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文学中，秋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她本身是一个倡导女权的革命家，身体力行，实践了对现代女性形象的重塑。同时她是一个女作家，她的大量诗词都带有完全不同于传统闺秀诗的气度。她仅有的一部弹词创作《精卫石》，是20世纪初关注女性命运的重要作品。而当时弹词创作也被列入小说范围，因此，它自然进入了本书研究的视野。同时，秋瑾的革命实践，引起了作家的关注。秋瑾触发了诸多作家的灵感，在近现代出现了很多以秋瑾为原型的文学作品。秋瑾自身作为新女性的形象，秋瑾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以及秋瑾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参照的关系。对三者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对当时以秋瑾为代表的一种以女豪杰为特征的新女性形象提供一个切入的视角，也可见出秋瑾所处过渡时代的特征。本小节主要以这一时期秋瑾的弹词《精卫石》（1907）和静观子的小说《六月霜》（1911）为主，作一个讨论。1907年题吴门天笑生编述的小说《碧血幕》中，也有以秋瑾为原型的文学形象，但这部书是一个只有四回的未完成作品，作品还有一部分是谈沪上妓女抵制洋货的内容，因此也对其稍作引用，不作展开分析。
1. 男装和男性气质
秋瑾为了体现自己是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活的新女性，首先对自己的外部形象进行了重塑，男装的秋瑾，是秋瑾留给时人和后人最深的印象。在《敬告姊妹们》中，她曾为旧女性作了一幅画像：“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 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关在家里的女性的装扮，无非是为了取悦男性，因为女性无法自立，需要依靠男子。特别是女性的缠足，不但为女性带来深切的痛苦，而且剥夺了女性的健康和自由。秋瑾在《精卫石》中，曾以缠过足女性的亲身体验，写下缠足带来的切肤之痛和精神折磨，从而使倡导女性放足来得理直气壮。秋瑾写道：“骨断筋缩多痛苦，行走何能得自由，积弱成痨因此足，无能不学更何尤？自顾不暇行不得，扶持全要仗丫头。行路若然过数里，脚儿痛得像脓抽。终朝兀坐如泥塑，患难来时作死囚。身欲逃时行不动，受人凌辱自家求。……争如放足多爽快？行道路，艰难从不皱眉头，身体运动多强壮，不似从前娇与柔，诸般事业皆堪做，出外无须把男子求。”
在《碧血幕》中，以秋瑾为原型的秋瑜，来到卖花人家的花园里，从人们通常把花比作女子，引出一段议论，很像是从《警告姊妹们》中直接生发出来的：“但人家都把女子比着花，而花又制定是媚人的东西，以伦理学上讲来，岂不是说女子便是媚人的东西么？女子既是媚人的东西，自然不能独立，附属在男子身上，做个男子的附属品。”接下去的议论颇为精当，与西方女性主义所批判的男性把女性当作物而不是人的“物化”理论非常接近：“（那些男子）姬妾满侍，只当是罗列名花，把世界至高至灵的人类，比作植物，岂不可叹。”随后秋姑娘反省女性，对女性提出批评：“这也怪不得男子，也都是女子自作自受，镇日价捻脂调粉，裹脚梳头，无非操这媚人之术，因此便做了世界微贱的种类，奴隶的根子。”这段议论还是很接近秋瑾的观点的，女性的妆饰在秋瑾看来正是一种耻辱的象征。因此，秋瑾本人以着男装知名。她曾经向带她留学日本的服部繁子表示：“太太您是知道的，在中国是男子强，女子弱，女子受压迫。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所以我要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范文澜回忆秋瑾的印象是：“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在弟弟眼里：“姊既归，乃弃和服不御，制月白色竹布衫一袭，梳辫着革履，盖俨然须眉焉。此种装束，直至就义之日，迄未更易。”而秋瑾好酒爱刀的习气，也极具男性气质。曾与秋瑾同在女校任职的徐自华回忆说：“女士秋瑾，虽一二十巨觥不醉。酒后纵谈更豪，……一日酒后，余凭窗执卷，女士夺之曰：‘女学士，请勿观书，看我舞刀如何？’余曰：‘极佳！’女士即出日本所得倭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
