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反映官场生活的谴责小说可以成为清末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因为它表现了旧时代没落中政局的动荡、官僚的腐败，那么欢场可以成为清末小说的一个重点，或许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里是表现都市生活的形成、商业社会新观念对旧习俗的冲击和消解的重要舞台。就像《海上繁华梦》所说的：“上海妓院和新学两样都是最新潮的。”而妓女以时尚先锋面目出现的新潮形象，首先以物质的方式，来提示商品的社会权重变化，整个社会物欲刺激的加强，唯利是图价值观的泛滥。同时她为清末整体新女性形象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因素。和女豪杰以国家民族利益的合群、集体价值观不同，这些青楼女子以个性和独立的意识，为性别关系的调整，另辟蹊径。
1. 靓妆倩服效妓家
在清末，物质进步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首先通过妓院和妓女来反映。妓女是消费市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特别是时尚用品、高端奢侈品，几乎都首先通过妓女的使用，再向一般市民阶层推广。比如镜子、扇子、香水、香皂、头油等，都由妓女率先使用。海上竹枝词有“云鬓新编脑后拖，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风送芳香扑鼻过”。这样招摇过市，非妓女莫属。“有些妓女甚至开始穿西服或和服，以炫人眼目。”清末新派人物的代表王韬送给妓女的礼物也是“西洋退红布一端”。
上海的中上等妓院陈设往往非常时尚西化，“房糊洋纸绝尘埃”，“镶金大镜挂房间”，“更设西洋藤睡椅”，“两桌琉璃高脚盘”。在《海上繁华梦》中，土财主钱守愚一到上海的堂子，首先被吸引的是里面的豪华陈设：“独有钱守愚进得房来，两只眼睛骨溜骨溜的东也张张、西也望望，看见了一房间红木家具，并妆台上台花、自鸣钟许多摆供，大床上白西纱蚊帐、全金绣的床沿，帐眉两边低挂着一对银帐钩儿，床里面五颜六色的三四条薄被，雪白的白洋布褥子，一对和合枕头。暗想： 若在这么样的房里、这么样床上睡他一夜，真不枉人生一世”。另一个乡绅家的女人严氏来到曾为妓女的天香的房间，“见这房间铺设得甚是整齐，中间一只外国铁床，楼板上铺着地席，二梁上挂着保险洋灯，妆台上摆着台花、自鸣钟等物，壁上一边挂着一面大着衣镜，一边是天香拍的放大小照。严氏都是见所未见”，也是大开眼界。
清末上海已有照相馆四五十家，妓女是重要的消费者。《海上繁华梦》第二十二回写屠少霞带相好妓女阿珍去拍照，照相馆出示的样照里，“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凡是有名的妓女，没一个不在其内”。同一部小说中，还写到妓女去看当时非常稀奇的电影。包天笑回忆《小说月报》最初发时装美人照，就是向北里中人去征求。当时上海的马车也以妓女为重要的消费对象。马车收费昂贵，“包用一个月为银元60元，雇一日3元，半天1.5元，夜行加倍，夏季通宵用车与白天同价，岁时佳节或逢有赛马日则略加车资”。而妓女却是常客，她们乘坐马车招摇过市，成为都市一道特殊的景观。在1910年新年期间，妓女结伴出游消费系列，以“女请客”的标题，列入《图画日报》的《上海新年之现象》中。节目包括乘马车到西餐馆开洋酒、戏园包厢观剧、味莼园郊游。妓女成为洋场消费的引领者。
