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群贤先觉兴女学
清末新小说中，和民族国家话语建构最为相关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类，一为女革命党和女豪杰形象，另一类就是和兴女学相关的那些女性启蒙者。有学者认为，1902年和1903年间，不但是文学突破传统格局向近代文学发展的转折期，“这两年同样可以作为中国女子教育及女性思想由古代向近代发展的一个界标”。女性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反映，正是我们这一节所关心的问题。
女性教育问题成为社会问题并进入公共视野，是由清末一些维新派人士推动的。“甲午受创，渐知兴学。”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教育对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作用。但当时首先考虑到的是男子教育，比如张之洞的《劝学篇》对农工商矿兵等诸学都有论述，但没有提到女学。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等很多小说，都说到当时废科举的呼声让学子和塾师无所适从，只好靠看看报“开发民智”，考虑的也还是男学。
兴女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维新派改革家认为女性无用，拖了国家民族摆脱危机寻求发展的后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有关分利生利之说，因为梁启超的阐释而被广泛地运用于不缠足与兴女学的讨论中。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况女子两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由于女子不能“生利”，“不能自养，而仰人之给其求也”，所以会造成家庭贫穷，国家贫弱。而女子之所以“不能自养”，“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然则学也，业之母也。”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女子没有职业，而女子没有职业是因为她没有接受教育，没有知识。在梁启超看来，这还是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产生的原因：“而嗷然待哺于人者，是以男子贵而妇人贱。”“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兴女学不但能够让国家富强，还可以让女性独立，建立和谐的两性社会。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小说中有所反映。《黄金世界》作者就借女性张氏之口，自惭女性对男性和社会的拖累：“团体的散结，半属男子，一半属之女人。我闻姊姊说中国女人十九都不识字读书，既不识字读书，单靠天生的知识，现世界上的事事物物，形形色色，哪里包罗得尽？就不免牵制丈夫。做男子的内有牵制，外有困难，一身尚顾不来，哪里能谋全群的公益？……”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作者同样借女性之口，检讨女性不该做分利的人，要自己独立。在女性集会上，“王布衣的夫人，说的是破三从四德的谬论，女子也同男子一般，生在地球上就该创立事业，不好放弃业务，总要想法子生利，自己养活自己，不好存依赖人的念头，自然没人来压制你了”。作者紧接着评价：“这番议论，比田太太说得尤为恳切（田太太“登台演说的是女权不受丈夫压制的一番话”，本书作者注），大家拍手的声音震天价响。”
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女学是国家强盛的一个标志，西方国家女学最盛，所以其国最强。因此，泰西成为兴女学的一个榜样。维新家郑观应在1892年撰写的《女教》中，就赞扬泰西不分男女皆须入塾学习，他建议清政府应仿效西方“广筹经费，增设女塾”、“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