所以，以秋瑾为原型的小说，在形象描写上，往往会突出秋瑾的男装特点，显示她在倡导男女平等上的特立独行。在《碧血幕》中，秋姑娘是这样出场的：“只听得门前一阵蹄声得得，车声隆隆，来了一辆明油黑漆的亨斯美车，跳下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玄发粉面，风采奕然，满身西装，真是气秀而雄，神清而肃，却是刚健中含着婀娜，端严里带些妩媚。”而在秋瑾笔下的女性描写中，虽然那些闺中女儿不可能以男装示人，总体上带着花容月貌的女性描写的套话，但笔墨中，处处加入对她们不同于传统闺秀气质的提示。拿秋瑾用以自况的主人公黄鞠瑞来看：“只见那黄女生来貌不低，容如美玉口如脂；淡淡春山含侠气，冷冷秋水显威仪；举目自如无俗态，谦和举措不骄侈；傲骨英风藏欲露，行为如不受拘羁。闻道读书曾上学，如斯聪俊恰相宜。”不但是内在的才学有与男子匹敌的能力，眉宇间也带有男性的侠气和威仪。作者对书中另一位小婢女秀荣的外貌描写，既有“脸似芙蓉腰似柳，削肩樱口翠生眉”的女色美；也有“眉目俏而含勇气，不同凡俗贱人胎”的坚强，这样的描写，为此后她掩护女主人们离家求学的仗义行为作了铺垫。
对女性身体传统审美的否定，对男性装扮和男性气质的肯定和向往，不但是对理想女性的外在要求，如秋瑾所言，更是一种心理的引导。而这种理想的女性指向的是一种女豪杰形象。秋瑾表示：“余日顶香拜祝女子之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奋起焉。余愿呕心滴血以拜求之，祈余二万万女同胞无负此国民责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在秋瑾这里，对理想女性的想象是比较单一的，这也是秋瑾的一种局限。
2. 政治革命和家庭革命的双重目标
关于秋瑾的革命目标，《六月霜》中作一厢情愿阐释的褊狭，早已为秋瑾之女和众多研究者指出。小说中，秋瑾在回答提审为什么革命时说：“我的革命是家庭革命，并不是种族革命。”小说中，秋瑾还对盟姊妹越女士解释她的这一说法：“我脑筋里虽也有个革命宗旨，但是我的家庭革命，和他们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是冰炭不相投的。我在东洋，见了那些革命党里的人物，理都不大去理他们的。因为他们这班人，都是些能说不能行的。”这部小说是以秋瑾和盟姊妹吴芝瑛为原型来写，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吴芝瑛的回忆录。吴芝瑛在《记秋女侠遗事》中说：“女士平生持论，谓：‘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革命与革命不同。姊固知吾非新少年之革命者。”这应该就是《六月霜》主题的由来。吴又有：“余时时戒之，谓：‘妹言，骇人听闻，宜慎之。’”在小说中敷衍出越女士感到秋瑾“和自己的性情不合”。所以存了念头“不如待我来慢慢的劝导劝导他，或者能够把他的宗旨，引到纯正的一途上边去，也未可知”。小说中越女士屡次劝诫秋瑾，不要持激进的革命立场，不要为自由的生活和丈夫离异，坏了名誉等。作者静观子的写法虽然不是毫无凭据，但可能没有考虑到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一文最后一个段落的说法“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当道负立宪之责任者，开一面之网，饬属保全无辜，勿再罗致成此莫须有之狱，污以种种之罪状，使死者魂魄为之不安”。从语气来看，当时形势严峻，吴负有保护烈士遗骨的重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有意曲解，为秋瑾分辩非革命党的可能性很大。
