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追求时尚中的自我表达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地理位置的四通八达使其迅速成为商业重镇，富绅商贾云集于此。上海的都市化，不仅影响到周围整个江南的社会与文化的变化，而且对全国也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上海的商业中心地位开始确立。《负曝闲谈》中，一位曾游历海外的老者大发议论道：“‘上海张园一带，栽着许多树木，夏天在边上走，不见天日，可以算他东京帝国城。大马路商务最盛，可以算他英国伦敦。四马路是著名繁华之地，可以算他法国巴黎。黄浦江可以算他泰晤士江。苏州河可以算他尼罗河。’几个年轻的一齐拍手道妙。”可见晚清上海的繁华程度已经相当国际化了。
在晚清上海都市化的过程中，普通市民感受到的文明，首先是物质生活的改变。都市中商业社会的繁荣，首先刺激了人们的物欲和消费欲望。节俭作为一种美德开始被质疑，有人认为“(节俭)知则人人知之，及至见诸行事则不免鄙俭而尚奢”。还有人写文章题目就叫《论治世不必偏重节俭》(《申报》1877年2月28日)。社会风气由重俭禁奢，转向崇富轻贫。谭嗣同认为“私天下者尚俭，其财偏于壅，壅故乱；公天下者尚奢，其财均以流，流故平”。梁启超也认为“西人愈奢而国愈富”，“故俭者亦上古不得已之陋俗”。维新思想家尚有此片面的见解，下层对逐利和享受的理解就更加物质化。由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的变化，都市整个的社会风气日渐改变，而女性风气的改变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小说《市声》中的浩三是个留学归来的机械专业的工程师，满腹的本事，却不如贪污的人可以一夜暴富。他的妻子杨氏非但不以安贫乐道为荣，反羡慕贪污暴富，振振有词地数落老公不会发财：“你有多大本事，管得到世上的事！谁不是图自己安逸？你想，半步街的童伯伯，不是夏布庄上的伙计么？他趁着管账先生糊涂，赚着一注钱。如今捐了什么九品，到安徽去候补；听说分到了芜湖，当什么洋务差事，一年倒有二三千银子。他嫂子满头珠翠，身上穿的灰鼠皮袄，湖绉面子。我出门也没这样体面的衣服，她只把来家常穿着。”令她尤其羡慕的是暴发户家女人的穿着。财富和时尚的生活是新的成功标志，它甚至否定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
李伯元的小说《中国现在记》中，就写到一个谋官者，利用女人的崇洋崇新心理打通了关节。“当时有一个候补县丞，姓黄，叫元吉，是个善于钻营的老手，但是手里实在没有钱。慢慢的打听钮知府的太太是扬州人，最喜欢的是扬州戴春林的花粉，以及香珠、香料等件，他便写信回去，带了不少出来，又添了些洋花、肥皂、手巾、汗巾各种新巧的东西。那个时候，山东僻在极东，一切洋货还不甚畅销，即如那女人身上穿的一件假珠子结的花边，山东是不曾见过的。黄县丞办到了这些东西，分装了四大抬盒，叫人送进去，说是扬州、上海的东西，孝敬太太的。太太看了，自然欢喜，就一齐收了，赏了脚钱。”心思巧妙的礼物果然收到了效果，钮太太为黄在知府那里谋到了官职。
《中国现在记》中还有一个乡妇出身的官太太更是贪心不足，财迷心窍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她让当地方官的老公，受理告状的呈子进来交五百钱，批出去也交五百钱。还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是极有道理的，老爷用的钱是皇上发的，太太用的钱，皇上既不发，只可问这些百姓们要了。况且常听人说，‘地方官是民之父母’，这句话是连太太说的，不然男人家怎么会做人家的娘？难道公鸡亦会下蛋么？我和你既是他们的父母，他们当儿子的就不应该孝敬么？”老公拗不过还答应了，闹了个大笑话。
晚清女性对于洋货和时尚的追逐，最明显表现在服装的翻新上面。而对于时装的兴趣，是和这一时期社会娱乐活动对女性日益开放有关。在《竹枝词》中，很多表现女性对外出着装的精心准备。“为看跑马换衣新，几日前头约比邻。”而在看戏前夜，姐妹们还在商量外出时的妆容打扮：“邻家姐妹各商量，明日如何作晓妆”。而在戏园里，观众既在看戏，也在互相比较衣裳发式妆容的时新与否，“侍女纷纷来往频”、“看戏人看看戏人”、“衣裳时式鬟时样，谁是新娘谁是婆”。在公共娱乐场所，女性不但开始分享公共娱乐生活，同时开始在公众前展示自己，从交流时尚和消费信息开始，参与公共社交。
