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旅客来过农场，在这里睡了一夜，离开后再也没回来过。之后我还会不时地想起他，他的名字叫作伊曼纽森，是个瑞典人。我第一次知道他时，他在内罗毕的一间酒店做总管。他是个微胖的年轻人，有一张红扑扑的肿脸，我在酒店吃午餐时他喜欢站在我的椅边，用家乡的油腔滑调来跟我逗趣，还模仿我们共同熟人的腔调。他太能侃了，结果过了一阵子，我就受不了了，当时城里仅有两间酒店，我换到另一间去了。之后我只依稀听说过伊曼纽森。他似乎天生善于闯祸，而且对生活趣味的品位与想法都极不符合大众的习俗，所以这个国家的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都不喜欢他。有一个下午，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农场，心烦意乱又害怕的样子，他问我借笔钱，说要马上跑路去坦噶尼喀，否则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坐大牢。不知道是我出手相救得太迟，还是伊曼纽森把钱花去其他地方了，不久以后，我听说他在内罗毕被捕。他没有坐牢，但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一段时间。
一个晚上，我骑马回家，当时已经很晚，星星都出来了，我看见一个人坐在我家外面的石头上，是伊曼纽森。他用兴奋的语气向我报上名来：“男爵夫人，来者是个浪子。”我问他怎么会在这里，他告诉我他迷路了，所以误打误撞来到我家。“去哪里迷路了？”“去坦噶尼喀。”
太假了—往坦噶尼喀去的路是条大公路，很好认，我的农场小路从那条大路分岔出来。我问他要怎么去坦噶尼喀。他告诉我，他准备走路去。我回答说，谁也不可能走路去，那意味着要用三天时间穿越马赛保留地，那里没有水，而且眼下狮子的活动正猖獗。马赛人当天还跟我抱怨过它们，让我去帮他们打狮子。
对，对，伊曼纽森说，他都知道，但他还是准备走路去坦噶尼喀，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他在想，现在迷了路，能不能陪我共进晚餐，然后在农场睡一觉后，明天一大早再动身呢？如果我不便的话，他会趁现在星星还很亮时立即出发。
我和他交谈时一直坐在马背上，以此强调他在我家不受欢迎，我也不想和他一起用餐。但他说话时，我注意到他并没有期待被我邀请，要么他是不信任我会好客，要么就是不信任他自己的说服能力。他只是个我家屋外黑暗中的孤单身影，一个朋友都没有。他的诚恳态度不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他早就没有颜面了，而是为了我的面子，这样即使我现在把他支走也不算不近人情，对他都无所谓—这是猎物的礼仪。我喊来马夫牵马，然后下来。“进屋吧，伊曼纽森，”我说，“你可以在这里用餐过夜。”
灯光里的伊曼纽森看起来让人心酸。他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在非洲没人会穿这种衣服，他不修边幅，头发也没剪，旧鞋子的脚尖都裂开了。他去坦噶尼喀都不带行李，两手空空。看情形，我是要扮演大祭司的角色了，把活羊献给上帝，把羔羊送进蛮荒之地。我想，我们需要酒。伯克利·科尔通常不会让我家断酒，不久前，他送给我一箱非常稀有的勃艮第，现在我让朱玛去给我开一瓶。我们坐下用晚餐，为伊曼纽森斟满了杯子，他喝下半杯，把它拿近灯光看了很久，像个凝神聆听音乐的人。“很好，”他说，“很好！这是一瓶1906年的香贝丹。”确实是，这让我对伊曼纽森有了一点敬意。
他没有开口聊起什么话题，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我问他怎么会完全找不到工作。他回答说，因为他完全不懂这里的人在忙活的东西。他被酒店开除了，而且他的职位确实算不上一位酒店总管。
“你懂记账吗？”我问他。
“不，一点都不懂。”他说，“我一直觉得把两个数加在一起很难。”
“你对牛有了解吗？”我继续问。
