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我服从大我
清末政治小说中的民族国家话语，是一种最为强势的话语。在女子爱国小说中，女主人公都自觉地以女国民自任，承担起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在《自由结婚》中，黄祸来到和他有相同爱国理想的关关家中，看到关关屋中的陈设和她的读物，都是和培养国家民族意识有关的。“只见壁上挂着两幅天文地舆图，同那些古今东西女豪杰的照相；书桌上罗列各种普通学［科］教科书，此外还有什么《自治浅说》、《民约论讲义》、《通俗法兰西革命史》等书，都是看已熟烂，书中都有红字批着。黄祸见了，不觉吃了一惊，拍案大叫道：‘姊姊，怪不得你的政治思想如此富足，原来有这种预备功夫吗！’”
清末的“国家意识”是以“大同”建构想象，以“合群”积聚力量。维新思潮兴起后不久，康有为就在北京建立强学会，试图改变国人一盘散沙的现状，同时对“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梁启超专门撰文《论学会》，认为：“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他还在《说群一群理一》中指出：“何谓造物，合群是已，何谓化物，离群是已。”这一观点在民族危机的当口，得到了极大的响应，以致变法时期出现了“学会林立、万众沸腾”的局面。这一点在女性爱国小说中也有体现。在《女娲石》中，金瑶瑟外出考察女性革命运动，分别提到花血党、春融党、白十字社、中央妇人爱国会等多个女性会党。在《自由结婚》中，也有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女光复党。
“合群”之“群”一词来源于严复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译名《群学》（1902年在杭州出版），但在晚清，原意指社会的群，旋即被理解为和个人对立的团体的意义，并衍生出合群一词，强调的是集体的观念，统一的意识；而这种集体性和统一性，常常是通过压抑个人性来实现的。而且在当时这些爱国女子看来，为了爱国的高尚目的，对个人性的压抑和牺牲，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小说《女娲石》中有一个片段，用插科打诨的方式，描写了一个大字不识的下人凤葵加入花血党的经过，从中泄露的真相却是集体对个人意识的蔑视和压制。
起先，金瑶瑟在花血党住了半个月，因为仰慕她们的理想，起意入党。金瑶瑟是明明白白知道党的宗旨入的党，但她的下人凤葵却完全不明了，被金瑶瑟连哄带蒙地拖入党内。当瑶瑟入党宣誓完毕，就轮到了凤葵。“秦夫人道：‘凤葵，你这身体是谁的？’凤葵大声说道：‘我这身体，天生的，娘养的，自己受用的，问他则甚。’说罢，满党大笑。秦夫人也笑道：‘凤葵，你说错了。你须知道你的身体，先前是你自己的，到了今日，便是党中的，国家的，自己没有权柄了。’凤葵刚欲争辩，止见瑶瑟在旁，将眼对着凤葵光了一光，凤葵也不则声。”凤葵尚且保持着天真的个人意识，但却被她的主人一个眼光，把想说的真心话制止了。然后秦夫人一条条讲述纪律，当说到第四项永断情痴，勿守床笫时，虽然凤葵是个丑女，但她也有性意识，她本能地反抗着这种压制。“凤葵努着嘴道：‘这却使不得，我还没嫁人的。’说未了，骇得秦夫人、瑶瑟面如土色。”这些党的领导人和中心成员，担心的不是这位下人凤葵也有个人意志，而是她居然会用个人意志来威胁党的纲领，因此，她们的对策是用集体的规则压服她的个体要求。她们也不认为对凤葵用欺瞒的手段很不光明，反而庆幸凤葵的僭越言语没有被党人发现，对党的形象造成损害：“幸喜得党人喧噪，还没听得，急忙遮掩过去道：‘凤葵，你既确守我党宗旨，应当众发下誓愿。’止见凤葵大声道：‘我若翻了嘴皮，便守一世活寡。’说罢，满堂又不要命的大笑。”显然，凤葵还是没有明白党不许她结婚的规矩，而没有结婚在先，哪有守寡在后。凤葵的话自相矛盾，党人对她的愚笨感到好笑。这样一个没有被完全压服个性的女性，后来在第八回果然很率性地“触党忌连破酒色戒”，所谓破了色戒，其实只是杀了一对正在交合的狗，所以凤葵最后被赶出花血党所在地天香院，推荐去了另一个女性团体春融党，接受继续改造。
