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一百年后的读者，在阅读晚清最后十年数量和质量都异常庞杂的小说时，常常会很困惑。有个别优秀的作家，如曾朴和邵振华等，当他们穿越时代的隔绝，引起我的共鸣，我会由衷地珍视他们给我直击心灵的感受。但像《孽海花》、《侠义佳人》这样优秀的作品真的不多，而它们自身的局限也很明显。更多的阅读经验是失望和不满足。借助时间的优势，我以后见之明对清末小说中那些高谈阔论、自以为是的短视暗暗嘲笑，对那些不知将人物和结局推向何方才好的写作困窘心生怜悯，对那些践踏公德和公众权利，特别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漠视和欺凌，难以抑制心头的鄙视。但其实我知道，我很难对那一时代的人那种焦灼、失落感同身受，无法理解普遍的浮躁心态背后的焦虑感。对于今人来说，清朝遗民王国维、梁济的自杀成了谜，我们很难完全理解那种绝望的感受所自何来。当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打量那些遗老遗少，作一个否定是容易的，但我们是不是真的把他们感觉到的问题弄清楚了？
研究应该尽可能地还原现场，在正式开始这一课题的写作时，我把文本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向导，按照它的提示和指引，试图回到清末文学的历史语境，去讨论其中的性别问题。但文本也不能承诺给予我们真实的历史。清末小说确实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大量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资料，保留了很多来自现场的报道，但小说不等于历史，小说中的性别话语不等于性别本身。在这方面，已有的近代史研究、近代女性风俗研究、近代女性运动研究，都已经有大量文献，提供了比较翔实的史料可以作为参照。我在文本的分析中，常常利用这些史料，试图发现文学和历史的差距所在，试图去理解在哪些地方，清末的小说作者需要借助想象的翅膀，穿越时代的障碍，去达到他们心中的目标和理想。想象常常是清末作者摆脱现实困境、飞渡乌托邦彼岸的有效手段。对于文学和历史之间差异的发现，能够揭示文学的想象离历史有多远，想象的偏差在哪里发生，结果又会怎样。但史料也不是客观的，对史料的运用和我们如何诠释历史有关，所以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
对于一个21世纪的女性问题研究者来说，她/他的理论资源不可能不包括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等多方面的准备，但对于西方女性主义以及其他相关理论资源的利用，并不是用现成的理论预设一个框架，把材料作为观念的演绎和理论的证明。这一点对于清末女性文学的研究尤其不合适。清末文学对于当时西方女权理论的接受是非常初步的，虽然应该承认，女权在清末语境中的提出，更多的是对于西方话语的回应，而不是自发生成的。但西方的影响实际又很有限，很多人对它的理解仅限于笼统地主张男女平等，具体一些的认识差不多也就是涉及一点婚恋自由了。清末维新思想家对于废缠足和兴女学的倡导，就已经把女权问题中国化了。当然，这不等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于研究没有帮助，对于研究者来说，特别是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些视角，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我在分析秋瑾的弹词小说时，就发现其中隐含了和西方同性恋女性主义非常相似的思想；再比如清末文学中非常普遍的男性对于女权的代言，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也可以提供富有启示性的思维。新的视角确实可以让事实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呈现，带来新的认识，这是理论给予我们的帮助。但我认为，在晚清小说尚缺少系统研究的现状下，对作品的细读、梳理，从文本给出的问题出发，去作分析和归纳，能够更接近那个时代，更接近问题的本身。作为一项基础研究工作，我在本课题的进行过程中，有意淡化了对西方当代理论的套用，避免过多使用理论术语，希望能更自然地呈现问题。
清末文学女性形象常常以想象呈现，因为空想色彩是清末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共同特征，思想大于实践在基于想象的小说中更加突出。特别是新小说，概念化严重是其通病，人物基于想象和图解，大量出现演讲、说道和辩论，缺乏生动的情节，文学感染力薄弱。清末的改革需要的是实践，而不仅是思想，但实践之前，思想又是必需的。就算有许多偏差，开风气者，也不失为文明先驱。就像吴趼人在《文明小史》“楔子”中所说：“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人，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文学的作用也大致如此。
晚清文人还热衷于制造时间的幻觉。由于现实让他们失望，让他们忍不住要谴责，很多小说作者选择了时间的穿越，用想象解脱现实的困境。于是，一方面是翻写古代小说成了热门，一方面是想象若干年后的将来也很时髦。通过对时间的改写，清末作者舒缓了对现实的焦虑，但也消磨了正视现实的勇气。清末文学多的是牢骚满腹的抱怨和发泄，所见不是怪象就是黑暗，所闻不是奇谈就是怪论。清末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常常就是这样一种七嘴八舌的争辩。再也没有权威的孔圣人可以服众，谁也无法说服别人，因而百家争鸣，歧义百出。实际上，清末文人受到进化论的很大影响，对于先进和落后，基本持一种线性的理解，他们无法宽容他人的“谬见”正是因为他们相信正确是一条单行道。而他们对现实的焦虑，常常让他们的兴趣转向预约未来，这使得清末的文学创作一方面侧重对于现实的谴责和揭黑幕，一方面侧重对未来的想象和理想化。躁动不安的写作状态，还使晚清不少小说家难以调准时间的焦距。就女性形象而言，清末小说中不少女性人物所遇非人，常被作者刻意抬举或刻意抹黑。
性别想象中偏差的发生，基于现实的诸多困境，比如很多作家对都市的隔膜。和20世纪现代文学主要以乡村为主要表现空间不同的是，清末文学的表现空间主要在城市，这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特征。清末性别想象也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显示了女性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同时也显露了西化的都市使不少小说作者产生的抗拒意识。
