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随着吴趼人以小说《恨海》开清末“写情小说”的先河，新小说开始转向，从早期以政治小说为主，转向以言情小说为主，并开启民初言情文学的高潮。
言情小说的转向，并非是由清末女权思潮所主导。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虽然在清末得到理论上的提倡，但它在现实中并没有充分实现的条件。清末和民初的言情文学基本上是和否定新女性同调的，对爱情持非常保守的态度，总体上是一种谨守礼教的“无情”的言情文学。作家常常只是借言情，承载另外一些作家想要表达的观念。而言情成为作家选择的表现方式，是当时多种外力作用的结果。
1. 晚清小说言情转向的因由
有学者认为，在16—17世纪的明朝，一些通常被泛称为阳明学派信徒的男性思想家就对儒家“主流”的枯燥理性和学院式定位感到不满，转而支持直觉、自发和情感的表达，并将这一变化称之为“情迷”。汤显祖创造的杜丽娘形象，以及后人记述为《牡丹亭》痴迷伤心的冯小青，就是这种情迷的代表。如果追溯更早，晚唐小说即有大量叙述才子佳人的恋情，但这种恋情基本是非婚恋情，步非烟为真爱偷情，被丈夫笞死无怨。清末写情小说从文学传统来说，也可以看做是这一脉的延续，但又加入了清末的时代内容。
在新小说发轫之初，维新思想、立宪思想，成为新小说发起者力图在小说中宣传的重要内容，政治小说在新小说初期异常活跃。但到了1906年前后，随着清朝政府新政的实施，立宪明诏的颁布，政治革命告一段落，政治激情也被暂时释放，政治小说的写作动力减弱了许多。当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致信蒋观云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即使是政治家，也把自己的任务从政治动员转向政策研究，即研究具体的问题，小说家的政治关怀则由国而家，更关注历史事件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遇。
立宪的宣布，一方面使得专制政体不得不作出某种宽容的姿态，社会言论的民主性有了空前的提升，作家写作也有了比较大的自由度。如《新世界小说社发刊辞》所说：“苟知此例，则愿作小说者，无论作何种小说，愿阅小说者，亦不论阅何种小说，无不可也。”一方面，这种自由也带来了思想的空前混乱，知识分子的迷惘感和失落感也是空前的。我佛山人（吴趼人）写于1907年的《上海游骖录》，就表达了对政治、革命的失望，和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里面有个李若愚，见到的都是一些假革命的丑陋表演，他的一番议论让周围的人也产生失落感。有个辜望延“听了若愚前后的议论，革命又不好，立宪又不好，不觉把一片热心冷到冰点度上去。呆了半晌道：‘如此说来，中国是没有指望的了？’若愚道：‘若要有望，除非设法制造出四万万个道德心，每人派他一个。’”
文人的感伤情绪还来自仕途对他们的彻底杜绝，1906年废科举正式实行，意味着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封堵。虽然废科举的呼声已有多时，但作为新政实施，仍然意味着文人边缘地位的被确认。文人的政治热情空前低落，小说创作成为他们重新定位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对政治言说的回避也就变得自然。回归传统小说的言情，也是恢复文学自身秩序的一种表征。
清末至民初言情小说的悲剧倾向，也可以看做文人失落情绪的一种寄托。他们堕入小说中的“情网”，是他们被社会抛弃无用武之地的一种无奈的逃避和解脱，也是对自己情感的一种抚慰方式。被边缘化的失落感，使得他们顾左右而言情，而言情并不能真正令他们欢娱。在这一时期的言情小说中，通俗文学习惯上的大团圆结局被普遍打破，代之以一片呜呼欷嘘之声，悲情哀情泛滥，不能不说是文人心态的一种曲折表达。
文人地位的下降还和社会商业化气息的日趋浓重、拜金主义开始盛行有关，商人地位的提高，意味着文人地位的相对下降，对金钱的拥有逐渐成为在社会上成功的标志。而对清末文人来说，他们不但失去了科举的机会，而且做书吏和塾师的机会也少了很多，生存成了很大的问题，写小说赚稿费成为他们新的牟利手段。清末小说的繁荣也有着文人生财的动机在，小说为文人开辟了财路，但他们在小说中却仍然常常表现出对金钱鄙视的传统的清高态度。小说《发财秘诀》开头即云：“风气，风气，什么叫风气？据诸公说，自然是文明学问了。不知非也。据小子看来，只一个‘利’字，便是风气；而且除‘利’字外，更无所谓风气者。”而在言情小说中，男性主人公往往仍然是传统的文人，和他们相爱的女性也能视金钱如粪土，而金钱以及其他因素成为爱情新的阻力。这是很符合这一时期文人无财无势的心态和他们对理想女性的期待的。
