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来自欧洲的访客就像掉进水潭的烂木头般漂来我的农场，他们掉个头打个转，最后又被冲了出去，或是消沉地坠入水底。
丹麦人老克努森来到农场时又病又瞎，他在这里一直待到死去，是只孤独的野兽。他一路背负着痛苦，驼背行走；他长期不讲话，因为他在命运里摸爬滚打后没剩多少力气了，即使他开口，声音也像是狼或鬣狗的哀号。
但每当他缓过劲来，有一小会儿没病没痛时，火光就再次从朽木中迸发四射。他会来到我这里，向我解释他是怎么与自己的病态忧郁心理—看衰一切事物的荒谬倾向—作斗争的。这种心态不合常理，因为从外界看来事态明明不算糟，是他被魔鬼控制了，无法轻松地看待它们，只有悲观、悲观、再悲观—真是个糟糕的恶习！
当农场开支格外拮据时，克努森建议我烧木炭卖给内罗毕的印度人。他向我保证，那可是几千卢比的生意。而且在老克努森的支持下，这生意不可能黄掉，因为在动荡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去过瑞典的最北端，在那里彻底掌握了这门手艺。他要亲自指导土著掌握这一艺术。我们一起在树林里工作时，我和克努森聊了很多。
烧木炭是项愉快的工作。毋庸置疑，这过程里一定有什么麻醉神经的东西。而且众所周知，烧木炭的人和旁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他们沉溺于诗歌和空话，木头魔鬼会来和他们做伴。木炭是一项美丽的杰作，你把窑炉烧着后打开来，木炭就散落在地上，丝缎般光滑，质纯无杂，轻盈而不朽，是饱经沧桑的黑色小木乃伊。
烧木炭这门艺术的场景本身就十分可爱。我们在高树的树冠下工作，只需要砍伐林下的灌木，厚木材没法烧制木炭。在非洲森林的宁静和阴凉里，砍下的木材闻起来像醋栗，而烧窑呛人又清新的酸味像海浪一般让人心旷神怡。整片场地像个剧院，要知道，在没有剧院的赤道国家，这可是魅力无穷的。窑里稀薄的浅蓝色旋涡烟雾等距离地间隔升起，黑窑炉看上去像舞台上的帐篷：在一出浪漫主义悲剧里，这样的场地适合作为走私分子或士兵的营地。土著的黑色身影在其间轻轻走动。在非洲的森林里，你把林下的灌木清走之后，一定会发现大量的蝴蝶，它们似乎喜欢聚在残根上。一切都神秘而无邪。老克努森小而佝偻的身影放在周边的环境里，和谐得不可思议，红头发的他敏捷地闪现在各个角落。既然现在有了一份喜欢的工作来打理，他就变得喜欢嘲讽，同时鼓舞人心，像个老了以后变得又瞎又恶毒的小精灵。他对待工作很认真，而且对他的土著学生也出人意料地有耐心。我们经常意见不统一。我小的时候在巴黎上过美术学校，知道橄榄木能做出最好的木炭，但克努森解释说，橄榄树没有树瘤，而且他以地狱的七千恶鬼发誓，众所周知，万事万物的核心都在纠结的疙瘩里。
森林里一种特别的环境缓和了克努森的暴脾气。非洲的树木有纤细的树叶，大多是指状的，所以当你把稠密的林下灌木清走以后，或者说，是把森林挖空了以后，那种光线让人想起五月丹麦的山毛榉林木，叶片刚刚舒展，或几乎还没展开。我提醒克努森注意这一神似，这样的联想让他高兴。于是烧木炭的活动从始至终，他都保持和发挥着一种幻想：我们是在丹麦，在为庆祝圣灵降临节野餐。他给一棵中空的老树命名为“罗腾堡”，那是哥本哈根附近的一个游乐场。我说我在“罗腾堡”的树根深处藏了几瓶丹麦啤酒，邀请他一起去喝酒。他放下身段，承认这是个不赖的笑话。
把所有的窑炉点着后，我们就坐下来谈论人生。我听说过克努森的前世今生，以及他无所不在的奇遇冒险。在这些谈话中，你不得不和老克努森本人—一个正义凛然的人—聊天，否则你就会陷入他的黑色悲观主义—他警告过你的。他经历过很多事情：海难、瘟疫、不明颜色的大鱼、大醉、水上龙卷风、天上同时存在的三个太阳、虚伪的朋友、黑色的邪恶、短暂的成功，以及转眼枯竭的黄金雨。他的私人“奥德赛”里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情结：对法律以及与法律相关的所有成果、所有作为的憎恶。他天生就是一个反叛者，从任何一个法外之徒身上都能看到志同道合的影子。对他来说，英雄壮举本身就意味着对抗法律。他喜欢谈论国王、皇室、杂技演员、侏儒和疯子，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不受法律管辖；他也喜欢谈论种种犯罪、革命、诡计和恶作剧，悍然不顾法律的一切。但他对好公民深深地不齿，而且对他而言，任何人遵纪守法都是奴性的标志。他甚至不尊重、不信服万有引力定律，我是在和他一起砍树时发现这一点的：作为一个不带偏见、敢于创新的人，他不明白，凭什么只有“万有引力”而没有“万有斥力”。