清末的城市尚处于发育阶段，城市中的人口也是由乡间不断流入的，它和乡村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绝对，都市意识也处于形成过程中，乡土意识交织其中，有时候呈现混杂莫辨的状态。但都市和沿海地区的风俗受西化的影响，确实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物质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都迥异于内地，更不要说边远的乡村地区。从近代人物以及思想家多出自沿海地区，可以看到政治环境和地域的关系。主张变法维新的王韬和提出中体西用的冯桂芬是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提倡国人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的马建忠是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主张效法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薛福成是江苏无锡人。而广东云集了何启（南海）、胡礼垣（三水）、郑观应（香山，今中山）等人，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广东人。在1886年，有一个外国人就注意到：“城市是（洋货的）主要消费者，农民只大量购买煤油、针、火柴、糖和铁。”早在19世纪60年代的广州街头，一个英国人观察到，“中国姑娘……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处于内陆的济南中上层社会的衣着还是“男子夏布白长衫，加黑纱白褂。女子着白女衫，下围黑裙”。上海更是时尚之都，当时上海有一句谚语是“乡下娘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不象。学来稍有瞎相象，上海已经变了样”。
乡村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在性别观念上，保留了更多歧视女性的内容。从20世纪初义和团的一些迷信习俗来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厌女症候。张鸣对义和团的研究指出，“义和团拥有五花八门的禁忌，……但核心内容仍是‘避妇人’。每当遇到法术失灵时，……就说敌方用了更不堪的妖法，如用裸女阵、万阴旌（用女阴毛编成）之类打破了义和团之法等”。西化的都市则比乡村更容易接受男女平等的思想，形成对女性有利的发展环境。在清末小说中，都市和都市化的女性常常融为一体，表现出两面性，有时成为文明先进的代表，有时成为放荡和邪恶的代表。而后者被更多地加以强调。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黄绣球》等，都出现过“上海不是好地方”的表述。《文明小史》中的贾老太太不让她的儿子去上海，她说上海不是好地方，那里混账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包天笑的回忆录也说：“那个时候，苏州人家，不让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们说，上海不是一个好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这些表述都带有对陌生的都市感到恐惧不安的乡土意识，由此可见都市和都市化的新女性都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冲击力。值得注意的是，新女性在并不成熟的都市意识中成为一种负面的存在，表明了守旧势力的强大。虽然清末性别想象的空间重心有所转移，但意识的重心并没有多少转移，物质的都市和精神的都市，往往呈现一种貌合神离的恍惚状态。
清末性别话语发生偏差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女性没有成为女权主张的主体。女权话语由西方主导，男性成为女权的代言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末女性小说家数量很少；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也尚未形成。即使在我认为最优秀的女性作家邵振华那里，性别认同的偏差仍然很明显（见第四章第五节）；也就是说，即使是女作家，她们其实也常常站在男性的立场为之代言。近年来，对清末女性问题的研究，都注意到了女权的男性先声问题，不少研究揭示了中国现代的女权启蒙，其实带有很大的功利性、策略性，甚至男性中心主义。王德威教授也指出：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有关现代主体的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无论是民族国家主体还是个人主体，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性别身份——男性。“‘我’不论是个体小我或是国家社会的大我，原来竟是有性别之分的，不能以一中性（男性）的修辞叙述，一语带过。”中国的女权属于后发外生型，这样的际遇是历史造成的。应该承认，西方的影响、男性的启蒙，在20世纪初，对女权在中国的推进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清末对于西方女权激进化的理解，对于男性主导女权予以肯定的一些倾向和立场，确实极大地影响了文学创作，造成女性本身和女权的隔膜，有时甚至让女权主张带上了反女权的意义。解放女性和女性解放实际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晚清的女性主体意识尚处于觉醒阶段，还没有到自觉和自发阶段，即使有个别早慧的女性，提出了一些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权主张，比如发表在1898年《女学报》第5期上署名新会女史卢翠写作的《女子爱国说》，但付诸行动的很少，通过文学写作来表达的也很少。在女权思潮出现之初，只能出现金一这样的男性引路人来做“我中国女界之卢骚”。而卢骚并非女权倡导者，而是恰恰相反。其时中国对西方理论的误读和误用，也使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女权理论在诠释的过程中，混杂了各种互相消解的因素。如女权先锋金一就把中国女子守寡看做“独优于世界者”，以卓文君为劣性丑行。他在读到林纾的《迦茵小传》全译本时大为不满，宣称宁可实行专制统治，也要防止“握手接吻之风”和“跳舞之俗”在中国的盛行。因此，晚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一个以西方化和男性化为标准外在于女性的建构。