在中国最早创办女学堂的是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办了很多教会学校。因为考虑到中国女性受到习俗限制，他们难以施加影响，又专门办了女校，向女性传教。清道光22年（1844），英国妇女组织的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社员爱尔德塞，借五口通商开放之际，赴宁波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从而开中国正规化女子教育之先河。此后的40年间，外国传教士相继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多所女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圣玛利亚女学、中西女塾、清心女学。小说《新镜花缘》描述了这一西风吹入的景象：“幸而女学潮流，由东西洋滔滔汩汩的输入中国以后，这才睡狮梦醒，顿教气象光昌，一处一处的女学堂，譬如铜山西倾，洛钟东应，渐渐都创办起来。”为了让更多女性“能赴稍远之会堂听道礼拜”，传教士于1875年在厦门创办了“天足会”，他们以办女学和不缠足为两大突破口来引导对中国女性的改造。这些做法也给了维新派思想家以极大的启发，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在19世纪末提出了以女性教育来提升国力的思路时，也是以办女学和废缠足这两项为突破。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把兴女学提到了国家危亡的高度：“治天下之本二： 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所以，“欲强国，必由女学始”。一时间，兴女学成为20世纪前后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连老派文人林纾也兴致勃勃地用诗歌来表达女学乃国家强盛大业的认识：“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吾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非轻，兴亚之事当其成。”把女学和爱国联系起来，既是情势所迫，也是一种策略，因为忠君爱国是最高的礼教，女学借助它得以穿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正统观念，绕过日常礼教的阻碍，在清末蓬勃兴起。
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女校如星火燎原，渐成气候。到1909年，据清政府学部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子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不包括教会女学)。出国留学的女子也越来越多。当时求学途径主要有二： 一是就读国内学堂，二是外出留学。“兴学堂，奖游学”是新政的重要内容。但女留学生人数很少，留学人数最多的日本，从1901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女留学生仅53人。官费女留学生始于1907年，当年只有3人赴美国留学。在晚清最后十年，兴女学主要还是体现在国内办学上。
近年来，有学者致力于明清时代才女文化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试图破除女子教育是在晚清由西方思想的启发而引入的通行看法。这些研究揭示了早在晚明，城市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妇女首次以作者和读者身份出现。到了盛清，对女儿的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多数江南士人父亲都倾向让女儿接受适当教育，上层妇女读书作文风气日盛，受教育程度超过了同一阶层的明代妇女。这一风气影响到在婚姻市场上，博学女子成为众人争相延聘的对象，因为她将是一个不仅能生育，还能为孩子提供早期良好教育的母亲。这些研究同时也揭示了，女性教育来自她们家庭的文化资源。极为个别的女性还得到了科学、数学和其他学科的教育，“如一位南京女性王贞仪（1768—1797）阅读了她祖父的书籍，并跟着他学习天文和历算。她与其姊在信中探讨几何学，并留下了如月食和圆形地球这样一些主题的论文”。女性的才学构成主要包括儒家经典、哲学和历史的教育，并主要在直觉和情感中建立知识体系，缔造了女性和诗词互相成就的才女传统。学者高彦颐认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私人化，因此起到了扩大女性视野的作用，她不必迈出家门半步，便可享受如私人藏书和戏台等文化资源。”这样的看法似乎过于乐观，私人藏书的限制是可想而知的，戏台可以提供的文化资源大多数是浅俗的，或许不巧会落入陈无我讽刺的情形：“无如彼女子等听惯小书，如《果报录》、《玉蜻蜓》等，游词狎亵，戏语轻浮。说者娓娓不倦，听者津津有味，反以大书为厌，皆不耐久坐。”而家塾和家族妇女之间的交流，与晚清女性走出家门，在学堂这个更为社会化的空间学习和交流，其视野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强调女性教育在西方影响之前已经盛行，这种心理在晚清推行女学的士人中也有反映，他们强调女学在中国的古老渊源：“女学一事，稽之于古，见诸周礼，师书所载，各有发明。而戴记内则一篇，尤为详备。”在这一思路中，兴女学是一种文艺复兴式的复古：“周官旧制，又复盛行于中国，是亦礼失求野之意也。”女学本来含有女教的意义，而“清初女教之盛，亦集二千余年来的大成”。