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西的性别之喻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伴随民族危机到来的。在现代性话语建构的过程中，一些保守国学的士人通常试图在旧文化的范畴当中，来讨论新意。比如蔡元培认为清人俞正燮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俞“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即从本土经典资源中寻找中国女权的产生因素。这是一种将传统现代化的努力。因为中国的思想家本来是排斥西方思想文化的。在西方的枪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时，魏源想到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来的思想家也只接受西方的器物，保守中国之道。邵作舟提出“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王韬持同样观点：“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郑观应提出“中学西体”说，实际上又有了妥协，部分地接受了西学的概念，只是他认为，“中学为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中学对于西学的主导位置不能放弃。但洋务运动的失败，增加了西方的强势地位，以中西为代表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更加对立，相对应的落后和进步的意义更加凸显。以西方文明改良中国文明的观念日益占了上风。到了“五四”时期，甚至有人提出全盘西化。
从郑观应提出“中学西体”说，到“五四”一部分思想家提出“全面西化”的口号，20世纪初的清末处于过渡时期。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常常被用男女关系所形象地指代，对西方态度的变化也反映在中西性别之喻的转换上，从而再次把国族问题和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以联姻来隐喻中西的交融：“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有宁馨儿，以亢我宗。”梁启超表达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对西方的依赖，但他还是把中国想象成强势的男性，要在西方美人的帮助下，使自己从老旧的中国变成少年中国。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心理异常纠结。同时，这一隐喻又将中国二万万女子排斥在了这一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她们必须首先以西方美人为参照改造自己，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化。而西方美女和爱国主体的内在不相容，也使中西姻缘缺少喜气，反带有一种无奈和伤感。
20世纪初，中西性别之喻经历了一个从中男西女到中女西男的过程，而庚子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清朝政府面临了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不得不考虑实施新政，施行改革，保住摇摇欲坠的统治。张之洞提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西方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开始被当作文明、开化而被国人主动学习和接受。
但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地从排斥西方到接受西方的直线式发展，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讨论中国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时，当代学者提出了两种模式： 一种是“冲击—反应”模式；一种是“中国中心”模式；前者强调中国对西方的被动接受，后者强调选择性的主动接受。实际上，对于西方主动的、被动的、崇尚的、排斥的各种心态，始终存在于两者关系发展的始终，只是各个阶段的总体倾向有所不同。这也使得性别作为中西关系的喻体呈现复杂的情况。