《负曝闲谈》中，就写到买办江裴度的姨太太，在看跑马之前半个月，已经兴兴头头地开始置办可以体面出场的行头。她同样被描写成一个贪婪的人，不顾家庭经济的窘境，执意购买高档时装。她一见老公回家，就着急地问：“‘回来了！替我买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江裴度一愣道：‘什么？’他姨太太道：‘就是外国缎子。颜色漂亮不漂亮？花头新鲜不新鲜？’江裴度啐了一口道：‘还顾得买外国缎子哩！我们的身家性命都要不保了！’他姨太太道：‘什么身家性命，什么保不保，我都不管。我的东西是不能少的。’”
对于时装和时尚的追求，是女性有了一定的出门机会才会有的要求，它往往成为中上层受压抑的女性表达自己和满足自己的一种手段，甚至成为空虚生活里的一种精神支撑。而物欲狂、购物狂类型的女性形象的雏形，也开始出现，她们成为三四十年代新感觉派小说中那些浸泡在埃及烟、混合酒、咖啡、巧克力、爵士乐、狐步舞中的物质化女性的先导。
2. 娱乐打破性别隔离
在分析近代中国妇女生存状况时，“性别隔离”、“性别压迫”等概念近年来频繁为一些海外学者所质疑，并以“五四视角”目之予以解构。他们反对将公共和私人空间分离的分析，以及女性生活在私生活领域的观点，并以女性通过刺绣和缠足相关的活动，建立闺房内的联系为例，说明传统女性社交的持续存在和传统女性在家庭中一直具有某些掌控能力。白馥兰认为，“界限的重要性在于它既不是固定的又不是不可渗透的”。但我以为，指出内外的相对性和界线的可渗透性并不能否定内外界线的存在。白馥兰本人对中国建筑的分析研究其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她还特别辟有“对女性的压制”一节，讨论中国建筑格局对女性的隔离和压制。在家庭里女性尚且受到隔离和限制，女性和社会的隔离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五四”女作家庐隐在《妇女今后的出路》一文中提出：“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她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体验，冲击隔离女性的内外界线。受到“五四”传统影响的男作家聂绀弩在《怎样做母亲》中写道：“中国的妇女受的压迫太厉害，生活太枯燥，生活范围太狭窄，知识水准太低。”他同样是以亲身经历，表达对自己母亲和所有女性的同情。他们都在谈感性体验，或许没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但比起在纸上建构的假设和“真知灼见”，却更为可靠。从晚清女性活动空间的转移来看，无形的空间界线是存在的。所以，我会继续使用“性别隔离”、“公共空间”这些概念来讨论女性在晚清逐渐融入社会的过程。
晚清一般女性进入公共空间，首先通过公共娱乐场所。如罗苏文所言：“在晚清上海租界的公共娱乐区，性别空间的无形隔离却被娱乐消费的商业浪潮冲开一个缺口。”
上海自开埠以后，形形色色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戏园、茶室、弹子房、跑马厅、跑狗场、俱乐部等大量涌现，成为一个“极乐世界”。当时还有人把沪上最流行的娱乐生活铺陈为十景： 桂园观剧、新楼选馔、云阁尝烟、醉乐饮酒、松风品茶、桂馨访美、层台听书、飞车拥丽、夜市燃灯、浦滩步月（《申报》1873年2月8日），作为上海生活的标志。除了烟馆、妓馆、喝酒、飞车等项，不是一般女性涉足之处，娱乐场所在20世纪前后，向女性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1896年，电影首次放映，都市娱乐又添了一项重要内容。
在公众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公共空间的拓展势所必然。妓院是最早的城市公共空间区域之一，但那是男性交际涉足的地盘。除此之外，戏院、菜馆、公园同时也在开拓公共活动空间。
女性的传统娱乐项目很多是没有什么公共性的，比如荡秋千、斗百草、放风筝，至多是女伴相约的游玩。女性传统的公共娱乐活动往往限于一些特殊的节日，比如上元节看灯，菩萨出会，那时女性才能出门游逛。另外，上庙进香、看庙会虽然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活动，但对于很少有机会出门的女性来说，它还兼有娱乐、交际、购物等功能。
上海开埠以后，得风气之先，女性的公共娱乐和交际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1872年《申报》有文章说：“上海地方之妇女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欢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若行所无事者，甚至茶轩酒肆，杯酒谈心，握手无罚，目贻不禁。……此风日盛一日，莫能禁止。”