而从大量历史资料来看，秋瑾的革命动机和革命行动都是明显的事实。就像秋瑾女儿的文章中，首先指出《六月霜》的谬误就是它对秋瑾革命意义的误解。王灿芝说：“惟观是书与事实不相符合者甚多，兹举一二，以告读者。书中谓先母乃家庭革命，非种族革命。其事载诸党史，已有定评，毋庸余之多言。”而另外一种可能是，《六月霜》的出版，同样要规避当时的政治风险。但秋瑾革命意义中的政治意义是确凿的。吴芝瑛也透露，秋瑾曾和她讨论到日本后，准备学什么课程。秋瑾说：“她不学师范，不学医学，因为她认为这些科学，不能增长她救国家救二万万女同胞的本领”，她打算“多看清政府禁阅的书，考查外边情况，多结交热血朋友”。也就是说，秋瑾的重心在开展革命活动，而非学习专业知识。
在数篇回忆秋瑾就义经过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也是秋瑾直陈革命大义的形象。王璧华在《秋瑾成仁经过》一文中说，他曾托人为秋瑾避入租界联系，由杭州女师同学胡踵秋到绍兴通知秋瑾离绍赴沪，“而秋瑾毅然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万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绝不离开绍兴，愿与男女两校共存亡。你回去同我们妇女同志说，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秋瑾在《致王时泽书》，明确自白她甘愿为种族解放作出牺牲：“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对秋瑾的革命不限于女性革命和家庭革命，而是进入国家民族的政治革命的确认，使得这一时期女性革命的目标和活动空间不仅在想象意义上大大拓宽了，而且具有现实的榜样作用。虽然秋瑾仅仅是个个案，但这是一代女性革命家成长的开端。
秋瑾革命意义中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家庭革命。在倡导放足的前提下，秋瑾继续倡导女性走出家门，寻求自立。在《精卫石》（第五回）中，秋瑾通过黄鞠瑞的口说：“求得学问堪自食，手工工艺尽堪谋，教习学堂堪自养，经商执业亦不难筹。自活成时堪自立，女儿资格自然优。”秋瑾又在《敬告姊妹们》中，阐发了女性自立的好处，弘扬了兴女学的主张，将梁启超的“分利”导向众利，即自立的种种好处：“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反目口角的事，都没有的。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事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这样美丽的世界，你说好不好？”这样理想的女性世界，如何会不好。但它离现实其实还远，当时女性在社会上的职业，有文化的，仅有教师、图书管理员等少量职务。“尽管这些工作可以使女性自食其力，但是报酬低微，升迁机会渺茫；而且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所说，它常常是女性生活中的一个‘中转站’，是结婚之前的一段生活，一旦结婚，从事这些工作的女性就会被辞退。”劳动妇女选择面可能广一些，但大多是非正式就业，做一些带有家庭式、临时性的劳动。
但女性毕竟尝试走出家门了，这一行动的意义或许比女性当时有多少职业的意义更大。因为只有大量女性走上社会，才会去占据更多以前不为女性获得的职位，也才会形成社会压力，去提高女性工作的机会、待遇和福利。
