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人末路失知己
文人嫖妓自古即有。鲁迅说：“唐人登科之后，交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古时青楼就有文人社交的功能，而且社会上没有自由恋爱，青楼可以提供寻找红粉知己的机会。而青楼女子因为无须受到良家女子的诸多约束，可以更为自由地发展才艺，也有更多机会和男性交往，更容易产生真正的爱情。所以林语堂在《妓女与妾》中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青楼于文人最动心的邀约或许是：“请到小楼焚香煮茗，鉴赏诗篇罢。”
开埠以后，沪上风气，往来酬酢，非妓院不欢。在公众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寻找公共空间的位置成为一个问题。妓院成为城市公共空间最早建构的地方之一。但妓院不再把文人当作最重要的客人。富裕的商人“行商日居，情欲难忘，旅馆孤凄，闲花偶拾，是亦在情中”。而且对于官员嫖妓，清政府虽明令禁止，但时至清末，禁令已名存实亡，官员出入青楼越来越明目张胆。《孽海花》就不留情面地讽刺清廷大官宝廷（小说中为祝宝廷）狎妓时的丑态。在商业社会的渐趋繁荣中，“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致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而且成功的商人也可以通过买官，成为士绅阶层，连洋行买办也有可能转化为官吏。《文明小史》第二十一回和七十九回，都写到了买办捐官入官场的事。士人越来越感受到官商的走强和自己的失落。清末士人刘大鹏在1904年的日记中写到： 社会风气“竞尚崇利，凡聪慧子弟系为商贾”。《九尾龟》中写到章秋谷把妓院中客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商界”。商界的客人抠门，官场的客人不懂规矩。章秋谷虽然既不抠门，又懂规矩，但两界都不跨，已经把自己放逐在客人之外了。或许正是这种失落的感觉，刺激他在苏州青阳地为了赚个脸面，掷下一把钱，在书场里点了个满堂红，又请客一班倌人坐马车，享受被团团围住、一直送到码头的风光。这种炫耀的排场让精明的骗子王云生都以为他是个百万富翁，准备对他下套诈骗，哪知章秋谷不过中人之产。这种“扎台型”的举动，只是文人对财势不足的心理补偿，反泄露了文人底子里的不自信。
清末维新派废除科举的呼声，让士人的社会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小说《醒世新编》中，读书人的丈夫也不为自己的妻子看重。作者还夸赞劝丈夫不要读书的妻子是明白人：“却亏得这师母，虽说是农家出身，却晓得做人的大道理，常劝先生说：‘我想，做人何事不可以谋生，何必苦苦向这千年读不完，万年读不尽的书中寻生活。读了书若是有用，此书便是读得的；读了书，若渐渐要饿死，此书便是读不得的，不如早早改业为是。’先生听了师母之言，大不以为然，反骂师母说：‘为人不读书，便是个下流东西。’师母忍了气，又劝道：‘你不要怪我说你，看看世上发财的人，哪个从读书得来的。大凡要发财，必须要做生意，或耕田种地，或买贱卖贵，然后可以发财。……我虽是个女流，想想你的说话，亦妄称为是个读书人，大道理全然不懂。可知女人嫁读书人总是晦气。’”以有用作为人生价值的衡量，是当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表现，发财成为一般人生活的最重要目标。
《邻女语》中，歌女也有一段对书生父兄的抱怨：“我从前也是个清白好人家。只因为父兄贪恋繁华，热心科甲，抛弃了耕锄禾稼，泉石烟霞，专务那些不成器的状元宰相，榜眼探花。肩不能挑，手不能拿，装腔作势，摆尽斯文架。谁知道顶儿红，翎儿花，还是个孽钱孽债，带不到黄泉下。只留得娇妻爱女作这皮肉生涯，惹得旁人笑，旁人骂。”书生既不能自保，还连累了家里的女人。