在大的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那些女政治家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和感情，也不计手段地去牺牲别人的个性和意志，甚至为了大义大节，连传统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都不屑作为。《女娲石》第五回中，瑶瑟和凤葵行路时遇到一个男子正在打老婆，女子向路人哭诉，男人要拉她当作革命女妖到官前出首。男人说，这个女人居然要求平等，骂他奴隶，她不是女妖是谁。“说罢又打。凤葵努着眼，挺着拳，又要想出。瑶瑟复连忙喝住。瑶瑟想道： 若不疾走，凤葵定又闹出事来。我等避祸的人，风声又这样紧，那肯把个身体替一个人做牺牲。”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只能理解为极其自私的举动，在金瑶瑟的出发点却是舍小义而取大义，被当时的革命者看做有更高的怀抱。而凤葵却被看做是一个只看到眼前和一己的目光短浅、没有见识的人。而在第四回“遇洋人凤葵闹店”中，瑶瑟也是一副息事宁人的窝囊样子，凤葵把趋奉洋人的店主打了一顿，“瑶瑟慌忙伏罪赔礼，又操着英国话，与洋人应酬一番”，作出一串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但这些举动恐怕是党的机器为她安装好的行为程序。第十回，瑶瑟来到和花血党结了同盟的白十字社，参观了湘云那带有幻想色彩的洗脑铺，听湘云解说送来清洗的形形色色的坏脑子。而洗脑的过程就是洗去旧的恶习，重新做人。这就像今天把电脑格式化重新安装程序的过程，清除错误和病毒，重新秩序化。入了党的人也要进入体制，按照既定的规则运行。
这些规则是什么，《女娲石》对此有所设想。小说中重点描写的花血党，就有自己的一套纲领和准则。而为了体现这套纲领和准则的进步性，它对传统伦理道德守则进行了一番颠覆。花血党的宗旨概括起来是“四贼三守”，就是针对女性传统的三纲五常的伦理反其道而行之的。所谓四贼是指一内贼，二外贼，三上贼，四下贼。“秦夫人道：‘我国伦理，最重家庭。有了一些三纲五常，便压制得妇女丝毫不能自由。所以我党中人，第一要绝夫妇之爱，割儿女之情，这名叫灭内贼。’”“外字是对世界上国际种族讲的，我党第一要斩尽奴根，最忌的是媚外，最重的是自尊独立。这名叫灭外贼。”“上字是指人类地位讲的。我国最尊敬的是君权，便是民贼独夫，专制暴虐，也要服服帖帖，做个死奴忠鬼，这是我党中最切齿的。所以我党众人，遇着民贼独夫，不共戴天，定要赢个他生我死方罢。这名叫灭上贼。”“这下字是指人身部位讲的，人生有了个生殖器，便是胶胶黏黏，处处都现出个情字，容易把个爱国身体堕落情窟，冷却为国的念头。所以我党中人，务要绝情遏欲，不近浊秽雄物，这便叫灭下贼。”这些准则不但全面颠覆忠孝节义的旧伦理，而且加入了爱国保种的现代民族意识。而为了伸张民族大义，还要求女性灭绝个人的感情和欲望。