清最早的女教书，是蓝鼎元写作的《女学》，名为女学，其实就是女教读本。清末兴女学中，确实有故意模糊女学和女教界线的做法，其中有些出于策略考虑： 以复古的名义堵住顽固守旧派的嘴巴；有些确实体现了办学人的一种思路： 保守国学和女德。但不管有意无意，女学的含义在晚清有了质变，这是很难漠视的。严复曾说到当时还有人为了让女性可以出门，“独排众议，自立一会”，而让女性去学堂学习，给了女性走出家门一个正当的理由，打开了女性的学习视野和社会交往之门，对于缠足等陋习带来冲击，起到开诸多妇女新风气的引领作用。更关键的问题是，它是否定传统女学的一个信号。实际上，明清之际，确有部分女性开始进入私塾学习，但数量很少，学习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和诗赋为主。到清朝盛期，传统女学渐开风气。清朝曾出现女性诗词作家群体，“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但清末却未能延续这种辉煌，这和女性诗赋才能被否定有关。那些专一接受一些未成系统的儒家经典、能诗会文的闺秀，渐渐被时人看做“无学”，才女教育的传统开始断裂。而清末是现代女子教育的开端，对于清末女学兴办者来说，女学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的女国民和国民之母，女子教育的内容是和旧的“女学”、“女教”的内涵有相当大不同的，这是我们回溯女子教育的历史脉络时，不应该故意模糊的。
2. 女学的培养目标
清末国人办女学最先是由私人筹资兴办的，没有国家制定的统一教育章程。晚清的女学期待和以前不同，但对如何新，办学者认识不一，最初的女学格局，大多数只是旧私塾的翻版也不足为奇了。各女学堂因创办者的教育理念、办学规模、教师素质甚至政治主张等差异的因素，培养目标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相去甚远。不少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系统性规范性。在这一时期的女学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篇都会标榜自己教学理念的正确，指责别家学堂的腐败。
讨论教育问题的小说《学究新谈》中有个小故事，是讽刺在办新学的潮流中，鱼龙混杂，旧学幽灵不散的状况。有一个知府的遗孀，想起丈夫一辈子赚老百姓的钱，有些造孽，就想替他做些义举，消消罪过，想到了办义学。“陈夫人本是个闺中通品，不免卖弄才能，要考他们（学校请的先生）一考，考取的才聘他做先生。”于是有意拣了个冷题，“问耒耜作于何时，试详言其制”。陈夫人正要4个老师，有4个秀才答案沾边，就被录取了。“外面哗传，陈夫人的眼睛是瞎的，怎么取了这般不通的人，都有不愿送儿子到义学去读书的。谁知义学又有了章程出来，却有一顿午饭吃，于是大家又纷纷的送儿子进来。”办学的过程像个闹剧，录取的先生后来发现是学问人品都有问题，办学效果和办学初衷的背离已经不言而喻。这个故事不是关于女学，而是女子办学，但里面反映出的拿了个办学的新题目做旧文章的情况，在办女学中，也是很普遍的。《侠义佳人》中也有一个旧学人物，办着正规的女学：“这学校的总理，姓汪名则古，字范人，是时下一位女名士，学问很好，但是有点执而不化，一味的讲旧法，说起来总是什么女系不应见人，不应抛头露面。他自家却也是非礼不视，非礼不言的。这种人原是女中难得的，但是请他办学务，似乎有点不大相宜。”在《学究新谈》、《侠义佳人》中，旧学被当作反面例子嘲讽，但在另一些小说里，“旧学”实际上被当作正面的概念在坚守。
比如《黄绣球》，这部小说中虽然有科学（如采办教科仪器）、西方（主要指罗兰夫人和西方救国英雄）那些新概念，但它坚守的不少是一些旧学理念。比如小说中通过两个官员的议论，赞扬黄绣球的办学成功之处。一位官员说：“只有一个女学堂办得很好，……大约不过教女孩子们认认字，学学针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指没有妨碍社会秩序和风化的过激言行——本书作者注），所以也没有什么流弊，倒还安安顿顿。”另一位官员赞得更有意思：“程度规模十分完备，丝毫没有学堂的习气。”办学堂而不要有学堂的习气，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奇怪的表述。在小说另一处，作者直接出面表达观点，也用了习气这个词：“更好的是事事讲求维新，人人都养成国民，却处处不沾染一点习气，即如学生并不作东西洋装，男女都不谈外国宗教”。矛头所指是女学堂的新风气。另一部小说《未来世界》也不接受女学堂传布的新思想。江苏才女孙芙初，即宗夫人，考察了上海女学堂后，“讶其腐败”，说“那上海的女学堂虽然不少，却都是一个面子上的皮毛，没有那实在的程度。最可笑的，是那班女学堂的教科书，都是杂乱无章，全没有一定的宗旨，甚而至于有几个学堂里头的女学生，恶意崇拜着那革命的宗旨，开口排满，闭口自由，采不着那学堂里头的精华，反吸了那学堂里头的糟粕”。这很像是针对爱国女学这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革命性质的女校。而代表作者意见的宗夫人是主张立宪、反对排满的，她的政治意见也渗透到对女学的评价中。宗夫人由此决定自办女学堂。宗夫人在随后的演讲中，表达了她对女学宗旨的理解：“现在那一班女学堂的规模不一，程度不齐，虽然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却是和着那注重家庭教育，振兴女学的宗旨，大不相同。（她主张）务期不失那家庭教育的宗旨，不悖那保存国粹的意思。”而在爱国女学章程中，规定学生“不得以闻有女权自由之说，而径清直行，致为家族、乡里所不容”。这一点和宗夫人倒也有合拍之处。