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有一段话：“我今有一个比喻。譬如良家妇女，若有人去调戏他，强污他，他一定拼命力拒，宁可没了身子，再不肯受这个耻辱；若是迎新送旧惯了的娼妓，他还管这些吗？什么人做不得他的情人！你看联军入京，家家插顺民旗，处处送德政伞，岂不都是这奴性的本相吗？”梁启超把中国和外族的关系比作男人和女人，把受外族侵略的屈辱，以女性受到男性的凌辱做比，于是爱国和争自由的精神就如同女性守节保清白一般。因此，《无耻奴》中做洋务提调的江念祖，为了讨好洋人安弼士，拿小妾当女儿嫁给好色的安做外室，就是十足无耻的奴才行为。《新中国未来记》中另一位黄毅伯君也有一个比喻：“俄人这些举动，虽是令人发指，却还似老虎吃人一样，人人都会恨他，都会防他。更有在南方占定势力范围的几个国儿，专用那狐狸精手段，先把你的精血吸尽，才慢慢的取你性命，到临死的时候，还说他是我的情人。”同样是男女之喻，梁启超在这里又把外族的文化侵略比作有魅惑力的女性，即使是大男子，也会慢慢地为小女人控制。
在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民族的仇恨直接通过侵犯女性来表达。小说中写到，汉人杀了一群满人，“正闹着，忽听啼啼哭哭之声，原来是满人之妇人，闻知丈夫在营全数被歼，却来拼命。众人见了，轰的一声，各掳了满妇，就地奸了起来，唐人辉等也弹压不住。只见众人交换轮流的，个个将满妇淫遍，口中嚷道：‘你们入关时，淫我妇女，而今也要偿债了。’登地那满妇已死了无数，不死的，却被众人用刀戳死，又复纷纷往将满人的女子尽数奸了杀却，那小孩也都杀了。众人却大叫道：‘今日方报得二百余年的大恨了。你们将我们的土地送了人，要我们无处栖身，难道便让你们独得便宜吗？’”在这里，女性的身体成为民族之体的象征物，男性把强奸敌族的妇女当作复仇的手段，女人成为双重的牺牲品，同时是民族危机的牺牲品和男性压迫的牺牲品。
而在为数不多的跨国恋爱的言情故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性别之喻隐含的民族意识。狄楚卿（署名平等阁）的《唐生》（1903）写中国男子唐生从小在美国长大，和美国女孩漪娘青梅竹马，日久生情。八国联军破京师后，女父拟嫁女于富商之子，女力却，主动告知唐生希望两人作长久之计。唐生为了不让漪娘以后感到和中国人在一起屈辱，拒绝了女孩的示爱。“生曰：‘此正为卿计耳。以卿高贵之种族，而下嫁于我，异日者，同行则慢语频闻，跳舞则游人避席，讥刺时来，而卿蒙其羞，我心何以安？势已若此，但与卿长为良友以没世矣。’”女孩知道唐生心意坚决，无可挽留，于是开煤气自杀。唐生终身不娶。作者以友人口道出：“推唐拒婚之心，则保国存种之大义，皆于是乎在。”有意思的是，作者发表时标注类别为“新聊斋”，暗示女孩是个洋鬼子，她和唐生的爱情是一件没什么来由的事。事实上，西方女孩和中国男子之间这类故事很少发生。虽然作者在发表中还说明此事曾载旧金山某华文报，但故事后平等阁主人这样评点：“夫檀香山纽丝纶土人之亡于白种也，其妇女之稍俊稍有产业者咸以得嫁一白人为非常荣幸，而拜仁遂以此道举其土地所有权而夺之，至今彼中土人至无复可娶之女，不须十年种全绝矣。”《黄绣球》中曾经留洋的毕太太也说：“便是从前及现在一班出洋的女志士、女学生，学问自然高了，然也是大半是鄙弃本国，没有什么真正爱国的热心，十年八年总不想回来，传布些什么实业、灌输些什么文明，只是自成其名；有的竟与外国人结了终身，这样又与我们中国的女杰有何益处？”海外的中国男子连本国人也很难娶到，何况是外国女子。这个故事贴上新聊斋的标签还是适合的。
在另外一部喋血生的小说《雌雄蜥》（1903）中，和前一故事相似之处是，留洋男子松筠也为洋女梭齐爱恋，两人结了婚。后来两人一同回到中国，松筠又迷恋娼女并与之结婚，梭齐因妒忌设计杀死两人。这是一部以悬疑侦探为看点的小说，重点在疑案的侦探破解上，异国恋只是情节的引子。但洋女恋中男表现出的作者心理，是一种潜在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这和王韬在19世纪60年代写作的一些小说中出现的“中男西女”甚至“一男多女”的写法，都是中国中心想象的残存。而在本身带有超现实色彩的侦探小说用到这种写法，更使洋女为爱情和妒忌杀夫的动机，蒙上了一层虚构的轻纱。
当西方作为一杆新的标尺，来衡量国人在新时代的价值时，不管是阶级的还是性别的秩序，都面临着重新分配。张春帆的《宦海》写到一个叫杨凤昌的人，“本来是个广东的烂仔出身，因为穷的不得了，方才吃耶稣教的”。但吃耶教的人，就此有了特殊的背景。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三十八回“脱罪名只凭片语”，说的是一个革命党人刺客被姓黎的教士保去，官府也奈何不得他。
在《孽海花》中，俄国女虚无党人夏丽雅，因为中国公使金雯青授意摄影师兼画师、魔术师毕叶拿她试验催眠术，事后知道真相后，怒气冲天地来找金的麻烦。她底气十足地呵斥雯青：“‘你姑娘是大俄国轰轰烈烈的奇女子，可不比你们中国那些窝囊妇道们，凭人家糊弄着不害臊，……我姑娘也不犯合你们讲什么理，今儿个就叫你知道姑娘的利害！’说着，伸手在袖中取出一支雪亮的小手枪，雯青被那一道的寒光一逼，倒退几步，一句话也说不出。”夏丽雅本来就是个暗杀党，所以有拔枪的威风。但一个国家派出的公使，竟受一个女子的教训，被上了一堂平等人权的课，这只有外国女子才可以。
