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小说中，多见将欢场和官场相提并论的说法，妓院和政治从未像清末那样，有了紧密的联系。
传统的青楼，也有一些妓女和官场政治发生联系的传奇。特别是上等妓女因为特殊的身份，有机会不拘礼法，和文人以及官场中人交往。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还指出了朝廷设置“乐籍”即官妓，是消磨文人志士的一种“苦心奇术”，使之将一腔热血化为床笫之间的缠绵，皇帝就可以实行愚民政策，保天下太平。林语堂在《妓女与妾》中，更夸大了妓女的政治作用：“妓女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闼之中。”林语堂说的妓女是哪朝哪代，妓女的作用是否有如此之大，都有疑问。不过明代小说《水浒》中写宋江为了达到招安的目的，确乎走了妓女李师师的路子，和宋徽宗接上了关系。历代妓女中，不但出现过很多文采压倒秀才的才女，她们中有的人政治见识甚至也可以傲视男性。陈寅恪在史料过硬的代表作《柳如是别传》中，就描写了柳如是（河东君）在士大夫聚会上的见识高拔：“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所以《桃花扇》中写李香君这样一个妓女位卑未敢忘爱国的传奇也是有依据的。
而近代的欢场和官场有了更为复杂的关系。清末的欢场是最早建构的城市公共空间，它的社交功能变得异常强大，不但是官员寻欢作乐的地方，也是进行官场地下交易最适宜的地方。官场和欢场的交易都以赤裸裸追求利益为规则，两者紧密的勾连关系使得官场充满欢场的无耻，欢场成为官场的延伸。而官员的堕落也与妓女的僭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特别是对于游走在阶层边缘的妓女来说，和官场和官员的亲密关系，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能在动荡的社会中，短暂地被推上政治的风口浪尖，成为晚清除了个别知识妇女之外，最早接受政治意识渗透的女性群体；甚至有些妓女能在革命风潮风起云涌的晚清，成为争取女权和个性解放的先锋。
1. 官场后院通欢场
清朝政府本来是规定官员不许嫖妓的，但到了晚清，这些规定早已形同虚设。官员不但在妓院寻欢作乐，而且妓院也成为交流信息、谋官升职的重要场所，甚至成为官场的一个延伸。在以奇谈讽喻现实的小说《新镜花缘》（萧然郁生著）中，两位游历者对妓女和官员关系的议论，可以看到晚清官员在妓院预习官场功课，把妓院当作官场后院谋门路的情形：“唐小峰道：‘那官吏载着妓女，难道不失体统的么？’多九公道：‘我听他本国人说，那些官吏不是同妓女往来，不成官吏。’颜崖道：‘这是为甚？’多九公道：‘他们那些官吏，第一要趋奉妓女，从妓女这里去钻门路——因为那最有声势的显宦，无不与妓女相识，趋奉了妓女，就可以托那些妓女代为陈说苦楚，谋委差使。那些有声势的显宦听了那妓女的话，无不答应，一定成功。第二要摹仿妓女——因为那妓女的话都是婉转圆到、娇媚动人，摹仿得肖了，就可动上司之怜爱，常得差委缺份。你想，这二种是不是不与妓女往来不能办到？否则，除非同上宪至亲密友，或者不致怎样冷落，然而换了个上宪，也就不得法了。所以，你到说他们有失体统，他们却正在那里学习呢！’说毕，众人都笑了。”
而在《负曝闲谈》中，由初得官差的外乡人冯正帆的眼睛看上海的游乐之风，叫局嫖妓既让他目迷五色，心旌摇荡，又让他心生恐惧，避之唯恐不及。作者写他的心理波动：“既知道是倌人，回头一想： 我还是远远的走开为是。倘若给什么熟人看见了，说我初得差使，就到上海这般胡闹，那还了得！心里这么想，眼睛里看出来，便觉得那倌人和天地鬼神一般。”冯正帆在欢场缺少历练，正说明他入官场的资格还没有混出来。
当时很多革命者，也把妓院当作商议政治活动的场所。因为当时“上海妓家，有一规例，房门前挂一门帘，无客则悬起，有客则垂下，如果门帘垂下，生客无论何人，即不能擅入，名之曰‘闯房间’，为所禁忌，则曲在闯入者了。所以当时上海一班有志之士，高谈革命，常在妓院门帘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馆，缜密安适得多。”