小说《闺中剑》的女学观更为保守，对女学堂作了完全否定。一位成功的家庭教育者晋夫人认为：“如今的男学堂，尚且没有几个好的，难怪女校更加腐败。况且是毫无价值的女子，居其多数，再要处处自由，更是不堪设想。”因此，《闺中剑》倡导以家族中女子一起学习的方式，办女私塾，其实就是回到明清之际女子在家族内部接受教育的模式。
各种女学主张最重要的差异，是允许有多少“新”，或要坚守什么“旧”。而在晚清语境中，新旧矛盾常常对应的是中西矛盾，即要保留哪些国粹，可以输入哪些新知。一个获得最多认同的思路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位外国传教士当时就指出了中国旧学的无用和腐败。中国人的整个学习方案，从一开始就扼杀了小孩智能的发展。乡村的士人，尽管能够将经书挂在嘴上，也经常接受科举考试，但他可能分辨不了事实与虚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区别。他也可能确定不了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是生活在汉朝还是明朝，尽管这两个朝代相隔一千到一千两百年。他还可能确定不了某个名字究竟是真实的人名还仅仅是某个戏剧中的角色。
全国十八个省，他可能说不出其中三个省的地方官的名字，也不知道其中三分之一首府的名字。对他来说，只要能说出中国某个地方“在南边”就够了。他没有学过古代或现代的地理，也没有看到中国古代地图或现代的地图，事实上，都没有听说过。就像上述女子办学例子中，拿一无用处的题目来试验学问，本身就显出无知。因此，在新学中，普遍开始引进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梁启超为经正学堂设计的课程是： 语言文字、天文、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之学，体现了西方学科体系的意识。梁启超参与制定的《女学堂试办略章》，在学校的建制中，也以西方女校的经验为借鉴。“现在建造房屋，一切布置非向西女塾周咨博访不可，并要托其商请西女提调、教习。”经过对课程设置、着装规范等教规的比较，中国女学堂确定的取法对象是中西女塾。
在《侠义佳人》十八回中，热心办女学的白慧琴，在乡间按照介绍人的提示寻访了一天，没有找到一个既有无偿任教的公益心、又有教学资格的人，勉强有一位热心的姜太太入选，后来也因为教学水平太差，被学生投诉。无奈之下由朋友介绍招了当地福音堂的牧师太太和大女儿来当教师，说好不传教只上课，才算把学给办起来。而《黄绣球》中罗兰夫人梦中授书的情节，更是一个中国女学的兴办向西方借力的具有象征性的细节。当时，体育被大量引入女校课程，也是接受了西方的教学理念。在《女子权》中，第一回就写到女学校开运动会，女主人公贞娘还借此机会和男主人公邓述禹认识并一见钟情。在陈天华《狮子吼》中，也有个相似的桥段，女钟在运动竞技大会上，被技艺出色的狄攘夷触动了心绪。
女学不仅使女性提高了生存技能，而且有了科学的意识，破除了旧的迷信观念。《玉佛缘》中就把破除迷信，看做女学的一个进步作用。子虚道：“这却不难。多开女学堂，女子明白了道理，男子跟着他明白起来，哪里还有和尚吃饭之处？”在《黄绣球》中，女校就是由庵堂改建而成的，在这部充满象征意义的小说中，女校取代庵堂的过程，表明破除迷信、提倡科学是女校的一项重要功能。即使是主张沿袭女私塾做法的小说《闺中剑》，施教者晋夫人也“善算术”，对女孩的新式教育包括了科学知识。
但中西文化的内在冲突在兴女学中还是存在，白慧琴不让牧师太太在学堂里传教就是，而现实中，幼年就被传教士收养、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医生的康爱德，就以违背信仰的理由，拒绝到中国的女学堂任教。“外国女士们也拒绝成为学校的指导者，除非基督教也像孔教一样被传授。”而这一时期中国人所办的女学堂，大多仍以传统女教为教学方针。
梁启超在参与制定经正女学堂试办章程时，秉持的还是尊孔奉儒的旧塾理念：“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至圣先师神位。”但其内在矛盾是，传统儒学实际上是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对培养女性才学的。梁启超对女子培养目标的设定，是新贤妻良母主义：“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另外一家创办较早、较有影响的女学堂务本女塾也是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1907年，我国第一次官定的两个女学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都把三从四德等传统女德教育，规定为女子基本教育。
