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动手写信给家里人，向他们要钱或手镯；我变得那么忧愁，失声痛哭，大哭而特哭，尽管我百般努力，也止不住。费佳听见我哭了，走到我身边来，搂住我说，他爱我，后来为了给我解闷，讲VertVert（维特维特）的故事给我听。这只鹦鹉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们教会它说话、唱各种赞歌和做祈祷；大家对维特维特感到奇怪，都想看一看，都要听一听这只聪明的鸟儿怎么会祈祷。这样一来，这只鸟使整个修道院出了名。邻近的修士们都想要这只鸟；他们向修士请求把维特维特接去做客一阵子。这种要求起先很久都没有获得同意，不过末了还是放维特维特出去。他们用大车队送它，从一个区送到另一个区。结果，一路上，维特维特在马车夫群中学会了各种粗话和骂人的话。等把它送到修道院时，大家聚拢来看它，听它怎样唱歌，祈祷，维特维特却突然用脏话骂修士们，骂得他们无地容身。这搞得修士们勃然大怒：他们想，这是鹦鹉的主人有意对他们使坏，教它向他们说这样侮辱人的话。于是书信交驰，纷纷向主教申诉。饲养维特维特的修士们要把它讨回去，看看原告的指控是否有理，等到他们确信他们的鸟儿果真学坏了，他们就把这只可怜的维特维特扔掉了。费佳把这个故事讲得那么娓娓动人，我只得破涕为笑。后来我出去买信封；临出门时他问我上哪个邮局，我回答他我上那个邮局，免得他不放心，我不会到大邮局去，不会去取他的信的，不会有这种事情的。他什么也没回答，可是等到我离开了，他急忙走到我身边，下巴哆嗦着对我说，现在他懂得我的话了，那是一种暗示，他有权利跟任何人通信，他有外遇，我也无权阻挠他。我回答说，他有外遇跟我不相干，不过，如果我们相互之间能更坦率一点的话，那么，我也许可以摆脱一种十分乏味的书信来往，而这种笔墨官司是非进行不可的。他问，谁在给我写信；我回答说一位太大。他好奇心切，很想知道这位太太是谁——他大概已经猜到这个人可能是谁，所以很是惴惴不安。他开始探问我，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不是由于他的结婚我们才通信的。他很想知道，那些信怎么会侮辱我的。我支支吾吾作了回答，可是他严肃地劝我告诉他，因为他可能在这方面帮助我，搞清楚该怎么办，他大概可以帮助我的。我回答说这种通信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我不用他出主意也能对付。这一情况他非常耿耿于怀，连傍晚和夜里还在说，我对他不坦率，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收到了什么人的来信。后来我们去邮局。这一次，有《俄国导报》来的信，但是信很薄。因而费佳一边拆信，一边说，大概是拒绝了。指向《俄国导报》借款的事。他开始看信；信不是卡特科夫本人写的，是另外一个人，信上说卡特科夫请求原谅（我的腿简直发软了）；不过幸而下面有令人欣慰的消息，费佳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
今天，费佳照例什么都看不顺眼；先前他觉得是美好的东西，现在连看也不愿看。这种情况在他是经常有的，癫痫发作过以后，一切印象全改变了。费佳从来不能好好地仔细看看西斯廷圣母像，因为太远看不清，长柄眼镜他又没有。今天他居然想起在圣母像前面站到椅子上去，靠近一些仔细看看。我当然完全相信在别的时候费佳无论如何不致做这种难以容忍的荒唐事，可是今天他却硬是做了；我的劝阻毫无作用。一个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走到费佳身边，说这是禁止的。等那个仆役一走出房间，费佳就对我说，让他们把他撵出去好了，他一定要再一次站到椅子上去看看圣母像，如果我觉得讨厌，那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好了。我不想惹他生气，就到隔壁房间去了。过了几分钟费佳也来了，说是他看过圣母像了。费佳开始说道，如果他们撵他出去，那是多么煞有介事，听差终究有股听差味道，如此等等。
昨天夜里和费佳开玩笑，说他是最倒霉的人，我们讽刺性地模仿莫里哀的法国喜剧，说：费奥多尔·但丁（Dandin），我就说乔治·但丁！tu las voulu！乔治·但丁是莫里哀喜剧中人物，小市民，讨了个贵族女子为妻。她看不起他，背叛他。每受一次打击，他都大吃一惊，对着自己大声喊道：“这是你自讨苦吃。”