我把何诹的《碎琴楼》（1911）看做反映这种心态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小说女主人公李琼花是个病美人，小时候在家塾读书时，有两个年纪相仿的亲戚家男孩一起附学，一个是身子骨羸弱、家境困窘的云郎，一个是身体“至健”且狡黠的银生。两个男孩都喜欢上了她。云郎性格内向，屡受银生捉弄，被老师和李家大人误解。长大成人后也是薄命的人，没有好身体，没有好家庭，没有好学历，没有好出路，是一个无为无用之人。而银生惯会邀宠，老师和大人都喜欢他，后来考上状元，走上仕途，一路进学做官顺风顺水，有钱有势。但家庭既富且贵的女孩，偏偏一心一意喜欢没什么出息的云郎。如果说，在云郎身上投射了当时一般落拓文人的影子，那么要让女孩作出这样的取舍和选择，除了非理性的感情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好解释了。只有男女之间的真挚感情，有超越对功名利禄财富权势计较的可能。文人对爱情的寄托，是不是也基于一种逃避现实的想象呢？
在琼花的两个追求者中，云郎完全不是银生的对手，连赞同女儿感情的琼花母亲，也不能置女儿生存于不顾，不敢将女儿许给云郎。兜兜转转，李家终究答应了银生的求亲，而琼花在这番周折中，落下一身难以治愈的毛病。而结果是，李绅家道中落，经过匪乱后，沦为至贫。此时再求助银生，银生因为先时已经被琼花冷落，留学途中又遇到红颜知己，提出了退婚。李家已无力诉讼，李绅贫病而死，琼花在奋力应付家中起居、病人的苦难中，耗尽心力，没有等到云郎的到来，就奄奄一息了。情人相见之时，琼花瞑目。云郎办完丧事，隐居山中。作者最后以小说人物的结局，完成了文人对逃避现实的想象。
在小说中，云郎的抑郁无为没能给读者留下多少深刻印象，生龙活虎的银生比他有生动的表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情意深厚、悲情色彩浓烈的琼花。而琼花给人留下最有个性的表现，是她的病。琼花身体羸弱多病，但这病随情感跌宕，与其说是身体的病，不如说是心病。当琼花无意中听到秋雨和丫头九环在议论银生遣人前来试探联姻，琼花父母也有此心，身体立时反应：“忽帐中陡发异音，如裂帛古洞中，幽惨而烈。二人奔视，则琼花枕傍浪浪皆血球，项颊模糊，流滴于席。”母亲刘氏窥知女儿和云郎的隐情，让九环谎称媒人又来，故意贬低媒人，表示永不让她进家门，“其实兹时沈媪固弗来，特刘氏设为诡术，以娱琼花，而琼花果笑也。琼花既笑，心窍亦开，王孔度之良方，遂日逞异效”。而日后，琼花父亲为家庭和女儿生计考虑，正式应允银生婚事，九环告知琼花，“忽琼花喉音大鸣，九环回顾，琼花已呕血满枕畔，以手自捧其颌，咳不可止”。云郎前来看望病中的琼花，为她放飞纸蝶，琼花有云郎相伴，心情大好，以至医生觉得奇怪，和琼花父亲说：“‘吾业是数十年，实弗曾遇此怪状。女公子一旦豁然，乃似无疾，则又何也？’李绅唯唯谢其技之巧，医者曰：‘是非吾功，以是药之效力量之，今且未逮其半，遑言尽愈。’”心病需要心药治，感情是琼花的心药。而琼花又何尝不是云郎的心药，如果没有琼花，云郎的失意会更彻底。所以他最后只能遁迹人世。
就女性形象而言，琼花还是反映了清末女权思潮的成果，琼花对于感情的自主抗争表现得极为惨烈，最后用生命殉了感情；本来她可以选择荣华富贵，而不是家破人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琼花可以看做是女性争取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一个代表。但这个形象的出现，可能更多地是为了迎合男性感情抚慰的需要。男性文人希望自己的落拓无为不被计较，期待女性重情不重利。这种心思在世俗的商业气氛中，实现起来阻力重重，琼花的心病就是对这种阻力的反应。与其说这是琼花的心病，不如说这也正是作者的心病。悲剧的结果说明这种心病并没有被治愈。
清末言情小说的盛行，还和读者的阅读需求相关。清末的通俗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满足消遣需求的消费性读物，它要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才能够保证有好的销量而获利。在清末，由于从国外引入的翻译小说《茶花女》和《福尔摩斯侦探案》成为最流行的书，言情和侦探成为通俗小说的最重要类型。言情的曲折跌宕不仅是感情表达的需要，还是一种增加阅读趣味、吸引读者购买的技巧和手段。比如小说《失珠》（1908年）标的类型是“中国侦探”，实际上是一个侦探和言情套装的小说。小说一半为侦探内容，写“余”侦破失珠案的过程，一半为言情，写余和陈君亚的一段感情。“余”在探案过程中，尾随疑犯朱某回到苏州家中，见到那家一女子正是他三年前的女同学陈君亚。破案后余去看望君亚而被朱某之弟迁怒以棒击伤，君亚去抓朱弟，也被他击伤。两人痊愈后同赴杭州余家，相恋而结婚。虽然在侦探案中，“余”是一个掌控局面的主动者，但在言情环节，君亚成为了主动者。两人的感情由君亚主动挑明。“君亚乘舟过此者，君亚亦抑郁不乐，谓余曰：‘妾今与君同行，至杭州后，尔我二人，心绪既相投如此，终身事，亦必无不谐。然吾心终觉有无限悲凉，若吾与君终不能久处者。’”两人从确定感情起，就因为案件而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后来果然朱犯逃归，访知余和君亚居住所在，已购利刃伺机报仇。有一次君亚路上遇到朱，预感横祸即将罹身。果然，夫妻再度和朱路遇，朱以刃刺余，君亚用身体挡住，又被贼推入涧中。余虽杀贼而君亚亦毙命，其时怀孕已三月。余入疯人院，一年后才清醒。在言情段落中，因为加入了侦探案的跌宕，平地风云，为一段稳定的感情带来了波澜，竟至刀光血影，女子为君挡刀，男子为女伤情。死亡和疯狂把生离死别之情推向了高潮。这部小说已经看得出作者在推进情节和制造高潮中，写作技巧的初步圆熟。在营造生死不渝的爱情意境中，也已经开启了后来鸳蝴小说典型的语言风格。比如：“余曰：‘呜呼君亚！痛耶君亚！乃以吾之故，自伤其身，吾心何忍？’君亚曰：‘否。吾虽痛，然心甚适。令吾不及持之，彼刃将贯郎胸。果伤郎者，吾心之惨，甚于痛也。’声极微而战，余更不忍。”