在吴蒙的《学究新谈》中，同样是一个西洋夫人，对中国男子进行了一番训导。夏仰西从家乡学馆初到上海正规学堂，住在表弟家，前来拍马希图得到仰西表弟沈子圣总教垂青的邬孟华，迎合仰西意思，骂辞他馆的好求新学的学生和旧东家。“忽然门帘掀动，走了一个人进来。孟华定睛看时，原来是个外国妇人。仰西站了起来，请那妇人坐下。那妇人不慌不忙，坐在下面椅子上道：‘……像表兄这样知道难为情，倒是好处。贵友那番话，说得太没道理，劝你休去听他。’这几句话，臊得邬孟华面红过耳，已经悟透他是沈总教的夫人了，那敢和他辩驳。”一个西洋夫人才可以不避忌讳地进入插话，而且当面指责男子说话没道理。邬孟华的不敢辩，有理亏的成分，还有一个身份问题。上司的太太固然不好得罪，洋太太更不好得罪。仰西在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见识长进，这样想道：“那位表弟妇一般气量大得很，而且学问上也指点了我许多。难为他一个妇人家，有这般见识，真正叫我们男子汉愧死。”因为种族差异，重男轻女的性别差异也有所调整，洋妇地位普遍高于一般中国男子。
在陈天华的《狮子吼》第七回“专制威层层进化 反动力渐渐萌机”中，慈禧太后试图对宣传排满革命的破迷报馆主笔办罪，对租界的有意庇护很无奈。她采纳了一个旗人和俄国人的混血儿玉小姐的主意，想请各国公使夫人到颐和园饮酒，多送些金珠宝贝，顺便请他们到各国公使前讲情。谁料宴会结束时，“玉小姐便将那拉氏的本意表出。各公使夫人听了，作色答道：‘敝国虽重女权，国家政事，妇女却干涉不得。即是你老若在敝国，也不过是皇族中一个人，朝中大事，议院与皇帝担任，做太后的一点不能干预，何况咱们呢？这却应不得命。’那拉氏半晌说不得话，忽又回转脸来笑道：‘老身不过说来玩玩，没有一定的。各位夫人不应允就算了。’……那拉氏费了三十几万，空被抢白，澳气得很，却又没有出气的地方，只得将太监痛打，一连打死几个，打得太监血肉淋漓，无处躲藏”。慈禧太后可以随意打死太监，但却拿租界的洋人没有办法。连那些公使夫人都可以给她脸色看，抢白她，慈禧太后还不得不强赔笑脸。不过，作者借西妇对那拉氏作谴责，不仅针对她滥用皇权，还针对她作为女人的不守本分，这一点却暴露了作者中国式的心眼。
由于民族地位的强弱差异，中西性别身份和等级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晚清小说中通过性别之喻反映了在这一变化中，国人看待西方心理的微妙变化，同时也通过对“西方美人”的解读，建构起对中国现代女性形象的想象。
2. 女权的楷模
清末女性形象的变化，和西方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权思想本来就是由西方传入的。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畲和姚莹等思想家，发愤著书，为国人介绍世界大势。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已介绍了西方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情况：“娶妻不用媒妁，与女子自订可否，诺则告其父母而聘定焉，聘后往来，以知其性情，乃集两家亲朋赴礼拜堂，请教师，祈上帝，遂为夫妇”；“父母产业，男女均分，不能男多妇少。”此后，王韬曾游历过英法，对于西方女子教育留下深刻印象，并在他的《漫游随录》中做了大量介绍，形成了中国女学的思想。李圭则游历过美、英、德等西方国家，他把对西方男女并重的印象，详尽记录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回国后，作为倡导男女平等的依据。很多没有出国经历的知识分子，则是通过阅读书报，以及目睹教会办女校、反缠足的事实，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迪，支持倡导男女平等。康有为就是在家乡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一类的书，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梁启超则是受康有为思想影响舍去旧学，博览西学，从中思考女性解放的意义。直到20世纪初，西方女权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女权的概念正式形成。
1902年，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名作《女权篇》由马君武翻译，与达尔文的《物竞篇》合刊，以《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为书名出版发行。这是我国近代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来自西方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当时，《女子世界》上亚特撰写的《论铸造国民母》这样形容由西方吹入的女权风气：“夫十九世纪，如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1905年的《女子世界》（1905年第2年第1期）上，有署名安如《论女界之前途》一诗，曰：“欧风美雨逼人来，大好男儿尽狗才。世界于今成末日，披荆斩棘莫迟徊。”对西方女权思想冲击传统性别结构有更激进的表达。