对此，当时一些有更高远目光和追求的女性给予了批判。时任天津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的女诗人兼教育家吕碧城，就曾撰写《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尖锐地批评女学堂在培养“乳媪及保姆”，认为这样的学堂无异于“制造奴隶之学堂”，“且为奴隶则亦已耳，何必建一学堂使人学习方出为奴隶耶”。她还主张借鉴“欧美女子之教育”，反对“女子只应治理家政，不宜与外事，故只授以应用之技艺”的女学目标。秋瑾也在《中国女报》上撰文，呼应吕碧城对制造高等奴隶的女学的批评，并且指出：“吾亦尝闻诸侈谈女学之言矣……提倡女学使能自立，无为大好男儿累。咄咄，女界之振兴，果尽于是耶？苟若此，则贤内助之资格，于彼男子诚利矣，与吾女界何！与吾祖国何！”
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女学由男性主办，女学的目标主要不是为女性争权，而是让女性对家庭和社会少拖累，多贡献。小说《学界镜》就写到，著名的新学人士方真回到老家，女学堂马上把他请去演讲，方真毫不推辞就去做指导。他在演讲中强调：“即如今世这些女子，种种蹂躏率制男子的，又岂少了吗？难道不算女权？不过他是骄纵乖戾的性质，不独男子群以为非是，就是有道德的女子，也不肯认他为正当的女权，所以就没有价值了。然则要怎样才算有价值呢？大家要晓得，并不是件难事。以极眼前的而论，第一先是‘尽职务’三个字。”
清末新政对女性教育的定位也是让女性成为一个有教育子女能力的母亲。虽然女性成为教育的实施对象，但最终的目标指向不是女性自身，而是她们的下一代，以及这些下一代与国家未来的前途。因此，女性还是没有成为女性教育的主体，她们自身的发展没有直接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女性的自我意识没有得到有意识的鼓励和培养。女学的培养目标，其实关系到对一种现代女性形象的想象和建构。大多数女学标示的培养目标仍然是让女性成为国民之母，而不是女国民，新贤妻良母的主张仍然将她们规定在家庭的空间，而并没有鼓励她们今后在社会上发展。不过，女学堂实际上已经是家庭之外的一个公共空间了，在晚清，女学生成为社会上新出现的一个女性群体，甚至是女性的一个新的身份。而在女校，一些由女红延伸出去的手工劳动的学习，逐渐被推而广之为一系列的女性技能学习，而这些技能的学习，实际上已经具有如今天职业教育一样的功能。《黄绣球》中提到，协助黄绣球办学的留洋学医的毕太太，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女学堂附设了一所医院，有些女学生在功课之外，就跟着毕太太学医”。《侠义佳人》第三十回，一群女性在乡下访问义士家人时，看到乡下女人养蚕的迷信风俗害人不浅，就商议办蚕学馆，教他们科学养蚕。“蚕学馆房子造两所，一为男子学的，一为女子学的。”她们还商量创办医学校。而现实生活中，妇女专科学校有了很大发展，“如以体操和翻译为专业的译艺女学堂，以医学为专业的女子中西医学院、上海女医学校、杭州速成产科女学堂等；以蚕桑为专业的上海女子蚕桑学校、杭州蚕桑女学堂；还有技工学校性质的上海女工传习所、扬州女工传习所，等等。其中以女子师范学校为最多”。这些专业技艺，已经不是昔日纺织刺绣这类限于家庭范围内部的手工业劳动。这些女学生的视野、想象力和发展潜力，已经不是女校标榜的目标所能限制。如果说女学生本身就是女性争取教育权利的受益者，那么，教育也让她们对女性可能具有的更大的发展前景，争取更多的权利，获得了一个展望的平台。
3. 女学的入学资格
虽然女学是晚清女性争取女性权利、获得和男性更多平等的一个成果，但女权的意义是有限制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女学对可以培养的女性对象是有所选择的，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对招收的学生有所限定。比如，1890年在上海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中西女塾，招生从来不公开，选择的对象是上等家庭的女孩。1873年报上载文介绍某女学塾的情形时说：“上海女学堂系美国舍利先生夫妇经营，已三年矣。堂中现有女学生廿七人……堂中规条缠脚女儿一概不收，若无此规，来学者不知几百几千矣。”1904年以后，各地纷纷创办女学，无论官办还是民办，这些女子学堂往往对不愿放足的学生不予接受。很多学校还有体育训练项目，那些行路尚且不便的缠足女子，无法胜任新女校的课程要求。中国女学堂（一名经正女塾）制定的《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凡31条，第十一条规定学生“必择良家闺秀，始足仪型海内，凡奴婢娼妓，一律不收”。