晚清都市女性的娱乐生活大多是公共娱乐生活，女性较早进入的公共空间是戏园。19世纪70年代，上海妇女进戏园看戏、进书场听书已成风气，虽然有官府明令，终不能实际禁止。许多京城的剧场也不顾禁令让女性进场看戏，女伶也开始登台。1909年的一首竹枝词描写了京城戏园的气象：“旧人冷落老何堪，红粉登台倍两三。试向梨园窥坐客，女权真个胜于男。”而上海四马路书场甚至想出让西妓弹唱淫词，吸引听众。中国原来乡间的娱乐生活极度缺乏，看戏是很难得的娱乐，看戏的日子成为民间节日，其他任何事情都要让道。看戏因此成为国人的一种消遣习惯。在近代都市里，有时候戏院、书场的社交功能甚至超过了娱乐功能。晚清一些小说，写到妓女或不正经的女子进戏院只是为了和戏子攀交情。
另外，晚清的观赛马会也有了女性的加入，从“听说明朝大跑马，倾城士女兴飞腾”、“三天跑马亦雄观，妇女倾城挈伴看”的竹枝词里，可以看到女性是赛马会的积极参与者。葛元熙的《沪游杂记》还记载，西人赛花会为中国女士打开了社交之门，“午后准中外士女入园玩赏，每客收洋蚨一枚，以备茶点之需”。
公共餐饮场所本来不许妇女进入，后来，开始有妓女进入餐馆酒楼及茶馆陪客陪酒，后来又有仆妇等下层妇女进入。到了清末民初，社会风气开放，一些上层妇女也开始出入于餐馆酒楼，而不为人侧目。“饭后二三点钟，妇人也上茶馆，年少不妨独行，老年带个女伴。”小说《未来世界》中，女学生赵素华和胸无点墨的黄陆生错误的恋爱，就是在酒楼约会开始的。《侠义佳人》中柳飞琼和纨绔子楚孟实的悲剧性的婚姻，也始于茶楼相识。不过，在小说中，茶楼酒楼似乎还是被赋予了风流之地的不良名声，这两段始于茶楼酒楼的爱情，都以女性的婚姻悲剧收场。
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女性，都在娱乐市场的增加和开放中得益。娱乐生活解放了女性幽闭的生活，但阶级的差别还是明显存在。下层妇女仍然主要以逛庙会或免费娱乐为主，中产阶级女性的消费能力让她们的娱乐生活获得了更大的自由。1896年，法国人把电影介绍到上海，她们甚至可以欣赏最新引入的电影。不过最初的戏园和电影院，男女都是分坐的。尽管有种种限制，但在晚清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形成的过程中，女性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其中。对于由物质空间组成的娱乐生活的参与，是女性在现代生活中进一步参与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开始。
除了公共娱乐，女性的私人性娱乐还包括了新的内容，其中一项是知识女性的阅读。《申报》曾为《点石斋画报》刊登广告，将女性也作为他们定位的阅读对象。《申报》1884年6月26日的一篇文章《第六号画报出售》，称《点石斋画报》“寓果报于书画，借书画为劝惩。其事信而有征，其文浅而易晓。故士大夫可读也，下而贩夫牧竖可助科头跣足之倾谈；男子可观也，内而螓首峨眉自必添妆罢针余之雅谑”。强调这份画报寓教于乐，雅俗共赏，是女性消遣的好读物。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一位开通的女性“我姊姊”，就爱读《点石斋画报》。小说写她把报纸塞给男性的“我”，自己去读画报。小说中的“我”虽然赞赏姊姊的见解，但对女性阅读的层次有所暗示，仍然暗含阅读层次较低的意思。
3. 交际引入公共生活
清末民初的废缠足运动，为女性参与公共生活作了准备。民间流传的《女儿经》，也道明了缠足本来就是为了限制女性的活动：“为甚事，缠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放足以后的女性，可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就有了外出上学读书、从事社会职业的可能。但女性从走上社会，到可以上学求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参加社交活动，是拉近这段距离的一种积极的方式。
