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弱女不胜时代风寒
在20世纪前后民族存亡危机当前的情况下，传统的女性常常被看做国家民族发展的障碍，不但于世无补，还会成为加重危机的拖累。梁启超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那里拿来的“分利”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现世纪初庚子国变时，国破家亡、人民罹难的小说《邻女语》，就写到主人公金不磨，在民众逃难的人流中见到一群置身事外的官太太：“那坐八轿的，都是一个个美貌妖娆，香气喷溢，仿佛上海滩上的女倌人一样。坐四轿的，不是雏鬟丫婢，即是半老徐娘，个个在轿子里嬉皮着脸，向路人微笑。……仔细打听，果然是江苏、浙江、湖南三省大员，在京里逃出来的官眷。坐八轿的就是姨太太，坐四轿的就是少奶奶、小姐、丫头、老妈子”。这些毫无国族意识的女人，在战难中还是一副优游享乐的做派，让人心生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喟。所以不磨想到：“怨不得中国要打败仗了，这一对一对的兵丁不去救太后、皇上的驾，倒来这里替这些尚书、侍郎的太太、姨太太来保镖。”在《黄金世界》第六回，热心女权的张纫秋也把女性看做男子成就民族国家大业的妨碍：“团体的散结，半属男子，一半属之女人。我闻姊姊说中国女人十九都不识字读书，既不识字读书，单靠天生的知识，现世界上的事事物物，形形色色，哪里包罗得尽？就不免牵制丈夫。做男子的内有牵制，外有困难，一身尚顾不来，哪里能谋全群的公益？”
对弱女气质的否定，在当时还不仅仅指向女性，而是包括全体国民。梁启超对国民气质的认识是“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他在《论尚武》中指出：“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成性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强悍之本性。”使国民“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梁启超从中找到了国家贫弱危机的根由。
对国家“弱女”气质的另外一种表述我们更为熟悉，就是所谓的病夫。梁启超说：“二千年之腐气败习……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严复更言简意赅：“中国者，固病夫也。”要拨转这种柔性和病弱的文化，梁启超在《论尚武》中表达了对欧洲自古希腊至现代的尚武精神和日本“好武雄风”的赞赏，还从“心力、胆力和体力”三个方面表达了对“力”的崇尚。由奋翮生（蔡锷）和蒋百里率先倡导、始于1902年的军国民教育方策，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路。“尚武”的思想在教育界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1911年，各省教育总会曾以“欲使全国人民克尽当兵义务，必先于学校趋重尚武主义”的决议呈请学部照办。1915年，袁世凯特定尚武的教育宗旨。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如果说，要改造中国的老弱形象，彼时的男性国民尚需要祛除自身的“弱女”、“病夫”气质，女性的“劣根性”尤其深厚，更需要借助强力来祛除。而女性的进步方向就是养成血气方刚的男性气质。
因此，金一在《女界钟》中谈到女性教育的目标时，其中一条就是“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女子世界》1904年第3期上竹庄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也有这样的表述：“吾国女子，正宜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和民族国家救亡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女豪杰的理想形象，就这样被建构了出来。