在当时，对国家民族意识的过于强调，在面临民族危机时趋于极端，造成了把个人放到国家的对立面加以排斥的状况。梁启超认为：“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孙中山也认为：“国家要得到完全的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因此，政治小说中对新国民的想象，是那些勇于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和自由的人。而对女国民来说，上战场、做刺客，为国家牺牲生命是一种牺牲，让个人的感情、个人的婚嫁和生育权，服从于爱国保种的目的，是另一种牺牲。在女子爱国小说中，常常会有把爱国之情和男女之情互相参照来进行叙述。《自由结婚》第一回就点出主题：“老夫从前苦心经营，做了一部小说，名叫《自由结婚》，描写儿女的状态，提倡爱国的精神。”有学者认为“这篇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线索，贯串以爱国主义的主题，可以说是开了后世十分流行的这一小说程式的先河”。这一程式通常被称为“革命加恋爱”，但是，在清末语境中，它更常见的是“革命减恋爱”的情形。恋爱婚姻并没有因政治革命而走向自由，而是更不自由。
2. 小爱服从大爱
在这类小说中，非常多见爱国女把国家民族比作爱人，表明个人的情爱要等到实现国家的独立自由时再予考虑，或者就干脆像《女娲石》中的花血党成员，存民族自由的天理，灭个人一己的情欲，不再考虑个人的感情。
《自由结婚》第一回中，作者就表白写作这部小说的心愿：“老夫且愿我自由的男男女女，爱一切自由如结婚一般，我祖国就不怕无自由之日了。”所以，虽然书中的男女主人公黄祸和关关倾心相爱，黄老夫人也非常盼望两人缔结婚姻，关关这样应诺：“侄女今天同伯母约，缔姻之事，请自今始；完婚之期，必待那爱国驱除异族，光复旧物的日子。”但在书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一婚姻有缔结的希望。主人公也有这样的隐忧，在随后黄祸陪关关外出散步时，两人谈到前途，关关非常悲观：“‘咳！你我两个人的前途，究竟不知怎么样儿啊！我实在不敢预料。’说着，靠在一棵树上，又喜又悲，爱国之泪，纷纷如雨。”因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个人幸福就变得遥遥无期。爱国之泪中，何尝没有几分牺牲了爱情的伤感呢。
在第十七回中，黄祸和关关同时被官府所抓，押上大堂。知县在堂上向黄祸大发雷霆，关关从旁插嘴驳他。知县骂她多嘴，“关关指着黄祸道：‘我同他是最亲爱的同胞，患难相共，死生相共。他为了做真大爱国国民而死，我亦不愿偷生人世了。’”关关的插嘴，更多出于个人的情爱关系，但她却不愿意当众承认这一点，而以同胞之情，遮掩个人真情的流露。小说中另一位女光复党的头领一飞公主，更是坚决地斩断情缘。她说：“总之，我既然把此身嫁与我最爱之大爱国祖国，尽心竭力，黾勉为之，希望不至辜负所天就是了。”
在《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女头领夏振欧被问及正当青春年华，何不择一配偶，回答道：“‘吾有一夫死了，今吾为抚遗孤，不得嫁人。’众问：‘陛下实未有夫，此言何谓？’夏统领曰：‘这中国就是我夫，如今中国亡了，便是我夫死了。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岂不是我夫我儿子么？我若嫁了人，不免分心有误抚育保养这孤儿的正事，是以不敢嫁人。’众人尽皆叹服。”《自由结婚》中以失身勾栏救国民的如玉，也以自己的寡妇遭遇比拟亡国遭遇，让知县太太为之感动。“亡国之痛，过于亡夫；亡国之民，比寡妇更苦。……： 我国亡了。我国亡了！我每想到这里，苦痛悲伤，比亡夫还要痛了十倍。”《女娲石》中花血党首领秦夫人的名字叫秦爱浓，谐音就是“情爱浓”，显然这种情爱也是对国家的大爱，而不是卿卿我我的一己小爱，个人的情感已经被转移和消解。
《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光复党女头领夏振欧也会劝说适龄青年结婚生子，但她的理由是：“大凡妇女，为国家生强壮之儿，为本族培聪明之种，是为天职。若自废弃那为国生材、为族传种之能，殊为不可。”因此，爱国女性即使恋爱结婚，也要让它成为爱国的一种形式，保种的一个途径。