不过，这也造成了当时人们对革命者行为放浪的印象。“现在操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邙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以前的革命时候，吃了很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有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方便的莫如嫖娼了。”所以民国建立后，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时，为正革命党人形象，入会条件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列36条入会条件之首。
当时除了狭邪小说外，还有很多小说中有妓院场景，其中就有一些革命党人的身影。而写妓院里的革命党，多半是以讥讽的口吻，揭露这些人假革命的虚伪。比如黄小配的《大马扁》，题名隐含的意思就是大骗子，是一部攻击康有为的作品。作者为了达到攻击康有为维新虚伪的目的，不但通过写他剽窃别人论文等行为表现他品行低劣，而且写他夜夜宿柳眠花，夺人良家妇女；亡命日本后，调戏雏妓而被驱逐出境。通过对他性道德的攻击，来破坏他的整体形象。第四回中作者这样描写：“只见各妓纷纷应酬，康有为也忘却方才所发的议论，那全副精神又注在各妓，那个好颜色，那个好态度，评头品足。”
陈天华的《狮子吼》第六回“游外洋远求学问 入内地暗结英豪”，写到有志青年狄必攘到上海后一心想会志士而不得，客栈的房客告知了究竟。“那客笑道：‘要会上海的志士，何难之有！到番菜馆、茶园子、说书楼及那校书先生的书寓里走走，就会到了。有时张园、愚园开起大会来，就有盈千盈百的志士在内。老兄要会志士，同我走两天，保管一齐都会到了。’必攘惊道：‘难道上海的志士都是如此吗？’那客道：‘谁说不是如此呢？现在出了两个新名词，叫做“野鸡政府”、“鹦鹉志士”。要知现在志士与政府的比例，此两句话可以做得代表。老兄不要把志士的身价看得太高了。’”必攘就此心冷。
《上海游骖录》中的李若愚不屑地说：“凡是气焰万丈、摩拳擦掌要革命的人，一见了妓女，没有一个不骨软身酥，把万丈气焰消归乌有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描写了新党人物：“原来昨日拒俄会议到场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生死，今日个个都是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真是提得起放得下，安闲儒雅，没有一毫临事仓皇大惊小怪的气象。”这些上海滩的时髦人革命也谈得，花榜也开得，但革命不足挂怀，只是标榜自己新潮时髦的一个符号。《上海游骖录》第七回的回目名就是“革命党即席现原形”，其中的及源轻薄妓女，吃婢女的豆腐，更像一个黑社会流氓。
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写瓦德西在京城找小姐寻欢，也是用贬低品德的手法，来证明他的邪恶，以表达对侵略者的控诉。李去病说：“你不听见德国总帅华德西的话吗？他说，在京城里头没什么开心的事情，就是到满洲某侍郎家里去会他几位小姐，算是最爽快地。”
2. 欢场如官场
在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中，官场和欢场常常被并列或互喻。《九尾龟》中的章秋谷说：“大约现在的嫖界，就是今日的官场。”《梼杌萃编》中也说“上海花丛也与官场无异”。而《九尾龟》第三十三回中，潇湘花侍为作者代言，和以前的情色小说作者一样，惺惺作态地表示这部书不是嫖界指南，而是劝人向善；但他指出欢场和官场的关系，却是清末这个时代才有的新意。“在下做这部书，一半原是寓言醒世，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
在《官场现形记》卷八中，陶子尧对堂子里的娘姨说他做官的不自由：“我们做官的人，说不定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在那里，自己是不能做主的。”新嫂嫂就回敬他：“难末大人做官格身体，搭子‘讨人身体’差勿多哉……堂子里格小姐……卖拨勒人家，或者是押账，有仔管头，自家做勿动主，才叫做‘讨人身体’格。耐笃做官人，自家做勿动主，阿是一样格？”妓女把官员和自己相比，对官员毫无敬意。卷十四写江山船上的一个妓女龙珠对周老爷说：“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是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更是不客气地讽刺清官，和妓女一样爱装门面。