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风光秀丽的历史名城万隆，来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了独立厅，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了国际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亚洲、非洲一系列国家冲破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枷锁，赢得了民族的独立。但是殖民主义并不甘心在亚非的失败，企图以新的形式重新登台。战后成为资本主义霸主的美国，更是加紧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亚非新兴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反对殖民主义、扞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相互间的友好合作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在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就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954年初，中国总理周恩来出访印度和缅甸，中印和中缅发表了联合公报，提出了着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在国际关系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道出了亚非各国人民要求建立国家间平等友好新关系的心声。在此背景下，4至5月，南亚五国(锡兰、印尼、印度、缅甸、巴基斯坦)总理会议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讨论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正式倡议如表示支持探讨召开亚非会议的可能性。9月，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先后访问印度、缅甸，就召开亚非会议一事与两国总理达成共识。12月，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发起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召开的决定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国际进步势力为之欢呼雀跃。
中国对亚非会议的召开予以积极支持，并组成了以总理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于4月11日取道香港先行的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在途中不幸遇难。经查，事故原因系启德机场检修人员周驹受国民党特务收买，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机翼下放置了定时炸弹。但是亚非人民并没有被反动势力的卑劣行径所吓倒，会议如期举行。中国代表团加强了防范。副总理陈毅对大家说：“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就是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尽管环境复杂、险恶，周恩来依然从容、沉着，为肩负的重大使命而不遗余力。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拉拢和经济引诱，一些与会国代表准备在会上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会议存在偏离方向的危险。18日下午，大会发言开始。当天绝大多数代表发言指出会议应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消除殖民主义，但最后发言的伊拉克代表贾马利竟然指责共产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说什么“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的威胁”。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
第二天，中国代表本来被预定第一个发言，但周恩来并未先登讲台，而是耐心地听着各国代表的发言。绝大多数发言都表示憎恨殖民主义、向往和平友好，但上午会议临近结束时又有人猛烈攻击共产主义。周恩来立即决定将原先准备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而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他当即在会场起草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中午他又根据提纲口述，由随行人员记录，完成了补充发言稿。当天下午，三个国家的代表发言过后，会议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顿时，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数以百计的记者涌进会场。
周恩来健步走上讲台，开头便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建议会议“求同而存异”。针对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他一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烟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最后，周恩来他激情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会场上报以长时期的热烈掌声。记者们随即了解各国代表团的反应，许多国家的总理和其他代表对周恩来不同凡响的发言给予高度称赞。
从20日起，会议分成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别举行小会。在政治委员会21日下午会议临近结束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大谈反对共产主义，并提到中国的威胁。周恩来立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并宣布将在次日就此发表意见。散会以后，周恩来立即单独找科特拉瓦拉，说：“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科特拉瓦拉不得不退让，第二天首先声明他不打算作任何提案，而周恩来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在会上与对方进行一场激烈论战，只是作了个简短的说明，竟然使惊涛骇浪奇迹般地平静下来。
周恩来拨正了会议的航向。“求同存异”终于使与会各国代表将注意力集中到会议主题。24日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各国代表在发言中盛赞会议的重大成就。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让我们在共同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导亚洲和非洲的进步前途的灯塔！”
万隆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它所倡导的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为“万隆精神”，永载史册。萨特和“存在主义”
战争给人们心灵与肉体造成的巨大创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文学中反映得最为明显。战时在法国诞生的“存在主义文学”，战后风靡西欧，影响扩展到全世界。存在主义的旗手是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尔·萨特。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在巴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幼年丧父；随母亲住在当德语教师的外祖父家中。1924年，他考入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毕业后在一所高级中学当哲学教师。1933年，萨特到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拜现象学派创使人胡塞尔、德国存在主义创使人海德格尔为师，正式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1938年，萨特的哲学小说《厌恶》问世，这部作品同1942年加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奠定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基础。
《厌恶》是一部自叙体小说，主人公“我”——安东尼·洛根丁是一个单身汉小知识分子，梦想成为大作家。可是他写不出东西，但仍天天上图书馆。整部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以日记的形式记述“我”在图书馆的见闻及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事物的看法，“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厌恶”，感到迷惘甚至恐惧。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部哲理性小说，表达的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观念：“人的生存状态”。
萨特的哲学认为人是孤独的，荒谬的，他的短篇小说《墙》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念。
1943年，萨特接连发表《苍蝇》和《此路不通》两个剧本、同年他发表本体论《存在与虚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1944年，他辞去教职，埋头着述。萨特在政治上一直比较进步，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所揭露和批判。他认为“这个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从1951年起，萨特与共产党人接近，他自称是“同路人”，试图在党之外思考真理，并且希望党能利用他思考出来的真理。1954年和1955年，萨特曾两次访问苏联。
1955年，萨特与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访问了中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表示出同情和支持。萨特积极支持国际进步与和平事业。1952年和1955年，他出席了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萨特坚决支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1960年，萨特发表《辩证理性批判》，探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萨特宣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用存在主义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
萨特和加缪虽然认为世界荒谬，但是他们并不鼓吹法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写法，积极探索一种新的小说创作手法。1964年，瑞典科学院授予萨特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拒绝接受这个荣誉。他说：“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
萨特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于1967年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邀请，参加由各国人士组成的罗素国际战犯法庭，担任主席。该法庭在他的支持下，判定美国对越南有战争罪。1968年5月，法国爆发学生运动，萨特热情支持极左派学生的活动，后来还从道义上、经济上大力援助极左派出版的小报。他曾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人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社长和《革命》月刊主编。但是，萨特并没有放弃他的存在主义。他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对人的制约，没有看到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僵化。存在主义可以在方法论上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从而恢复它自身的活力。但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的意识作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和决定者，从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
萨特的一生不断探索，他的思想也不断变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条件对人的制约，也企图改变世界。1980年3月，萨特逝世前不久，在医院的病房里与他晚年的助手作过几次长谈。他这样总结他的一生：“我不认为，我单枪匹马，靠我的思想，就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辩认出一些正在努力向前进的社会力量。我认为，我的位置是在它们中间的。”
这位执拗的思想家晚年处于半失明状态，他不能像过去那样从事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但他对当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仍旧非常关注。萨特遣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入侵阿富汗。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数万巴黎人自发参加他的葬礼，对他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