陈君亚对余的主动表白，为余挡刀，对余的感情生死不渝，都非常符合男性文人对理想女性的期待，因此这类女性形象或许更适宜看做是作者意志的一种投射。由于清末女性形象主要是由男性作者塑造，女性形象被操纵而没有自主表达的机会，她们被利用作为各种观念的载体，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这些小说中，女性形象除了反映出女性争取权利的时代成果之外，还成为表现男性复杂心态、表现离乱的时事对百姓生活的破坏等等各种内容和观念的载体。
2. 理胜于情的写情小说
在传统的言情小说中，言情小说以言说两性之间爱情为主，爱情的障碍不是“愚拗父母扳住”，就是“小人播乱期间”，形成了一种模式。而在清末以及之后民初的言情小说中，情被有意识地泛化，愚拗父母和小人也不是主要的因素。言情成为外壳，言说的内容往往在情之外，而这些观念往往对情起到控制的作用。
比如标注“哀情小说”的《双泪碑》，是一个谴责男性为爱情背弃婚约的故事。王生自幼与李碧娘定下婚约，王因信仰婚姻自由，瞒过婚约的事，和汪柳侬自由结合。小说对李碧娘被弃后的悲痛描写非常夸张：“少女则卧地，哀哭似求死不得者。玉颜破碎，血泪被面，青丝之发，散披于地，鬓角，耳际揉附尘土无数。”因此引起路人的怜悯。李碧娘在好心的路人指点下，投书汪柳侬告知真相。汪羞愧难当，写下遗书后，立时吐血而亡。而李碧娘知道结果后，也后悔而死。这个故事中其实无人有过错，他们都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但小说却把所有人都谴责了一遍，让他们陷入悲剧。最后还要来一番宣道：“吾草双泪碑，吾馨香祝吾最敬爱之男女学界兄弟姊妹，毋浮慕自由结婚之美名，漫不加察其生平，而一朝误用其情，致饮恨毕生，而为汪柳侬之第二也。”这部小说非但不言情，而且抹杀感情，其实是载道说理的小说。
由于新小说发端于政治小说，言情小说与政治社会的关联也很突出。标志言情小说转向的《恨海》，就通过言情小说表现庚子事变的历史事件。以男女爱情为线索，贯穿社会变化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在传统叙事文学中也有先例，《桃花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桃花扇》仍以才子佳人的爱情作为主题表现，吴趼人的《恨海》却有意把情泛化。如果说《桃花扇》中，历史的变化成为试验爱情的一个机会，在《恨海》中，离乱试验的是个人的道德。两对男女之间虽然是未婚夫妻关系，却很难说有爱情存在。所以吴趼人在第一回就声明：“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这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吴趼人对情的概念已经偷换，此情已然是儿女之情和忠孝节义的情理结合。
小说写庚子事变前，京官陈戟临为两个儿子定亲，对象是同租一院的亲戚和同乡的两个女儿。陈戟临对两个女孩的观察是：“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近来我见她还学着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十分好，也还算亏她的了，说话举止也甚灵活。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并且鹤亭（指棣华之父）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一副板板的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小说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写王娟娟的聪明，张棣华的呆笨，为张棣华后来集温柔敦厚、忠孝节义于一身的表现铺垫。对两位男性的描写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那边张鹤亭夫妇听了陈家求亲也在商量。张棣华的母亲白氏说道：“祥儿（大儿子，预备许给棣华）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常听说读书也数他聪明。至于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什么？”后来，活泼聪明的大儿子伯和堕落了，而在危难来临的关键时刻，小弟仲霭坚决要求留下和父母一起，比哥哥更有孝心和责任感。