而秋瑾本人的示范意义更大。秋瑾丈夫是一个“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俱全的男子，据徐自华的《炉边琐忆》（1943年建设出版社，上海书报服务社发行）中说： 有一年中秋，王廷钧自己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第一次着男装去戏园看戏，归来被丈夫动手打了。秋瑾一怒之下，出门租客栈住下。后来，秋瑾下决心离家出洋留学，和丈夫离异。在《六月霜》中，越女士对秋瑾的做法不以为然，劝告秋瑾：“贤妹，你不要动气！我总怪你自己性子太躁，何必同他弄假成真，闹到这般地步。自己将来的孤苦伶仃，远不要说他，究竟外面的名誉也不好听的。”秋女士笑道：“啊呀呀！姊姊，你真旧极了。从此还我自由，无拘无束，我正乐得他这般。”作者站在越女士的角度，尚不能对秋瑾的行为表示理解，秋瑾的离家出走在当时确实超前，需要顶着极大的社会压力和种种困难不便。
吴芝瑛曾叙及秋瑾独身出洋的危险和不易：“后女士自东归，既出其新得倭刀相示曰：‘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不起，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故吾形影不相离。’”而秋瑾女儿也曾吐露因母亲为国奔走，致使家庭残破，儿女奔波：“先母为国捐躯，余亦因之几丧其生，后受家庭之压迫，备尝艰苦。无母孤儿，乃罹斯厄。”秋瑾以血肉之躯，为女性的社会解放做了先导。
所以郭沫若说：“我认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求得应分的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就是那答案的内容。我说，易卜生自己不曾写出的答案，秋瑾用自己的生命替他写出了。”秋瑾是“五四”之前的娜拉。作为尚不为人了解和接受的先驱，她的光芒被娜拉遮蔽。“五四”之后，谈及家庭革命人们争说娜拉，其实秋瑾不仅是本土家庭革命的先驱，她比娜拉更先锋，还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先驱；而且，不仅她本人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先驱形象出现，她本人也创造了中国文学中最早一批离开封建家庭出走的女性形象。
3. 合群和姐妹情
秋瑾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中指出，“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合群是清末维新派的重要概念，康有为的《大同书》其基本的理念是同而不是异，是寻找群体的目标而不是个人的目标。到了严复把Sociology翻译为“群学”，梁启超提出“利群”原则，群成为20世纪初的一个关键词。它的具体表现，是当时大量会党会社的出现。这些会党会社多以爱国救亡为宗旨，体现了对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从秋瑾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到，秋瑾本人对合群非常看重。1904年，秋瑾曾与留日女学生陈撷芬等10人重组妇女爱国组织共爱会，同年秋天，在横滨加入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1905年，秋瑾加入光复会，孙中山在江户创立同盟会时，秋瑾曾作为光复会的代表，最先被邀入会。可见，秋瑾曾参加众多会党，热心结社。秋瑾在北京认识了丈夫同事的夫人吴芝瑛后，因两人均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日夕过从，情同姐妹，后秋瑾与吴芝瑛正式立誓结成“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盟姊妹。
而秋瑾的弹词《精卫石》，其主旨，我们不妨看做是一个讲述姐妹“合群”的故事，而它无意中，暗合了西方现代同性恋女性主义的主张。