而追求进步的女性为了获得这样一种新女性的品质，常常会经历一番自我否定的过程。女诗人秋瑾的前期创作多为“衔泥燕子多情甚，小语依依傍玉钩”的婉约诗风，1903年后，她开始投身社会革命，诗风也一变而为豪放，并在诗中放言“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的救国志向。在悲秋的《谁之罪戏曲》中，写女德圣经的班昭成了天界的罪人，受到了秋瑾的审判。班昭经历了改过自新的过程，觉悟到：“只因糊口之私，便肆违心之论”，而“世界上的专制男儿，正乐得这荒唐的议论，所以流传至于后代，尚当作圣经贤传”。她发誓：“此一番我只得拼着了死和生去讲文明。”班昭的转变寄托了作者对世间女子的期待，而班昭要为讲文明拼命的态度也是很可注意的一种姿态。
小说《花神梦》（也名《惨女界》，血泪余生即吕侠人著，1905年）在仅有四回的未完成小说中，就写出了弱女和侠女的对照，体现了张扬侠女精神的时代特征。小说第一回写善读诗书的鲁怜卿，被表兄符世运骗奸，有了身孕世运也不管，后来符世运虽勉强纳她为妾，实际上守着活寡，最终年纪轻轻的就抛下儿子死了。第二回好像是为了对照这种委屈的女性命运，写了一个出奇的女人黄逸。在近代小说中，黄姓常常被作为中国人的指称，因此，黄逸的名字似乎也带有女性榜样的意义：“黄逸从小聪颖，读书一目数行，针线一学就会。但性好习武，三四岁时，就要耍棍弄棒，那文墨针线一道，倒也不甚留心。”黄逸既有旧女性读书针线这些修养，又有习武弄棒的尚武习气，具有了新的特质。而且她不接受母亲为她缠足，后来遇上一位镖师无敌愿意教授武功，于是能文能武。虽然小说只写到黄逸单身上路，“满城亲友，无不称奇”，还没有来得及叙述黄逸有何作为就结束了，但作为一个柔弱受欺的女性的对照，很显然，作者对黄逸文武兼备、独自闯天下的新女性气质持赞赏态度。而在另一部小说《绛衣女》中，奇女子郑秋菊既“在某女校任国文、体操两科”，又有“越短墙超流溪，如燕子穿帘，瞬息远逝”的武功。小说虽然只写到她为地方除去了扰民的匪徒，但却赋予了女性一种济世的气质。
女豪杰形象出现的时代，是民族和女性双重弱势的时代，在政治小说的语境中，以弱势的女性，去拯救弱势的民族，这种想象的焦虑感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焦虑感对创造女性形象的刺激，是使她变得异乎寻常的激进。陈撷芬于1902年主编《女报》时，丘逢甲为《女报》的题诗是“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唱维新”，把女性雄性化当作对新的女性的一种赞美。《女子世界》杂志的主编丁初我更将养成“军人之体格”、铸造“军人世界”，为《女子世界》的宣传重点。《女子世界》甫创刊，即连载职公的《女军人传》，表彰女军人由此成为传记栏的一大特色。对外国女界介绍中，又以女刺客为多。而在辛亥革命前夜成立的“中国女子革命会”更明确提出“以改良家族柔靡之习俗，启导女子尚武之天职为宗旨”。
破佛的小说《闺中剑》是一部表现女学内容的书，但作者也把女性的上进和尚武联系起来做了一番发挥。小说中的女性黄雅君在床头悬挂了一把宝剑，让初进她闺房的女伴吓了一跳。雅君这样解释悬挂宝剑的玄机：“列位妹妹，莫来取笑，我们生做一个女子，还真想在战场上立功求名吗，也不过是借此振作精神，激励志气，使此心时时刻刻有些雄壮的意味，不起懒惰逸豫的思想罢了。”而另一位女性焦竹如对这样的说法尚不满足，以为“这些少年子弟平时毫无德育，要他见色不迷也真不容易，所以尚武的基础端正在我们闺阃之中哩”。
在《女娲石》中，两位女性瑶瑟和琼仙比试射击，在一边观战的湘云解说道：“我国妇女从古不武，至今文弱。这种风气，谈及社会，宋明以还，以任外族侵凌。今得二位姊妹比试一番，一来见我国学术长进，二来见我国武运大兴。俺中心雀跃，为我国前途一贺。”更明确地指出了褒扬女性尚武气质的宏大意义。
2. 虚无党的榜样
