读：“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
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
是为了要看她灼灼的目光——
她懂了：我并非配她不上！”
这一段诗是很有代表性的，是西方男子求得爱人垂青时的心理写照。为了个人能胜过其他的情敌。所以西方诗中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这中国的“怨”与西方的“慕”就构成了中西婚恋题材作品的不同倾向。
时至今日，中西方的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性愈来愈强，参与社会生活日益普遍。事业心强的、大有作为的女性增多，过去那种“事业情结”与“爱情情结”的提法在两性生活中已有所改变。我此文所谈局限于中西方古典抒情诗，现代生活的影响使婚恋题材的作品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只提一下，不详述。
第二，西方爱情诗写男性单相思、失恋的苦恼的多，诗人拜伦、济慈都未能免俗。他们都喜夸耀女性的美，似乎认为美是可以征服一切的，可以为之踏汤赴火、万死不辞的。从反映特洛伊之战的史诗看来，为美女海伦不惜两国交兵达十年之久，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传统在西方历久不衰。中国的女性之美也曾有过倾人家国之厄，但一般并不至于走那样的极端，而只是男子求偶的一个重要条件罢了，只占“德、言、容、工”的四分之一。“美色”不如“生儿育女”那样重要。婚后无子，就犯了“七出”之条，导致婚姻破裂，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三，西方夫妇，情趣上朋友般的默契欣合，每每成为双方追求的理想。夫妇是精神上相互依存的伴侣。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中国则很少有在夫妇关系中求友谊、求知己的想法。男司外，女司内，在一个家庭中分工而治。女子“从一而终”，对于丈夫克尽妇责，夫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唐代女诗人陈玉兰：“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寄夫》）葛鸦儿：“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怀良人》）鱼玄机：“忆君恰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江陵愁望有寄》）以上都是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国人重现实生活，米盐琐屑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西方诗中却极少涉及。
第四，西方男女相悦，婚恋合一比较普遍。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牢固，婚姻维系的纽带极难扯断。婚恋合一常常由于各种因素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像杜甫、元稹、纳兰容若那样写赞美自己妻子的诗句并不多见。从诗中读来，真正动人心弦的作品往往发生在“桑间濮上”，即不合法的婚外恋。有时爱情主题表现在伤逝悼亡、哀伤失落上，对于真心爱慕的对象，反而躲躲闪闪。婚内恋，不屑歌颂，婚外恋，不敢讴歌，这就造成中国诗歌史上婚恋题材不及西方的普遍，并且呈现断断续续的现象，以至曾使西方评论家产生中国缺乏爱情诗的错觉。
第五，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为西方诗所绝无的，不妨在此一提：就是中国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的特殊表现方式。这是《楚辞》以来的传统手法。什么：“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什么：“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什么：“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政治上的失败，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作比。到了唐诗，更有发挥。诸如：“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怨》）“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等等。甚至自己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心意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乎公婆的喜爱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这种手法比较普遍，弄得扑朔迷离，以致有些诗的主题到底是关于政治，还是关于爱情，后人竟无法作郑笺，穿凿解释便多了起来。西人虽不以政治主题诗与爱情主题诗混淆，但他们诗中的宗教主题也常和爱情主题交叉渗透。世俗的情爱每每升华到天庭，短暂的此世情，换取永恒的彼世恋，灵与肉的分家，同登天国的信念……这又是中国诗人所不常表现的。
以上只谈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粗浅分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
西方表现婚恋题材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用大自然的背景作为衬托。那大海怒涛，那狂风暴雨，那峭壁悬崖，那荒谷沙漠……粗犷宏伟的景象在中国诗中很少能与爱情联想得起来。试读两段拜伦写海蒂（又译海黛——作者）与唐璜的恋情描写：
他们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
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
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
到石顶庇荫、石室幽深的洞府，
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
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
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挽着臂膊，
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
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霞彩
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
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
一轮圆月正盈盈升上海面；
听得见浪花飞洒，轻风徐来，
看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
觉察到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
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了一吻。狂放如云涛，炙热如烈焰，刻画入微，纤毫毕露，这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他们诗的情调重刚性美，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点。
中国诗吟咏爱情是遮掩式的。重柔性美。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男女相遇、相识、相见、重逢，很少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或孤馆、客舟等处。更多是在室内，所以抒情诗中“小楼”、“绣阁”、“画堂”、“回廊”、“深院”、“别巷”等屡屡出现。试读下列几段诗句：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
（李商隐：《无题》）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韦庄：《浣溪沙》）枕障熏炉隔绣帏，二年终日两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张泌：《浣溪沙》）这其中重写意，忌讳过于露骨，弦外余音为上，使读者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以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为上乘。
至于感情真挚，构思新奇，音节谐调，想象丰富则是中西抒情诗的共同标准，无须烦言。如何博览深思，兼收并蓄，使我国新诗熔冶古今，借鉴中外，在创新与发展的道路上更立新碑，屹立于世界文学的殿堂，则是我个人所殷切希望的。研究比较文学，并不仅仅是为比较而比较。振兴中华，重振诗风，才是我们文学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