而妓女的穿着，也率先尝试洋布织物和西洋装束。在《海上繁华梦》中，一群妓女在逃难途中遇到义和团，一个义和团员报告同伙，这些人身上尽是洋货。他“指着楚云说道：‘这女子穿着一件粉红色外国汗衫，下衬白洋纱小裤。’指着小莲道：‘她系着个白洋布肚兜，也是白洋纱衬裤。’指着素娟说：‘她穿的是白洋纱衫。’指着阿宝、阿金说：‘她二人都是洋布小衫。’指着王八说：‘此人身上有洋烟一大盒，洋烟泡十数个。’更指着众人说：‘她们的袜子多是洋布所做。’”在第二十八回“坐花楼淫姬吊膀”中，作者描写妓女打扮，也是一身时新洋货：“那女子身穿蜜色外国缎夹袄，雪妃外国缎裤子”。《碧血幕》中的林颦卿说：“如今外国人世界，那一件不用外国人东西，我也没瞧见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些儿洋货。”她所指的人，就是她周围的高级妓女，以及和高级妓女交往的客人，他们当然是率先用洋货的时髦人士。
在《九尾龟》中，写妓女漂亮，用的比喻也是最时新的器物，叫“电气灯”。比如“秋谷却打着苏州白，向着王佩兰笑道：‘阿唷！先生时髦得来，跑进来赛过一只电气灯。’”而有趣的是，后来的妓女，还真的有用电灯作为衣饰的。周瘦鹃《妓女身上的小电灯》（1923）里写道：“穿黑衣裳的姑娘便在衣襟上装着一盏小电灯，正在一个纽扣的所在，大概是代表纽子花的。”
而妓女对于穿着漂亮与否的标准，相比之前也有所变化：“至于身上衣服，从前凡是稍有名望的倌人，这几天必穿百裥挂四大红绉裙，如今却把这条裙子灭去，只穿浅色裤子，愈显得触目妖淫，令人有世风愈糜之感。”以前穿裙子的老习惯，遮住了身体的线条，而穿裤子的新时尚，之所以“显得触目妖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因暴露身体曲线而显得更性感。在当时，很多妓女还把穿男装作为增加性感的一种手段。《九尾龟》中的金小宝“换了一身男妆衣服，穿着一件湖色单罗长衫，单纱一字襟半臂，胸前一个花球香风扑鼻，面上的脂粉一齐洗掉，梳了一条大辫，脚下也换了一双夹纱衬金的小靴，越显得水眼山眉，雪肤花貌”。不过据载，明朝名妓柳如是也经常着男装，在嫁给钱谦益后，仍然喜欢穿男人长袍，代表钱谦益会客。男性气质通过着装，也在这些最开放的女性身上渐渐渗透。
《九尾龟》中的沈二宝还被非常有时尚感的自行车打动，“只见那一辆脚踏车，就如箭一般的直赶过去。金小宝看了，不知怎样的觉得心上微微一动”。她后来跟一个戏子学会了骑车，为了能够勾引到多金的潘侯爷，在上海的大马路上飞车：“上海地方坐自行车的人虽然很多，却都是些男人，除了泰西妇女也一般乘坐自行车之外，那些中国的妇女从没有坐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跑的。如今蓦然见了沈二宝居然坐起自行车来，大家心上都觉得甚是诧异，不由得大家的视线就都聚拢在沈二宝一个人身上。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时髦的物品配上了时髦的人，在都市的大街上更加引人注目。
对妓女色貌、性感的重视，而不是对文采、艺技的重视，通过开花榜也得以体现。所谓花榜，是对书寓、长三堂子中的名妓，根据她们身姿、仪表、性格分别列出不同的品级，以名花相比拟。从1897年开始，由李伯元主持的《游戏报》担纲开沪上花榜，以歌胜者为艺榜，色美性格温柔者为艳榜，吸引了上海的巨商大贾、社会名流和有声望的文人学士参与，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上榜的妓女会一下子生意兴隆。1897年评出的花界四大金刚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之后频繁出现在各种狭邪小说和其他小说中。1898年抽丝主人（有学者认为是吴趼人的笔名）还写作了《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