“牛？”他回答，“不，不，我害怕牛。”
“那你会开拖拉机吗？”我问。
这时他脸上闪过一点希望的微光。“不，”他说，“但我觉得我可以学。”
“但你不能用我的拖拉机学。”我说，“告诉我，伊曼纽森，你一直在做什么？你到底依靠什么生活？”
伊曼纽森坐直。“我依靠什么生活？”他惊呼，“哎呀，我是个演员。”
我想：谢天谢地，我实在没有能力切实地帮助这个迷途羔羊了，是时候开始像正常人类一样交谈了。“你是个演员？”我说，“那是个好差事。你最喜欢哪些舞台角色？”
“哦，我是个悲剧演员，”伊曼纽森说，“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茶花女》里的阿曼德和《群鬼》里的奥斯瓦德。”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戏剧，说起诠释戏剧的那些不同男演员，以及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演。伊曼纽森环视了一圈房间。“你这里会不会刚好有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集？”他问，“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演《群鬼》里的最后一幕了，如果你不介意扮演阿尔温夫人的话。”
我没有易卜生的戏剧集。
“说不定你记得台词呢？”伊曼纽森说，开始喜欢自己的这个主意，“我自己能从头到尾牢记奥斯瓦德的角色。最后一幕最棒。你知道，它具有真正的悲剧效果，很难超越它了。”
星星出来了，那是个非常温暖的优美夜晚，大雨季很快就要开始了。我问伊曼纽森，他是不是真的打算走路去坦噶尼喀。
“是啊，”他说，“没人能再帮我了，我要自己为自己提醒台词了。”
我说：“还好你没结婚。”
“是啊，”他说，“是啊。”过了一会儿他谨慎地补充说：“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我们谈话期间，伊曼纽森抱怨了白人没法和土著竞争这一事实，土著的劳动力便宜多了。“要是在巴黎，”他说，“我随时都能找到在某某咖啡店当服务生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巴黎呢，伊曼纽森？”我问他。
他飞快而清晰地瞥了我一眼。“巴黎？”他说，“不，不。我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出巴黎的。”
伊曼纽森在这世上仍有一个朋友，整晚他多次提起他。只要能再次和他联系上，一切都会不同，因为这个朋友富裕又慷慨。他是个魔术师，在世界各地巡回表演。上一次伊曼纽森听到他的消息时，他人在旧金山。
我们谈了些文学和戏剧，然后再聊回伊曼纽森的未来。他告诉我，非洲的同胞们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他。
“你现在的处境很糟，伊曼纽森，”我说，“我想不到有谁现在比你更惨了。”
“对，我也这么想，”他说，“但是啊，我最近常常思考一件事，可能你从来没想过，那就是，所有人里面，总有一个人要垫底的。”
他喝完了一瓶酒，然后把杯子推开一些。“这次旅途对我是一次赌博，”他说，“‘红与黑’的纸牌赌博。我有机会摆脱一些东西，甚至可能摆脱一切。另一方面，如果我能成功到达坦噶尼喀，我也可能打开一些局面。”
“我觉得你能到坦噶尼喀，”我说，“你可以搭车，那条路上有印度人的卡车。”
“对，但那里也有狮子，”伊曼纽森说，“还有马赛人。”
“你相信上帝吗，伊曼纽森？”我问他。
“是，是，是。”伊曼纽森说。他一度沉默地坐着。“如果我对你说出心里话，”他说，“你可能会以为我是个可怕的怀疑论者，但其实除了上帝，我其他什么都不信。”
“听我说，伊曼纽森，”我说，“你有钱吗？”
“嗯，我有，”他说，“我有八角钱。”
“那不够，”我说，“我在家里不放钱。但可能法拉会有点钱。”法拉有四卢比。