小说《新镜花缘》中黄家舅舅盛伯就对妓女读书表示不屑：“近来甚至于有做婊子的，也报了名，到学堂里去混杂不清。”《黄绣球》中帮助黄绣球办女学的毕太太也说：“就连那勾阑中妓女，都有好几个要进学堂读书，人人推称，奉为中国女豪杰、女才子，几乎把欧美各国向来女学最盛的，都一概抹杀，还当了得。”语气更为激烈。这种写法是有现实依据的，包天笑的回忆录中就提到城东女学曾发生妓女附读的事，教师外出应酬时才发现自己的学生在应招侑酒。“但是后来租界里美国教会所办的中西女学，它的校址在汉口路，四周围都是妓院，它那里附设的慕尔堂，办了一个妇女补习学校。妓院里的雏妓，在那里补习的不知其数。试从宽处着想，那一等人是不是应受教育呢？孔子云：‘有教无类’。”包天笑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妓女为什么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呢？
小说《学究新谈》却比较开明，书中写到唐舜卿自己在苏州办学，到上海各处参观新学堂，先看过朴棫学堂，“又有人请去看移风学堂。说起这移风学堂，原来是妓女们聚集资本开的。当初将可未开的时候，学界中人个个反对此事。幸喜这学堂开在租界上，华官权力，便有些办不到的地方，只得任其消长。又喜得这些捐钱的妓女，略略有点坚定性格，果然把这件事办成了。但是这学堂课程除了识字解释字理之外，只有女工乐艺三项专门。因为女子们不能不识字知理，并不能以自己处了下位，便自甘于下流，不应读书知理，所以定了课程以识字知理为第一级专门，其余西文东文亦不过预备，任便这些学生考习。第二级女工，因为女子没有女工，并无生活可做。女子即寸步难移，针头线脚不齐，即永远不能作女子分内之事，所以定女工作为第二级专门。这个学堂本是乐户开的，因为中国国乐失散，久已无传，大家就请了音乐会专科高等学生，编造了四等中国国歌，把中国旧乐器，节繁去简，留了些精华，再参入西方军乐，合为一般的声音。也将西国繁重的声音删了，并到中国乐器之内，一齐发响，非凡高华浏亮，比到中国旧乐乐声，但只有激烈鼓舞的声音，并无一些委靡凄切的音韵，使人听了。个个有发皇蹈厉的心思，人人起发奋有为的勇志，决不致使人听了，沉昏欲睡，流荡忘返。所以这个学堂开了，社会亦颇欢迎。”
难得的是，和大部分小说中用鄙夷的口气谈到妓女混入学堂的逸事不同，作者在这里对妓女办学非但不带讽刺，完全是正面赞扬。而且这个学堂非常有特色，课程设置考虑对当时女性在社会上立足有所帮助；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改造也有想法和创造性做法。作者还很理想化地提到，社会对妓女办学也没有歧视。这一想象在若干年后得到落实，1914年，一批妓女组织了爱国组织“青楼进化团”，就筹资办了一个妓女学校。1919年，妓女鑑冰也办过一所学校。虽然这些学校都办得时间不长，但也是妓女参与国事、希望进步的意识的体现。实际上，由于经济能力等原因，晚清大多数女学都是男性所办，妓女办学不但为女性办女学树立了榜样，也为女性经济独立、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树立了榜样。
小说《新镜花缘》还提到了舜华、舜英在学校里结识了一群姐妹，她们各有才华美德，还对自己的丫环进行识字等教育，自己则筹划着出洋留学。这些丫环幸运地有一些善良的小姐指点，不然，且不说财力，这样的身份连进学校的机会也没有。在稍早的明清之际的家塾型女性教育或结成社团的才女文化中，婢、妾和妓女偶尔也参与其中，但这种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特权的存在”，主要“局限于上流女性或有着受教育机会的富裕地区的妇女”。这一状况在晚清女学中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包天笑还在回忆录中透露了一则可以和小说情节对应的逸闻，可以看到女学的另一层限制。我国近代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翻译者是马君武，“君武迫其母夫人入女学读书，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于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爱子之请，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此为当时友朋对马君武的趣谈”。
这段逸闻后来成了遽园的小说《负曝闲谈》（欧阳巨源）第十七回“出乡里用心寻逆子 入学校设计逼衰亲”的内容。影射马君武的主人公黄子文在小说中被严重丑化，他虽然是个读书人，但坑蒙拐骗无所不会，见母亲从乡下来投亲，妨碍自己吃喝嫖赌，“把所有钞票洋钱，尽行塞入身边，登、登、登的头也不回，下楼而去”。把他母亲气得发昏。子文还对他母亲说：“‘一个人总要自立，你苦苦的来寻我做什么？’他娘正没好气，对他道：‘来寻你做什么？寻你要吃！寻你要穿！’子文道：‘既然要吃要穿，更不可不自立！’他娘道：‘我这样大一把年纪了，天上没有掉下来，地上没有长出来，难道还叫我去当婊子不成。’”黄子文于是想出一个好主意： 让她去强种女学堂读书，以谋“自立”之道。学堂本来以为黄子文介绍母亲来是做教员，后来见老太太是来读书，就把她劝回去了。黄子文无奈给了他母亲50块钱，叫她回乡下去，不要在上海混搅了。“他母亲生平没有见过整封洋钱的，现在看见这么一卷光华灿烂的东西，早笑得他眼睛没缝。当日，收拾收拾，趁便船回他的绍兴去了。”