古代妇女的社交活动极为缺乏，即使在晚清，有些官宦人家妇女的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非常不自由。《梼杌萃编》中贾端甫的太太向旧情人抱怨，穷人家女人比她活得开心：“就是穷人家的妇女，也还能去看看戏、逛逛花园、开开眼界，可怜我是上了轿子、车子，就把帘子关得紧紧的，连轿子旁边的玻璃窗、纱窗都替你把幔子钉严了，叫你一点也看不见。到了客店，上了轮船，只要进了那间房，除掉临走，不要想出那房门一步儿。”一般女性除了亲戚间走动，只有赛神烧香，才能外出活动，和人交谈。因此，即使不是居士信女，很多女性也热衷于上庙进香。葛元熙的《沪游杂记》，记载了晚清女性参加城隍会的习俗。他对此持批评态度：“至夜间跑马，青年妇女披发着红衫裤，杂行期间，最为陋俗。旋经邑侯禁止，此风稍息。”这种节庆活动都不能允许女性加入，可见女性的社会活动和交往极为难得。
但从竹枝词中可以看到，结伴游教堂成为女性新的交际场所。信仰或许只是一个方面，宗教活动给女性额外地带来社交机会，所以女性会有特别的期待：“小姑不字励贞修，天主堂中结伴游。记得明朝逢礼拜，五更灯头照梳头”。
陈啸庐的《新镜花缘》还写到了女学生在假期中，相约聚会，一同游园，已经是很正规的社交活动了。在黄翠凝的侦探小说《猴刺客》中，还写到了清末青年男女交往，会选择在俱乐部跳舞。而自由恋爱的一对男女，宝琴和伟生，在社交场合有很大方的表现： 宝琴遂起，与伟生同驾油壁马车。一鞭斜指，直抵俱乐部去。
入门首，二人携手入，见来宾纷纷，络绎不绝，座为之塞。伟生与宝琴行至僻静处，择一位坐下。未婚男女已经同坐马车，在公众场合出双入对。虽然这样的场景在另一些小说中，被用一种鄙夷的口吻描写，但正反描写都肯定了这样的事实存在。女性的社交活动在清末已经有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
所以《未来世界》中写道：“原来这个时候，都学那欧洲各国的风气，一班绅士家的妇女，都在交际社会里头随意应酬，不论男女都好直接结交。绝不是那以前的那种样儿，妇女见了客人遮遮掩掩，做出那一付的娇羞态度、旖旎丰神，男人们看了，把他们当作一件玩物。这也算是中国近年来女学的进化。那欧洲各国的内容虽还没有学得完备，就着表面上看来，这摹仿的工夫也就算得是惟妙惟肖了。”小说中，大户人家小姐汪墨香见有陌生男子的名字来访，也肯接见，而这位客人正是对她一见钟情的夏沛霖，他们因此开始交往。即使一般人家女性，待人接物也要比以前大方。《市声》中，乡下人“阿玉叫他老婆去烧茶，又道：‘这几位都是我的知己朋友，用不着避的。’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虽然是扭扭捏捏，到底是不用回避了。包天笑的回忆录，记录了一位叫薛锦琴的女士当众演说的事，更是社交场中的女中翘楚。而谭嗣同早就提出社交公开，认为这是革除陋俗的根本举措：“则将导之使相见，纵之使相习，油然相得，澹然相忘，犹朋友之相与往还，不觉有男女之异，复何有于淫？淫然后及今可止也。”
4. 走向外面的世界
晚清女性的娱乐交际，打开了女性走向社会的路径，满足了女性多少年来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在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因为阅卷被关了一个月的“我”的抱怨，被他的姊姊诘问：“只关了一个多月，便说是慌了！像我们终年不出门的怎样呢？”更早的清朝女性弹词作品《笔生花》、《再生缘》都虚构了女性通过换装僭越男性生活的情节，表达了女性对参与公共生活的向往。创作于20世纪初的如如女史的《女举人传》（1903）也延续了这一想象。薛海燕的研究注意到，陈端生的《再生缘》在前八卷其实已经写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端生却继续用了九卷的笔墨极力铺写君、父、夫三方逼迫郦明堂（丽君改妆后的化名）承认自己是孟丽君，恢复女妆。因此三方与丽君之间围绕是否回归闺阁而展开的斗争就成为《再生缘》故事的真正核心”。这才是女性真正的焦虑所在。追求和男性一样成就事业梦想的渴望，和社会逼迫女性回归的压力，构成了这类小说的想象张力。
而晚清的社会环境慢慢释放了前辈女性在想象中反复述说的渴望，女性通过交际和娱乐接触社会，参与社会，走出了女性社会化的第一步，为进一步求学、求职，作了尝试。女性结伴游乐、交际，培养了她们的分享意识和集体意识。《女子世界》曾刊登明华女学校学生张驾美的《游任氏园记》，她畅想女性不但有独享的乐趣，家庭的乐趣，还有多人之乐，志同道合的乐趣：“吾观此不禁叹曰： 惜其非我之所有，而为他人之物。否则办一学堂于此，集同志数十人，课余之时，携手同游于花间，岂不乐哉？虽然，园林之胜，吾见亦多。惟其只知为一人所乐，而不知多人之乐；只知家庭之乐，而不知学堂之乐。是以一人有，则一人独享其乐，而不能分其利也。”