当时一部分文人转向做教育、报刊编辑、新闻记者、出版，还有一些文人甚至放下身段弃儒经商。《九尾龟》中的章秋谷虽然被作者写成“才华绝世，丰采惊人，论文则援笔万言，论武则上马杀贼”，却把全副精力投入征战欢场。当他正要参加乡试时，平日身体结实，武功了得，“不想平空的忽然害起病来”。难免让人感到病得有些象征和隐喻，以免让这位聪明人走进中举也无官做的末路。狭邪小说这种自唐以降就存在的冶游文学，在清末兴盛一时，和文人在社会上处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说《中国现在记》中有个片段，可以看到当时文人的堕落和社会对待文人态度的改变。官家子弟黄仲文因赖酒馆钱还当街骂人，被掌柜拖到兵马司。“先叫他脱去长袍子，又叫他脱了鞋袜，同一般光棍小贼在一处。黄仲文毕竟是读过书的人，穷虽穷，还不肯丢脸，硬不肯脱长袍子。差人们见他不肯脱衣服，伸手就是两个嘴巴，打的黄仲文又哭又叫，嘴里还说什么：‘士可杀，不可辱’”。《卢梭魂》第六回中写到，有个山大王专以人心作醒酒汤，他品评起来，说世上的人心，独有三样最不好吃，“第一样是书生心；第二样是官家心；第三样便是那妓女的心了。官家的心味臭，妓女的心味臊，惟有那书生的心，既有那臭味，其中还又带些臊味。这三样人的心，要算书生的心是最坏的了”。书生的社会评价如此之低，或许也是清末才有的。
王韬曾作《眉绣二校书合传》发表在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上（1884年第23册），“故事强调妓女对文人的偏爱（与对商人的不睬）；是文人的知音知己”，试图承传明清以来如柳如是与钱谦益般士女遇合的传奇，但是，“这种自我吹捧的背后是心虚”。差不多时期的狭邪小说《青楼梦》，也还在试图延续“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的“溢美”的想象。
据载，清末参加乡试的考生在南京城里，常成群结伙地欺负商人，“惟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一方面是士人和商人的关系更加对立，一方面是士人和妓女更为商业化的消费关系开始建立。一些士人对这种消费关系的建立是深感失望的。在《梼杌萃编》中，作者感叹：“看书的诸位： 就是这堂子里顽笑，也须要两相情愿才有些趣味，若是倚着势力银钱，勉强成就的，那倌人就陪你睡着，也不过像那书启师爷做那贺年贺节的通稿，衙门厨子办那四大四小的例菜，试问有何趣味呢？”在《冷眼观》第九回中，作者叙述了一个姨太太在庚子之乱中，和车夫私奔，险被卖入妓院，后沦为戏子的故事。作者感叹，即使沦落，“就是遇人不淑，未免有红颜白发之思，亦当放开巨眼，钟爱情于文人学士一流，如红拂、文君，即受一番烽火连天，冰霜匝地，辗转奔波，牛衣对泣，苟遇阮大铖其人，也落得红毡毹上，他年燕子春灯出现，较诸锣鼓登场，现身说法，不稍胜一筹乎？”文人的自我抬高在这里很明显，同时也说明实际上文人已经地位不高。非但文人的经济地位不可靠，文人的人品也更不可靠了。
不少士人在无需再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之后，把才华与兴趣转向声色犬马的放纵生活，醇酒妇人成为不关心时事的标志。上海的娼妓业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盛，至清末最为发达，渐成十里洋场的一大特征。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说：“上海在这个时候，正是吃花酒最盛行的时代，谈商业是吃花酒，宴友朋是吃花酒，甚而至于谈革命的也是吃花酒，其他为所爱的人而捧场的，更不必说了，即使不吃花酒而在什么西菜馆、中菜馆请客，也要‘叫局’，所谓叫局者就是招妓侑酒的通称。”