在第十九回，连官员自己也自轻自贱，把自己和妓女相比。“浙江扶院就公然说：‘譬如当窑姐的，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有钱也好去嫖；以官而论，自从朝廷开了捐，张三有钱也好捐，李四有钱也好捐，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清末文人很习惯使用这一关系的明喻暗喻，连辜鸿铭也曾在攻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时，故意曲解“改良”的词义，称字典里只有“从良”一词，即妓女择人而嫁，重做良家妇女。而“改良”就是把“良”改回去“从娼”。政治攻击再次和妓业联系起来。
把官僚和妓女作比较，一方面是对官场的谴责，对官场的腐败和官员道德的堕落加以抨击，比如《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六回，写钦差大臣童子良迂腐仇洋，自以为是又极其可笑。办差的在他面盆里洒了些外国香水避暑，他气恼地说：“我就同女人一样，守节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难道还要半路上失节不成？”这是对妓女隐喻的一个反用，但守节恰恰反映了他的迂腐落伍；另一方面，欢场和官场的并列和互动，显示了官场和欢场之间通畅的勾连，还是对清末妓院功能的一种评价。当官员把官场当欢场一样经营，妓女也开始把欢场当官场一样经营。
在官场，妓女是一个邪恶的代名词，以妓女做喻的官场和官员，比妓女还要邪恶。《文明小史》第三十回中有个叫黄詹事的说道：“有人说，如今做外官的人，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虽然奉承客人，然而有些相貌好的，无论客人多叫局多吃酒，总还要拿点身份出来，见了生客冷冰冰的，合他动动手还要生气。只做外官的人，随你红到极处，见了上司，总是一般的低头服小。虽然上司请他升炕，也只敢坐半个屁股；要是上司说太阳是西头出，他再也不敢说是东头出的，也只好答应几个是。”官员在官场混，身份和手段都和妓女类似。所以《冷眼观》中“我”伯父恐吓“我”父亲放弃做州县官时就说：“大凡做州县官的，第一要有一副假慈悲的面貌；第二要有一种刽子手的心肠；第三还要有一肚皮做妓女的米汤。你如今自问这三种里头，有哪一样？”所谓妓女的米汤，是指有手段，该拍时拍，该诈时诈。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攻击假维新的丑陋时，也用到妓女的比喻：“你问他们知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么一句话么？他们只要学那窑子相公奉承客人一般，把些外国人当作天帝菩萨、祖宗父母一样供奉，在外国人跟前够得上做个得意的兔子，时髦的倌人，这就算是维新改革第一流人物了。”在另一些小说中，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官员，不惜假作姿态，用妓女的米汤，去迷惑讨好上司。《梼杌萃编》中范星圃就是这种人。第五回初见军机大臣，范星圃“晓得这位大军机的脾气，所谈的皆是些只须饬纪整纲、不可妄更法制的一派议论。……这一席话说的这厉大军机把头点了又点，真是赏识万分。”这种对上司、大官的迎合，就如妓女对客人迎合。正因为范星圃媚上欺下，所以一下子升了官。《宦海升沉录》中的讽刺更加直接。第十回写到大臣“刚毅有一位跟人，唤做利次英，他在京时本是一个有名的兔子。在京中官场，那一个不好狎优？刚毅就用了多少钱财，始带了利次英回来，做个体己跟人。那利次英为人却狡黠不过，当着刚毅面前，只是献殷勤撒娇痴，所以最得刚毅宠用，刚毅也最信他的说话”。兔子在京城也称相公，即男妓。由于朝廷禁止官员嫖妓，京城流行狎优狎相公。这个兔子到了官场驾轻就熟地用起欢场的手段。但小说看到后来其实读者会发现，他其实并不是真兔子，后来卷走十万银子，和献给刚毅的美妓私奔。《梼杌萃编》中的任天然感叹官途不顺时，认识极为通透，“我们既落风尘，那里还能讲甚高尚”。
清末官员常被指像妓女一样在官场混，以妓女为学习效仿对象，虽然这种比拟明显带有对妓女的鄙视，但同时可以看出妓女成为清末受人关注的群体，甚至是莱蒙托夫意义上的“时代英雄”。实际上，妓女确实更积极地拓展了欢场和官场的沟通渠道，在操纵官吏方面，比她们的前辈有更为突出的表现。所以《九尾龟》中那个睥睨欢场、以降服妓女为能事的章秋谷都说：“不是我说句笑话，这些堂子里倌人，若叫他去替他们做起官来，怕不倒是个通省有名的能吏。”