这是一个传统的父母之言的定亲过程，两对男女之间并没有自发的感情发生。而从两个女性的对比来看，作者对于偏爱的张棣华，强调她的守拙。自从定亲之后，为了避嫌，张家搬了出去，“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荒废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完全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旧观念。而后来堕落青楼的娟娟，作者却强调她“仍旧上学读书。她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可见作者对于女学的不以为然。而在第八回，棣华在逃难过程中，为了治疗母亲的病，甚至学古代孝子割股作药，虽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但作者赞赏之心热烈。两个女性的对比，包括两个男性之间的比较，作者对新旧道德伦理观念的取舍态度非常明朗，离乱和儿女之情都成为作者宣讲忠孝大义的背景。离乱虽然成为爱情的障碍，但很难说没有这一场离乱，这两对男女就能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作者对聪明的伯和和娟娟早有微词。
因为匪祸，陈家夫妇后来罹难，张棣华和母亲到上海投奔父亲，路上先有伯和相伴。伯和照顾棣华也算体贴，为了避嫌到屋外睡觉以致生病，令棣华生怜爱之心。后来伯和和张氏母女失散，伯和在离乱路上顺手牵羊拿了别人的财物，也还可恕。但因为结交了一个辛述怀（即心术坏），就性情大变，又嫖妓又吸毒，闹到求乞。棣华诚意相待他也不悔改，最终惨死，连累棣华遁入空门为他守节。而另一对正好相反，娟娟最后经不起苦难，流落花街柳巷，仲霭却保持了气节。吴趼人在《恨海》中，发展了说故事的技巧。他另一篇可读性很强的小说《劫余灰》，同样在一波三折的世事变迁中，写了被叔父拐卖的朱婉贞，经过许多的苦难，终于和未婚夫团圆的遭遇，两相比较，《恨海》的故事结构更加紧凑工巧。但和《劫余灰》中朱婉贞的保贞守节一样，也同样充满着陈腐的观念。小说对庚子事变带来民生苦难的表现有其价值，而《恨海》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利用言情来表现政治历史的大事件，融合了政治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双重因素，并通过叙述重心的转移，开启了新小说由政治小说向言情小说的总体转向。但如果从作者标榜的写情来看，“情”只是一个被借用的外壳，对情的言说并没有多少新的思想价值。
同一年出版的符霖的《禽海石》，是一部和《恨海》有些相似的小说。文前的弁言也大谈何谓情，将情大而化之：“兹编为言情小说，可与天下有情人共读之。读之而能勃然动其爱同种、爱祖国之思想者，其即能本区区儿女之情而扩而充之者也。”故事也有些类似《恨海》，也是因义和团之乱导致男女分离，国破家毁。这对情人因守男女大防没能早成夫妻，失散后，女子一病不起，至于殒命。这篇小说相比《恨海》，是一部更纯粹的言情小说，秦如华和顾纫芬之间有一段得到细腻展开描写的情感发生过程。爱情的阻力实际上一开始就存在，秦如华为了接近心爱的女孩，去盯纫芬大姐漱玉的梢，偷窥漱玉和男孩的约会，还拆开男孩写给漱玉的信，目的是以此为把柄，要挟漱玉对他和纫芬的事封口。为了方便见到爱人，如华还得到纫芬的授意，去收买纫芬周围的人。第一个是贪小的姨妈。他做了件时尚的衣服，故意多买了衣料，谎称是从上海带来的，送给纫芬姨妈，使他之后得以随意进出纫芬所住的后院。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这段爱情在这个家庭中实现的困难，如果没有义和团之乱，家庭的阻力依然存在，纫芬还是可能因为健康问题丧命。但秦如华却感叹：“我不怪我的父亲，我也不怪拳匪，我总说是孟夫子害我的。倘若没有孟夫子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话，我早已与纫芬自由结婚”。从言情角度来说，《禽海石》更切入本题，对于不自由的婚恋观造成的爱情悲剧，比吴趼人有更明确的表现。但男女双方除了坚守感情和发牢骚之外，任悲剧发生而无所作为，人物的消极态度削弱了作品对现实批判的意义。