清末妓业发达，但业态比较单一，到了民国初年，则有向导社、按摩院和舞厅等变相色情场所的竞争。所以清末社交生活对青楼有很大依赖，而当清末文人试图像前朝文人那样继续在其中寻找感情安慰，知己、情人却已经很难寻觅。“像从前薛涛的文雅，苏小的风流，李香君的气节，已经渺不可追了。”法国学者安克强在《上海妓女》一书中引用了王韬在19世纪时的一项调查：“他特别提到，在155个高级妓女中只有17个人接受过‘文学’方面的教育，而其他人看来仅具有一些肤浅的中文写作知识。”而在之前，虽然戏团或妓院长大的女孩和上流社会女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但在某些方面是有重合的，比如诗书礼仪。
写作和出版于19世纪末的著名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已经写到了这个变化。书里有一个墨水不多、但自视青楼才女传人的文君玉，徒然成了同行和客人的笑柄。有位罗子富老爷经过她窗下，见她桌上摊着本《千家诗》，“赵家娒在旁悄悄笑道：‘罗老爷，阿是好白相煞个？倪有辰光碰着仔，同俚讲讲闲话，故末笑得来，俚说故歇上海赛过拗空，夷场浪倌人一个也无拨，幸亏俚到仔上海，难末要撑点场面拨俚哚看！’说着又笑。子富也笑个不了。
赵家娒道：‘倪问俚：“价末耐个场面阿曾撑嘎？”俚说：“难是撑哉呀！可惜上海无拨客人！有仔客人，总归做俚一干子！”’子富一听，呵呵大笑起来。”
在本埠画报上，也有这样一个真人和文君玉媲美。“花湘云，沪妓中之翘楚也，性雅澹，酷爱文字。……其盼睐曲中姊妹，咸以书呆目之。而云则自伤沦落，不遇知心，眉睫间时含黯淡色。”湘云终于以抑郁殒命。报道虽对她有夸饰，但她的不合时宜还是一目了然的。当时士人还有拿妓女不通的信函当笑柄的，以为“妓院中之号称解吟咏，擅笔札者，大多狎客捉刀，如果亲笔无代，未有不令人喷饭者”。
小说《碧血幕》中那些上海滩的名妓，不要说有才艺，连签个名都不会。林颦卿道：“我们姊妹们，大概字认得我们，我们不认得字，只有文猗姐姐和梁姐姐，笔下得来。”其时在座有二十多位妓女，绝大多数不文。所以《九尾龟》中的章秋谷说：“大约现在的嫖界，……那‘色艺’两字竟可以不讲的了。”章秋谷所言有夸张成分，清朝妓女不重才情是事实，不过从重文才转向重艺技，即更具娱乐作用的唱戏唱曲。近代妓院常被委婉地称作书寓，就是来源于此。不过就像《海上繁华梦》中所言，在清末，妓女的技艺也已经衰落。文人嫖客“幼安道：‘偌大洋场，竟少女说书先生，也是一桩憾事。’菊仙道：‘……如今老的老了，不出来的不出来了，真个不听见再有别人。’”而男人也不再费心在青楼寻觅红粉知音，他们更重妓女的色貌。《老残游记》中的妓女翠环用朴实的语言，质疑读书人中何以有那么多的所谓才子，才子诗里何以有那么多的所谓美女，才子明明和美女为银子计较相骂，何以诗里却是恩重如山。“因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翠环隔空回应了章秋谷对妓女的蔑视，什么才情色艺，不讲也罢。
狭邪小说中也有一些士人妓女真心相爱的故事。《海上花列传》中的陶玉甫与李漱芳生死相依，《海上繁华梦》中性情贤淑又有文才的桂人香，和清高狷介的谢幼安真心相待，婚后家庭和睦。这些个别的例子还带有古代士女遇合的遗风，但却不是主流，特别不是狭邪小说的主流。狭邪小说中主流的男女关系，是很不堪的。
清末试图继承士女恋爱传统的代表作品，或许是《新茶花》。从题名可以看出，它有一个西方小说的框架，有新瓶装旧酒的企图。小说在主人公项庆如和名妓武林林真挚爱情正式开场前，先有留学生成元戚和妓女谢姗姗一段虚情假意的感情作为比照。元戚家中已有妻子，为求道德感情的两全，想在北里寻个红粉知己，于是和姗姗有了感情。但姗姗正如当时多数妓女一样没心没肺，元戚亲眼撞见她和马车夫幽会密诉情谊，气恼离去。但只消姗姗亲自登门，抹一把眼泪，元戚马上把过错兜在自己身上。“连前日亲眼看见的，一字不敢提起。”自后“更死心塌地，竭力的报效了”。姗姗不久病死，元戚张罗了一个追悼会，以为尝到了爱情的幸福和悲苦，冷眼旁观的庆如大不以为然。