现实的女性和想象的女性之间的距离因此形成了清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张力。在现代与传统断裂的时间关系中，在西方的文明和与本土的落后对立的空间关系中，在男性的主动建构和女性的被动启蒙的主客体关系中，撞击出一种庞杂的多元。这种混沌的格局可以借用“文化失调”这一概念。金耀基教授曾介绍文化学家乌格朋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 文化失调（或叫脱序）。乌格朋认为：“近代文化的各部分变迁速度不一，有的快，有的慢，因各部分是相关而互赖的，如一部分起了很快的变迁，其他有关各部分也就需要急速的调整……当文化一部分，由于某种发现和发明，先起了变化，而引起其他某些有关之文化的变迁时，有关部分的变迁则常是延缓的，这种延缓的变迁的范围依文化本身之性质而异，但可能延缓为几年，在这个时期当中，便可以说是有了失调。”（Cultural Lag，W.F.Ogburn.Social Change. Viking Press， 1927）中国的近代化过程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文化脱序特征。由于西方的强势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被动地作出调整，但文化却表现出滞后。一些新的现代性因素出现了，它们和传统异质性的部分，会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形成碰撞和冲突，出现表面的生活方式改变、而内在的文化观念没有改变的失调，而且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清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文化失调。
晚清的现代性话语是一种线性的进步历史观，受到进化论的直线思维模式的影响，认为“新”是一个单一的发展方向： 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但由于晚清统治的疲弱，是一个在思想和文化上约束力比较弱的时期，很难由谁钦定一种现代模式，压抑其余的发展，因此，清末反而成为众声喧哗的文化多元发展时期。它虽然没有为女性提供足够自由的实际发展空间，但在新女性的想象上，却走得很远。清末文学出现了最早的女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出现了最早的带有商业头脑经营意识的女性，出现了最初的女性独立和解放意识。20世纪女性的问题在清末几乎已经被悉数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多却被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所屏蔽和掩盖，一直未能被真正面对和解决。这些内在的矛盾虽然被掩盖，余波却不断，整个20世纪的性别问题都在这种冲突中回旋。虽然晚清的女性意识有被妖魔化的一面，也有带着时代局限的自以为是，呈现一种混乱难辨的状况，但却自有其初生的烂漫和丰富。
本书的研究分四章展开，第一章将主要关注在政治小说热潮中出现的一种将女性和新的国家民族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女性形象；第二章将主要关注从狭邪小说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女性的现代因素；第三章将考察女性想象在女性新的社会身份和道德规范建立中的问题；第四章将探索女性在20世纪初寻求社会发展最初的努力在小说中的表现。通过这些侧面，我试图对清末居于不同立场、关注不同阶层的小说作家在现实和虚构不同层面建构的女性想象，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
在近代小说中，最具创新性的女性形象，或许首推以民族革命事业为己任的一系列女国民、女豪杰形象。这些形象的产生，密切配合了新小说的主张，即赋予文学以想象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使命。她们“借民族生存史上的巨大临界点跨进历史的时间之流”，使得现代“中国女性的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之间有着异常密切的错综纠缠”。这些新的女性形象成为写作的新热点和社会的新看点。
和民族国家话语建构最为相关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类，一为女革命党和女豪杰形象，另一类是和兴女学相关的女性启蒙者。她们身上混合了当时女界讨论的“国民之母”与“女国民”两种女性形象。“国民之母”更强调女性作为家庭教育者的作用，而“女国民”则是女性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她们以爱国保种为诉求，以带有男性特质的豪杰气为主要特征，开始僭越男性的领地，因此，某种程度的社会性别角色的颠倒和融合也就产生了。这些女性是晚清争取女性权利的受益者，继而成为宣传女权、伸张女权的主体。在女性政治革命发生时，性别革命也在同时发生。
这些爱国女、女革命家、女性解放倡导者，虽然在清末大多还是纸上的想象，但通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她们具有了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性，并获得了一种现代意义。她们开启了“五四”以后现代文学一种全新的女性革命者的形象，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中主流的女性形象。20世纪文学中那些女革命者身上为女性解放和社会解放勇于牺牲的精神、独有的豪放气质，都可以在清末小说中的女豪杰、女国民那里找到渊源。对清末小说中女豪杰、女国民形象的研究，可以看到现代文学中的女英雄并非横空出世，清末小说中的新女性想象，为她们从想象中的英雄成为真实世界中的英雄，提供了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