《精卫石》中有5位情同姐妹的女性，她们互相爱惜、激励和支持。最后在其中一位婢女的相助下，逃出家庭，出洋留学，去实现自己求学求业的理想。这种姐妹情的故事很少在传统小说的框架里找到，有意思的是，秋瑾描写姐妹情谊的写法，颇多袭用更为多见的男女之情的写法，成为一个带有广义的女性同性恋的故事。
黄鞠瑞父亲是个冬烘先生，鞠瑞出生时就被其厌弃，后来又反对她读书。开通的老师俞竹坡却对鞠瑞极为欣赏。父另娶小妾后，对其母女置之不理。鞠瑞“却是生来有侠肠，年龄虽小性情刚。眉目含有英俊气，傲骨羞为浊世妆。每闻见妇女受欺和被虐，不平暗地独心伤”。后来，鞠瑞认识了前来做客的和她年纪相当的梁小玉。两人的见面被写成：“令人一见生怜惜，恍似前生相见常。”常常用来表达男女有缘的写法被移植在这里。鞠瑞殷勤致词：“姊姊呀！莫是三生有宿缘，今朝得见此堂前。此后望君无我弃，相亲相爱两相怜。”三生，宿缘、无弃、相亲相爱、相怜等，这些词一般更多被用来表达男女之情。两人的交流是“讨教姊姊书和史”，而不是交流通常女性之间的女红、妆容的话题。小玉和鞠瑞一样也是苦命，她是庶出，不但受大母欺负，还受异母兄弟的欺凌。鞠瑞发出感叹：“如斯比譬男和女，无耻无羞最是男。女子应居优等位，何苦的甘为婢膝与奴颜？不思自立谋生计，反是低头过矮檐。我鞠瑞但有机缘能自立，必思共姊出此陷人澜。”于是两人义结金兰，就像现实中的秋瑾和吴芝瑛。“同跪窗前出誓词： 富贵不忘贫贱共，死生患难共扶持；若使他年忘此语，刀剑亡身天鉴之。”“拜罢起身携手立，相亲相爱胜当时。呼姊姊，叫妹儿，已为手足胜连枝。海枯石烂情无改。”这种结拜方式类似男女结婚交拜，誓词也类似男女结为百年之好的婚誓。而连理枝、海枯石烂，更是男女之情不渝的套语。姐妹情谊用这种对男女之情缔结方式的模仿，在姐妹情建立的同时，抵制了男女之情再进入的可能。而此时婢女来叫小玉归家。“两人无奈慌忙出，已见夫人拂绣衣。……”“小玉相视惨别离，没奈何分手同归去。”这一关节就好似男女两情正浓，却遭棒打鸳鸯。
小玉在家里，和表姐鲍爱群合得来。爱群告诉小玉“相离半月相思甚”，而小玉告诉爱群，她的结义姐妹黄鞠瑞“令人终日意恋恋”，“相思无日不相关”，那边黄鞠瑞和梁家小婢秀荣结识，鞠瑞平等地对待她。鞠瑞对秀荣的印象用了“心中顿起无穷感，默默相思口不开”。鞠瑞的平等意识不仅体现在性别上，还有阶层上的平等。她对秀荣表示：“他年若有自由日，必誓拔尔出奴坑；结为姊妹相磋切，造成必是女中英。”令秀荣大为感动。“暗思自己身落井，反如此多情爱我身。”因为此时黄鞠瑞被父亲配给财主苟巫义的儿子苟才。鞠瑞在为自己被错配难受不已时，还分出心来为秀荣担忧。
小玉因家事未周，竟被大母骂，兄弟更是拳脚相加。在这部弹词中，集中了各种身份男性的恶，鞠瑞父亲的恶，鞠瑞未婚夫的恶，小玉兄弟的恶，两性关系异常紧张。特别是其中对苟才的描写，饱含秋瑾个人的经验，成为对她丈夫王子方一类人的淋漓谴责：“苟才更是不成人，从小就嫖赌为事书懒读，终朝捧屁有淫朋。刻待亲族如其父母样，只除是嫖赌便不惜金银。为人无信更无义，满口雌黄乱改更。虽只年华十六岁，嫖游赌博不成形。妄自尊大欺贫弱，自恃豪华不理人，亲族视同婢仆等，一言不合便生嗔。要人人趋奉方欢喜，眼内何曾有长亲。”此段其实有些冗余，很多内容反复述说，比如嫖赌，比如对待亲族苛刻。从中可以看出秋瑾对丈夫的深恶痛绝和她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极度压抑，非再三谴责无以排遣。
家里又来了一个女客江振华，也是读过书、有男女平等意识的女孩。于是，“一见如故诸女伴，大家联坐笑言谈”。振华叹息：“苦只苦，女儿无地谋生计，……出外难能四处行。身欲奋时行不得，叫人恨煞女儿身！”秋瑾想呼吁的是，女性想要在社会上立足，一定要学会一点谋生的本事。所以，她借鞠瑞之口，描述了欧美女性，通过学堂学习，找到好姻缘、养成好本领、过上好生活的美好图景：“学堂知己结婚姻……爱情深切方为偶，……出外经商女亦有，学堂教习更多人。养身执业全无缺，男女权衡一样平。”
于是，这些女孩准备一起外出求学。仗义的丫环秀荣前去试探夫人口气，是否允诺小姐留学，但遭夫人斥责，因此准备冒险相助。“况且青年女志士，都是同作女裙钗，我可助之时焉不助？同胞同种是应该。”女性合群互助的意义表达得相当明白。