在《后官场现形记》中，俊美的嫖客余宝光被妓女看上，白手就和妓女订了终身。从良后身份改变的妻子又拿出五千给余捐官，余平步青云，财色官运抱个满怀。在清末女性普遍地位还很低的情况下，女性的经营能力和智慧，在妓女身上比在良家妇女身上有更多体现的机会。这一点也深为有谋官心计的嫖客认知，《后官场现形记》中的黄二麻子想求官走内线，就暗修妓院里的门路，“也不知费尽许多心血，耗去许多金钱”，巴结上了关键人物夏方伯的相好红菊花，才有所斩获。更有不知廉耻的官员为谋升迁，不惜让太太女儿学妓女的手段，去打动上司，谋些方便。《梼杌萃编》第十回中，包容帅扶台感了风寒，绪元桢太守赶紧凑上去说夫人善于按摩，就把夫人献了进去。“并不是这位绪太太春心易动，实在因为这绪太守到省数年，未得一件好事，竟有支持不下之苦，又无门路可钻，是以不惜呈身邀宠。”
但妓女毕竟是一个社会分层中下贱的职业，个别有“抱负”和“追求”的妓女也只能通过操纵或借助男性来实现。而更大多数的妓女在官场政治中，扮演的还是传统的美人计角色，被官员当作弄权的工具。
《宦海升沉录》中第十六回“赎青楼属吏献娇姿 憾黄泉美人悲薄命”中写到，因袁世凯深获朝廷信任，“那些属员，望升官求保举的，都向袁世凯面前弄法。就中杨藩司见自己升任藩司已久，满望荐升巡抚，益发要巴结袁世凯。但‘金钱’两字，是那袁世凯向不惯受的，若单是礼物，也方不见得自己诚意”。他猛然想起袁世凯后房姬妾不下十数人，不如献绝色佳人。杨忠遂在妓院访得美人金媛媛。金媛媛本来已有心上人准备从良，但出不起杨忠的高价，只得屈服。进了袁府后，金媛媛意识道：“‘袁督并不当自己是姨太太，只当是一个歌姬看待。’冷夜清思，时多愤懑，且举动又多拘束，较当年在上海青楼，大有天渊之别。更有时忆及张郎，此情更不可耐，加以那娘儿又时时在跟前絮聒，不觉怨气填胸，竟成了一病，日渐羸怠，竟致不起。”即使貌美出众、能得到大腕客人眷顾的妓女，大致的结局，也无非如此。
3. 游走在阶层的边缘
在西方，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了社会分层理论，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关键项： 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城乡的分化，商业的崛起，政局的动荡，新旧观念交替，使得传统的社会分层呈现复杂的变化。正如法国学者安克强在《上海妓女》中所言：“在‘体面的社会’与它的非正常社团的连接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接口’），妓女是所有那些所谓边缘群体中最接近这个连接点的人。她们始终处在这样一条不断移动着的分界线上： 一边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所拒绝的社会。”她们的社会阶层非常模糊和不稳定。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妓业随着城市商业化程度的加强而迅速繁荣，高级妓女开始享有为社会瞩目的地位，她们锦衣玉食的光鲜生活是很多穷人所羡慕的。她们奢华的生活排场甚至直逼高官。包天笑曾回忆到一件以为“可笑的事，苏州的妓女，也用大名片，竟与此辈太史公看齐。我们坐花船，吃花酒，召妓侑觞，她们照例送来名片一张，请爷们到她那里坐地。这个风气，最先也曾传到上海，我曾得到林黛玉的大名片一张，简直与那班新翰林者无二”。而且据载：“清末上海妓女出局时还公然使用官场仪仗，在车轿前灯笼上大书‘正堂公务’，以地方正印官之堂自称。每到新年，都穿起当时只有贵妇才可穿的红裙，满头珠翠，坐蓝呢官轿，轿后插着模仿翰林用的大字名片，入各家贺岁。”妓女对官场用语和官场礼仪的挪用，是一种僭越，也是一种讽刺。而据说，上海称妓女为“倌人”，本意为“为官之人”，这与妓女的做派倒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也可见士大夫的式微和妓女的走强。
《申报图画》在宣统元年（1909）11月初一日，有一幅“群仙晋祝”主题的画，报道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宝宅祝寿，请了很多官员，大排酒宴，并召唤一些名妓，歌舞相伴，每个妓女所得赏银有20两。虽然名妓或许算不上嘉宾，但上流社会人士把妓女和官员相邀一起出席家宴，并奉送丰厚赏银，已经表明这些妓女地位的不平常。