最能够集中表现当时婚恋观的小说，当属春颿的《未来世界》。作者有意识地在书中写了三对青年的婚恋悲剧。特别是通过三个女性形象，来表达作者自认为女性应该持有的正确的恋爱观。书中最有特点的女性，是新女性典型赵素华，她是作者反对的一个“新”的极端。另一个为作者反对的“旧”的极端，是符碧芙，她虽有心爱的人，却不敢违背母亲意旨，结果所嫁非人，抑郁而死。另一位中庸的女性，朝中汪中堂的孙女汪墨香，本来可以成为作者心目中女性婚恋的模范——她是苏州强种女学堂的学生，和赴日留学归来的夏沛霖一见钟情，订下婚约。但小说旁生枝节，夏沛霖被情敌设计暗杀，最终由一位聪明的留学生县令破案，抓到了真凶。汪墨香因意外也成为悲剧，恋情无奈地终结。这部小说也是一部集合了各种流行因素的套装小说，有侦探，有言情，还有对于政治的议论。作者自认为是在表达立宪以后国民的主题，儿女之事只是一个议论的由头：“在下做书的做到此际，就有一个知己的友人来问着在下道：‘你这部小说，做的是立宪以后国民的，怎么把这些男女结婚的事情，絮絮叨叨的讲个不了，难道你不怕抛荒了题目么？’”而作者的意图本来就是表达“那社会上的人情风俗来，更是个立宪自治基础。第一要紧的就是那男女的婚姻”；同时，他也是借男女婚姻之事，来言说政治。他对于新旧女性的批判，是为了开通社会的风气：“即如这赵素华和符碧芙的两件事情，所以会闹到这般结果的原因，无非还是个结婚不合。一边是自由太过，以致激成这样的风潮；一边是专制綦严，不免酿出这般的恶果。……所以在下把他们两个的事情，并在一处演说一番，作一个正反的比例。新的太新，旧的太旧，都不能做那开通风气的模型。”虽然《未来世界》也带有概念先行的特点，作者的观点并非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中正无偏，但他对几种女性形象的塑造还是具有创造性的。特别是作为反面形象的新女性赵素华，生气勃勃，很有时代色彩。在之后以萎靡缠绵为主要情调的言情小说中，很少再有这样风生水起的女性形象。
小说既为言情，应该是相对排斥理性的，但由清末小说开启的言情小说之风，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对感情的克制压抑的倾向，这和言情一开始就被先行地承载了作者太多的观念有关，情感时时被各种障碍打断。它一方面肯定男女之情存在的正当性，一方面又强调有比男女之情更重要的大的“情”存在，而它或许更适宜被称为“情理”。即使在言情中有对情的非理性表现，最后也往往回归理性。陈景韩的《女侦探》虽然不能算是言情小说，但其中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感情，发生在政治对手之间。俄国虚无党派“我”去刺杀害死二十余党员的花脱夫人，但我恋上了夫人，迟迟不肯下手，使得夫人得以施金蝉脱壳计逃脱刺杀。两人劫后重逢，依然情不能抑。作者最后评价道：“呜呼！情之魔力诚大矣！虚无党员之不忍杀夫人，夫人之几被杀而仍恋恋不舍者，可知情之于人，固有重于性命者矣。可畏哉！可畏哉！”小说中人物把感情看做高于生命、高于政治见解的存在，作者对此持赞赏态度。但这对生死恋人最后还是选择从此不再见面，持正视现实的态度。理性仍然在最后一刻控制了感情。
而对更多言情小说实行控制的，是可情而不可欲的旧礼教。虽然民国初年的鸳蝴小说可以写和尚恋爱、寡妇恋爱，但这种恋爱基本是精神恋爱。袁进教授指出：“民国初年描写‘和尚恋爱’与‘寡妇恋爱’的苏曼殊和徐枕亚，都是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歌颂恋爱的和尚与寡妇，但是由于缺乏‘个性解放’思潮的支撑，他们终究不敢完全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否定礼教的权威，而只能走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路。”即如徐枕亚自己并不缺乏感情的体验，但在《玉梨魂》中，作者的化身何梦霞仍然扮演着道德卫士的角色，不敢越礼逾分。实际上，当时社会受到开放风气的影响，两性关系并不见得那么保守。《神州画报》宣统二年4月19日中《男女自由》的报道，说苏州一个胡同里一对男女学生因恋爱而私奔，家人登广告寻找。在张春帆的小说《宦海》第七回中，还写到社会底层人物扶台家使女也和相爱的男子私奔的事。清末言情小说的保守倾向，是选择性的写作结果。虽然小说中的道德训导不一定以显在的方式出现，但它的存在形成了小说的内在的紧张感。作者的情感压抑，决定了言情小说的保守倾向和人物的萎靡颓废的色彩。女性本来应该是言情小说重要的表现对象，但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反而不如之前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生动和更有光彩。
3. 从精英到通俗的立场转换
言情小说的出现，扭转了清末的小说风气。正如有些学者指出：“随着梁启超‘小说救国论’这种神话失去吸引力，人们对这种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由新鲜感而转化为‘鄙之夷之’。近代上海小说的商品化特点，很快起了作用，那就是文化的市场需求。此刻必然很快促使作家的转轨，变化创作风格。”但虽然言情小说的盛行和政治小说的衰退相关，言情小说也遗留着政治小说的理性色彩，言情小说却不是政治小说一脉的相传，它是此前盛行的狭邪小说的变体，而且和翻译小说《茶花女》、《迦因小传》的巨大影响有关。特别是《茶花女》于1899年由林纾和合作者王寿昌合作翻译出版后，轰动一时，和《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起成为清末民初最受欢迎的翻译小说。