名妓在推进时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光绪乙未、丙申间竞尚淡素，是年秋寒时忽改为大红大蓝，复用金线织绣，益觉五光十色，斑驳陆离。林黛玉、林月英两校书，各着大红织金衣一件，于是海上诸名花衣饰顿为一变”。而妓女风气一变，又带动“女则靓妆倩服效妓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妓女的服饰已经成为一般女性仿效的对象，“女衣悉听娼妓翻新，大家亦随之”。到19世纪90年代，良家女性对妓女的仿效不但依赖性更强，而且开始模糊衣饰本身代表的阶层符号：“一衣一饰，妓女任意倡率，花样翻新，良家即从而步其后尘，惟恐稍有不合，必使一肌一容尽态极妍，使见者莫能辨其为良为妓而后已”。由妓女引领的时尚风气，还刺激了奢靡的物欲，在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膨胀。
2. 笑贫不笑娼
妓女几乎在任何时代，社会地位都是很低的，关注度也不会很高，但在近代却成为具有较高关注度的群体，特别成为社会物质生活变化和人际消费关系形成的聚焦点。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人认为，“上海如此富丽者，赖有此风月排场耳。迷金醉蝶，自来增市井之广，煮鹤焚琴，未免减胭脂之色”。有人将“桂馨访美”和“飞车拥丽”选入上海十景之中。妓业也成为政府一项新的重要的收益，1905年妓捐开始抽收，按月缴妓捐者即为官妓。而据统计，到了20世纪30年代，妓业收入成为仅次于饭店和餐馆的第二大税收款项。
烟花之地，光鲜生活，让心神不定的男人迷恋忘返。《海上繁华梦》中的少牧，“两次到上海说好就走，但总是耽搁下来”，半年一年地流连在花柳丛中。有些下层百姓也将家中女儿当作致富之道：“凡在中人以下之家，养女必教以歌曲，女往往有巨商物色，可立致万金。不则入平康籍，亦能致富。”妓女的时尚生活方式甚至引起很多涉世不深的女孩子的羡慕。
据记载，1902年，在被香港保良局收容的妓女中，有些虽然受到不停地劝告，但甘愿继续为娼。陈转好、梁妹、黄贵金等三女“据称均自愿为妓，……志趣卑污，毫无羞耻，再三谕在，难期顽石点头，胶固如斯”。次年，陈带金、梁松、蔡苏、李玉四女“均称甘愿为妓，……希恋烟花，殊无悔志，沉迷若此，实属难以挽回”。另外，1912年昆明上等妓院开张后，在妓院中打杂的陶素氏，情愿改做妓女。还有一个16岁的少女，母亲早逝，家里生活艰难，一天和继母从公园出来，径直奔向对面的上等妓院，幸为继母紧紧拉住。但她却当街痛哭，成了新闻人物。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个调查仍然显示，“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是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能从事的其他职业，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而有略微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还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她们最主要的担心是如果她们去参加性病体检，那就会被报告警方，被勒令改换职业。”
在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作者也塑造了类似的人物：“单说阿宝，随他母亲到上海佣工。自从入到哈府，看见上人养尊处优，他便有些羡慕。今日，见了众倌人金珠炫目，便是随来的姨娘、大姐，也都是些穿绸着缎的，不觉眼热心红。……并且别的事情不甚了了；单是看见女人的打扮快活，便十分艳羡。从这一天之后，他便朝思暮想起来。……阿宝无事时，便一五一十地问他（阿珠）堂子里的规矩。问的有些懂得，便一心要到堂子里去。”她在看到妓女也使用官场中通行的名片，“心中暗暗想道：‘做了倌人，便那等阔绰，用这大片子。我怎能也有日子用他一用，便死也甘心的。’一路胡思乱想不提。”包天笑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名妓林黛玉曾给她大名片，其派头和权贵不相上下。上等妓女日常物质生活的奢华、阔绰，出门的排场，打扮的风头，令一些少不更事的女孩心动不已。