在《后官场现形记》中，黄二麻子试图通过巴结夏方伯的相好红菊花而谋官，就是吃定了红菊花完全可以掌控夏方伯。小说中的一个片段，可以看到妓女对官员的放肆态度：“夏方伯说：‘着，着，着，你讨厌这涎皮老脸，你那个私人一定不是涎皮老脸的，是个雪白粉嫩的小白脸。’红菊花一个耳刮子过去说：‘你的姨太太的私人才是雪白粉嫩的小白脸。’夏方伯一手摸着脸，一手扯着红菊花说：‘我的姨太太就是你，雪白粉嫩的小白脸就是从前的我。’说的合座笑得伸不起腰来。红菊花甩手过来，骂道：‘老不要脸的东西，这个样也像是位监司大员吗？夏得海，我问你，你是我的什么人？我是你的什么人？要想比咱们两个再亲的，合座的这些老爷恐怕没有赶得上的。要论亲不僭疏的话，应该先尽我才轮到他们。黄老爷同我是亲戚，自然同你也是亲戚，因我的亲戚上论起来，黄老爷是要压盖通班的大花样。要你委个把差事，难道还够不上吗？’”这位泼辣的妓女，竟然可以因一句轻薄的玩笑，当众打监司的耳光，还不依不饶地争一个口风的痛快。监司不但不以为受辱，还委曲求全地自我解脱，根本不敢和相好妓女顶撞，妓女的气焰可见一斑。
《上海游骖录》中的及源算得上流氓了，但妓女可以比他更“野蛮”，把他修理服帖。他的相好妓女“小乔忽然对及源道：‘你此刻可要香面孔了？’及源回过头来，对那妓女唧哝了两句，那妓女猛然举起一只纤纤玉手，向及源脸上‘啪’的一声打去，其声清脆客厅。及源连忙起身离了座位，对那妓女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一个头，起身请了个安，一言不发，仍旧归坐。”
《后官场现形记》第七回写到一个妓女出生的制军姨太太，和丈夫官场中的朋友有了私情，被大太太抓住，姨太太羞愤自杀。她死前有一番思量：“想起从前在天津堂子里的时候，何等逍遥自在。自从赎身出来，拘拘束束，没有自由过一天。好容易得了多情多义的二爷，贴心贴己，虽然说是露水姻缘，却也胜过那天上佳偶。只恨生成薄命，由爱生魔。忽被母夜叉撞破，敲辱一顿。”这位从良的女性显然为自己用获得良家妇女身份的代价而失去了生活的自由而后悔，她对良家生活和妓家生活作比较的结论是，做妓女有更多的人生自由和乐趣，“何等逍遥自在”表达了她的心理倾向。或许这也是除了蓄意敛财施“淴浴”手段之外，很多从良后的妓女，相当一部分会再次离家，重操妓业的原因。
不过，妓女的自由生活也不比良家妇女的生活有更多的保障。妓院里的忌讳特别多，规矩特别多，其实反映了妓女对自己不安定的生活的担忧。比如《海上繁华梦》就写到初进妓院的乡姥钱守愚因为将筷子搁在碗上，伸懒腰，犯了妓院的忌讳，被娘姨教训。另一位欢场老手少牧向钱解释：“忌伸懒腰，说是怕客人们半节里头有甚俗语所说‘腰箍爆’的事情，断了相好。忌抱膝，大约是不抱琵琶抱这空膝的意思，在堂子里甚是不祥。忌当门叉腰说是怕把客人叉出去门去。大小月底化锭时切忌开口，说是开了口，怕有酒醉客人到来胡闹。”妓女不但要为生意好坏操心，还要为身家安全担忧，特别是一些下等妓女，“频繁遭受来自鸨母和那些笨拙的或不高兴的嫖客的极端暴力”。赛金花后来下狱，就是因为她把手下的妓女打死了。
娼妓内部也有各种等级，长三幺二野鸡境遇也有所不同，妓女的等级是由男性等级决定的，妓女是他们的消费品，用上等还是下等决定了他们自己是哪个等级的人。而娼妓内部上等对下等的排挤，也是男性等级压迫的一种呈现。
随着城市娱乐业的发展，民国以后，戏曲演员和电影演员渐渐取代了妓女在娱乐业的地位。而更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市场，更多名誉的女性职业出现，比如女教师、女接线员，都使女性有可能在获得经济地位的同时，也能获得社会地位。而妓女职业也被分化出一些更隐性的带有色情性质的职业，如女茶役、舞女、按摩女、女向导等。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妓业在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始终是一个对社会道德秩序、公共治安、大众健康卫生、女性地位提高等带来威胁的社会问题。
1903年至1907年，《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天义报》、《女子世界》等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关注和讨论妓女问题。有的同情妓女，分析逼良为娼的社会原因，有的谴责老鸨和嫖客，提出禁娼的设想。对妓女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五四”时期。李大钊在1919年4月27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废娼问题》，提出废娼的五大理由： 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对娼妓业的存在提出了激烈的抨击。