小说对马君武做了很大的丑化，强迫老太太读书成为最大的笑柄。因为在现实中，让老太太去和她年龄不相称的地方出乖露丑，这是对长者的极大不敬。但其实这中间却暴露了中老年女性教育和生存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不会觉得劝长者入老年大学有什么不敬，何况小说中这位老太太是个见钱眼开没有知识的人，需要接受教育。小说还对女性独立的观点进行了讽刺，目的是要说明新学人物以新观念之名，行弃养母亲的不道德之举，但这同时暴露了旧体制的问题。老太太成了个可笑又可悲的人物，她被迫去女校读书，但既不被女校接受，也没有其他退路；她无法依靠无赖儿子，又不得不依靠无赖儿子。她既是个被儿子遗弃的个人悲剧，又是一个被新时代遗弃的女性悲剧。实际上，新女学对培养对象的限制，说明这个时代对理想的女性形象的想象和建构，已经用年龄、阶层等标尺，把一部分女性排除在外。以性别平等为号召的女学，在性别内部其实也无法完全做到平等。
4. 想象是实绩之母
虽然大多数女学堂并不明确提倡女权，但女性教育确实为之后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出现的诸多时代新女性提供了土壤。在小说中，那些具有先进思想和进步行为的女性，几乎都是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女子权》中的贞娘，是湖北启化女中学堂的高材生，后被送入北京高等女学堂继续进修；《女娲石》中的金瑶瑟，曾去日本、美洲留学；《黄绣球》中的毕去柔，也是留洋的医学生，后来回国做了医生。在现实中，清末民初一代女革命家，如秋瑾、何香凝等，都是清末兴女学的直接受益者。
清末士人汪康年的笔记，收罗了一个“豫西群盗之首”王天从娶女学生做压寨夫人的故事：“天从无所顾忌，其势复振，立寨于嵩县山中，党羽布全邑。其妻乃上海女学生，天从假名候补道，持印札赴沪办军火时诱娶之。至河南，女始知其为盗也。然女有智谋，劝勿显与管理为难，设学塾山中，聘汴中师范生教之。天从且立公堂，三、八放告，集听讼狱，附山之民听其指令勿敢违。或有逋官粮勿纳者，天从出示戒之，则立输于官。嵩县令在其掌握，惴惴惟以结欢为事，幸旦夕之安而已。”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山林草泽之中也愿意接纳知识女性，而女学生利用学到的知识修养，可以井井有条打理山寨生活，还在山林英雄中进行启蒙教育工作。这是女学风气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具体例子。
在小说中，女学的成果往往以一种更为夸张的表述，显示它具有的进步性。比如小说《明珠宝剑》讲述了一个男女易装的故事，故事本身并不新颖，但加入了新的因素： 两个从小被易性抚养的男女，后来恰好识遇，还成了夫妻。但两人境遇的反差在改变性别的时候却造成了尴尬。当男儿养的女孩成了秀才，当女儿养的男子却生活在下层。后来，“（男子）珠儿虽冒其昌（女子）名，冠秀才冠，而苦于从幼失学，不能识字。其昌为之指授而督课焉。是妻也，而俨然居师席矣，其昌骤易女妆，梳云掠月，傅粉涂脂，都非夙习，珠儿又每代为之。则夫也，又无殊侍婢。盖自有夫妇以来，从无如是之倡随者”。这个故事从陈词滥调中翻出新意，表明了今天的女性主义理论要表达的社会性别概念：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养成的。如果让一个女孩当男子培养，她就可以成为秀才；如果让一个男子当女孩养，他也毫无出息。这个易装故事通过性别教育主题，从老套的男女易装、性别颠倒的故事框架中，获得了对于性别平等的新认识。
另一部小说《亲鉴》讲了一个主题相似的故事。地方富户符慈仁家有一男一女，男孩玉佛是主人中年得子，格外得宠，符家女儿却被冷落。后来女儿被领到并不富裕的王老爷家做童养媳，跟着王老爷读书，从此走上正路。玉佛却是读书不成材，做人也不成器。所以两人有不一样的结果。玉佛因为生活不检点，年轻早夭，丧事全靠姐姐震闺张罗。“震闺人又明白，做事亦极爽利，且足又放大了，更是便利。把个丧事办得妥妥帖帖，上下人等，没一个不心服他，不说他好。”符慈仁遭家庭变故，决定破产办学，由震闺夫妇分别管理。小说最后乐观地写道：“后来这些子弟，都是立宪政治下的名士，这些女弟子，都是家庭教育里的巨擘。”这样夸张的写法，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展望，但表达的是对女性发展前途的乐观。
在言及女学的成果时，小说中的口气几乎一律是这种夸张的写法。比如《女子权》中的贞娘“在这学堂内执业三年，居然学贯中西”。真的该说“居然”，学贯中西居然只要三年。《新镜花缘》中，学习进度更快：“家中请了两位老夫子，一教中学，一教西学。……不到一年，那振甫同两个阿姊，中学固然不必说，西学连各国的语文言字，都能上得来口动得来笔了。”居然只要一年就学贯中西。后来，两个女儿进了正规女学堂，结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女同学，邀请她们来家里聚会。夫人唐氏在欢迎女儿同学时，谈到学堂所学，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听小女常说，诸位小姐，不但于天学地学算学绘学，以及声光化电静重格致理化各科学，研究得剖晰微芒，连那政治法律，下至路矿农桑种植畜牧，同一切生计制造等实学，亦无不切实讲求，我听了佩服到万分，这的确是女界当中数一数二的人才，又是女学日见发达的明证。”可以说，这正是当年女学尚不发达的明证，想象居多，实绩未显。小说最后没有写完，在女同学们探讨出国留学、结成团体的憧憬中结束。