《茶花女》女主人公以妓女身份，体现对爱情忠贞和自我牺牲的美德，能够在中国被接受，实际上和中国士女遇合的文学传统有关，中国传统文学中也不乏有情有义还有文采技艺的妓女。而这种传统在20世纪前后的狭邪小说中实际上已经断裂，妓女和文人的钩心斗角已经取代了昔日的恩爱缠绵，妓女带上了更多邪恶的气息。而中国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初的开展，也为广大女性发出了两性平等、婚恋自由的信号，虽然社会对女权的接受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女性普遍感受到了爱情自由的鼓动。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写良家妇女的爱情有了可能，以良家妇女为女主角的言情小说应运而生。
清末的言情小说对两性关系作了重新解说，两性关系重新回到了让男性作者感到安慰的痴心怨情上来，妓女的财欲，新女性的情欲，这些女性刚刚萌生的自主欲望都在言情小说中被否定。通过对女性保守旧道德的肯定，言情小说抹去了它和狭邪传统关系的痕迹。即使在狭邪小说《九尾龟》中，欢场尽得风流的章秋谷，也看不惯那些自由恋爱的场景：“只见一株大松树的后面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学生打扮，女的也像是个女学生的样儿，两个人紧紧地搂作一团。秋谷故意高高的咳嗽一声，把那男女两个人吓了大大的一跳，连忙放了手，回身就走。”恨不能棒打鸳鸯才会舒心。在言情小说中，这些场景被过滤和屏蔽，男女之间回到了纯洁的只可远观不可近亵的情感关系。
发表于1909年、标“言情小说”的《十年梦》可以算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它的开局和《恨海》、《禽海石》一样，也对情的观念作了一番发挥：“拿着儿女之情移在别处用，什么事不能办到。真真是用在君上，就是个忠，用在亲上，就是个孝，其余可以类推。”小说标题为梦，似乎也是劝人回头，不要钟情。但它自己还是纠缠在一个没什么意思的爱情故事里。男主人公柳谪君在参加舅母葬礼的饭席上，夸口自己不像张生贾宝玉轻易用情：“我看见多少痴男子，他不问见了那样女子，就以为莺莺，就以为林黛玉，拿着张生、贾宝玉的深情，便对那样女子施展起来了。”而仅仅是一回头的工夫，“少年回头一望，见屏风边，果真有个娉婷袅袅的绝代佳人。……心里想道：‘我一时说得容易，不料见了这佳人，倒也魂消，不能自主了’”。而屏风后的佳人，听了少年几句高论，也蓦然动心。情根种于这一面之缘，而之后竟能维系十年相思，直到美人去世。这种邂逅式的一见钟情，回到了清末之前言情文学俗滥的老套。两人的恋情被极力夸大，其实两人之间除了眉目传情，从未有直接的交流。但佳人荷仙却认为：“又想到他两年的深情，是奴平生第一知己，奴怎可白白的忘了他这个情。”难得的是谪君也有心灵感应：“我感他的深情，真真是入了骨髓。虽然不曾怎样当面言过”。既没当面，又没言过，连书信交流都没有，实在令人困惑两人何以情深如此：“就这背地里两人的心到弄成合而为一了。”
后来荷仙被父亲草率许配，错过了和柳谪君的缘分，她的身体替她作了激烈的反抗：“由不得热酸酸的眼泪乱滚，连忙将身倒在自己枕上。暗暗叫苦道：‘奴负谪君哥哥……’才说到一句，他就登时胃痛昏晕过去，连人事都不省了。”“然而荷仙这个胃痛的病，后来就成了个病根。小有不顺，这病就发作起来了。”后来荷仙父亲了解到，亲家不但缺富少贵，而且门风不正，大为后悔。荷仙听说，又顿时发病。“忙请个医生来调治，服了几帖药，总不见效。又换了几个医生，哪里能医治他。他这病原不是个实症，连些医生也不晓得他究竟是个什么病。”又是一个心病没有心药治的苦命人。小说通篇在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自由恋爱的戕害，但是一忽儿又借媒婆的嘴发议论反对自由结婚：“难道就要如现在出洋的毕业生自由结婚不成？他们满口里是文明，其实中国没有这个法子，以后只怕是连人伦也不要讲，男女们都要自行择配了。”后面又写荷仙遇人不淑，丈夫和花烟馆的不正经女人鬼混，不肯求取功名，荷仙劝说几句屡遭毒打。这样的男人，荷仙居然为他割股疗疾。荷仙想道，“嫁了丈夫，这身子就是丈夫的了。眼前丈夫却待我少情，自己想来，怕的还是因奴不曾有深情感动他，就是丈夫终究没有一点情在奴身上，奴总是有了一点情，就要向丈夫用的。”这个丈夫也让人不能明白，面对才貌双全对他又逆来顺受的女子，不但动不了心，还要不时施暴。而荷仙即使在谪君前来看望时，还要为丈夫遮掩。荷仙道：“这也不尽怪他，也有你妹妹不能尽妇道所致。”真叫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恐怕作者自己都没搞清楚，谁应该醒醒梦了。