晚清文学中女豪杰形象的出现，和女性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自卑感有关，还和当时一股外来的强力刺激有关，这就是当时盛行的西方虚无党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20世纪初年，维新思潮开始退潮，革命思潮逐渐取而代之，并在1903年“苏报案”发生和拒俄运动被镇压之后迅速地高涨。而源于法俄的无政府主义（当时多称作虚无党）的输入，为诸多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革命的手段。金一在《自由血》中称：“虚无党何也，自由之神也，革命之急先锋也”。他们大力提倡暗杀，于是“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1905年因刺杀清廷委派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而牺牲的吴樾，曾在遗著中写道：“排满之道有二： 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在吴樾之前，1900年，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未遂被杀。在吴樾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徐锡麟弹毙安徽巡抚恩铭，杨卓霖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温生才枪击广州将军孚琦，熊成基图谋皇族载洵，李沛基炸死镇粤将军凤山，彭家珍刺杀清室忠臣良弼等一系列暗杀事件。
当时的女界革命也受到了虚无党暗杀风的影响，舍身救国被看做爱国女子摆脱自身衰弱、自强进取的途径。胡彬在题为《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的文章中，就以西方女子作为示范：“（西国）女子立身端正，心地光明，有独立之精神，无服从之性质，为国舍身，为民流血，其遗迹见于历史者，不可胜数。”1901年至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与友人一起创办爱国女学校时，就把“造成虚无党一派女子”作为爱国女校的教育宗旨。蔡元培“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又以女子于暗杀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1905年，同盟会组织了一个搞暗杀活动的机构，负责人就是女性，暗杀团中还有其他一些女会员，她们在各地活动，不惜为革命献身。辛亥革命前，曾经出现了大量女界革命组织，不少是军事组织和带暗杀性质的，如浙江女子军、女国民军、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
在20世纪初的文学中，虚无党形象的输入，和本国游侠文学传统的结合，留下了诸多刺客的身影。在《宦海升沉录》中作者黄世仲这样议论：“因当日俄国虚无党之风最盛，自此风流入中国，凡是尚游侠、轻性命的，都乐于此道。”《新新小说》主编陈景韩创作了《刀余生传》（笔名冷血）（1904）、《刺客谈》（1906）（笔名新中国之废物）、《女侦探》（1908）等一系列刺客小说。这一时期，女刺客形象也在小说中出现，如《女娲石》中刺杀胡太后（影射慈禧）的金瑶瑟，《痴人说梦记》中刺杀官吏的缀红等。《女娲石》中的花血党成员也有很多是刺客。金瑶瑟来到花血党总部时，正逢秦夫人接到报捷电报。她高兴地告诉瑶瑟：“这回党人同时刺杀督扶州县三百余人，可教民贼丧胆了！”还有些女性虽然不是刺客，但却有刺客的“杀气”，比如《自由结婚》中的关关。在第二回，关关尚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女童，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的青梅竹马的男同学黄祸“忽然瞥见旁边小丘下面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棵大树枝，狠巴巴的伏在雪里”。原来关关在和一只无耻的狗生气，那只狗挂了个白铜铃就以为了不起，去欺负没有铃的狗，关关想结果这狗命。黄祸笑言，这种同胞也正不少，何不去责备他们。“关关点头道：‘哥哥的话甚是，妹妹因为不能杀人，所以先杀这狗。’”