在《精卫石》中，秋瑾恐怕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写一个同性恋或准同性恋的故事，但她意识到，女性在对男性的反抗中，应该团结起来，获得集体的力量，这种力量才是强大的，才能在男权深重的社会奏效。秋瑾把它看做合群，而西方同性恋女性主义称之为姐妹情谊。秋瑾无意中和西方同性恋女性主义想到了同样的对策，而且她们都有同样的局限，把男性当作对手，予以严厉的谴责。所不同的是，这种写法在秋瑾，是通过模拟传统言情小说的话语体系偶然得之，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则把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
4. 过渡时代的特征
秋瑾在文学中的形象，和她自身的真实形象，却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这是当时人们对秋瑾这样的意识远远超前于时代的新女性还缺少足够的理解力所致。
《六月霜》作为一部以秋瑾的生平事迹作为主线的小说，存在对历史事实的很大扭曲。关于它对秋瑾革命主旨的曲解，前面已经谈到。而就作品而言，对主人公秋瑾形象的严重扭曲，或许是它最大的败笔所在。这种扭曲的发生，在于作者不能接受真实的具有激进精神的秋瑾形象，通过文学创作，她在小说中被代之以一个想象性的更符合公众理解力和接受度的女性形象。
比如小说写到抓捕秋瑾时，秋瑾的表现完全是一个不经世事的小女子样子：“忽闻得一声呐喊，正似万马奔腾，怒涛激石一般。把个秋女士吓得四肢都冰了，身上的冷汗，如下雨一般的流个不住。”公人在抓捕现场看到：“却见有一个女子拳伏在那边墙角里。便都一拥上前，拉的拉，推的推，牵牵扯扯的把那女子拖了出来。可怜那个女子不言不语，只有眼中流泪，随了几个兵丁来到前头。”而大雁的回忆文章《秋瑾在绍兴二三遗迹》中是这样写的：“被捕前，秋瑾正在校内开会，看见敌兵到来，就挥手下令： 拼死守住，不要把半点便宜给敌人。”两者相距甚远。小说写秋瑾在供状上书写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表情是：“只见秋女士听了这话，又提笔写了几个字，把笔往里一掷，叹了一口气，眼中扑簌簌落了几点眼泪。”而佛奴等的回忆录写道：“翌晨（初五日）某刑名之弟来沈宅报告，谓秋女士于昨晚发山阴鞫刑，连审二次，并不则声，上天平架，仍忍痛不语，勒书供状，始仅书一‘秋’字，继以再四相强，乃续成‘秋雨秋风愁杀人’一句，……”《六月霜》虽以褒扬秋瑾献身革命事业的感人事迹为宗旨，但常常通过越女士之口，对秋女士夹有微讽。即在何震为《秋瑾诗词》（王芷馥编《秋瑾诗词》，1907年日本东京印行）撰“后序”中，也有类似情况。一个钦佩秋瑾才学的人，在撰写理应不吝褒誉的序文中，还是忍不住要批评秋瑾“虽言行不自检，然尚气节，重然诺，大昌侠烈之风，均与古代妇女异轨”。
秋瑾的行为在当时确是饱受非议。秋瑾在办明道女子学堂后不久，又主持大通学堂体育专修科，培养军事人才。“瑾亦自着男子体操洋服，乘马出入城中，士绅咸不悦瑾所为，群起而与之为难。瑾有众学生后援，与诸士绅力争，士绅虽不能敌，而其恨益滋矣。”这种仇恨滋生了严重的后果，据周建人的文章《秋瑾的牺牲》(初发《北京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总标题为《回忆鲁迅片段》)说法，秋瑾被捕后当地开了个绅士会征求处理意见，“后来报到浙江扶台，巡抚也决定不下，就去问当事一个姓汤（郭延礼按即汤寿潜）的大豪绅，汤其实并不知道秋瑾搞革命的事，只因为秋瑾经常穿了日本学生装骑了马在街上跑，太随便，不正派，因此说了一句‘这个女人死有余辜’。后来巡抚就决定把秋瑾就地处决。这件事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陈叔通讲给我听的”。周建人提供的是秋瑾被害的一种说法，官场利用公众舆论杀人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秋瑾的革命价值，在当时并非完全不能被理解和接受，当官场中人想消除秋瑾的影响，试图削平秋的坟墓时，“当时幸亏报界的信息也灵，学界的人心还热，知道了这件事体，便一面递禀浙扶，一面打电进京，要请政府里头的大老维持。