在小说中，这样的思想也有不少的传达。《学界镜》中的男主人公方真，在女学堂作的演讲，也拿西方女性作为榜样：“西人女子争女权，原不是空以笔舌争的。他们的自立心，与男子无大分别，中下等社会的女子，各有职业，其衣食耗费，全不依赖男子，所以他的权，也就与男子平等。上等女子，更是各有狠好的学术，不但不依赖男子，反可以辅助男子，所以男子就不敢有一毫轻忽他的思想。”在小说《东欧女豪杰》中，东欧作为一个广义概念上的西方，那里的女权运动更成为中国人华明卿的学习对象。这个故事中的叙述人华明卿几乎没有参与她的俄国女同伴苏菲亚等的革命活动，只是一个观察者、见证人、叙述人。华明卿是作为一个学习西方女权的代表存在的。
小说《女子权》中写到了中国女性出洋考察西方女性活动的状况。林教习受外务部委派，去俄国参加万国女工会，顺便考察英法等国女工情形，女报主笔、被誉为女界斯宾塞的贞娘作为翻译一同前往。林教习在参观了万国女工会的陈列所后： 见各国女工的发达，果然倍胜于中国，不觉心中生惭。贞娘趁此力劝林教习，将来归国，务须将女工极力提倡扩充，以期与各国媲美。
自这日起，林教习与贞娘，一连在会中考察了几天，把各国女工所有改良进化的大要，都撰成说帖，又向各国会员讨了许多女工制造方法、种类名目等等之图书表志，及女工学堂、女工厂管理组织的新法带回家中。出国考察让两位中国的知识女性生出了自卑感和自强感，使她们萌生了学习的要求。而当她们来到英国时，当地的中国妇女向她们抱怨：“英议院中人，说中国妇女是生成奴隶性质，万不可予以自由。因此我们中国妇女受亏之处，一言难尽。中国政府若再不肯开放，我们在这里也立脚不住了。”海外的中国女性不但受到男性的压制，还受到西方权力的压迫。师夷与受制于夷的矛盾虽然没有为作者所指出，但这种内在矛盾还是通过小说有所反映。而女性在这种种族和性别的矛盾纠缠中，受到的压迫最深，或许学习的愿望也更为强烈。
陈啸庐的《新镜花缘》中写到，弃官归田的粹存，为家里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聘请教师，“请了两位老夫子，一教中学，一教西学。……不到一年，那振甫同两个阿姊，中学固然不必说，西学连各国的语文言字，都能上得来口动得来笔了”。两个女孩子有了基础，还一心想出洋留学，希望舅舅肯带她们出去，谁知舅舅非常保守，不同意她们留学。舜华不死心说：“母舅不肯，这也不肯勉强，只好另想方法。”他舅舅盛伯道：“另想什么方法呢？”心直口快的“舜英插嘴道：‘方法方法，我们有一千个方，一万个法，那一个方法最稳最妥，就行那一个……’盛伯没听他说完，早气得脸都变色”。可以看出这两个女孩子出洋决心非常大，想方设法也要成行，为此不惜冲撞舅舅。舅舅还因此和外甥女生了很多天的气，经过多方排解舅舅才消气。后来两个女孩进了大成女学校，除中文外，学校里其余都是外国教师。而这两个女孩和一班女同学聚会的一个主题，还是讨论一起出国留学的问题。在秋瑾的《精卫石》中，几个女性最后离家出走，也选择了出洋留学这条路。甚至《海上繁华梦》写到妓女杨小蛮也会洋文。
除了留学，当时另一种间接的学习方式就是通过翻译书籍了解西方的文明进步。特别是1905年以后，反映英、法、俄等国革命党活动的小说陆续翻译出版。其中有关虚无党及暗杀的小说，如1906年旧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梁启勋、程斗合所译暗杀故事集《血史》，反映虚无党行刺的作品《虚无党》、《大复仇》、《秘密使者》、《指环党》等，都对女子暗杀队等女子革命党的成立，和《东欧女豪杰》等表现中国女性革命党的小说写作发生了影响。而以唐群英为代表的激进的女性参政行为，显然受了20世纪初英国出现的“战斗的参政派”的影响。
在清末这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西方为国人重新认识传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在重新想象女性形象时，西方女性为中国的女性提供了榜样。1903年，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完成了《外国列女传》，并于1906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妇女的著作。按照陈寿彭“译例”的说法，为薛绍徽“欲观西国女教而作”，明显有中国女学堂“采泰西之美制”的余韵。夏晓虹认为：“外国女杰之所以有必要大批输入中国，在《世界十女杰》编撰者看来，问题出在合于新理想的中国女性典范极度缺乏。”
在这种求贤若渴的情势下，已经出现了一些唯西方是尊的倾向。比如闿异的小说《介绍良医》（1908）写一个中国人遇见一位洋人医生，希望洋医生为他换脑换脏腑的故事，寓意要用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重新装备做人。无名氏的小说《不可妄证》和《默骗论》都是讲女孩进教会学堂经历的事情，所持的道德准则是西方经典《圣经》。前一个故事讲小女孩四儿帮同学看守物品，魔儿自己记错，污她贪了戒指。回家找到后，还不肯认错。后来被另一同学发现，四儿才洗清冤屈，魔儿被开除。另一个也是四儿的故事，老师错把不是她的奖颁给她，四儿说了实话，奖没拿到，但心灵安乐。两个故事都是教人诚实，但依据却是《圣经》，西方经典被作为权威的训诫援用。《默骗论》最后说“我们应当小心谨慎，要记着《圣经》上的话：‘不要存着虚妄的心作事。’”又说：“不可给魔鬼稍留地步，如此少犯罪，可以多蒙主的喜悦，岂不是极好吗？”