她告诉黄祸自己有个表兄，跟她学了几句英文，考中洋行买办，就得意非凡。“‘亏他不知自惭，还要到我面前来装腔，他还有些人心吗？妹妹屡次想剚刃其胸，杀一儆百。惟妹妹细思，自己虽然无才无学，究不值拼此狗奴才。因此千忍万忍，至今没有动手。然而杀心既起，蓬蓬勃勃，苦难抑制。今天小狗竟能逃一死，也可以算他交狗运了。咳！悠悠苍天，你为什么偏要袒护奴才种，使我上方宝剑无所施其技呀！’说罢，热血来潮，泪满两眶。”这位表兄虽然可恶，终究不属可杀之列。但这是一个豪气冲天的时代，所有落后和不文明的事务，都被寄希望于一杀了之。刀余生（陈冷血）的《侠客谈》中的救国主张也是如此激进：“鸦片烟鬼杀！小脚妇杀！年过五十者杀！抱传染病者杀……”小说《无耻奴》中的志士吕仰正母亲笃信菩萨，结交了一批尼姑佛婆，吕恨得咬牙切齿，“时常口中说着气话，说将来一朝得志，定要杀尽这班东西”。后来还忍不住动手打了在他家做佛事的女师父。
最直接以虚无党成员作为新女性理想形象反映的小说，是1902年《新小说》第1期刊登的《东欧女豪杰》，作者试图通过写东欧的女豪杰，为中国的女性作一个示范。小说写的是俄国虚无党成员苏菲亚刺杀俄皇的故事。苏菲亚实有其人，所以小说发表时署“历史小说”，而当时已参加革命的冯自由将其划入革命书报之列。作者的宣传意识很强，但显然想象力有很大限制，这部小说因此成为一部概念大于形象的政治小说。故事一开始就安排了一个虚构的中国女孩华明卿，这个人物起到了作者要以西方女豪杰为榜样、鼓励中华姐妹参与革命事业的目的，而华明卿受限制的叙述视角，为作者受限制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遁身之处。
小说开头部分叙明卿来历，是老妪发梦，画中美女子扑入怀中，遂十月怀胎。明卿生下后被扔在路边，由西妇捡回抚养长大。明卿身上有康爱德等一批为西方传教士抚养而接受西方教育的清末中国女子的影子，但这个楔子的作法是近代小说多见的神怪故事的因头。再看对苏菲亚的面目描写：“青春十六，正长得不丰不瘦，不短不长；红颜带花，素手欺玉；腰纤纤而若折，眼炯炯而多情；举止则凤舞鸾翔，谈笑则兰芬蕙馥。当时俄国小说报有才媛小传一门，做到苏菲亚的传，那主笔构思了三天，想要描写他的风采，总觉得落了语言文字，反把他的天然之美写不出来，因作了‘任教三绝，难绘其神，嫁于子都，犹嫌非偶’那四句虚话就停了笔。”完全是描写文弱的中国仕女的一套笔墨，没有题中应有的豪气，还要和不相干的子都扯上一句，像在铺陈一个言情故事。小说对于苏姑娘从事的革命事业，除了写到她日日为工人演说，说不出更多的内容。工人子连这样谈体会：“苏姑娘每日到来演说，我们大家欢天喜地的听着。到十三日，苏姑娘照例到来，那天所演说的，感慨激昂，十分痛快，把我们一肚皮热血都沸腾起上来。苏姑娘回去了，我们正大家议论，都说苏姑娘是个救苦救难的菩萨，特来普度我们的，我们人人家里都要崇拜她才是的话。……”演说如何能让人欢天喜地，让人热血沸腾，作者恐怕也写不出，最后只能借助国人熟悉的菩萨来寻求中国读者的理解。《东欧女豪杰》未能完篇，或许就有作者被有限的想象力难倒了的因素。
针对这种写作困境，在塑造中国女豪杰形象的写作策略上，写作者顺理成章会向传统借力，用写古代烈女、侠女的笔墨勾勒出女豪杰的身影。如果说女豪杰内在的精神特质主要来自西方虚无党为国献身精神的影响，从外在的行动层面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则倾向于以国人熟悉的传统烈女、侠女形象作为躯壳，来塑造新时代的女豪杰。
3. 追师传统女侠
在这些女豪杰小说中，烈女、侠女成为女豪杰的影子。在《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爱国女子王爱中（爱中国的意思）听说中国要遭瓜分，准备殉国自尽，就像古代尽忠尽孝的烈女：“且说王本心忽听自己家内吵嚷，跑回看时，却是他女儿王爱中，提着剪刀刺喉自尽，不意刺得不准，却是不死，项中只管流血不止，慌得一家人都来急救。王本心到家，只听女儿气微声嘶的道：‘还我剪刀来，快快毕命，免得洋人来辱我，我是不愿做亡国的人的。’”《自由结婚》中的光复党女头领一飞公主也是以女性守节的旧女德，引申到爱国保种的新女德上，来教育她的党徒的：“咳！这是何等好性质呢？倘若拿这种可贵的性质去爱自己的国家，驱除异族，光复旧物，有那一件事情做不到呢？诸位姊妹大约非是烈女，就是节妇。替一人守节，既然说到做到，叫我真正拜倒。你今向后，就可以替国守节，替种守节。我们同心做去，达这目的，可不是我们第一件好事吗？”把亡国之痛当杀夫之仇，从为夫守节到为国守节，女性开始倡导一种爱国的贞操。