当时中国的女子职业主要是做工厂女工，那是用血汗赚吃饭的钱，妓女挣钱相对轻松。而且，女性到处受歧视，在性行业才有一点受追捧的感觉。在一种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中，做妓女的兴兴头头，并不自卑。上海本埠画报还报道过妓女携跟班上茶楼喝茶，茶博士试图与跟班调笑，妓女指使跟班耳光伺候。后老鸨至，更出恶言，招致两相殴斗，最后博士捧着脸夺路而逃。小说《卢梭魂》第九回中写到户江即上海街头景象，只见“一些倌人，不住地在那里来来去去，也有打扮花枝招展，坐着钻花蓝呢小轿的；也有打着一条光油油的辫子，穿一件长衫外罩领褂，偏着身儿，坐在一个汉子肩头，做张做致，更装出那袅袅婷婷样子的。这还不算，更有一班娘姨、大姐，提着胡琴、烟袋出局。都一般是瘦高衣领，雄赳赳的颠着屁股，左一扭，右一扭，那两只半大不小的脚儿，跑起来真和鸭子一般”。可见妓女和跟班非常张扬，走在街上也有一种骄傲的神气。妓女理直气壮地做生意，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也在这种骄傲和羡慕的互动中酝酿。
法国学者安克强在《上海妓女》一书中，转引了对当时一些底层女性生意之道的描写：“在西园（即今天的豫园）的茶楼里，也有一些卖水果的女贩在做生意。有时，她们中的一些漂亮姑娘会被无赖子拉过去抚弄手臂和胸部。当她们的水果全部卖完以后，这些姑娘回家了，但有时有男人陪在身边。那些出身贫穷的茶楼女招待也会是如此，她们来回都是结伴而行的，但一些漂亮的女招待晚上还留在那里，情愿做一些妓女所做的事。”一些身份尚为良家的女性，为了生财不惜学习娼妓的手段，有的其实已经成了暗娼。而“去工厂做工几乎无法唤起任何热情，尤其是因为工厂的工资较低”。在小说《冷眼观》中，就写到那些家世敌不过穷字的女性，纷纷做鸡的情形：“那晚间四马路一带的雉妓，打扮的同花蛱蝶一般，成群结队的站在街沿石上，其中实不少旧家显宦的妻女，都是为着一个穷字，弄得沿街叫卖。”胡思敬的记载为这种描写提供了依据：“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 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坐宾，即侑酒者也。”
在之后的民国小说中，也可以见到为生活所迫而做妓女的良家女性。《残留》中的秦太太因为丈夫的病逝和负债累累，最终成为一个“咸水妹”。她对着一堆房租、电费、账单想道：“全部卖给一个人，跟零零碎碎地卖给好几个人，还不是一样的卖吗？”
3. 尔虞我诈的风月场
正为了一个穷字堕入风尘，妓女在风月场的手段主要围绕利益展开。就像《海上繁华梦》中天香诚恳地告诉相好（幼安）：“堂子里的生意，不瞒你二少说，必要丧尽廉耻，昧尽天良，心毒手辣的人，才能吃这饭儿。做了一户客人，恨不得把他家堂土地一齐请了出来。砍一记斧头，三百五百不足为奇；敲几下竹杠，八十一百不以为意。那才有整千整百的钱余得起来。若是靠着碰和吃酒与每夜里出几个局，怎够开销？……”
因此，妓女的时尚往往是增加自身吸引力以便从客人身上捞取更多钱财的方式。《九尾龟》中的沈二宝就是因为嫖戏子欠下债务，想从有钱的潘侯爷那里捞回损失，想起潘侯爷说过喜爱骑自行车女人的天然风韵，于是用骑自行车这样一种展现时尚、性感魅力的手段来诱惑潘侯爷。妓女们常常一掷千金添置行头，有本身爱美的需要，也是为了能对客人有更大的吸引力。《海上繁华梦》还写到妓女为了有知名度，花钱买花榜排名：“幼安……讲起近来各报馆里开花榜的许多陋处。最丑的是张《支那小报》，听说状元、榜眼、探花一个个都要花钱去买，做了个生财之道，真是斯文扫地。”虚荣心、势利眼是很多妓女的共同特性。小说《市声》中的妓女如花就是这副可笑的嘴脸：“如花也觉得做着一户有光彩的客人，自己脸上也添了光彩；也可借此在相帮、乌龟、娘姨、大姐面前，吓吓他们。一时便兴头得了不得。