那些官儿闻了学界二字，是要头疼的。此刻听见学界里头的人，又来替秋女士出头了，便连忙敛声息气，把这件事消灭过去，把这口气也仍旧咽在肚子里头，从此没事了”。学界和政界的对峙，已经形成势均力敌的势头。之前文人没有运动社会之力，而报界的发达对提升文人的影响力起了很大作用，对传播思想言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对政治和言论导向的影响越来越大。
秋瑾生前也看到了报纸的作用，曾主办《女报》，宣传女权主张。《六月霜》中有个细节就是，秋瑾被捕前，正在整理演说女权的稿子，准备发表出来，借此募钱办报。“且使我二万万同胞，看了我的女报，顿时惊醒，大家爬出了这十八层黑暗沉沦的活地狱。那时我的志愿也偿了，心也足了。”
包天笑小说《碧血幕》中的秋瑜，虽然也热心女界事务，但被处理为一个轻狂的不理解民众、也不为民众理解的形象。秋瑜在花奴家花园里大发议论时，对没有知识的种花老婆子开口就是“哼”的一声，一副不屑多舌的样子。她自言自语般说了一通：“所以我很想办一个女报，把粗浅的议论，唤醒我二万万同胞咧。”但老婆子听不懂什么意思，自顾自浇花去了。秋姑娘的反应是：“少年见那老婆子不理他，便自己笑道：‘我可不是疯了，对牛弹琴，向着顽石饶舌咧。’”事实正好相反，秋瑾是一个现代思想热心的启蒙者。她除了考虑以办报开通民智外，更以不识字的妇孺为主要对象，倡导以演说进行思想启蒙。她说：“中等的人，亦没有看报的思想。那些下等的，更不消说了，一万里头，能有几个认得字呢？……所以开化人的知识，非演说不可；并且演说有种种利益。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第三样好处： 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得。”秋瑾以弹词创作作品，也是为了没有知识的人接受的便利。她在序中说：“（女界）苦于知识毫无，见闻未广，虽有各种书籍，苦文字不能索解者多。故余也谱以弹词，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逐层演出，并尽写女子社会之恶习及痛苦耻辱，欲使读者触目惊心，爽然自失，奋然自振，以为我女界之普放光明也。”按照郭延礼对《精卫石》的题解，秋瑾意在呼吁每个妇女都能成为一块精卫石，这样，迫害妇女的“恨海”就能填平。《碧血幕》中写秋瑾对没有知识的妇女随便轻侮的描写，差池过甚了。
秋瑾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极为热心、急公好义的人。一日和女友共游张园，见一留学生携雏妓，当面问其何处人，予以劝谏，同伴劝她不要杀风景，秋谓不吐不快。在日期间，同学陈撷芬奉父命将嫁粤省商人廖翼明为妾，“瑾乃召集女同学开全体大会，向撷芬严厉警告。撷芬谓事出父命，不得不从。瑾曰：‘逼女作妾，即是乱命，事关女同学全体名誉，非取消不可。’众鼓掌和之。撷芬然退席，婚事遂以瓦解。瑾之天性义侠，略见一斑”。而秋瑾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人，播扬文明。
《精卫石》一开头就说：“余也处此过渡时代，趁文明一线之曙光，摆脱范围。”秋瑾对过渡时代有着切身认识。《精卫石》的写法本身也带有过渡时代的特征，它沿袭了神怪小说的开头，通过王母在上界演说女权道理，获得女权言说的合法性：“当时王母便开言，细把下界情形说一番：‘差遣尔等非为别，大家整顿旧江山。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以王母传播女权，形象地阐释了天赋人权。但秋瑾也意识到了神怪小说的负面意义：“做书人并非故意谈神怪，明知道神仙佛鬼尽虚云”，但还是没有放弃这种写法。在富有迷信色彩的神怪宣传现代文明理念的奇妙的互参互渗中，一个时代明暗暧昧的变幻图影映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