王德威在评价《女娲石》时说：“该小说是《水浒传》的女权版。它舍兄弟情谊而代之以姊妹情谊，舍厌女症候群而代之以厌男症候群。”《女娲石》中有“四十八位女豪杰，七十二位女博士”也是模仿《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而在《痴人说梦记》中，两位走上复仇之路的女性，是旧女侠和新女豪杰的结合体。为了隐姓埋名，其中一位女子陈缀红建议道：“你名慕隐，是慕的聂隐娘，我们莫如就改姓为聂，……”，直接说出了她们和传统女侠的关系。她们的举止也俨然女侠，“他们平时喜扮男装，那衣服都是身边带着走的”。而当慕隐、缀红姐妹向表兄探听放谗言害其丈夫的仇家，“他表兄尚在支吾，不防缀红袖筒管里一把小刀子，蓦然拔了出来，冷森森的白光一道，在那表兄的眼前一晃道：‘你不说，我今夜和你不得干休！’”又俨然是虚无党女刺客。而使她们区别于旧时代女侠的最大不同，是她们的时代意识和女性意识。在《痴人说梦记》中，慕隐、缀红姐妹是为报夫仇而投身江湖的，这和传统女侠一样，但她们的思想是属于新时代女性的。当宁孙谋（影射康有为）对妻子说：“不意你们倒有这侠烈思想，我平日却没表彰过游侠，这影响太奇了。”慕隐回击道：“你也忒看我们不起，难道我们胸中连这点思想都没有，定要受了你的影响不成？这句话说得太不平等了。”
国族意识和平等意识在女豪杰形象塑造中的渗透，使得这些新女侠决然有别于她们的前辈女英雄。在早于晚清的一些话本和传奇中，也出现过一些爱国女英雄的形象，稍远的有宋朝的梁红玉、明朝的秦良玉，近的有清朝的冯婉贞，最有名的是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些女英雄除了秦良玉在史书中有记载外，其余几乎都是虚构的。细究起来，她们的爱国意识也不是那么的明确。在张四维所写的传奇《双烈记》中，梁红玉是因为被韩世忠的恩义所感，才以身相许，后多次随夫出征。而冯婉贞是为了帮助父亲冯三保，而带领民团打败英法军队，与木兰替父从军相仿。她们直接的动机恐怕还在于救夫于难或救父于难，而不是明确的救国于难。而她们战功赫赫，凯歌高奏，也增强了她们作为女侠的虚构色彩。
晚清小说中的女豪杰虽然爱国意识非常明确，但和传统女侠有相似的问题，她们不是关心日常家庭生活的女性，作为一些特殊的立志为高尚事业献身的女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极为罕见，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女豪杰小说集中出现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段，但现实中的女豪杰要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一批勇敢的女性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才渐成气候。北伐时女子军广受赞扬，但实际上参与女性不但人数少，而且没有真正发挥很大的作用。女子军显示的象征意义或许更重要。女性参加革命是极不容易的，她们比男性的处境更加困难和危险，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气和牺牲。《自由结婚》第十六回就写到两位女豪杰关关、如玉被抓，不仅和男性一样受苦和面临危险，还要受到兵丁的调戏。在清末保守的环境里，对于女性来说，参加革命注定是极少数勇于为国献身的女性的事业。女豪杰小说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树立女性典范，对女性进行鼓动和激励。