忽而说茶冷了，又不换茶；忽而又说烟烧坏了，又不换烟。打鸡骂狗，弄得楼下人一片声响。小棠静听，声声入耳，不觉暗中好笑。”而在《梼杌萃编》第一回中，尚未出头做大官的贾端甫，陪主人家儿子和一班少爷去妓院玩，回来大受刺激。“坐在椅子上默想，同是一样的人，他们有钱有势，就如此快乐，如此光辉，我一介寒儒，不但没人理睬，还要被这些浪子淫娼奚落嘲笑，怎能有一日让我吐一吐胸中的这口恶气呢。想了半天，一无门路，只好上床去睡，心中又气又闷，又羡又妒，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到第三回，贾端甫科场得意，再入妓院寻欢，还是遭遇挫折。他喜欢的妓女逢迎做大官的，还是把他丢在一边不顾。“贾端甫睡上床去，想起今天花了十几块钱，只见了双铃两面，并没有一句体己的话儿，真是不值。若要再同他斗一斗气，争奈这金大人势大财丰，真有卵石不敌之势。”
在近代，妓女和嫖客之间钱色交易关系更为明确。妓女以色敛财，嫖客以财买色。小说《梼杌萃编》就声称是专门发挥这财色之间关系的：“有人同做书的说道： 你这部书是专门发挥‘财’、‘色’二字的，上海的这些倌人，有串通了鸨妇骗人钱财的，有以嫁人为洗浴之计的，有嫁了人仍旧野心不改，轧马夫、姘戏子的，有身子嫁了张甲、心里还想李乙，暗中通信，乘隙偷期的，甚而至于儿女成群还会逃走的。至于那些鸨妇，拿着人家儿女的皮肉，赚这些冤客的资财，黑的固凌虐不堪，红的又掯留不放，就是嫖客，痴迷者固多，诓骗者也不少，固有自己弄到推东洋车的，也有骗了倌人、鸨妇体己的私囊满载而去的，这都是‘财’、‘色’界上的特色文字。”
另一部小说《负曝闲谈》中的黄子文是个骗钱骗色的主，尽想占便宜。他对色相差的妓女鄙视的心理，隐含着钱色应该对等的消费原则。“良久良久，张媛媛方才来了，一张刮骨脸，脸上还有几点碎麻子。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包占瀛与他啧啧的咬耳朵，张媛媛似理不理的。黄子文心下气闷，便想道：‘他们这个样子，到底还是包占瀛给张媛媛钱，还是张媛媛给包占瀛钱呢？’”黄子文气闷的理由是这笔交易不划算，嫖客吃了亏。在嫖客，花钱变为更单纯的寻欢，不用讲求别的。《冷眼观》第七回写到妓女素兰对男主人公“我”有情有义，很难得地能够说出：“一个人如若没有情，你就是金钱豹投的胎，我也不情愿同你缠！”的话，她不但教“我”识破穆柔斋一伙骗局，而且送东西送船票，依依惜别。但“我”并不甚挂怀。虽屡次起意去看望，但转念一想“犯不着拿有用之精神，寻这无根之花柳罢了！虽说有情，又有甚么益处呢？”在感情和利益中，这个男人首先考虑益处。于是他又出发去找做官的机会。作者也不无欣赏这种明白人的无情选择。
而另一部小说《廿载繁华梦》的主题，则是表现金钱的力量，足以横扫妓院以及社会方方面面。虽然作品最后的善恶有报的结局有正面的警戒意义，却不能抵消故事本身体现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主题。
故事主人公周庸佑是个发不法不义之财起家的人，他有了大钱后，肆意满足自己对妓女戏子的爱好，在20年间，一连娶了两个太太，十多房小妾。我们很少看到周在小妾身上得到生活实际的满足感，他似乎更多地将买妾行为当作炫富斗气的手段。有个妓女桂妹喜欢的是姓张的美少年相好，在妓院接待周庸佑时很冷淡。周知道原委后，“正如无明业火高千丈，怒冲冲地说道：‘他干小小的营生，有多少钱财，却敢和老爷作对？’说罢，便着人唤了桂妹的干娘，唤做五嫂的上来”，当下就买下了桂妹。第十回中，桂妹已经离家出走，周在妓院又搭识三名校书，见另一嫖客既富且贵的李山农和她们亲密，预备给她们脱籍，“自是不快。暗忖那姓李的有多少身家，敢和自己作对”。“周庸佑越看不过眼，立即转过船来，与保姆说妥，合用五千银子，准明天要携那三妓回府去。”第二十三回写到：“独是青楼地方，虽要二分人才，三分品貌，究竟要十分财力，所以当时佘老五恋着雁翎周庸佑也恋着雁翎，各有金屋藏娇之意。”周又靠钱和势，把佘挤走，自己占了雁翎。后来周庸佑得了个参赞的官，想找个懂西文的可靠的人，脑筋还是动到纳妾上去了。“看那周庸佑是不识西文西话的人，那女子便叽里咕噜，说什么话，周庸佑哪里分得出？可怜掷了千多块银子，娶了个颇懂英语、实不大懂西文的娼婆，不特没点益处，只是教人弄的笑话。”这些小妾先是一个个娶进来，然后是接二连三的病死，其中，春桂卷财物逃走。即使最后周家已经到了家门被抄、树倒猢狲散的程度，周还不知死活，仍要寻花问柳，赎妓为妾。最后他想重振实业，连老婆马氏都不肯援手，何况其他侍妾。作者写繁华是梦，因果有报，但操纵命运的，其实是金钱。没有情意付出，怎么会有情义的回报，用金钱获得的，还要用金钱抵偿。