潘璞的《佛无灵》写于1911年，是鸳蝴小说开始启动时候的作品，它甚至连自由恋爱都不要，旧得更彻底。何瑜在学校读了3年书，他的妻子娟娘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女子，有人提醒她“‘自由结婚之制，今方盛行，若郎得新忘旧矣。’娟不为所动。”而何瑜听说了，也为妻子抱屈：“女子不知书，吾方哀怜之不暇，又何敢厌？今之弃新忘旧者，乃藉口于婚姻自由，斯真新学之罪人矣。”娟娘认识了聪颖的女子丽丽，向她拜师学诗文。后来娟娘夫妇为丽丽介绍瑜的朋友璧做继室，璧请求丽丽的手迹，丽丽却托病不应。丽丽出身世家大族，父母选择甚苛，兄不长进，三十未娶。娟娘无奈设法以自己手迹替代，得璧首肯。岂知丽丽母亲供佛决事，丽丽姻事竟是不吉，其母因此不允。娟娘病卧数日，瑜凄然泪下。媒人如此伤心，实在有点反应过度，而从未与对象谋面的当事人更加离奇：“后丽果因此致病，病百日死。”这篇小说还是写旧式女子可以有好婚姻，知识女性反而没有好结局。媒妁本来也可以玉成好事，只是迷信害人而已。至于自由恋爱和自由结婚，根本不为小说中人物所动心。
这两篇小说中的男女之情，都发生得虚幻离奇，缺少依据，女子无端地就会一往情深，有为写情而生情的生硬。之后的鸳蝴小说发展了这一倾向，徐枕亚《玉梨魂》中的何梦霞，只是从诸婢媪口中得知梨娘能写能读，就开始钦慕她的才气。后来院中偶然瞥见身影，一段刻骨铭心的奇异恋情竟就此发生。两人书信往来，除了诉说彼此的相思情感，并无世俗生活内容的沟通，两人晤面只有两次，连手都没有碰过，却情感深厚。这种超凡脱俗的恋情和压抑欲望的洁癖，一直影响到“五四”初期的恋爱文学，冯沅君的小说《隔绝》中，“两个爱到生命可以为他们的爱情牺牲的男女青年，相处十几天而除了拥抱接吻密谈外，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
相比较，徐卓呆、包天笑带有《伤逝》味道、但结局温馨的小说《小学教师之妻》（1911）的出现，实在难得。小说有着浓重的人间烟火气。教师小梅为按时到校，寒冬天一早起床，生出对日常生活的厌倦。“正在出神，忽觉一股臭气，直扑小梅鼻观。小梅向侧面一瞧，就明白了，原来他那位睡态不安静的夫人，把女儿阿敏，直弄到里床边上，自己的头，也离了枕头了。那云鬓松了下来，便发出一股头发气，掺和了小孩子出了尿的气息儿，两股儿氤氲得不分明。小梅再向她瞧时，只见他一张嘴，张得很大，胸部也露着，右臂也横七竖八，不规则地伸出在外面，正在熟睡之际，不知在做什么好梦啊！小梅一个人瞧了一回，不觉得有些儿好笑了。想这是我的爱妻。还记得四年前的事咧！他在某女学堂读书时，我见了他，真是个神圣高尚的女子。这不规则的手，我何以把自己的手，触得一触，胸中好似礼拜寺的钟一般的乱撞？这狮子大开的口，我何以和他行甜蜜的接吻？真有些儿奇怪！自己的恋爱历史，真有些儿不可思议了！”这是品味人间烟火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两性关系小说中，很少有对女性作如是写实的描写。男性在对女性的头发、胸部、手、嘴唇的注视中，多的是香艳的联想，这里却还原了世俗的样子。爱情已经转化为家庭的日常起居和互相牵挂的亲情。小说后来写到夫人贪睡不起，小梅早饭吃不上，连午饭面包需要的糖也找不到，急急地去了学校，一肚子气。晚上故意去馆子吃了饭，去朋友家聊天，很晚回家。夫人等他吃饭，诉说在家的寂寞和对他的想念，让小梅心生歉意，烦恼也顿时付诸九霄云外。两人前嫌尽释，爱情的浪漫意味又得到重温。
这部小说或许不能列入言情小说之列，但在周围一片眼泪鼻涕情深深雨蒙蒙白日梦般的言情呓语中，它能写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道理，实属独特和难得，虽然它还远未达到鲁迅先生后来对于现实揭示和批判的深度。
在晚清最后十年中，虽然西方男女平等的女权理论得到介绍，虽然女学在新政中得到推行，但直到1907年清廷学部还特地颁布《札饬各省提学司严禁自由结婚文》。同年，政府又在正式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专门加了一条特殊规定，凡鼓吹或实行男女自由交往与择配者，一律严切屏除。清末新政是在变革维新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提出和实施的，因此，开新风气处甚多。但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女学可以提倡，但自由结婚不可提倡。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可以新到怎样程度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而逐渐以牟利为动机、以普通民众为接受对象的言情小说，重新回到保守的两性关系立场，迎合的是社会一般民众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力，因此，当言情小说成为一时风潮，它已放低身段，不再以精英眼光，对性别关系作出有创造力的想象。