但几个世纪来，活跃在话本传奇中的女性保国的想象，本身已经说明了女性性别角色的迁移。实际上早在明朝，就有文人起草组织女民兵的计划，让女性参与保卫家乡的活动。学者高彦颐这样评价：“尽管它从未被彻底实施过，但却表明了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许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女英雄，并不能说明女性有了张扬女权的要求，也不意味着性别革命的到来。但女扮男装还是透露了性别角色的迁移变化。而在晚清，这种变化有了质的改变，在同样带有传奇色彩的女豪杰身上，民族平等和解放的意识开始成为她们自觉的意识，而且，这些新女侠比她们的前辈不但更热衷于花木兰式的女扮男装，也更自觉地体认男性的仪态和精神。
《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女性统领夏震欧的形象是这样的：“全身穿着白衣军服，眉横深黛，面涌淡红，头上戴着军帽，脚底下蹬着皮鞋，腰际佩刀，胸前悬帨，和蔼可亲，威严可畏。”这样的面目描写，基本没有什么个人特征和女性特征。而且她总是处于工作状态： 探听军情，分析形势，定计谋，指挥作战。她被称为“女英雄”。《自由结婚》对女头领一飞公主的描写也差不多：“年纪约有二十左右，眉目清秀，修短适中，品貌婷婷，却带着三分丈夫气象。”虽有女性特征，但更有担当重大责任的“丈夫气象”。她的举止也不同于受拘束的传统女性，比如“一飞公主上前同黄祸握手为礼”，这也是丈夫气的一种表现，并无男女授受不亲的忌讳，人物的女性色彩淡化了。黄祸随后被一飞公主请去看操，只见：“场中有女兵一队，约一千人，衣装一律，气象严肃，步伐整齐，器械精致。吓得黄祸目瞪口呆，莫赞一词。步兵操完，又有马兵来操。直跑，横跑，斜跑，无一种不熟练。看的人眼底生花，操的人反井井有条，自始至终，一丝不乱。”《瓜分惨祸预言记》也写到了女兵上战场奋勇杀敌、英勇牺牲的情景，女侠的英武之气扑面而来：“只听刘铭道：‘方才我忙了，未说那金闺杰出监之时，她便挺身向前，抢了军士的一口剑、一匹马，直入官军。恰好刘余钊抚台乘马出来督兵，即被一剑刺死，又往洋营杀了好些洋兵，忽然中了一枪，自己也便死了。……’”
女性对男性领地的僭越也成为女豪杰更自觉的性别解放意识和女权意识。《自由结婚》中的女孩关关当面和叔父争论婚嫁自由，让失了长辈颜面的叔父大怒，引出一顿训斥。而关关毫不示弱，回敬他“将来侄女自有权衡，何劳叔父越俎代谋”。在旧的伦理体制里，小辈不管有理无理都是不能和长辈争论的，陈啸庐所著《新镜花缘》中就写到女孩舜英仅仅因叔父不愿带他们出洋，当面表示和叔父盛伯意见不一，叔父就翻了脸，继而引起家庭的一场地震，所有人不问道理情由，先用一顿指责把舜英的嘴给堵上。后来舜英的弟弟出主意骗大家舜英要投河自杀，大家才停止指责。而在《自由结婚》等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文本中，文明公理已经用极端的方式取代旧的价值系统开始建立。
在晚清，小说中的诸多女豪杰因为把自强和强国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性别革命和政治革命统一起来，民族解放和性别解放成为交织在一起的革命动机。这些新女侠不再是男性的附庸，有的甚至把男性当作了对手和敌人。比如《女狱花》中的沙雪梅大开杀戒，不但打死了迂腐的丈夫，连打骂她、诬她有外遇的父亲都被她打死了。沙雪梅说：“咳！男贼既待我们如此，我们又何必同他客气呢。我劝众位，同心立誓，从此后，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男贼方罢手！”这种新女侠逻辑，完全无视传统的夫纲父纲的家庭伦理，具有极大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貌似行侠仗义的传统话本式的描写中，旧女侠的精神世界已经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女性的想象。
4. 粗俗化和豪杰气
晚清女豪杰小说可以在侠义小说中找到它的传统，同时，它还和民间文学中的“泼妇”形象，有着某种因缘。泼妇是一些不满的女人，一些不安分的女人，她们表达不满和愤怒的方式，往往是出格的。女豪杰也是一群不满并愤而抗争的女性，而武侠小说的套路为表现她们出格的反抗提供了合用的方式。不过，在传统侠义小说中，女侠多的是如红线女式的行止，如“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有着高超武艺和不露行迹的神秘感，或如李寄斩蛇般靠智慧以弱胜强，但晚清的女侠却一并承袭了男侠的作风。