之后庆如却对妓女武林林一见钟情，失了方寸。“却说项庆如耽于艳福，绝意进取，人人代为叹息，他却绝不为意，终日深居简出，做那京兆画眉故事。”在以废科举标举维新的清末，绝意进取反为进步态度，但不进取何为？士人们茫茫然。庆如周围的人，有求官的，有革命的，有居家过日子的，但庆如空怀高志，却连开一家小书店都不能维持，也无钱无权无势去保住心爱的女人，所谓的爱情在现实的磨难中只能粉碎。林林被逼嫁权贵，庆如含恨浪迹天涯。虽然这个悲剧故事和它的西方原型外形相似，但《茶花女》是以血肉之躯控诉旧习俗旧秩序的悲剧，《新茶花》则是旧文人的迂腐情怀，在新时代中落花流水而去的挽歌。
2. 生活主张由自己
当落魄文人试图在青楼以风流恣欲忘情江湖，却发现青楼女子不再青睐他们，也不再需要他们的保护。《九尾龟》中章秋谷嫖经成立的依据就是：“古人欲于青楼中觅情种，已是大谬不然；你更要在上海倌人之内寻起情种来，岂非更是谬中之谬？”妓女非但不需要依赖士人，甚至反过来常常成为他们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导师。在新的士女关系中，妓女虽然还无法成为控制者，但在这种关系中的主动性已经显现。在狭邪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类似《海上花列传》开头的情景，一个来自乡间的不见世面者，首先让他熟悉城市生活方式和新型人际关系的，是妓院，这是上海最重要的社交圈。妓女成为众多文人由乡间走向城市和融入城市的引导者。被妓女贬称乡下人，表明不懂城市和不懂现代，故外乡人“一至上海，靡不入此邪径，流连忘返，或情志所惑，或应酬所惯”。
妓女可以算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妇女，她们是最早适应商业社会唯利是图游戏规则的一群人。妓院内部有一套复杂的利益分配系统，对大多数妓女来说，虽然她们常常不能完全自主地控制财权，但大多数人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她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因此大大地增强了。在近代消费社会系统中，她们既是被消费对象，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尽管她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很多高级妓女过着上层阶级才能享受的生活。在上海，很多高级妓女的日常节目是“坐马车，游张园，吃大菜，看夜戏，天天如此，也觉得视为固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是难得可以尝试的娱乐。据载，一些上等妓女“起居服食事事求精，愿一动即有侍婢趋承其侧，大有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罗衣之慨。时时乘绣轿、驾马车，遨游于金迷纸醉之场，颇极车水马龙之华”。在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妓女总体的价值观也随着近代化过程发生变化。如果说以前妓女爱钱，还要用情字来遮掩，清末狭邪小说已经可以说到直白透彻。“从来说青楼妓女只爱银钱，没有情意，这句话却是大谬不然。他做着这行生意，不要银钱，可要什么？”口气已经是理所当然了。在清末狭邪小说中，妓女最普遍的形象是见利忘义，不重感情，她们甚至毫不掩饰对客人的蔑视。她们向那些有钱但不懂用手段的客人大抡板斧，狠敲竹杠，背后还轻蔑地把这些客人称作“寿头”、“曲辫子”。有些妓女甚至对客人当面发飙。