与此同时，狭邪小说在晚清最后十年逐渐退潮，后来被以良家妇女的恋爱生活为主题的鸳蝴小说所取代，妓女形象在小说中也渐渐淡出。清末官僚体制在这一时期也摇摇欲坠，和同时期的妓业的走低形影相吊。《梼杌萃编》言：“上海花丛也与官场无异，隔了两三年，再拿那从前的花榜来看，就有一大半或是从良、或是远去、或是流落、或竟玉碎香消，与那隔年的辕门抄差仿不多。曾经有一位先生说： 这两样东西，同那历科题名录，都可以作道书看。旨哉是言！”
4. 政治意识的渗透
在晚清社会和晚清小说中一度风头颇健的妓女，很有一些在风月场中领略了政治的风云变幻，政治意识的渗透在她们身上也有所体现，尽管这种渗透不一定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陈铗侯的《西装之少年》中，叙述了一个挟妓观剧的老者和一西装少年的一场口战。少年与隔窗一妓凭栏私语，老者责其野蛮，因他已花一千元宝购买此妓观剧时的言笑。两位上等人就文明这一关键词进行争辩。少年争辩，区区小节，无伤文明。老者忠告，权利所在，虽小必争。如放弃权利，岂非甘为奴隶！老者以家国大事作喻，无限上纲，占尽天下至理。作者评论道：“第未知老者能充争妓之心争公益否？少年能于被辱之后自策励否？如能，则鄙人幸甚，中国之前途幸甚！”作者以为，两人都是留恋花丛的游客，不自羞惭，反以文明人自居，斥人野蛮，争来争去实属无聊。而妓女在场却没有发言，她被当做老者花钱买下的一样物件，在小说中充当保护文明、争取权利的道具。如果妓女可以发言，她对文明和权利一定会有些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这些新词汇对于妓女来说，已经不会陌生，一般而言，妓女对这些新名词的知晓和了解，比一个无知识无经历的良家妇女会更多。
《梼杌萃编》中的妓女媚芗有意从任大人过居家日子，王梦笙跟媚芗娘说：“媚芗也细细的向我们二太太打听任大人太太的脾气，家里的规矩。我们二太太同任太太是天天见面的，晓得他是大贤大德的人，家里也是讲共和平等法治的，媚芗听了更有个倾心矢志的意思。”那些常常用在国家大业上的大词： 共和、平等、法治，被这么随意地在家庭生活中使用，而且用在一个妓女从良做权衡的时候，政治意识在生活细枝末节中的渗透，就这么实现了。妓女媚芗在此也表达了她对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个人理解。
当清末女性平等的思想从西方传入后，能够身体力行“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理念的，妓女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因为她比良家妇女有更多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一天“某国武员招数妓侍酒，悦一姬，使译者传语，欲留待一宵，不吝缠头资。姬曰：‘吾虽为妓，决不肯失身于外人。’译者以告，武员怒曰：‘不从者死。’乃拔刀置案上。妓愤然夺刀于手曰：‘今日必死一人。’武员惧而遣之，且曰；‘吾见支那官吏多矣，不意乃有此妓。’”
革命党人曾看中妓女便于交际的特殊身份，策划利用妓女进行暗杀。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建后，领导人陶成章曾和孙晓云女士密谋：“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上海光复后，张侠琴、唐天琴等青楼妓女曾起意创办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培养间谍为革命军收集情报。祝如椿于1912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为“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妓女作为女性群体，是清末民初各种爱国活动中，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她们以义演募捐的方式，筹集开办学校所需的资金。1907年10月24日《中国日报》刊登的“妓界为保路会招股传单”，也是妓女组织发起募捐来响应爱国号召。一个艺名叫蓝桥别墅的妓女捐款1000元，受到官方表彰。