在《痴人说梦记》中，为慕隐姐妹赶车的车夫不明她们原是女儿的就里，嫌他们吃茶洗脸太考究，就啰唆起来，子里（即缀红）一怒之下，“抢前几步，提起一块三百多斤重的石头，在台阶上砸成四段，那台阶的石头，也震裂了，……吓的车夫舌头吐了出来，缩不进去，店里有些伙计，也看呆了”。这种侠义小说中男性豪杰常常表演的节目，成了新女侠的拿手好戏。《女狱花》中的沙雪梅不但功夫了得，脾气也一如男儿。她的丈夫秦赐贵是个迂腐秀才，无端怀疑她有奸夫，雪梅一怒之下，竟一拳将其打死。
而《女娲石》中的两个女豪杰，更可以直接和《水浒》中的男英雄对应起来。欧阳健就曾指出《女娲石》第四回“遇洋人凤葵闹店”，“此处活用了鲁达拳打镇关西的笔法”，描写极为夸张。凤葵和瑶瑟在酒店吃饭，店主只顾服侍洋人，不给她们结账，还要骂凤葵。“凤葵听了，一把无明业火直从心起，大踏步抢到店主身前，一个嘴巴，将店主打翻在地，将身子一跳，骑在店主身上。拿着拳头骂道：‘娘贼！看见欧洲人便是你的爹爹，反要拍着异种的马屁来压老娘。第一件该打。’说罢，往下一拳，打得店主唇破齿落，满口流血。”而第八回“触党忌连破酒色戒示金言大施因材心”中凤葵醉酒一节，就像鲁智深破酒戒，其豪放程度，完全不是通常加于妇女的描写：“凤葵笑将酒壶夺在手中，急忙揭开壶盖，对着口中一倾，把壶酒一口气儿喝完，叹道：‘好酒，好酒！’将空酒壶望着醉汉一丢，反身又跑。”因为喝得不过瘾，凤葵到了前面酒店继续喝。“凤葵坐下，往席上一看，又没有菜。怒道：‘酒保，好糊涂，怎不拿菜与老娘吃吃！’”同一本书中另一位豪放女魏水母吃喝的豪放程度，和《水浒》中的男豪杰也有得一拼。招待瑶瑟的那一顿，她让侍女准备“烧牛肉十二斤，蘸些蒜汁，馒头果三十斤，皮酒四十升”。这位“在古渡野泊，诱杀舟男”，一边唱着小调，一边做着“剥野猪”营生，即抢掠财物的女盗，颇相似于《水浒》中的阮氏兄弟。值得玩味的是她口中哼唱的小调：“咱老娘生长芦花边，阎罗的娇媳，上帝的爱女，长子大彼得，次子拿破仑，霸王是我釜中肉，黄巢是我刀下鬼。船便不拢岸，看你咬了咱老娘几根大茎毛！”这个小调给人强烈的混乱感觉，显示妇人的文化出身极其复杂，既有阎罗的背景，又有上帝的血统；她虽然是国民之母，但却是混血的。而小调前面唱到娇媳、柔媚的爱女，和后面唱的老娘等粗话，风格也完全不搭调。且不论小说语言的优劣，这堆混乱的表述，却让魏水母摆脱了一个仅仅为生存打拼的底层泼妇的形象，她的雄性化成为一种女性革命的姿态。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类人物并不完全是女侠传统在革命时代的产物，而是已经杂糅了男侠传统以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体现了“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新民思路。
这些女豪杰因此带着传统小说中的“泼妇”气，但她们身上的革命意识，帮助她们从“泼妇”人物中超拔，而成为一种革命的豪气。《自由结婚》中有一位迫害革命党的知县，作者在回目名上就点出他是奴才人物（第十八回鞠育提携不如异族贼皮鬼脸爱做奴才），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具有爱国意识。老太太求他帮助解救被抓的黄祸、关关等所谓的革命党，知县毫不理会，还和太太说母亲老糊涂，不看她是娘，也请她吃刀了。此时“妻子听得，忍耐不住，不等他说完，走前去伸起手，把他打了三个巴掌，骂道：‘这是因为你升了官，我孝敬你的。我横竖不是你的娘，请你连我杀了罢！’知县气得无可如何，也伸手还打。妻子怒极，捧着秽器，劈头掷去，说道：‘这物翻在你身上，倒是一件绝好的黄马褂。与其你辛辛苦苦杀了多少人性命去求他，还不如我今天早早给了你，叫你心安体泰呢！’知县弄得浑身淋沥，臭得非凡，忽进忽退，足足转了一点钟，势穷力竭，只得逃去，而三天不敢进妻子的房一步”。这些夸张的描写，闹剧式的情节，表面上还是传统小说中妇女撒泼闹事的写法，但革命的意义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也提升了这些女性人物的思想境界。在当时，社会普遍还不接受女性可以有自主性，更不用说女性要参与国家政治的大事，这些当时思想最先进的女性要有所作为，不采取具有冲击力的言行是无法撼动僵硬的旧体制的，或许这就是革命女性常常和女豪杰形象相联系的原因。