另外，对翻译的西方小说的接受，也可以看出西方观念对于中国思想禁区的突破，像《茶花女》这样的爱情小说，对中国言情小说的发展走向有很大影响，人们接受了妓女身份的茶花女的恋爱故事，把她看做爱情和自由的象征；接受了为爱生私生子的迦茵，把她仍然看做纯洁的女性。由于女性在传统秩序中是被压抑者，她和传统的疏离感更强，也更容易接受和传统不同的异质文化。女性对西方文化的接受要比男性更容易。不过这一点在以男性作为主要作者的清末小说中，表现得还不明显。但以西方作为权威性的依据来争中国的女权，不论是在小说，还是在当时的报刊舆论中，都得到了相当的强调。
3. 偷师学文明
中国近代在接受西方的物质和思想文化上，通商口岸较别处更早。尤其是上海，开埠以后，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市民中很快盛行。“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类多效其所为。其制造灵巧不能学，乃学其浅近者，效其语言……至于坐马车、登轮舟，华人亦皆以为了，甚至雪茄之烟衔于口中，弹子之房游于暇日，大餐之馆座客常满，左手持叉，右手执刀，以咨大嚼者，皆华人也。‘温都的爱’、‘爱皮西提’会一二句而刺刺不休，以为时路。酒则香饼（槟）、茶则加非（咖啡），日用之物皆以有一洋字者为佳……”据统计，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大约有两千多所，到1904年，基督教徒有13万人。中国第一个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在1897年筹办时，还特地召开了有中外妇女参加的“裙钗大会”，听取外国女性对于创办女学堂的建议。
在变西法的总体思想指导下，晚清最后十年的西化思潮汹涌而至。西方成为文明进化的代名词，也是国人效仿的对象。1905年上海小说新书社出版的署名“山外山人”的小说《枯树花》，就写郑家父亲郑成德因贪杯而致家道败落，但三个儿子都出洋留学，并成为出使美、英、法三国钦差使节，结果为国家觅得安邦为民的良方，也振兴了家庭。西方成为中国这棵枯树重新开花的良药。在小说《市声》中，余知化制造的割稻车，就是一件仿西洋的机械，引起乡里人的惊奇，蜂拥来看热闹，连留过洋的机械师刘浩三也专程从上海到乡下来考察。《市声》中还通过余知化的口，写到民族资本家李伯正在商业竞争中，败给了洋人。“李先生别的做法通都精明，只这翻新上斗不过外国人，因此货色滞销，本利上都吃了大亏。”精明一说只是客套的话，李伯正岂止是翻新上斗不过洋人。即使是表现中国人被人欺骗贩卖至海外做苦力、受尽洋人欺辱的小说《苦社会》中，还是写到洋人对女人的文明。“洋人复回身进舱来叫女人了，却和气了许多，学着中国话道：‘好生走呵！怕跌时，靠定了栏杆，慢慢上去，不慌呵！’引得女人一个个都红了脸。又有小脚走不快，洋人也不用水手，自己来搀，吓得女人们缩手不迭。”以揭露洋人侵略行径为主题的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一方面写洋人烧杀奸淫的罪行，另一方面也写到兴华邦因人人爱国，受到洋人尊重得以保全。小说还通过一个洋人的口说道：“敝国所到之处，从不难为有智慧的爱国之人。”
西洋文明为中国带来了很多新事物，上海竹枝词中有很多是反映和西方相关的新的生活和娱乐方式。在这一时期，西洋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进一步渗透着国人的生活，一些赶新潮的假洋鬼子应运而生。《文明小史》第十八回中讲新学的郭之问就是短发，外国打扮，一边吸大烟呷茶，一边吃牛肉喝咖啡。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八回中，一个制军也吃起了西餐。他不惯用刀叉，下面的候补道再办西餐，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整的切碎，放上筷子。博得制军赞之：“兼通中外，动合机宜”。《负曝闲谈》中的一位观察公“到过外国，所以开口就是伦敦，闭口就是巴黎”，以显示他的见闻广博，有新见识。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第四十七回写到一个做买办的“劳航芥未到上海，就听见有人讲起，上海有些红倌人，很愿意同洋装朋友来往，一来洋装朋友衣服来得干净，又是天天洗澡的，身上没有那般龌龊的气味，二则这家堂子里有个外国人出出进进，人家见了害怕，都不敢来欺负他，这都是洋装朋友沾光之处。”