爱国之女因此形成了一种对感情自觉克制的心理定势，《狮子吼》中的女豪杰人物女钟为一面之缘的狄攘夷动了心，“心中想道：‘狄君真个是英雄，不知要什么女豪杰，方可配得他呢？’又转念道：‘有了加里波的，自然有玛利侬，不要替他担心。只是……’他想到此处，不便往下再想，只得截住了”。这位女性竟然在相思方面也不得不节制，连想都不便想，对感情的压抑程度可见一斑。
既然保种是目的，结婚只是形式，所以《女娲石》中有奇思妙想： 通过人工授精，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类繁衍使命，而不必通过男女的交合完成。在持激进女权观的人看来，情欲是肮脏和丑陋的，因为它是对于男性的需要。否定情欲，实际上是与对男性的否定和仇视联系在一起的。在女性爱国政治小说中，女权观念的加入，增加了女性意识的复杂性，也衍生出更为激进的革命观点。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小说《女娲石》。花血党的宗旨“四贼三守”中的“三守”，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要求女强男弱：“第一，世界暗权明势都归我妇女掌中，守着这天然权力，是我女子分内事。第二，世界上男子是附属品，女子是主人翁，守着这天然主人资格，是我女子分内事。第三，女子是文明先觉，一切文化都从女子开创，守着这天然先觉资格，是我女子分内事。”归纳起来就是，女性强于男性，女性要凌驾于男性之上，世界靠女性拯救。《女娲石》第一回中有个忧国忧民的女性钱挹芳，说得更加明确。她阅读欧洲历史，看到埃及女王苦略帕辣一段，不觉长叹“唉！世界上的势力全归女子，那有男子能成事的么？……从今以后，但愿我二万万女同胞，将这国家重任一肩担起，不许半个男子前来问鼎。咳！我中国或者有救哩！”而《自由结婚》第一回中万古恨引用激进的女权言辞，当作正大光明的道理来讲：“还有说什么‘我情愿一世没有丈夫，只想把男人骑胯下当作奴隶看待，以报我女人的九世大仇。’这些正大光明的道理，热热闹闹，演成许多趣语。”他们都把男女两性看做敌对双方。
在《女狱花》中，作者在第一回就写到小说中持激进女权观点的沙雪梅的一个梦，这个梦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雪梅)见前面一进房屋，……里面上头高耸耸坐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男子，底下笑嘻嘻跪着老老少少、贫贫富富的无数女人，且与一群一群的牛牛马马一同跪着，旁边摆着从来未见过的各种刑具。……雪梅此时心内思量： 我并没有犯什么罪，何以跪在这里？……难道这许多女子都得罪了官长吗？且即都得罪了官长，何以与一群一群的牛马同跪着呢？忍不住扒起身来，欲向在上的人问一句说话，忽见众男子齐声喝道：‘跪下去！’雪梅接口问道：‘我有何罪，要跪在这里？’众男子答道：‘你并没有什么罪，这是你辈做奴才的本分。’”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像牛马一样，受到压迫和苛待，连发言权也没有，更没有其他权力。这就是女性起来反抗和斗争的动力所在。