女性进入公共生活空间，不但有利于女性的社会意识的养成，更可以通过了解社会，参与社会，而逐渐做到贡献社会。在晚清，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是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夫人单士厘。她因为丈夫外交官的身份，得以周游列国。她的旅行日记后来集成了《癸卯旅行记》出版，希望引起我国女性出国旅游的兴趣。周游世界对于单士厘开阔心胸有很大帮助，辛亥革命爆发后，单士厘积极投入妇女运动，为北伐军募捐。但单士厘在晚清只能是一个特例，她出家门出国门都不是主动的，只是机缘使然。而这个机缘没有可复制性，一般女性连走出闺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而言，接受女性进入社会，或许比女性主动参与社会的过程，有更大的阻力。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有不少表现女性对自由风气的向往，对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但在写到男性社会的反映和评价时，负面的看法居多。
在《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妓女李三三嫁了哈子让，跟随的大姐阿珠没多久就辞职了。另一个良家女子阿宝问她原因，“阿珠道：‘别的没有什么，只是我此物做不惯。我仍到堂子里去，哪怕老爷、大人，都是并肩而坐。有得说，有得笑。欢喜时，到外头喜看野景。时常还同着先生坐马车，何等快活！你想，在这公馆里，可以么？’阿宝道：‘好珠姐，你可有认得的堂子里要用人，荐荐我去么？’阿珠道：‘只怕你妈不肯。’阿宝道：‘他不肯，我逃走了去。’阿珠道：‘既如此，我带你留心就是了。’二人珍重道别”。两个良家女子，为了有更自由、更有情趣的生活空间，情愿去名声不清白的妓院，而不安于拘束、平淡无味的生活，是当时女性一种心态的反映。当然，小说作者对两个女性带有某种程度的蔑视和贬低，特别是对阿宝贪图虚荣、富贵的生活有所讽刺。
在《九尾龟》第一百八十七回中，写到有一位孙姓慈善家，见淮扬水灾，想到西方女性常会借助女性的魅力，举行慈善会募捐，就发起了倡议。他借张园开赈灾会，入场券一元，上海全埠的绅商内眷和十三国领事的夫人在那里设肆售物，把卖得的钱都充作捐款。结果赈灾会上“忽见一群的滑头滑脑的少年，大家都勾肩搭背，一窝蜂直拥过来。听得人丛里头有一个少年哈哈的笑着说道：‘我们出了一块钱，倒像打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茶围一般’”。虽然章秋谷挺身而出骂他：“今天是他们那班中西女士不惜牺牲名誉，来拯救我们中国的灾民。你也是中国人。该应感激才是，怎么的放出这样的屁来！”但他仍然认为，这些女士牺牲了名誉，而这已经是他可以给出的最高评价了。即便如此，王子深王太史还是看不过去，反对上层女性抛头露面做有益社会的工作，他用一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逻辑推出结论：“据我看来，赈济灾民的事小，不过患在一时；败坏风化的事大，却是患在久远。”章秋谷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说：“不开这个会，风俗未见得就会变好；开了这个会，却实实的在灾民身上有些益处。”看法有些不同，但章秋谷同样认同风气败坏说。所谓风气败坏，既指女性过于自由，也指男性对女性自由的轻薄心态。
北京的《白话画报日报》就报道过女学生被围观评点的见闻。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八日的报纸有一篇《好体面的学生》，报道“九月三十日下午，本馆记者走到八角琉璃井，看见女子师范学堂学生放学，女学生们在那上车，路北豫章学堂东楼上有两个学生扒着楼窗往外看，嘴里还说着：‘快瞧啊，又出来一个好看的啦。’学堂的学生有这种行为，他们的品行就可想而知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报纸上有《少见多怪》，报道了女学生排着队在街上，“后头跟着很多男的，很不雅观。在北京这几年女学生也不少了，怎么还有人当作新鲜事呢？人家外国男、女学生在一个学校上课都不足为奇，我们中国人真是少见多怪”。记者的观点算是开明的了，认为女学生进出学校是一件很正当的事；但他认为围观和指点就不应该，欣赏漂亮女性的男子品行有问题。今天看来，这种见解够迂阔的了。不过女性出家门在当时确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情。