在小说《未来世界》中，办女学也是一蹴而就。第二十五回“兴女学唤醒国民魂 逞野蛮惊破家人胆”这样写道：“半个月的工夫，又把这省文学堂办得停停当当。从此，中国的女界里头，从黑暗处得了一线光明。那班贫民的妻女，一个个也都有了相当的教育，再没有什么野蛮无礼的地方，狉獉狉獉的风俗。”在很多小说中，最难做的事情读者总是不清楚怎么做成的，事情总是一蹴而就，而且一劳永逸。
当时有一部讨论教育的小说《学界镜》，对兴女学十年树人的进度不无忧虑：“这些谈教育的人，每每说欲求社会教育普及，非多设女学堂不可。这些话，实在一些不错，但是就照他们的话，处处办到，事事合法，所造成的，已是几多年后的些志士伟人，贤妻良母。于现在的社会家庭，尚没相干。这些限于年龄，苦于生计，不能进学堂的人，岂不是依然毫无知识？以至于一般社会上，于公益的事，全不晓得举行，甚至于竭力反对。”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明知办女学是一项长时段的工程，但又希望能立马见到实效的一种普遍心理。
而现实中的兴女学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1898年，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塾（即中国女学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上海《字林西报》、《申报》、《时务报》以及湖南的《湘报》都作了报道。但不久，清政府下令追查创办女学堂的事情，结果立即引起恐慌，有些董事“一闻朝士不以为然，市中有虎，即相率仰承意旨，噤若寒蝉，避如黠鼠”。有三分之一的人，主张停办。第一所女学办了不到两年就关门大吉。本来经济实力雄厚的盛宣怀曾答应捐款支持办女学堂，一看风声转了，不但自己的捐款赖了，还利用职权停发经元善从电报局公积金中提出的办学款项。女子教育不是一下子就能让顽固守旧分子接受的。女学办学之初，还常常发生女学生名誉受损被迫自杀、女学堂受攻击被官府查封的事情。1905年，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馨因经费缺少不得已停办女校而自杀殉学的事件。所以《黄金世界》中的建群感慨道：“君等所见，皆过去之中国，现在民气日昌，女权逐渐回复，女教亦逐渐兴起。不过处于幼稚时代，有斫害便退，无斫害便进，真正极危极险。……”
晚清虽然女学风气渐盛，接受正规女子教育的女性仍然属于极少数，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但一些非正规的教育也有女学思想的渗透，比如看戏。《学究新谈》中，提到当时的新戏戏目，如“第一出是秦如云的招国魂，第二出是陆琦霞的侠女子，第三出是金云娇的勇丈夫，第四出是李咏的美社会”，也是和爱国、女性等主题相关的。再比如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我姊姊”，是通过阅读《点石斋画报》来接受时闻和新知识。对女性阅读的认可甚至鼓励，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灵活的女学渗透，虽然“我姊姊”读的是画报。当时清末演说之风盛行，对于不识字的女性比较适合，也常常被看做女学的一种方式。秋瑾曾专门撰写《演说的好处》，倡导以演说向女性传播新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才高便福薄的观念，因为女性眼界开阔了，就有可能不安于现实的地位和种种局限，会对传统女德构成威胁；也因为女性的理想往往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她更容易产生挫折感和失望抑郁的情绪，所以，才女的生活常常不幸福。晚清的女学环境虽然并没有完全解决这种困惑，但却让女性接受教育变得合法化了，也为接受教育的女性自我发展提供了更乐观的前景，不管是选择婚姻，还是从事职业，甚至实现政治理想，在现实中实现的机会大大增加。有了晚清女学开拓性的尝试，“五四”时期继而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大学开女禁才有了可能。
晚清是开展女性教育这一艰难尝试的开端，小说《侠义佳人》对此也有比较细致的描写，我将在第四章的第五节对这部小说作专门讨论时涉及。但大多数小说对此只是做了一个幻想性的解决。代表这种幻想风格的晚清女学小说代表之作，是颐琐的《黄绣球》，下一节将对它稍作展开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