小说《近十年怪现状》中有个片段，妓女月梅在路上遇车祸，受到惊吓回家。客人“紫旒听说，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后，左手在他胸前拍了两下，叫道：‘月梅！月梅。’月梅一摔手甩脱了，瞅了紫旒一眼道：‘呸！你为什么咒我？’”客人做作地表示关心，但妓女毫不领情。月梅的语言动作都说明，她表达厌恶已经不需要有什么遮掩和顾忌。
妓女对待试图赖账（术语是“漂账”）的客人更是毫不客气。《卢梭魂》中有一个“志士”秦谟，那日“和那一班朋友，领着那两个大姐刚刚出门。顶头遇见了一个倌人，不由分说，揪住秦谟照准嘴上左右开弓，打了四五巴掌。你道这个倌人怎恁地大胆，居然打起志士来了？这个倌人和秦谟原来要好，只因秦谟漂了她的账随即又跳了槽，今日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又看他领着两个大姐，那倌人不觉愤火中烧，竟使出那胭脂虎的手段，直打得秦谟上天无路，钻地无门”。结果，羞愤交织的秦谟跳海而亡。妓女才不管你是什么人，她认的是钱。她们对文人的清高和情意的认识，已经和对待她们自身的技艺一样陌生。
她们岂止不把文人放在眼里，她们中的出挑者，甚至能将官员玩弄于股掌之间。清末最有名的妓女赛金花，在庚子年间甚至被看做周旋于国际政治舞台的明星，民族危机的拯救者。清末很多小说都出现了这位名妓，最有名的是《孽海花》——这部作品我会有专节做讨论。《孽海花》没有来得及写到赛金花传奇的高潮部分，但金状元为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书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另一些小说中，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她美貌之外的表情。
《新茶花》中写到洋人对朝廷大员毫不理会，却被曹梦兰（即赛金花）打动，答应帮忙办事。梦兰因此嘲笑大员。“‘你们这一般外交官，竟似这等没出息，见了洋人，吓得什么似的，想我那年在柏林的时候，看见那些外部的人，真算是一把能手呢。有用柔软的，有用刚强的，各有各的手段，一个赛过一个，那里像我国这种铲头。’那主人听了大为无趣，又不敢触犯他，怕他告诉洋人，只得讪讪地走了。”梦兰以妓女身份，借征服洋人跃居中国男人之上，即使当面讽刺嘲笑朝廷官员，他们也不敢回嘴。随后，“梦兰回头对他的娘姨说道：‘你看这样人可笑不可笑，冤枉还是个官，只晓得到窑子里来吃花酒，发脾气，使足他的官腔，见了洋人，便像小鬼见了大王，一味的掇臀捧屁，教我那一只眼看得上。若说现在的国势，实在不兴，难怪洋人欺侮，但终究是一个自主国，那里好由着人做主呢。’”
《滑稽生》中有个情节比较典型。这是一部基调轻浮、以搞笑为能事的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我”是个油滑无聊的人。“我”和留学生一起逛妓院，假意和相好环云阁说要娶她回家，回去想了不妥，第二天来否认，但觉得难说出口。他掉了半天文，最后好容易爽快说出来，哪知“环云阁笑道：‘阿唷，耐当真算件事情，倪氏已经忘记个哉！’我一闻此语，恍如冷水浇背一般，笑不得，怒不得。默无一言，转身就走。”这个男子够滑头，拿娶妾的说法当儿戏，并不想承担责任，但妓女更压他一头，至少在言语争锋间，浮浪的嫖客也只好甘拜下风。
当时有许多妓女择人从良，但很多人或因为受到歧视，或过不惯拘束的生活，或者本来就有心在那些有钱的“瘟生”那里发一注财，一旦钱财到手，或寻事生非，闹着离婚，或索性不告而别，然后重入娼门。在妓女业内，有一个专门的说法，称之为“淴浴”。《九尾龟》中写到名妓张书玉想借李子霄淴浴，初时，李因有些见识，不动这个心，张就在给李喝的莲子里放入泻药，趁李身体虚弱时，假意尽心照顾，骗取信任。一旦嫁进门，骗到钞票、银洋、账簿、珠宝，就溜之大吉。作者评价：“看官，你想倌人们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淴浴现象的出现，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妓女对自己生活的经营和操纵。