但在男强女弱的现实语境中，女性要得到平等尚且不易，要超越男性更是难乎其难。在《女娲石》和其他小说中，作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种出奇制胜的古老方法，借力发力，来征服男性。还是《女娲石》中那位钱挹芳，她在阅史兴叹之后，“到了次日，便做篇女子世界文，登在《女学报》上。第一项说道：‘女子是上帝的骄子，有一种天赋的能力，不容他英雄豪杰，不入我的彀中。’第二项说道：‘今日世界，教育经济，以及理想性质，都是女子强过男子。’第三项说道：‘男子有一分才干，止造得一分势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干，更加以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势力。’”在这里，女人的美色成为征服男人的独门秘器，被作为正面的能力加以肯定。红颜祸水已经被国族意识转化为红颜女娲，舍其人别无补天之术。难怪作者紧接着写道：“自从这话一出，把个老大帝国，大大震动。都说男子无用了，要想我国自尊独立，除非是女真人出世方可。”
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金瑶瑟就另辟爱国蹊径，虽然她曾做过女子改造会领袖，后又往日本、美洲留学，但她实现爱国理想的途径是，到京城妓院学习歌舞，然后到妓院“在畜牲道中，普渡一切亡国奴才”。因为做妓女，是旧时代女性可以对男性具有影响力和操控力的职业。金瑶瑟后来避难于花血党总部天香院，天香院对外也号称妓院。但小说中除了写到金瑶瑟和凤葵因为凤葵管闲事惹了众怒被卖进天香院这一点符合妓院特征，完全不见嫖客，和妓院并不相干。不过小说将女性的性魅力作为控制男性的手段，从而实现救国大业，却是一种特别的思路。同一本小说中，春融党用色诱手段宣讲新思想，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路。花血党首领秦夫人对她们的评价是：“那党不忌酒色，不惜身体，专要一般国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设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一般痴狂学生，腐败官场，无不消魂摄魄，乐为之死。所以他的势力比我还强百倍。”对这种为国捐躯的做法不吝赞许。
另一部激进倾向稍稍有所缓和的小说《自由结婚》，通过一个浪子回头的男同学甘师古之口，也叙述了一个良家妇女用做妓女的手段去感化人爱国的传奇故事。“他说他本是个良家女子，因修道入了清节堂。后来被维新党中人所运动，仿着野蛮宫女之例，自戕其身，托迹勾栏，去救那些无知少年。他这种用心之苦，真是千古所未有。顽固同小弟一样，经他这一夜的改造，觉得前后显然是两个人了。”
转福（即黄祸更名）听了，暗暗称奇，便道：“这真是牺牲一身以救同胞。我爱国也有这种人，不愧为将来爱国独立史的一大特色。”这确实成了一种特色。虽然作者对这种女性爱国思路，没有从女性心理和精神上做很多的展开和探索，但是，在纵欲和禁欲的悖论中，身处其中的女性内心的冲突和纠结，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女豪杰对情感的否定有违天性，但在严酷的革命时代，这常常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女性牺牲一己成就大义的高尚行为，是令人尊敬的。
而在否定情欲和感性的同时，女豪杰小说对科学和理性的提倡，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女娲石》中花血党总部天香院，是一个用高科技打造的代表着先进文化文明的乐园。里面有不少对当时很多人来说还只是一个名词、根本无缘目睹和享受的现代化器物： 电车、电梯、麦克风、电报、电马和机枪，还有换脑医院，不但治疗器官的疾病，还治疗精神的腐败和缺陷。众党员陪着瑶瑟喝咖啡，瑶瑟坐秦夫人设计的电马外出参观，一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融的景象。在《自由结婚》中，也有相似的想象，遗世独立的女光复党所在地，虽然在山野僻壤，但气球、无线电报样样俱全。《东欧女豪杰》也特别细致地描绘了明卿的俄国朋友宝华公寓里的升降梯。在《女娲石》中，作者告诉读者，这些高科技的器物都是女党员自己发明的，并不是从外国买来的。在想象中，她们试图完成女性在多方面的发展，但这反而增加了作品的乌托邦色彩。