清末言情小说直至鸳蝴小说对于两性感情的压抑，总体上是对20世纪初狂飙突进的男女平等浪潮和女性争取平权要求的否定。就像1915年李定夷的小说《美人福》出版时，书后吴维驄的跋所言：“吾友李君定夷，鉴于女界之黑暗，发为说部之文章。”女界黑暗当时常常指那些激进的新女性人物对女权的激进的争取。鸳蝴小说重弹女性名节的老调，总体上呈倒退趋势。但鸳蝴小说虽然充满陈词滥调，大多以男女自由恋爱作为主题。实际上它又以一种退步的方式，巩固了前一时期自由恋爱的主张，通过不厌其烦地具体展现男女当事人的感情交流，使得爱情为男女双方的感情、而不是父母媒妁可以代表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就连一直被后人认为是清末文学界保守人物的林纾，在译完哈葛德的《红礁画桨录》后，也发表了这样的感想：“婚姻自由，仁政也。苟从之，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叹矣。”虽然林纾也一直强调女性应该守礼守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言情小说是对20世纪初争取女权成果的反映，体现了女权在当时实际可以达到的进步程度。陈东原说：“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在知识阶级里似乎已经普遍化了。大多数人已经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这种观念其实也已渗透到各个阶层，当时长沙出现了婢女逃出火坑与心上人自由结合的事件。恋爱观念的普遍更新，和清末民初的写情及鸳蝴小说的影响，应该说不无关系。
婚恋观的变化在包天笑的《诸神大会议》（1908）和书带子的《新天地》（1910）中都有反映。这两部小说都不是言情小说，但都以天神开会的形式，表现了人世间的新婚恋观。包天笑的《诸神大会议》和鸳蝴小说的总体思想一脉相承，通过周公之口，对自由结婚大加挞伐：“孰知今日有所谓自由结婚者，少年士女，假此文明之目，遂其淫奔之私，此皆自由神之所造孽”，而自由神位自己辩驳：“自由自有界说，今一、二浮薄少年，则假此自由，以行其恶。而顽锢之士，见此少年之不衷于礼，遂复以自由为诟病之通行语。不信此五浊恶世，究竟爱自由乎？抑恶自由乎？何乃重诬吾神也。”和初我借罗兰夫人之口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如出一辙。
而书带子的《新天地》观点明显开通得多，它对下界的自由作了正面的肯定：“十八罗汉此番考察下界风气开通，人民改化，那一班青年男女受了文明的教育，操了自由的权柄。”因此太上老君宣布改革，要裁汰昏聩的月老。何仙姑主张请西洋的神仙来主持：“月老是婚姻界的专制魔王，又是女界的公敌。我们要想婚姻自由，第一要革除月老，赶紧在欧美两洲文明地方，请一位自由神来，专管婚姻之事。”最后众女达成协议，除提出月老革职外，“要请速派妥员，到泰西各国访聘一位自由神来，请玉皇敕封为新月老。第三要等新月老到任后，大众再仿投票公举之法，选举几位最文明，最开通的姊妹，奏请敕封为新副月老，帮着新月老整顿一切。第四俟正副月老都已得人，便开特别大会，将男女结婚之事，大加改良。并将家庭间男子的专制压力，一概革除净尽。凡男子所享的特别利益，所有的特别权限，女子也要能享有，务使男女都立于平等地位。”这一女界议案是这个天上万国公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把家庭婚姻的原则落实了，会议也就圆满结束了。
从这部小说也可以看出，在言情小说开始盛行、千篇一律在礼节的拘束中哀怨的爱情泛滥之时，也还有另一些声音存在，争取女权的努力也没有停止。但是，在恋爱中重新发现女性解放的意义，要到“五四”文学才成为文学界的共识，并成为新文学言情的主流。而写情小说的直接产物是民初鸳蝴小说的盛行，鸳蝴小说带有明显的颓废委琐的气息，它对女性形象有多少新的想象力呢？它对女性的现代化有多少创造力呢？它对女性文学有多少新贡献呢？“五四”文学对鸳蝴文学的全面批判，或许也包含了这些问题吧。
清末小说中女性形象被重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女性开始了社会化的历程。在清末，即使对于城市中上层女性来说，走向社会也是一种有限制条件的活动，女性的社会发展总体上是很初步的。但毕竟，女性在社会交往、自我表达和主张、职业意识等各个方面，都有了进步。这些女性发展的足迹，也在清末小说中留下了痕迹，尽管它们多是从男性作家的视角来表现的，扭曲和虚构的成分难免掺杂其中。清末突出的新旧冲突引发的思想混乱，在表现女性的新和变中也非常明显；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滞后引发的脱序，鲜明地表现在对新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在晚清最后十年，也有个别女性开始了小说创作，在文学中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这本身也是女性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女性解放起步阶段女作家的思想轨迹，探索女性意识的形成和时代对于女作家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