6月29日（17日），星期六
今天大花园里演出贝多芬的Ddur（D大调奏鸣曲），那么美妙的音乐，简直叫你百听不厌。费佳兴高采烈。
7月2日（6月20日），星期二
我决定去美术陈列馆，跟它告别，因为我们打算明天走了。
别了，美术馆，感谢你，为了你所给予我们的那些幸福时刻而感谢你。也许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费佳这么说：和美术馆诀别吧。他怀着忧伤说，他大概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我则使他相信，很可能，过三年光景我们还会到这里来的。
7月7日（6月25日），星期日
钱输光了，我和费佳离开大厅回家。路上，我说：“我后悔跟着你一起来了，我不来，你也许不会输。”可费佳反而向我表示感激，说：“你太好了，我亲爱的安尼娅。如果我将来死了，那么请你记住，我对你说过，为了你给我的那份幸福，我感谢你。”他又说，对他来说，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幸福；他配不上我；上帝把我赐赏给他，这恩赐够重的了，他每天为我向上帝祷告，只怕这一切会发生变化。他说，现在我爱他，怜惜他，等到我的爱情消失了，那么一切也会改变的。我则以为这是绝对不会的，我们将永远互相热爱。
7月10日（6月28日），星期三
喝茶时费佳告诉我他去拜访屠格涅夫的事。据他说，屠格涅夫怨气冲天，肝火极旺，不时谈起他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费佳一次也没有提起过此书。报上的评论把屠格涅夫都要气疯了：他说《呼声报》、《祖国纪事》以及其他刊物都在骂他。他还说，贵族们在贵族代表费奥菲尔·托尔斯泰的带领下，想把他从俄国贵族中开除出去，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他又补了一句，说“如果他们知道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的话”。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说得不确切。人家准备开除屠格涅夫的英国俱乐部会员资格，不是开除出“贵族”。有一回，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开玩笑说，“《烟》中的将军们我写得很成功，看得很准。你们知道吗，《烟》一问世，真正的将军们大为生气。有一天晚上，他们聚集在英国俱乐部，要联名给我写信，想把我开除出他们的聚会。我永远也不会原谅索洛古勃，当时他说服了他们，给他们讲清楚，这样做很蠢。请想想看，接到这样的信对我将是个多大的胜利？！我会把信装在描金镜框里，挂在墙上！”（《屠格涅夫文集》，莫斯科，1915年，页91）费佳跟他说话照例几分带刺，比如，劝他在巴黎买一架望远镜，因为他住得离俄国很远，用望远镜对准俄国，看看那边的情况，要不然他对俄国将一无所知了。屠格涅夫声称，他，屠格涅夫，是个现实主义者。但费佳说，那只不过是他想当然罢了。费佳说到，在德国人当中他只发现愚蠢，除此以外，还经常看到欺骗。屠格涅夫对此话大为生气，他声明，费佳这话对他是个极大的侮辱，因为他已经成了德国人，他根本不是俄国人了，他是德国人。费佳回答说，他根本不知道此事，不过对此深表遗憾。据费佳自己说，他说话越是带着幽默，屠格涅夫越是火冒三丈，终而至于明确向屠格涅夫表态，说他的小说是失败的。不过他们分手时倒是客客气气的，屠格涅夫还答应送书给他。这个怪人，他想引以自豪的是什么？是他成了个德国人？我觉得，俄国作家没有任何理由要放弃自己的国籍，更不用说自认是德国人了。况且他生在俄国，祖国哺育了他，赏识他的天才，是什么使他成为地道的德国人呢？然而他不承认是俄国人，说，如果俄国崩溃，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痛苦。以一个俄国人而这样说话是多么愚蠢！嗯，上帝保佑他，尽管我知道，跟屠格涅夫的谈话可把费佳惹火了，这种自行宣布与祖国脱离关系的人的卑劣习气使他激动不已。《烟》的出版，尤其是书中主人公之一波图金的思想，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反应。屠格涅夫构思这个形象带有论战性质。照屠格涅夫的意思，波图金的观点不仅应该是与斯拉夫主义者们的主要论点相对立的，而且也与赫尔岑的《开端与结尾》相对立，在赫尔岑的文章里，人类复兴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俄国，尤其是在农民的村社上。波图金发表这样的意见：“我是西欧派，我忠于欧洲文明。文—明这个词，既纯洁，神圣，又好懂，至于其他的一切，民族性，光荣，都散发血腥气。”这话自然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严厉反击。当然，屠格涅夫的立场无论如何与波图金的思想是不同的。