3. 遗世独立的女性王国
在1905年《女子世界》上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女猎人》中，作者感叹纸上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距：“吾国之女子中，无如是人也。彼其驯柔可怜，虽雉兔无是过也。噫！然则吾之女猎人，惟于吾纸上见之而已。”清末小说中的女豪杰、女政治家在现实中也一样难得，小说想象的成分占了大部分。比如金瑶瑟刺杀胡太后，应是受了张继等人试图刺杀慈禧太后、以期一举推翻清廷的启发。
也许只是为了传达刺杀这个概念，小说中实施刺杀的过程写得没一件靠谱。金瑶瑟首先假扮日本歌妓，说服公使夫人引她入宫。在胡太后面前，她放肆询问要听亡国音还是兴国音，然后高歌“自古亡国多妇女，唐有武后汉则吕。吕吕吕，可有秦政按剑起”。吓得公使夫人赶紧起身制止。公使夫人把这个危险分子送给太后，太后竟装聋作哑收下，也不作防范。瑶瑟在宫里闲逛，碰到的优人恰是她在妓院的熟客，宫女恰是她父亲换帖兄弟的女儿，她去太后寝宫就像邻里串门。最可笑的是，明明刺杀太后已是唾手可得，不管是带去的电棍还是炸药，要有拼命的决心都是一触即发的，但金瑶瑟被太后一看，一问，就吓得逃回去了。小说写瑶瑟的反应是“骇得瑶瑟满心惊慌，遍体麻木。马上把凶器恭恭敬敬递上去”。瑶瑟还是一副做惯奴隶的样子，心里还要责怪太后为什么看破，不肯引颈就戮。
清末小说艺术上的粗糙是个普遍存在的通病，但也和小说常常试图建构作者自己尚不熟悉的生活、大大超越作者的想象力有关。《女娲石》是一部女性乌托邦小说，想象和夸张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不合情理的破绽则不在多加考虑的范围。比如瑶瑟询问花血党的规模，秦夫人告诉她：“算来不过百来万，各处支会不过二千余所。”大大夸张的数字，还故意用“不过”这样轻描淡写的语气。之后，秦夫人到会场大阅党员，“计有女技师八十人，学生六百余人，侦探部二百四十人，女乐部三十人，见习刺杀生三百二十四人，电球航天手六十人，外有新党员四万五千六十三人”。这些杜撰的庞大数字，洋溢着作者信口开河的快感。天香院的所在，是一个“象牙塔”一类的地方，瑶瑟看到“上面标着寝室、讲堂、自习室、音乐唱歌所、理化实验所种种名号，意似一个女学堂”。此外，魏水母的居处也如同一个人间仙境。在《自由结婚》中，遗世独立的女光复党所在地，则如同世外桃源。它们共同组成了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女性理想国。
由于这种想象的理想色彩和虚幻色彩，当它们进入现实要求得到承认和实现，必然遭遇多方阻力和各种思想的撞击，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女性意识，往往不是以一种单一的方式呈现，而是会有多种观点的并存。小说《女狱花》就注意到了不同性别观并存的问题，在小说中通过沙雪梅和许平权两个人物，分别作为激进的女权论者和温和的女权论者的代表，对两种性别观提出讨论。