第二天早晨日出前，我让仆人先去叫醒伊曼纽森，然后给我们做早餐。我想了一整夜，我应该可以开车送他刚开头的十英里。这对伊曼纽森没什么差别，他还有八十英里的路要走，但我不愿意看到他前脚跨过我家的门槛后脚就直接踏进未知的命运，而且我也希望自己能出现在他的喜剧或悲剧里。我为他打包了三明治和白煮蛋，给了他一瓶1906年的香贝丹，因为他懂得鉴赏。我想，那很可能是他这辈子的最后一瓶酒了。
黎明中的伊曼纽森看起来像是传说中躺在土里胡子疯长的僵尸，但他彬彬有礼地从墓地里爬出来，并且在我们行驶时态度一直温和平静。到了木巴噶提河的对岸后，我让他下车。晨雾清朗，万里无云。他朝西南方向走去。我转身朝反方向看去时，太阳才刚刚升起，呈钝红色：我想到了白煮蛋的蛋黄。三四个小时内，太阳就会在浪子的头顶变得白热、炙烈。
伊曼纽森对我说再见，他上路了，然后又回来对我说了一声再见。我坐在车里看着他，我猜他离开的时候会希望有个观众。他那么爱表演，此刻一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离开舞台，正在从观众的眼中消失，就像他在亲眼见证自己的离去。伊曼纽森谢幕了。山丘、荆棘树和尘土道路难道不应该表示怜悯吗？然后硬纸板马上立起来，换上新的场景。
清晨的微风里，他的黑色大衣在腿边拍动，酒瓶的颈口从一边的口袋探出来。我觉得自己的心盛满了爱与感激，是留守在家中的人对世上所有的旅人、流浪者、水手、探险家和浪子的情感。他到达山顶的时候转过身来，脱下帽子朝我挥舞，他的长发从额上掀起。
等在车里的法拉问我：“那位老爷要去哪儿？”法拉称伊曼纽森为老爷是出于自己的尊严，因为艾曼纽森昨晚睡在家里。
“去坦噶尼喀。”我说。
“走路去？”他问。
“是的。”我说。
“阿拉与他同在。”法拉说。
白天里我多次想起伊曼纽森，便走出屋外眺望那条通往坦噶尼喀的公路。夜里大概十点左右，我听到远处西南方向的狮吼，半小时后，我又听到一声。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坐在一件黑色大衣上。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我一直在尝试打探伊曼纽森的消息，也让法拉去问他跑坦噶尼喀线的印度熟人，有没有货车在路上见过他或是载上他。但没有人知道他的任何消息。
半年后，我惊讶地收到一封来自坦噶尼喀首都多多马的挂号信，我在那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信是伊曼纽森寄来的。信里不仅附有他第一次尝试跑路时向我借的五十卢比，还有法拉的四卢比。除了这笔钱—这是全世界我最不抱希望能收回的钱，伊曼纽森还写了封通情达理而迷人的长信给我。他在多多马找到了一份酒保的工作，且不管那里能有什么样的酒吧，至少他混得不错。他似乎很有感激的天赋，他记得农场那一夜的一切，而且多次提到他在我家感受到了朋友间的友谊。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去坦噶尼喀的旅程，对马赛人不吝溢美之词。他们在路上发现他后接纳了他，对他非常仁慈好客，陪他一道同行了大部分路程，同伴都换了好几拨。他写道，他也用自己在各国的冒险故事逗他们开心，结果马赛人都不想放他走了。伊曼纽森一点也不懂马赛语，他一定是靠打手势来讲述他的“奥德赛”的。
我想，伊曼纽森向马赛人寻求庇护，而他们接纳了他，这一切顺理成章，因为在这世界上，真正的贵族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都理解悲剧。对他们来说，悲剧是上帝的基本原则，也是宇宙的音调—忧郁的小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所有的资产阶级有所分别。资产阶级否定悲剧，他们无法容忍它，而且对他们来说，悲剧这个词本身就很煞风景。很多白人的中产阶级移民者和土著之间的误会就源于这一事实。阴沉的马赛人既是贵族又是无产阶级，他们一定一眼就认出了黑衣的独行浪子—一个悲剧的身影，而这个悲剧演员也从马赛人那里赢得了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