《文明小史》中，贾氏兄弟根据报上的信息，托人买回一盏洋灯，“那光头比油灯要亮数倍，兄弟三个点了看书，觉得与白昼无异”。先进实用的西洋器物，不但改变了一般市民的仇洋心理，甚至开始崇洋迷外。有人记述：“庚子巨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融入器物中的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也随之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文明进步来接受。“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西化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是通过洋烟洋酒、钟表仪器等器物的接触，西装西餐、舞厅马场等西方习俗和生活方式的传习，以及西式的市政管理等制度化的渠道加以影响塑造的。例如，租界的例禁不仅禁止随地便溺、未经申报私自挖路开沟等，还包括禁止贩夫赤裸上身、攀折树枝、挑粪必须加盖，等等，逐渐养成市民的公共意识和文明习惯。西方器物、生活方式、制度文化的示范、吸引，西方宗教教育的输入和传播，由此对上海人的环境认同的价值取向起着极大的影响。”
1912年《申报》上有篇小说，就叫《“慕西”小说》，写了新少年慕西和他的妻子醉欧女士对于西方物质生活方式的追求。当时，西洋物品的使用对女性有更大的影响，“大约到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盛行外国香水、墨镜，甚至妇女的头花也多西人所制的所谓‘烧料’（玻璃仿制品）。其他洋饰品，如花色各异的‘烧料’、洋式梳子、小面镜子、‘金钱表’、金刚钻戒指”，“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戴眼镜，佩‘小表’，已相当普遍”。
除了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学习，人们对西学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对西人的议论也更加重视。通过西方文明这面镜子，国人照出了自己诸多的陋习，包括众多女性风俗的陋习。首当其冲的就是缠足和不学。中国的天足会最早就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然后由中国维新人士推广的。小说《醒世新编》是为回应英国人傅兰雅的一句话：“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一时文，二鸦片，三女子缠足”1895年6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登出启事：“求著时新小说”，提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而作的提倡根绝以上“三害”的小说。小说中的改革之道一是革故： 戒鸦片，抛弃时文，家中女子一齐放小脚；一是创新： 学外文，办学堂，运用西方科技造木制轮船，开银矿，让全村人都富起来。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写了一个官姨太太跟着出国，竟当街晒裹脚带，让客店的仆欧说了一顿，当官的丈夫也脸上无光。“自此饶鸿生戒谨恐惧的到处留心，连路都不敢多走一步，话都不敢多说一句。”李伯元在《中国现在记》中，还写了一个不接受任何洋器物的怪人朱侍郎，因为不肯打电报，不肯坐船，耽误了为姨太太送终，但他并不为此后悔。这个故事表现出了守旧人物的迂腐，并通过中西文化对比的手段，抨击了中国的旧俗。
在1909年的短篇《大跑马》中，一个和妓女同行的公子想出风头，把双人马车赶得飞快，让红头巡捕拦下后，要带往捕房罚款，因为“不谙租界章程，不通英国语言，益形惶窘，且其汗流浃背，双颊红涨，正与落汤螃蟹大相似”，而被妓女当“曲辫子”嗤笑，没有西学修养成为落伍的标志。
而在西化思潮中，也很容易产生一些盲目崇洋的思想。即如最著名的男性女权理论家金一，在《女界钟》中盛赞西方女性的教育程度之高：“荷兰者，……寻常女子六岁未有不入学，十五岁而未有不毕业于高等者。且其普通社会，女子不通英、法、德何国之语言文字、则谓之无教育之民。今吾中国民其自思，以男子而能通无论何国之语文者，几何人哉？”当然，也有一些有出洋经历的人，会作出更合乎事实的判断。小说《黄金世界》中见过世面的商人夏建威说道：“欧人风尚，似若女尊于男。其实一为女子身，并选举权而夺之，故在成文法典上，犹是男尊于女，平权两个字，不过二三学子的理想，与事实却相违背哩。”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对于西方女权认识的误区，不仅在于高估了西方女性实际的社会地位，认为她们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而且把西方看成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忽视了其中种族、阶级的差异。因此，在回到中国的问题时，往往会忽略西方女性理论对中国女性压抑的方面。
3. 痛击侵略者