《女狱花》的书名指的是中国是在一个大的“监狱”中，期待女性之花对之拯救。小说有两条平行的情节，首先用比较多的笔墨去写沙雪梅的经历，因为要体现“革命之事，无不先从猛烈，后归平和”的道理。沙雪梅体现了一种拯救方式，她因误杀丈夫被投入监狱，越狱后组织了激进的妇女运动。作者后来安排沙雪梅革命不成功而自杀成仁。而另一位女权革命和社会革命者许平权则提出了另一种拯救之道。她主张兴女学：“不施教育，决不能革命的。”“若要权利，先贵独立”。“我们今日，不必去夺男人的权利，只是讲求我们的独立；若我们能独立，那男子不得不将权还我们了”。“从此后将恨男子强权的心思，变为恨自己无能的心思，将修饰边幅的时候，变为研究学问的时候，恐须眉男子，将要崇拜我们了，安敢逞强权呢？”小说作者和许平权显然并不完全反对使用暴力，因为许平权也承认，“革命之事，无不先从猛烈，后归平和。今日时势，正宜赖他(指沙雪梅)一棒一喝的手段，唤醒女子痴梦，将来平和革命，亦很得其利益”。许平权只是更倾向以和平的手段逐渐实现男女平等，毕竟暴力实现革命成功的阻力更大。许平权在当时对女豪杰的激进倾向的反省上比较有独特的洞见，最后还打算和男友结婚，也体现了和男性的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或许来自女性作者王妙如自身婚姻的美满体验。王妙如23岁与罗景仁成婚，夫妇俩都关注妇女问题，王妙如在生活中实际体会到通过男女合作得到平等，使她更容易获得平和的心态支持。
《女娲石》中其实也有激进和温和的差异，只不过不像《女狱花》区分得那样明显。虽然金瑶瑟是个刺客，但她和凤葵的粗放相比较，就是个文雅的刺客了。而在《女娲石》中，其实作者也有一个倾向明显的评判，凤葵、魏水母充满了底层的粗俗气息，加之愚笨无知，她们的可笑之处成为小说娱乐读者的一部分，作者对她们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视。相反，对金瑶瑟等知识型的女革命党，作者却不吝言过其实的褒扬。实际上，凤葵和魏水母们是一些更有行动能力的女性，而金瑶瑟却只是浪得虚名，其他一些女性领导和重要党员，包括那些从事科学发明工作的女性，她们的工作带有很大的幻想性，并没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金瑶瑟，就像第十四回回末评语所云：“如瑶瑟刺后一事，尚未成就，而到处望风皆靡，一切患难由此解脱。甚矣！人之不可不做事也。”瑶瑟博得虚名，一世受用着它。魏水母一旦“知道面前假扮男人的是刺杀胡太后的瑶瑟，丢了刀慌忙就拜”。瑶瑟一路被女党接受，受到高规格招待，都是因为顶着未遂刺客的虚名。《女娲石》最后写到水母居处有一个整日思考女子救国问题的痴气女子梁翠黛，忽然“一声大笑。正是： 道家静悟佛家顿，尽从莞尔一笑来”。说明翠黛已获得了悟，知道该如何行动。这也说明作者本身非常期待获得对如何行动的指引，他用这种开放的结局，把想象留给了所有读者。《女狱花》中文洞仁有个议论：“然尝闻古人说，有能行之豪杰，有能言之豪杰，有能文之豪杰，三个名虽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妹妹今日自己想来，只得学那能文的豪杰，稍尽些女国民的责任罢了。”晚清小说中的女豪杰只能是个纸上的豪杰。
王德威认为：“沙雪梅和许平权在寻求新的女性定位时，相互讨论而意见不和，是中国女权意识复杂化的关键一步。”《女子狱》在展开不同性别观的时候，启发了对各种观点的商量和探讨。
《女子权》中的贞娘，也不主张女豪杰式的革命风暴，反对压抑爱情，她的女权言行甚至带有为爱情奋斗、为个人谋幸福的意义。而到了1908年陈景韩写《女侦探》，几乎到了若为爱情故，自由也可抛的程度。小说叙俄国虚无党派主人公“我”刺杀害死二十余党员的花脱夫人，结果“我”恋上了夫人，而夫人施金蝉脱壳计逃脱刺杀。两人劫后重逢，依依惜别，从此不再见面。文后有作者评述：“呜呼！情之魔力诚大矣！虚无党员之不忍杀夫人，夫人之几被杀而仍恋恋不舍者，可知情之于人，固有重于性命者矣。可畏哉！可畏哉！”与此前女性虚无党小说中革命重于感情甚至压制感情相比较，此时情却重于革命。这和当时小说总体向言情转向有关，同时也是对前期女性革命小说对情感漠视的反省。但如果情重于革命，这样的小说就不再是革命小说，其中的女性也不成其为女豪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