《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的春菲更加张扬。春菲出身妓院，从良后也不安于室，与两个下人偷情。丈夫死后，她和下人宋钟私奔，后又在外勾搭上了以前做妓女时就中意的小三儿。春菲告诉宋钟“我要叫他来伴我，就同男子娶妾一般，你做大，他做小，好么？”继而又说“我主意已定。你使不得，我却要使得，看你怎样？”宋钟变了面色，默默半晌，道：“由你罢！”由于春菲掌管家中财产，操纵了财权，得以让男性服从。女人用娶男妾的方式，张扬了自己的意志和欲望。
而在妓院中经营生活的妓女，对客人的“背叛”更不算什么。中高级妓女一般会有一些固定的客人，生活支出主要由某个客人开销，这样的客人称为“恩客”。妓院生活表面有一套感情守则，客人抢别人的相好叫“割靴”，会伤客人彼此的感情，而妓女换客人叫“跳槽”，会让客人恼火。在高级妓院，清倌人第一次和客人有关系，还有类似结婚这样的仪式，叫“梳拢”。从表面上说，近代的妓院仍然在维持一种相对固定的情感关系，但这些表面文章渐渐成为妓女的“米汤”，只是她们笼络客人的手段，趋利倾向常常使她们对客人的忠实度随利益变化而变化。
妓女的自主意识有利益的驱使，也有感情的选择。有些妓女不计较利益得失，情愿自主选择喜爱的人。黄小配的小说《廿载繁华梦》中的桂妹，“年纪约十七八上下，色艺很过得去。只偏有一种奇性，所有人客，都取风流俊俏的人物，故周庸佑虽是个富户，只是俗语说：‘牛头不对马嘴。’他却不甚欢喜。”桂妹自己有个姓张的美少年相好，连富甲一方的周庸佑她都不在乎。后来她被周逼买，桂妹和情人分手时，反送张三千银子。
最让一般文人不能接受的是，妓女常常把戏子、马夫当作理想的情人。近代上海四大名妓之一林黛玉后来就嫁了个戏子。《九尾龟》中议论说：“如今上海地方的堂子，比起十年以前的光景来却是大大的不同。……如今的倌人却不是这个样儿，一个个庞然自大，见了客人，面子上虽然不说什么，心上却很有些轻鄙客人的思想。那生意不好的倌人，也还不必说他。最可恨的是那些生意很好的红倌人，一味的只晓得姘戏子、轧马夫，闹得个一塌糊涂，不成话说。非但没有一些儿惭愧的意思，而且还得意洋洋的十分高兴，那脸皮上面好像包了一层铁皮的一般。”《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也有相似议论：“到了此时，那些倌人，都以结识戏子、马夫为荣。并且愈识得多，愈姘得众，则非独可以夸耀于人，即同列的姊妹行，亦莫不啧啧称羡。”因为戏子通常都很年轻、英俊，而马车夫通常比较健壮，这些都构成了吸引女性的男性魅力。妓女花钱嫖戏子、马车夫，是“姐儿爱俏”自然欲望的真实流露。
《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的林黛玉，看上了戏子李春来，一定要与他做相好。“黛玉一见了，就如小孩子得了饴糖一般，快活的说不出来，又恐怕他只来一次，便百般的奉承巴结，又送他一个金表、一个金镯、两枚钻石金戒指。诸如此类，不上一个月，把千余金花得干干净净。又想着要赚玉亭的钱，只是没有说话。”妓女从客人身上骗钱，骗来再去倒贴心爱的戏子，在成为被消费者的同时，也主动成为消费者。和旧时的妓女只是被动接受文人的爱怜大不一样，她们已经主动追求自己所爱。从稍微有些扭曲的“淴浴”、“倒嫖”现象中可以看到，这些处于非正常生活形态中的女性，她们并不完全积极正面的自主意识在渐渐形成。“重点都在‘正常的’权力关系之颠倒： 女人养男人，控制男人，尽管不言明却已直逼传统的性别身份安排。”
当然，这种自主意识也有正面的例子可援，比如《新茶花》中的金小宝不但侠义、果敢，而且有上进心，“后来金小宝果然改名景肖豹，在南方女学堂里充作学生”。金小宝是当时海上名妓，而且史书记载她有美德有学问，赞助一位客人东渡日本留学。此人学成回国后娶她为妾，有圆满结局。
3. 邪恶的符号