即使在上海大马路上，女性也会碰到马夫流氓“拦住调笑”，甚至“欲图强占”，因此，当时男子对外出女性的关注被看做轻薄，受到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讲述了一个在女学堂发生的更典型的事例。第四回写道：“民权村的风气全与内地不同，男女可以交相往来，本为交通社会，讲求学问起见。不料这班人借此寻花问柳，男学生全不交接，女学生却喜欢接待几个。”有个男生杨柳青在公园亭子里闲坐时，见到一位佳人，就和她谈话。过几天，就寄情书到这位钱小姐的学校。不料，这个学校对来信都由监督阅过。见是情书，就传那女生来责备：“自由结婚，文明各国虽有此例，但在我这学堂里，尚不能实行，尚不能任你自主。东洋的习俗，不比西洋，这事如果传出去，我这学堂的名誉，岂不就因你一个人而扫地了吗？”“那女子哭道：‘当时我以为和那人谈话也是交际的常事，哪知那厮竟怀了这种意思？不要监督责我，我也没有面目在世了！’说罢将信片片的扯碎，拿起一把裁纸刀就向咽喉刺去。监督慌了，忙上前按住，所幸刺得不深。那女生还是要寻死，监督命多人看守她，百方解劝，一面写信将情形知会孙名扬。孙名扬将杨柳青传来，申斥了一番，立刻逐出堂外。同堂的学生知道此事，也要找杨柳青说话，杨柳青早已闻风跑了。那时众人才晓得专任自由，必生出事故来。念祖因说道：‘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民权村虽主张男女交往自由，也不非议女性和陌生男子交谈，但男性有爱慕之心就要被看做寻花问柳，寄情书更是伤风败俗。杨柳青的行为其实完全没有过错，更谈不上罪恶。而女孩子更是无辜，男孩对她有意，为她写情书，都不关她的事，她却要为此感到羞愧和深深的自责，好像伤害到了贞洁和名誉似的，非自杀不足以洗刷。而这样大的压力来自风气开通的学堂，它一边教人自由，一边拆学生的信；一边赞同学生交际，一边责难学生自由恋爱。
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大量存在于晚清的新思想中。而对于女性而言，对于“新”和“自由”的限度把握，常常很难自主控制。夏晓虹教授曾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对杜成淑拒屈疆求爱函事件作了详尽的探讨。杜成淑是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和思想的新女性，她将并无恶意的屈疆求爱，视为浮荡行为而公之于众，这种过度反应让当事人因此都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也酿成一个大的社会新闻事件。而20世纪20年代，自由恋爱同居的汪世昌和马振华，因汪一开始满腔热情地追求，后来怀疑马并非处女提出分手，迫使马振华自杀，酿成轰动社会的惨剧。虽然之后的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批判汪的负义，但舆论倾向对马振华的同情，潜在地包含对马振华失贞后选择做“烈妇”的认同，因为马振华没有退路，无法摆脱“耻辱”感继续生活。如果马振华不自杀，社会未必会给她宽松的舆论环境，这是马振华这样勇敢的女性也只能选择自杀的原因。
晚清社会的环境要更加局促，一方面，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鼓励女性的自由交往，但一方面女性交往的实际自由度极其有限。即使小环境中的自由恋爱被认可，女性也往往很难有条件在婚前对于男性有全面的了解，一旦同居或结婚，发现被骗或被抛弃，贞洁观会让女性毫无退路。直到“五四”时期，女作家庐隐还在小说《兰田的忏悔录》、《歧路》中，探讨这一问题。其中的女性因为缺乏社会经验，被男子骗财骗色，最终非但没有追求到美满的婚姻和生活，反而被男子玩弄和侮辱，落得堕落的悲惨结局。
从女性还不敢和不能自主追求个人幸福生活可以看出，晚清女性的社会化程度还非常的初步，还不足以让女性能有多少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女作家苏青，写过一篇和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名篇《一间自己的房间》相似的文章《自己的房间》，慨叹：“现在，我希望有自己的房间。”“然而，这不是自己的房间呀！拘束，不自由。”半个世纪后的女性私人空间尚且缺乏，公共空间的作为更加有限，清末女性的空间更加局促，不管是女性的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还是女性开始职业生涯，都还有很长一段艰难的探索和奋斗的路程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