清末的妓院，是各色人等联络、交往、谈生意的重要交际场所，妓院成为清末社会的一个缩影。甚至一个没有掌握妓院规矩的人，根本无法融入当时的社交圈，也无法掌握谈生意的诀窍、机关，难免上当受骗。而坑蒙拐骗那套，也是妓院经常上演的把戏。清末表现市场经济开始兴起的代表性小说《市声》，就写了一个官员鲁仲鱼在妓院学做滑头生意的经过。
在第二十九回“脱失官银委员遇骗 从容开价买办知机”中，鲁仲鱼办军装生意被骗子骗去数万官银，于是，他被明白人开导要学做滑头生意，设法开销亏空。而第一步，“襄生叫他先学跟自己学嫖学赌，还须学那滑头的谈吐模样”。学会吃喝嫖赌，才会坑蒙拐骗，已经成为一种学生意的程序，妓院应酬的本领，成为做生意入行的资格。后来鲁仲鱼混出了资格，别人也肯跟他谈生意：“原来卢茨福早经请过仲鱼花局，见他拘拘束束，毫没一些应酬的本领，暗地笑他应该上当。此次见仲鱼到了堂子里，挥洒自如，说几句话也在那个模子里，不觉纳罕，这才敢和仲鱼谈起办军装的话来。”“次日，茨福约仲鱼吃酒。仲鱼不比从前怕进堂子。这时晓得上海堂子里有绝大的世界，一切实业商务，都在其中发达，不敢不问津了。”在另一场交易中，堂子也成为充满阴险算计、声名狼藉的所在。在第三十回“谈骗局商界寒心 遇机工茶楼把臂”中，“春航道：‘兄弟不是矫情，只为上海的滑头买卖都在堂子里做，兄弟是怕极的了，再也不敢问津。’茨福脸上一呆。”卢茨福就是专做滑头生意的，这次交易他特地找了一个会诗文的妓女的书寓，但换汤不换药，滑头的名声还是让明眼人不敢涉足其中。
在《海上繁华梦》中，主人公少牧好色但人品还算周正，不过在上海风月场待了一年后，也难免变质。他碰到和情敌争风吃了亏，风月场朋友、主意颇多的经营之给他出个主意，谎说和情敌相打的时节，有只打簧金表、一只金刚钻戒指打失不见，一定是情敌潘少安抢去，藏在他们共同的情人如玉房中。到巡捕房报他一报，搅他一个不得太平，这样把两个人都报复了。“少牧嫌他这计太毒，不过除了这个想法，又没有别的法儿。子通却连说‘好计’，并道：‘目今的时势，正合了古人说的“无毒不丈夫”那一句话。营之此计甚善，不必多疑，尽可照着做去。只要捕房肯准，保定此次二人吃定大亏。’少牧始答应下了”。妓院这个大染缸，也会让掉进去的正派人沾染尔虞我诈的习气。至于那些寿头，更容易在妓院栽跟斗。比如《海上繁华梦》中的钱守愚，一进了堂子，不知如何招呼，不晓如何行止，被妓院里的姨娘、相帮教了许多规矩，丢了很多脸。这个悭吝成性的土财主，还被骗子看中做了仙人跳的圈套，让流氓诈了一大笔钱；又去参赌被骗了很多钱，不但差点被警察抓走，还被一帮闲人欺负，差点投河自尽。这个小说中喜剧性的人物，在妓院演了一出悲剧。短篇小说《新苏州》中的悭吝鬼齐三知也是差不多情况，他也是个花柳丛里的寿头，先碰着翻戏党被黑，又碰着流氓被敲诈，尝到了妓院的苦头。
《海上繁华梦》中出现了两代骗子的身影，花子龙的儿子花小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摇摊、牌九、麻雀、挖花，技艺更在父亲之上。小说第十二回更详细介绍赌博作伪的内幕，把灌铅骰子，乱筋竹牌，对筋牌、头花牌，以及掐、揿、抢三字正诀，拍、捞二字偏诀的手法一五一十说得仔仔细细。其他比如妓院相帮设赌局，有拆梢、跳仙人的诈钱方法，简直是专业诈骗大揭幕。
当近代妓女开始趾高气扬理直气壮地做生意之际，这个职业的阴影实际上同时伴随着她们。妓院里规矩重、迷信多，实际上是妓女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内心隐藏的罪感的外在表现。而妓女为了争夺客人，斗嘴相打也是狭邪小说中常有的冲突场面。