当士人和妓女的关系变成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妓女对金钱的追逐无所顾忌，嫖客对色的欲求也就不加掩饰。《新茶花》中的项庆如好做爱情高论，大谈“好色是躯壳上的事，爱情是精神上的事，两相比较，自然是精神更重了。所以一个女子虽是姿色可观，思想却十分腐败，那种色就不足好了。如果那女子的性质高尚，富于爱情，就算不是天姿国色，他的风韵也必与庸脂俗粉不同，岂不能消受我一番眷恋呢？”及至见到妓女武林林，还没有一句言语交流，林林只“微微一笑，瓠犀一线，涡印双圆，竟把庆如的魂灵直提到半天里，再循着抛物线落下，刚刚落在林林身上，呼的一声，被他吸入心里去了，半晌半晌，开不得口”。庆如一下被打回原形，重新滑入才子美人的老套。
正因为清末小说中的妓女很多只剩下色的号召，不再有李香君般的高洁情怀，士女遇合不再能引发家国之情；相反，和妓女的勾搭，常成为假革命的特征。《负曝闲谈》中，陈铁血在妓院正放言议论公共心，他的相好在他肩头一拍，他的公共心全变成了私心。“一转眼粉白黛绿，蝉联而至。这些人却丢了高谈阔论，一个个别转头去，喁喁私语起来。”在《卢梭魂》中也是如此。一班对瓜分大事议论纷纷的志士，一见来了两位大姐，马上“你一言，我一语，高高兴兴，心花儿都要开放了。他们刚才说的怎样开会，怎样独立，怎样办炸药那一类的话，早已无影无踪，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正派的人瑞说：“这样看来，俺唐人国想靠这班色鬼情魔的志士做出一番事业，是万万不可靠的了。”
妓女在这里，成为一个邪恶的符号，引起的是恐惧和厌恶。即使是《新茶花》这样歌颂士人和妓女真挚爱情的故事，对女性美的恐惧也成为潜意识，爱情悲剧似乎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新茶花》的开头部分，交代了书的来历，是一个俗套的梦中授书的情节，有醉酒少年痛赋新词，遗留一书，便是这《新茶花》。但“我”正要下楼，不防“飞进一个美人，娇声喊道：‘偷书贼要往哪里去！’我心中一呆，正要诉说缘故，不料那美人忽地不见了，却变成一只斑斓猛虎，咆哮的向我扑来。阿呀不好了，我的性命不保了。一跤跌倒，正不知是失了三魂，还是走了七魄，定睛一看，原来还困在睡椅上，通体汗下如雨”。梦中的美女突然变身凶猛的老虎，令男人感到恐惧。女性的强势形象，已经使男性感到失去了操控力。因此，《九尾龟》这种研究对付女性的新对策、传授重新操控女性的男性实用宝典应运而生。而名妓看似自由，甚至强势，但她们的生存实际是对男性最依赖的。
在更早一些时候，狭邪小说曾经历鲁迅所称的溢美阶段。溢美也是一种操控手段，通过赞美女性来控制女性，是旧时文人的伎俩。《冷眼观》中就有提到唐文人用文字褒贬妓女、左右妓女宠辱境遇的典故。而由《青楼梦》肇始的妓女花榜，是近代文人操控女性的新伎俩。清末著名作家和出版人李伯元在《游戏报》重开花榜，也很大程度地左右着当时高级妓女的社会地位、生意好坏。但妓女和文人的不和谐关系，是花榜遮不住的。文人对妓女的一般看法是：“上海滩上的倌人，覆雨翻云，朝张暮李，心术既坏，伎俩更多。将就些儿的人，入了他的迷魂阵那里跳得出来？没有一个不是荡产倾家，身败名裂。”所以在《九尾龟》这样的溢恶之作中，令章秋谷恼怒的是“一个吃把势饭的倌人竟敢这般放肆，真是没有王法的了！”他煞费苦心算计的是占倌人的便宜，通过解救陷于困境的嫖客显示自己的本事，试图重建对女性控制操纵的秩序。
在《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也有类似手段的描写。第六十五回中，两个嫖客周臣和施电伯在本来就有过节的黛玉和小宝之间挑唆，最后在张园酿成一场群架。而据施说他和两人并没有仇，只是“要同他们闹顽”。黛玉和小宝争斗之间，电伯从容招呼看客：“电伯在楼上招呼了二满上去，道：‘不要理他，我们且凭轼而观，看是谁胜谁败。’”