但这种描写其实也沿袭了一种将女性特征视为落后或邪恶的刻板印象。我们在《列女传》、《仁智传》中，就已经见过关心政治大事、忧虑“君老嗣幼”的国家前途的女性鲁漆室女，她“过时未适人”，耽误了婚姻。《列女传》、《辨通传》中另一位貌丑而知国政的女性钟离春，因“极丑无双”，四十不得嫁。后来因为见地不凡而得到宣王的欣赏，被立为皇后。一个具有政治胸怀的女性，似乎总是需要付出女性特质的缺失作为代价。貌丑而知国政与女色误国形成了对比关系，这种套话结构让女性特质因此成为一个负面的符号。而晚清女豪杰继续以压抑女性特质这个负面符号，即刻意地张扬男子气和粗俗化来获得自己政治上的进步。
清末小说中的女豪杰、女国民形象的出现，和这一时期女权运动在实践层面的开展有着互动作用。1901年，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12条约款，试图霸占中国东北的主权，消息传到东京，留日中国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其中就有12名女性签名参加。在1905年反对美国排斥华工的运动中，各地妇女界也都积极参与，很多城市的女性还积极组织了抵制美货的活动。小说《碧血幕》就写到上海的妓女组织开会演说，集体登报倡议，号召女性抵制美货。在随后的1907年的保路运动中，女性还成立了女界保路会。
正因为自清末开始出现对女性豪杰气质的推崇倾向，到民国时，会有唐群英武装冲击参议院，被称为女志士的沈佩贞，因不满《神州日报》连载她宴客以嗅女子脚为酒令的不实报道，而带领一班娘子军打上门去的“一时趣史”。带有粗俗化的“泼妇”形象，实际上将高蹈的虚无党还原为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帮助女国民形象获得了现实感。而在泼妇形象背后，其实又隐含了写作者心态复杂的男性视角： 它既通过赋予女性一种男性的特质而带有对女性的拔高，又隐含了一种对不守传统妇道的女性的习惯性鄙视，流露出对新女性形象的不适应。
而文学中这一写作策略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影响是，之后整个20世纪文学中女战士、女革命家形象的塑造，大量出现雄强化甚至有意识的粗俗化倾向。在一些左翼女作家的笔下，一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女性，也有这一脉的相承。冯铿宣称“从不把自己当作女人”，谢冰莹也“忘记自己是女人”，而要做“女丘八”。丁玲的小说《东村事件》、《水》、《在医院中》等也有很多粗话脏话从女战士、女革命家口中蹦出。这些女性倾向于采用男性化的粗俗表达，来表明女性自觉选择和更广大的以男性和底层民众为主体的革命群体趋同的态度，希望自己能够借此融入革命洪流，更顺利地成为革命的一分子。但粗俗化模糊了她们的性别意识。显然，她们始终在不希望成为女性，又无法或不想太男性之间摇摆。
而男性化或豪杰气的另一个方面影响，或许较为隐蔽。实际上，在现代都市文学中，它也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呈现。在新感觉派小说中，“sportive的近代型的女性”，有着“男孩式的短发”和“有弹力的肌肉”，“她可以说是一个近代男性化了的女子，肌肤是浅黑的，发育了的四肢像是母兽的一样地粗大而有弹力”。在都会中的新女性身上，女性的奔放在另一个向度伸展，而男子气也成为她们现代气质构成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女性特质一直是一个带有负面信息的符号，那么粗俗化和奔女气质作为一种男性化的表征，其实也一直很难真正为女性和社会接受。对传统女性规范的否定，和对融入男性气质的疑虑，或许一直成为20世纪的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中，左右为难的问题，但它或许同时也成为探索现代女性意识建构、使得社会性别结构朝着更为平衡的双性同体转化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