4. 物欲的两面性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货币被称为“多才多艺的妓女”。在近代狭邪小说中，妓女和货币获得了更多的统一性，妓女成为物质的突出象征。妓女和妓院的作为既是社会上唯利是图观念的反映，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辐射影响。荀子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这种“迂腐”的价值观在近代被视为不通： 恰恰相反，先利而后义者才会不穷。现代性的动荡，已经让千百年来固定的价值观逐渐碎裂。
在晚清，物质进步是首先被得到肯定的，洋务运动就是一场寄希望于器物技术的进步来救国的运动。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了，但晚清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让晚清的知识分子获得这样一种认识，社会是向前进步的，器物技术的进步代表了社会文明的方向，从器物到精神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薛福成更提出道器之说，相信道是不可变的，器则因应时势，与时俱进。因此，王韬更倚重《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理论，相信孔子假设生于今日，亦不得不主张用夏变夷。
晚清的物欲和逐利之风，甚至带有文明进步的气息。这是妓女比通常更缺少经济自主权、独立生活能力的良家妇女的心理优势所在，这也是她们将多赚钱，不计手段的赚钱，当作一种个人奋斗手段的动力的社会背景。利益的鼓励在多个方向上分化和发展了妓女的个人奋斗： 在追逐利益的目标下，妓女去除了个人的标准，把自己作为交换工具，去达到对金钱的追求；而在获得一定的金钱后，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去张扬个体的欲望。在小说《市声》中，这两方面的例子都有。妓女周翠娥为了在嫖客范慕蠡身上捞足好处，不顾他去无锡收蚕会误了时间，“饮至半酣，翠娥拉了慕蠡，窃窃私语，是要留他住下的意思。慕蠡不肯，禁不住翠娥装痴撒娇，弄得慕蠡心魂无主”。结果慕蠡还是被拖住，时间一误再误，弄到茧子价格涨到很高。而另一个妓女宝仙对生财有道的伯廉不加青眼，“原来她嫌伯廉烟瘾太大，相貌又陋，不好回绝，故意敲竹杠，要他六千银子，才肯嫁他。伯廉只是贪爱宝仙，居然一口答应到四千光景。宝仙只不愿意。伯廉赌气，在虹口赁了三幢房子，将家眷接了出来”。宝仙敲竹杠只是拒绝的策略，妓女按理没有直接拒绝客人的权利。
在妓女身上体现了现代精神的两面性： 一方面，现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越来越排斥个人的冲动；另一方面，都市生活越来越复杂，多元化和个性化在妓女身上有突出的反映。19世纪80年代，上海《点石斋画报》曾描绘了妓女应招陪酒的种种行头，有旗装、粤装、道姑装、男装、西装和日本装，千奇百怪，无所不有。而在她们的个性化和自由化有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时，她们和男性的性别关系也获得了调整的可能。《新茶花》中的主人公项庆如感叹：“近来欧风东渐，居然平康中大受影响，男女平等，作为轧姘头的口头禅，婚姻自由，成了吊膀子的门面话，虽说自由，只是野蛮人的自由，不过野蛮自由罢了。”男主人公用倾斜的方式，确认了妓女在清末追求性别平等中的作用。而当清末狭邪小说衰落之后，这种个人奋斗的传统也日益边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