1908年2月，杭州拱宸桥著名妓院合香馆、湘湘馆、金素兰等，得知安徽水灾严重即“慷慨解囊，集款助赈，晚复悯灾区甚广，恐无济于事，随邀同姐妹行六人发起演剧筹款之举，以为补助，复得景仙茶园赞成”，后在该园举行义演，得款3000余元，“除杂费外，悉数移助赈皖”。青楼进化团还积极倡导使用国货，规定“青楼中人，凡服御一切，禁用舶来品”。在当时，妓女不但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可以通过捐款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意愿，同时，妓女的政治意识，显然也是超前于一般女性。一部分有进步意识的妓女，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勇于奉献自己微薄而并无保障的收入，显示了她们的热诚之心。
小说《碧血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妓女发起抵制美约，即不买美国货的活动。妓女本来是用洋货的先锋，抵制洋货也确实需要她们做表率。一位文名卓卓、艳声啧啧的妓女谢文猗，是活动的倡议者。文猗在演说会后，还召集姊妹们商量写倡议书登报。在她的言语中，性别平等的意识隐然其中。“这贞节两字，果然是妇女的好处，只是拿着和男子比较，为什么男子不讲贞节，凭着他三妻四妾，左抱右拥，没有人说什么，单单只教我们女子要死心塌地，守着一个人呢？我们呢，本来不指望什么贞节牌坊，上什么节孝匾额，但是别的好事，我们也未必不能做咧。越是瞧不起我们妓女，我们倒越要做两件事给他们瞧瞧。”这些妓女不但没有多少自怨自艾的心理，反而有些理直气壮的意思。对于女子须守节、男人不须守节的议论，确实切中要害。而把天下事当自己事的公益心，也在这种看似争强好胜的行为中，体现出来。虽然社会上对于妓女普遍存在成见，比如《女子权》中就嘲笑妓女的政治要求：“其间最可发一笑的，乃是上海、天津各处的妓女，也要联盟结社，高语‘自由’起来”，但一些妓女以行动证明了自己也有社会公心。
在清末小说中，很多出身风尘的女性经历丰富，还有不一般的见识。如《邻女语》中的空相大师，“眼光如电，久能识人”。在小说《黄金世界》中，世外孤岛岛主朱怀祖，这样评价从古巴船上抛下的陈氏：“此女既饶侠气，爱情又十分真挚，闻之拙荆，彼尝自言出身风尘。古人谓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以此女例之，真非虚言哩。”《碧海珠》的作者，更提出女中豪杰得之青楼的说法。“一二庸中佼佼，铁中铮铮者，乃于青楼得之。幸而有如小宝者，竟为造化小儿所厄，使之千磨百折，毁其名誉，表其志节，而后得厕身于学界，宁非天下之憾事哉！”妓女小宝最敬爱女学生中有思想、有阅历、有胆识、有辩才者，会和客人讨论天下大事，比如向客人发表一通对改服制的意见。小宝还一心想要离开妓院，入学堂学习，虽然“客皆嗤以为妄。不意瞬息三载，小宝果辍业而肄业于某私立女学堂”。虽然小宝受到时代限制，自身发展空间并不大，但重要的是，小宝们已经具有了自主意识，开始不由别人引导和做主，走自己的路。
而况梅的短篇小说《啼鹃血》更为难得。女主人公杜鹃红父母双亡，继母本是倡女，逼其接客。鹃红知不能免，和她订约不失身。有人谋娶鹃红，骗她说他们家曾将她许婚袁氏。鹃红不辨真假，情急之际，留书情人告知出路：“初拟一死以了此事”——这是最初的念头，也是传统的解决情爱不能如愿的办法；但新意在后面： 此后飘蓬断梗，地角天涯，幸则为木兰，为秦良玉，为沈云英。将军百战，壮士十年，红粉可灰，碧血可溅，灰飞血灭，而战之花常开。
不幸则挟一技之长，以间接助吾爱国之同胞，或投身赤十字会，作军前之看护妇，以偿吾素愿于万一，其成其败，亦视吾能力之若何耳。在这个时代，女性已经看到比殉情更有价值的人生选择。死又何益？不如做有价值的事，死也死得有意义。爱国为女性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杜鹃红的选择，既有传统的做易装木兰的绮思，也有更现实的做红十字看护妇的想象。现实提供了比传说多一些可能。这种选择也走出了男子惺惺作态悲叹女性以死守护贞洁的传统结局，而是给了有情人在现实中继续寻得幸福的希望。结尾是鹃红的情人李生访问杜鹃红的下落，“然复再作全球旅行，以访问鹃红之消息”。这个结局，给了女性恋爱和革命的双重人生希望。这样的妓女形象，也为近代新的女性形象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正面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