在盲目崇洋的另一极端，是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将西方看做敌对的一方，加以仇视和拒斥。西方被看做侵略者、凌辱者，邪恶和令人恐惧。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一回，就试图表现国人的这种狭隘心理。老残用了一个充满象征性的梦来表现，他看见水中的大船将倾，这就好像中国这艘大船遇上了民族危机，要被外族的大水淹没，这时，他好心“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那下等水手里忽然起了咆哮：“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号召大家杀了他们。刘鹗本人因为主张和洋人合作铺铁路、开矿，被时人称为汉奸。但正如胡适所说：“这种办法是很有见识的。但在那个昏聩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他的老朋友罗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说：‘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老残游记》中的描写，即是作者的“剖心自明于人”。
表现民族危机主题的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第一回写到，有一个洋人进了一个小巷子。“那巷内有个小儿，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口中只乱嚷道：‘洋鬼子吓！洋鬼子吓！’登时他的母亲早已搂住道：‘好孩子别怕，有娘呢！’那孩子只狠命地惊吓啼叫。他那母亲便吓他道：‘你若不快止住哭，我唤那洋先生来呢！’那孩子两手一缩，惊得不敢作声，面如土色。此时那洋人似有急事，却不在意，已大踏步地去远了。独有黄勃不觉气得发怔，止住脚步，不能复支，便向那妇人啐道：‘好好的儿子吓死了，洋人有何可怕？我国人比他们多着呢！’”随后他假装去追洋人，回来告诉孩子他把洋人打了一顿，还摸出身上的银表，拆下表面，把表里的洋人丢在地下踩，告诉孩子不要怕洋人。后又说了好些话，又叮咛妇人以后不可如此，方才离开。由于孩子和妇女的弱势，她们对洋人可怕观念的表露最为表面化。而这种观念虽然不一定被说出来，在很多中国男子的心里同样存在，虽然黄勃这样的志士例外。
《文明小史》开首一个故事就是客栈打破外国人一个碗，外国人趁机敲诈，惊动了知府。围绕一个碗，洋人大动干戈，知府胆战心惊。后来秀才们办诗会被知府诬蔑结党，要关押惩处，洋教士出面解救，知府马上不敢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六回写一个骗子兼无赖府弥轩做了一个纨绔子弟龙光的局，龙光发现后，想用外国人来吓他，讨回自己的书局，谁知弥轩根本不睬他的歪理十八条，外国人也说他不过。这让“龙光吃了一惊，去对账房先生说。账房先生吐出了舌头道：‘这个人连外国人都不怕，还了得！’”
陈天华的《狮子吼》中，写到满人入侵时，有一个竭力取媚侵略者的女子，也具有以性别隐喻种族关系的意义：“一中年制衣妇，本府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据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这个女子不仅是被外族侵略凌辱的象征，也暗含着对于崇洋媚外的国人的谴责。
小说《冷眼观》就直接对于一些新学人物的盲目迷信大加批评：“如今那些讲西学的人不是尝笑我们为迷信神权吗？何以外国人又十分相信上帝呢？难不成他们的上帝是一种非怪非妖，非人非畜，所谓姜子牙的坐骑四不相去冒充的么？倘也是鬼神一流人物，竟连打官司都要去借重他，做升降祸福的大主宰，岂不更比我们中国人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那般宗旨，还要加倍迷信么？可笑一般新学界种子，就闭口咋舌不去同人家驳诘了呢！”外国的迷信也比中国的高明，确实是当时一种普遍心态，即如现代作家许地山也认为西方宗教特点之一是科学。在《冷眼观》第二十一回还讲了两起迷信洋人的笑话： 一个在美国做剃头匠的人，到了中国，被聘为洋文教习，这倒也算了，有一群东洋妇人，到南京南洋大臣处申请游历护照，以行丑业，这些东洋妓女学中国官腔漫言做人种研究，大臣竟电报通知各处严密保护，并考虑将来延请日妇充当女教育顾问官，为母仪教育之助，闹了大大的笑话。
而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主导下，女性的榜样是小说《苦社会》中和男性站在一起、参与爱国活动的女子。在去秘鲁的苦力船上，中国人受尽欺辱，一个叫谢履安的医生，号召大家齐心对付，策划打看守。“大众一听，才收泪道：‘谢先生说的不差。’几个女人却不答应，道：‘谢先生打他们，怎么要除掉女人？可是我们吃的苦，比你们男人轻了不成？还是我们没有手没有脚的？’谢履安道：‘正为你们有些小脚的在里头，怕不方便，打的时候，还要留人保护你们的，不要先急呵！’”这里既说出了女人一样救国的道理，也顺便指出了女人小脚的陋习，妨碍她爱国。
20世纪初的1905年，为了回应美国出台苛待华工的禁约，同时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国人掀起了拒绝美货的爱国热潮，女性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活动。《女子世界》1905年第2期发表了初我的一篇文章《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里面说道： 然则，近日之女子将胡从？无演说、文告之材料，无联络商界之权力，无参预政治之资格。有之，请从拒绝美货始。