清末狭邪小说中以《九尾龟》中章秋谷为代表的新文人形象，已经具有才子加流氓的特征。他是绅士阶层在城市社会政治文化变化动荡中，整体蜕变的一个极端。虽然作者对他多有美化，却掩不住他一身的流氓气。这样一个才子加流氓的形象，作者正是通过对妓女这个邪恶符号进行溢恶描写的策略，修饰和掩盖了他自身的邪气。章秋谷一开始混迹欢场的理由是夫人古板，性格不相投。后来遇上对他一心一意的妓女陈文仙，娶为小妾，但婚后仍寻花问柳，并不收敛。他在戏园看见一个美女，竟拉着陈文仙去追。陈文仙还不得不表示：“只要你有了别人，不要得新忘故也就是了。”于是，章秋谷越加放肆，在一个班子里同时做了三个倌人，居然几头骗，几面光，左右逢源，前偎后拥。他还设计引诱良家女子伍小姐，先把传信的卖花阿七骗到手，为了巴结伍美人的舅母，又和舅母过了一晚，最后用很卑鄙的手段诱奸伍小姐。事成之后，新鲜了一阵，就再也不管了。伍小姐被逼奸时责备他：“你要和我想想，教我将来怎么样呢！听你方才的口气，已经娶过正室的了，那里好这般一厢情愿的混闹！你们做男子的都是这般性格，把我们女子不知当什么东西！难道只有你们是人，我们就不是人么？”这番话真难为作者写出来，怎么就没有愧疚。而他的朋友贡春树也是偷香窃玉的老手，在良家女子程小姐身上下了种，后来闹得两家人乱成一团。
章的朋友陆仲文因为没有看出宋子英一帮骗子在对章下套，以为可以捞到好处，竟劝章：“你这个人的脾气实在稀奇，放着教你赢钱，你却自家不要，天下哪有这般痴子！要晓得如今世上，凭这良心天理是万万行不去的。只好把这良心暂时收拾起来，或者将来还有得法的日子。”章的朋友与那帮流氓骗子也是一种人。章秋谷自己是个滑头大少，还看不惯书中另一个混混杨慕陶：“成天成夜的只在嫖赌场中混搅。搅得久了，学着那一班滑头少年的习气，一天到晚只晓得到处看女人，吊吊膀子，没有一些儿正经事情。”其实，这恰是章秋谷生活的写照。
《上海游骖录》中第七回写革命党在妓院碰头，轻薄婢女和妓女。回目名就是“革命党即席现原形”。和早期很多写革命党和妓女的亲昵不同，“及源好像没听见一般，对着一个年轻婢女亲了一个嘴。那婢女发急要走，及源道：‘你急什么，这接吻是文明国的礼法。’说着，走进周小乔前正要动手，吓得小乔连忙走开”。及源口口声声文明礼法，却掩不住一副流氓腔。在小说《新汉口》（海上寓公撰，1909年）中，嫖客柏子舟赌输了钱，问他相好的妓女王大金玉讨，王很有钱，但不愿意给，柏竟设计骗她出门烧香，找了一帮人把她箱笼什物尽数搬走。这更是赤裸裸的流氓行径。
在清末狭邪小说中，由于作者的男性视角的限制，我们看到的妓女形象往往被加入了很多主观印象和评价。在溢恶小说中，妓女的恶，反映出男性对新的性别关系调整的不适感，也反映了这些特殊的女性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地位和权利的努力。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传》被学者普遍誉为狭邪小说的巅峰之作，写“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稍后20世纪初的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艺术性大大不如，而《九尾龟》更是溢恶的代表。这一转折的发生固然和作家的修养有关，但20世纪初更趋成熟的商业社会的大环境，已经使文人和妓女间的交易关系更加显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据《晨报》1923年1月5—9日在北京高等师范的“民意测验”，在回答“你最喜欢读的中国旧小说是哪一本？”得票最高是《九尾龟》。这个面向民间的调查说明，或许《九尾龟》更贴近彼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揭示了都市藏垢纳污之地各种诡诈手段，可以给人以警示，而不仅是“嫖界指南”。溢恶既有作者对于妓女的主观态度，也是社会变化产生的一种事实关系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