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连长叫杜金亭，1959年入伍，山东曹县人。体魄威武，性格爽朗，“站如松，声如钟，步生风”是他的特点。除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明显的不足。1975年4月调到三连任连长，对我非常好，我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他都给予热情鼓励，对我工作上生活上的不足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导。有一次晚饭后站在连队院里闲聊天，他看到我的头发脏兮兮的，立马提醒：肖根胜快洗头去，别窝窝囊囊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连长干工作是拼命三郎，为人是菩萨心肠。他以连队为家，抓管理很有一套，把连队工作抓得风生水起。工作上率先垂范，走在先，干在前，战士不下班，他不离工地。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曾因劳累过度在工地上站着都睡着了。先后五次立功，二十多次受奖。1979年7月初我调离3连时，风传他要提拔为某营的副营长。当我11月份探亲结束回队，又听说他要转业。我当时咋都想不通。这样忠诚老实、任劳任怨的干部怎么说走就走了！
组织股有有利条件，回到机关后，很快了解到内情。原来公布的转业名单并没有杜金亭连长，到将要离队报到时，有一位与他一个县的连职干部因家属的一个纠纷问题没有解决好，要求“把问题处理好”再转业。名额不变，地点已定，需要再找一个与那位同籍的干部替补上去。杜连长符合条件，就被“荣幸”地选中了。其他要转业的干部已休整准备了几个月，而他当天还在山上组织全连打道砟。教导员通知他到营里谈话，坐下来后才知道要让他转业。他听说后第一句话是：
“什么时间走？”
教导员说：“工作已经联系好了，其他人已开始报到，你只管先收拾，收拾好了再走。”
“到哪儿工作？”他还不知道去哪儿。
“到你们县税务局，去公社税务所工作。”教导员告诉他。
杜连长的人品好、人缘好在我们一营乃至全团的干部中是出了名的。教导员也很喜欢他。
“你有啥困难、有啥要求没有？”
“啥也没有，叫走就走，说哩！”
那天教导员还特意陪他喝了几杯酒，不知道那酒是送行酒是惋惜酒，还是歉意酒。
由于连长思想上事前没有一点转业的准备，1978年年底他家属刚搬到我们团在西宁市的家属院，在西宁买的第一瓶酱油还没有吃完，锅碗瓢盆还没配齐，现在突然决定让他转业。临走前我去西宁看望他，那天连长看我对这件事挺有怨气，吃饭时他反而劝我开心：
“咱是农村种地娃，能到这一步还不是组织上培养照顾。当兵几十年都听话，现在让转业哩，能不听话？听话！”
事后我觉得这是老连长在离开部队前给我上的最后一堂思想品德课。一名党员、一个干部，反映他思想素质的不是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有声有色，而是看他在重要时候、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基本态度。
杜连长走了，他回到曹县孙老家公社税务所任副所长，一干十八年，由于他工作极端认真负责，最后被提拔为国税局税务稽查大队大队长。2009年因心肌梗死猝然去世，死前没说一句话。也可能是他同年战友已有多人患同样的疾病相继去世，所以对高原严重缺氧所造成的心脏伤害和生命威胁早已心知肚明，不再表白。
不讲价钱！无怨无悔！
1978年是铁道兵的而立之年。在庆祝铁道兵组建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前，叶剑英元帅欣然题词：“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坚持这一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光辉题词，是对铁道兵三十年历史的精辟概括，是对铁道兵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铁道兵全体官兵的褒奖和激励。
如果熟悉铁道兵三十年的艰苦历程，熟悉铁道兵各级干部对待人生和事业的态度，老元帅的题词似言犹未尽，好像没有把铁道兵的精神世界、思想素质全部概括进去。我斗胆冒昧地添上两句：
“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铁道兵前无畏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铁道兵前无怨言。”敝家微言，仅是有感而发，有感而言。我的所谓“感”是对我的老连长及他的战友的无怨无悔而感动，也为他们离开部队后的悲惨境遇和人生无奈而伤感。要阐明这层意思，还得从部队的精简整编说起。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坚持毛泽东主席“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导方针，集中讨论了军队的整顿及编制体制调整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重点提出了解决部队“肿”“散”“骄”“奢”“惰”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的“消肿”就是压缩定额、精简编制的问题。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将军队总员额减少六十万。
这一年的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文章。文章说：“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军队干部大量参加“三支两军”，全军干部停止转业到地方工作。到1975年，按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体制、编制方案，全军干部超编六十万人。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军队集中处理超编干部的工作迅速全面铺开。这一批安排的主要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不适应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些同志，也有入伍前就有工作转业后不需要组织重新安排的，部队内部称复工复职。由于是第一批安排，而且还有邓小平同志讲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都是国家干部，地方干部能安排，军队干部也应该能安排”的精神，这一批干部安排得相对比较好，走得也很顺利。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邓小平的“下台”，整体工作的后期受到影响，直到1977年底才基本完成。我们三连的余广财指导员、张圣银连长也就是这一批。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全军的精简整编工作仅开了一个头。1976年2月，中央军委通知全军停止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精神，部队精简整编工作偃旗息鼓，被迫中断。“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8年上半年，部队的精简整编、干部转业工作重新启动。面对十年“文革”的遗留问题，军委确定这一批干部的去向是充实工业、交通、农业生产第一线，同时明确了可以进入文教、财贸等基层单位的政策。1978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落实“抓纲治国”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提上议程。