7月11日（6月29日），星期四
玛丽来，带来屠格涅夫的名片。屠格涅夫是坐马车来的，问她：我们是否住在这里，命她转交这张名片。他大概不想亲自进来，免得跟费佳说话；但是限于礼貌，又不能不来回访。说来也真怪：谁在上午十点钟拜客来着？难道这仅仅是德国人的作派？就算是德国人的作派，也有点古怪。
7月12日（6月30日），星期五
看到他出去买东西，捧着蜡烛或干酪回来，我简直要笑出声来。他很喜欢张罗，烧茶，而且看得出，干得兴高采烈。我的丈夫，他是个十分、十分可爱的人，那么可爱、朴实，我是那么幸福。
7月13日（7月1日），星期六
今天费佳赢了许多钱，被冈察洛夫著名作家冈察洛夫。——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看到，冈察洛夫忽然想说说大话，表示他在这里没有赌钱，就这么看看，因而他问费佳，什么叫“passe”，要吃去多少钱。但是，一个人看轮盘赌看了两个多钟头，却说他不懂得赌钱，这话能叫人相信吗？喏，不过是要表明“我们是不搞这玩意儿的，让别人用这种办法去发财吧”。冈察洛夫问费佳，他的情况如何。费佳回答说，先前输钱，现在扳回，甚至稍有盈余，说这话时，他把满满的钱袋拿给他看。我完全有把握，冈察洛夫会把这话告诉屠格涅夫，而费佳欠屠格涅夫不是五十就是一百塔列尔，故而，如果趁我们还没有离开，现在就能把钱还给屠格涅夫，那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否则的话，等我们回俄国去，费佳用什么办法才能归还这笔钱呢？
7月18日（7月6日），星期四
费佳说他两次去找冈察洛夫，想坦率说出来意，向他商借一百塔列尔，言明一个月之内可以归还他。但是两次都没有遇到他。后来费佳说到卡特科夫，但是怎么给他写信呢，况且又是从巴登发信，——岂不是明摆着费佳输了钱？这不好。唉，我们真是傻瓜，只有二十个金币了，今天上午还不离开巴登；可以再住到日内瓦去嘛。等我们回到家，并排躺在床上，费佳开始向我说起各种计划，可以用于改善我们的境况。费佳考虑向阿克萨科夫提出合作。1867年1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信中就写道：“跟阿克萨科夫说起合作。”（《书信集》，第1卷，页454）显然是谈到在《莫斯科人》报上的合作，该报是阿克萨科夫主编，1867年起出版，办了两年。起先他打算向克拉耶夫斯基借钱，答应在一月之前寄一部十印张的长篇小说给他。但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揽的活儿太多了，何况他为卡特科夫的长篇还忙不过来。我们愁闷地谈了很久。我望着费佳，心里难受。和他在一起也难受；他不在，我倒可以哭一场，他在身边，我一点儿没眼泪；我不能哭，这叫人太难受了。我们坐到十一点钟，决定明天费佳拿最后的一枚金币去碰碰运气；也许不知怎么一来我们会翻梢。我去睡觉，幸运的是睡着了。费佳两点钟时叫醒我，跟我告别，我很高兴，很快又进入梦乡。我怕失眠，因为脑子里翻腾着叫人心烦的念头，无法驱散。
7月26日（14日），星期五
今天上午费佳去找冈察洛夫，问他要个地址，万一我们现在不能还他的钱的话，以后按址给他寄去。冈察洛夫没有说自己的地址，不过说，这笔债是小意思，不值一提，这里不还，在彼得堡随便怎么还也可以，总而言之是不值一提。这时费佳对他说，他此刻在张罗钱，四十法郎。冈察洛夫说拿不出，因为他自己昨天也输得很惨，几乎不名一文，虽则他还剩下些路费。他说，当然，他和自己的熟人们—起旅行，可以问他们借钱的，他们也会帮他的忙，但眼下他无论如何拿不出。费佳对我说，他好像觉得冈察洛夫输得一败涂地，说不定连付旅馆的房钱也没有。真遗憾，我们不能还他的钱。于是他们相当友好地分手了。
8月2日（7月21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