抑吾闻之，美，女权最发达之国也。吾今拒美，吾固效美。由此可以看到思想界对女性的动员。清末有一些小说对此也有所反映。比如包天笑的《碧血幕》就写到上海的妓女开演讲会，在报上发表倡议，动员姐妹们抵制美货。《黄金世界》中爱国商人夏建威主张废除外人和工商部订的不平等条约，却找不到支持者，后来找到朋友朱怀祖的妻张氏，通过女界来运动。女会还欲募集资金兴农劝工，号召女性抵制洋货。
吴趼人的《发财秘诀》有一个相关的主题，他写了一个发洋财、后来做洋奴的人的经历，把和外国人做生意看做是一件只看见利字、丧失国格的丢脸的事。小说一开始写小贩区丙想跟风去香港发洋财，和妻子商量。“他妻子说道：‘人家有手艺的，是靠手艺去赚钱；懂外国话的，是靠佣工去受值；有气力的，还可以去抬杠。你既没有手艺、又不懂话，就是气力也输与人，你仗甚么可以去得？纵使香港是个铜山、金穴，只怕你未必有本事去动得他分毫。我劝你息了此念罢。还是安分点，在家过穷日子的好。我也没福做富翁的奶奶。’区丙被他妻子一顿抢白，恼得气也结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气忿忿的走了出门，到市上行去。”令妻子没有想到的是，区丙后来靠到香港向洋人贩卖小玩具料泡和小工艺品，发了大财。区丙让妻子帮着打开藏在床底的洋银袋，妻子第一次看见如许多的银子，“一连看了几袋，只吓得他目定口呆，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出了一身冷汗”。妻子之前不相信区丙能发财，也不算太离谱的推测，此刻看见老公发大财，大吃一惊，也属正常反应。但吴趼人议论道：“下半回无端写区丙妻子种种丑态，非得已也。以笔法论所以，反照第一回其妻子云云一段，使之相映成色。以命意论，实痛夫女子社会中实有此情景，特为之摹绘传神，使他日女子社会进化时睹之，犹可见前人之面目也。读者得毋怪弊端尖利，有隙即乘无孔不钻乎！”好没道理的议论。作者写区丙先是投机发财，后又出卖国家投靠洋人，实际上把发洋财和卖身求荣连在了一起。但不管怎样，这是区丙的无耻，但作者却理所当然地把女性作为负面符号，和势利、没见识联系起来。
在惺庵（周桂笙）的《世界进化史》（1905）中，男主人的妻子似乎也是在扮演这样一种无见识的角色。小说中的庄来生，生长中华，豪游外国，学贯中西，中经济特科，官拜京堂之职，顺风顺水却无端告终养出京。虽有官费出洋机会，因为告了终养，不好意思挽回。想自费出洋，大话都说出去了，却被妻子一顿吵闹给打发了。来生闹出洋，先给太太扣女豪杰的大帽子笼络，又以文明离婚相逼迫。待他哭完了，然后从容说道：“你也是个女中豪杰，难道叫我系恋着你，不做一二件正经事吗？”他娘子道：“你做什么正经事，尽管去做，只不准出洋。”……来生道：“我们各有各的自由，我要出洋是我的自由，你管不得；你要改嫁，是你的自由，我也管不得。”结果女豪杰不但哭骂起来，拿出剪刀来要刺自己的喉，来生急忙改口不出洋罢休，说： “你别怪我这句话来得突兀，西洋妇人原有改嫁的例子，譬如你与我宗旨不合，尽管改嫁，这才算自由哩。”
原来来生娘子跟着来生识字读书，也看过几部新翻译的小说，也知西洋妇人作兴改嫁是真的。这时听得来生点明出处，很信得过，把那一种奇妒的心肠消融尽净；又闻来生不再出洋，情愿守着他过一世，这才转悲为喜，不预备寻死路了。庄来生在小说中被写成是个饱学硕儒，正应该干一番事业。本来出洋是个发展机会，但因为娘子无理取闹，终究一事无成。来生娘子被写成是个对于西方的态度非常矛盾的角色，她接受女学的概念，会识字读书，还爱看翻译小说。她因为信任西方妇人作兴改嫁，所以把奇妒的心肠消融尽净。但她反对来生出洋却很坚决，竟以死要挟。最后因为来生承诺她不再出洋，她才不寻死路。她对西洋既信任、喜欢，又带着难以言说的恐惧，其实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看待“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先生’这种一而二任焉的矛盾”。
实际上，清末的男性理论家一直在用否定女性的方式，来主张女权，西方标准是他们否定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他们各自看待西方和先进的标准并不确定，就是同一个人身上，或许也同时混杂了对于西方的矛盾态度： 西方有时代表了文明进步，比如像金一认为的，西方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中国女性难以企及的；西方有时又被看做放诞堕落之地，留洋的女性很难抵御腐蚀。比如《未来世界》中的赵素华被作者说成“在外国多年，放诞惯了”，结果是，西方习惯性地和传统形成了对立关系，而女性也成为一个习惯性的被否定对象： 守旧的女性被看做太旧，新女性又被看做太新，“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女性的态度左右不合适，而女性的解放因此也常常面临着无所适从。但不管怎样，西方的和新的实际上已经不容分说地融入了旧的传统的文化，在女性形象塑造中，也成为新女性最有新意的部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