这次会议形成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从二十二个方面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军队转业干部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政治保证。这一年仅用七个月的时间就安置了二十五万名军队超编干部，成为我军安置转业干部史上的奇迹。1979年第三批军转干部工作启动。这一批军转干部是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安置超编干部的最后一批。针对当时“文革”帮派体系的影响、基层政权混乱的实际，当时的分配去向主要是加强基层、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团营职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连排职干部在原籍参军的一般由原籍省、市、自治区分配工作，部队内部称“哪儿来哪儿去”。当年4月中旬中央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到年底全军送走了近十九万名干部。1980年邓小平开始在军委发挥核心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1969年到1975年间作为复员处理的军队干部，果断决定为四十一万已到地方种地、放羊的军队干部改办转业手续，补发工资，安置或调整工作。也就是那一年的3月中旬，邓小平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再次提出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指挥不灵的问题，全军震动，踊跃响应。总政治部出台了《关于军队精简整编中编外干部安排方案》，建议这批军转干部主要充实到基层政法战线和教育战线，其次是加强其他基层行业。也就是这一年，全军二十三万军转干部从“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指导思想中看到了社会发展将由政治挂帅向经济建设转轨的趋势，加之不少同志收入低、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纷纷要求去基层经济流通单位，全军仅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超编干部进入政法战线。我们团那一年转业的干部基本上是“非经济部门不去”，“非流通单位不走”，多数同志都去了商业、供销、粮食、物资、外贸等基层单位，有的副营职干部到基层供销社当一名排在第四、第五位的副主任，也高高兴兴、心满意足。我们县那一年接收军转干部九十四名，其中七十一名去了经济流通的基层单位，还有八名同志去了交通、财政、水利局的公路施工队、汽修厂、打井队，有专业技术的七人去了基层卫生院，去公检法系统的仅有两人，乡政府三人，税务所一人。
第三批转业干部安置完成以后，中央军委对外宣布全军整编任务已经完成。部队干部转业交流步入正常化，到铁道兵集体改工前又转业了两批，但不再称第几批，说是正常转业，以忌有悖于中央军委的“决定精神”。这期间转业的干部如果带有家属，多数仍选择经济流通单位。我的老指导员钟传兴正营职转业，回原籍成都市龙泉驿区选择了物资局。曾在47团任过教导员，后任48团政治处主任的刘茂轩（1959年入伍，山东单县人）先安排在县检察院任副检察长，经过做工作后又调整到县商业局任副局长，由政法部门的意向安排降半格又调整到经济主管部门任职，由行政单位挤向国有企业。我们团的干部股股长蔡海盛转业时，组织上提供有公安、税务、基层政府，他因工作上的方便坚定地选择供销社，当上了基层供销社的第四副主任。清水衙门式的行政单位不屑一顾，到生活物资、生产资料经营的集体企业趋之若鹜。十年以后陆续下岗，二十年后全部走进“企业军转干部”的上访行列……这个过程和结局是20世纪70年代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的总体状况，想来让人既难过又惋惜。最让人伤心和惋惜的是我的老连长的战友们的“曹单现象”。
这里有必要先说说“曹单现象”形成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既受益匪浅，又感悟颇深。其实这所大学校也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官兵一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暖意融融。而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在安排转业干部方面体现得非常充分。
精简整编干部队伍“消肿”工作一开始，确有一些急于转业的同志没有得到满足，其根本原因是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必须保留一定的骨干。政治骨干、业务骨干、技术骨干是部队长期建设的需要，这种需要是政治任务，是大局。为了政治，为了大局，决不能有超出原则的企求与照顾。而在保证部队建设这个大局的基础上，对存在有限的余地和非原则的可能，部队党委、首长千方百计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
全军要精减干部六十万，这个任务是硬的、是刚性的，各级各单位必须无条件完成。从1975年军队干部分批转业开始，重点安排了已办理家属随军手续的干部和不带家属回地方安置的基层干部。家属在农村没有办理随军的干部，除个别违纪或身体原因等特殊情况，基本上没有安排他们转业。这主要是考虑到了铁道兵干部钻山沟，打隧洞，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为部队付出了心血，做出了牺牲，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在他们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候给予最大限度的关心、照顾。这个指导思想最突出地反映在1959年入伍的山东兵和1965年入伍的四川兵这两个特殊群体上。
几家欢乐几家愁，欢乐忧愁头对头。
70年代末在我们47团连职以下的干部基本上是1965年入伍的四川兵，正连到副营职大部分是1959年入伍的山东兵。1975年军转工作开始，按干部家属随军的三个条件之一——军龄十五年，山东的1959年兵已正好到了家属可以随军的年限。家属办了随军手续以后，除少数水平很突出的外，大部分都成为转业对象。而此时的1965年四川兵，基本都不具备家属随军条件，有的同志文化水平很低，领导能力很次，只要不犯错误，只要本人不提出要求，组织上基本都给予照顾保留，直到1980年以后，按服役年限，可以办理家属随军手续后，才陆续安排一部分同志转回地方工作。
组织的关心照顾，改变了一批1965年入伍的四川干部的命运，使他们在铁道兵吃苦受累，流血流汗几年后，劳有所得，苦有所获，为家人、为儿女赢得了新的生活契机。而1959年入伍的一大批山东兵由于集中转业、突击安置，造成了不堪回首、令人痛心的“曹单现象”。
“曹单现象”的形成也有其他的因素。
位于鲁西南的曹县、单县均为黄河冲积平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山东省出名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当然也是兵员大县。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历史上这两个县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相对比较落后。多少年来，能反映这两个县的优势和实力的天文数字很少出现，到了1959年则双双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每个县征兵两千名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