克努森渴望把所有他认识的人的名字都刻进我的脑子里，尤其是那些骗子和坏蛋的名字。然而在他的叙述里，从来没有提起过任何女人的名字，就好像在他的头脑里，时光不只是抚去了丹麦埃尔西诺的甜美女孩们，还抹去了世上所有港口城镇的残忍女人们。尽管如此，我仍能从他的聊天里感觉到，他的生命里一直有一个无名女人不断地浮现。我说不出她是谁：他的妻子、母亲、小学女校长还是第一个老板娘—在我的心里，我称她为“克努森夫人”。我想象中的她很矮，因为克努森本人就很矮。她是那种以毁灭男人乐趣为乐的女人，而且她永远都是对的。一个在枕边训诫丈夫的妻子，一个大扫除日的家庭主妇，她阻挠所有的冒险计划。她给男孩们洗脸，夺走男人面前桌上的琴酒，她就是法律与秩序的化身。在她要求绝对的权威时，与索马里女人的女神倒有几分相像，但是，“克努森夫人”不幻想用爱情来俘虏男人，她依靠理性和正义来统治男人。
克努森一定是在童年时代邂逅她的，那时他的头脑还柔弱，无法抵抗地接受了这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为了逃离她跑去海上，因为她鄙弃大海，于是没跟着来。但在非洲上岸以后，他还是逃不开她，她还是跟着他。在他狂野的心里，在他发白的红发下，他畏惧“克努森夫人”甚于畏惧任何男人，而且怀疑所有女人都是她的伪装。
我们的烧炭计划到头来还是没赚到钱。总有一个窑炉要着火，然后利润就化为青烟。克努森自己很在乎这次失意，他绞尽脑汁地思考，最后宣布，除非烧窑时有充足的雪，否则世上没有人可以做这个活儿。
克努森还帮我在农场挖了个池塘。农场有一条路穿过一块宽阔的草场盆地，那里有一眼泉水，我想在那下面修个水坝，把那里变成湖。在非洲，你总是会缺水，这个计划对牛群很有利，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地里喝水，而不用大费周折地走去河边。水坝的想法日日夜夜吸引了农场的全部注意力，被反复拿来讨论，最后水坝的建成是一项庄严的集体成就。它有两百英尺长。老克努森对它很感兴趣，还让普兰·辛格打造出一把水坝铲子。水坝刚建好的时候，我们遇上过很多麻烦，比如一段旱季以后大雨倾盆而下，水坝挡不住水，好几个地方都坍塌了，而且被冲垮过好几次。克努森突然想出个方案，让农场的公牛和佃农的牲畜反复踩踏水坝来加固土方工程。不管牲畜们什么时候来水塘喝水，每头山羊、绵羊都必须为伟大工程作出贡献，必须踩踏水坝结构。因为这件事，他和小牧童们有过几次血腥大搏斗：克努森坚持要求牛群必须缓慢地走过水坝，但狂野的小托托们想让它们飞奔而过，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最后在我的支持下，克努森战胜了托托们，长队的牛群低下头，就像走进诺亚方舟的动物队伍般，稳健地沿着狭窄的堤岸踩踏。老克努森腋下夹着拐杖数着头数，看起来就像造船者诺亚本人，一想到除了自己以外的每个人都会被淹死，他就很满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这里蓄起了一片广阔的水域，有些地方水深达七英尺。路穿过水塘，非常漂亮。后来我们在低处又修了两个水坝，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排水塘，像是一串珍珠。水塘成为了农场的核心。这里一直都很热闹，牛和孩子围在旁边。炎热的季节，当平原和山地的水潭枯竭时，鸟儿就会来到农场：苍鹰、朱鹭、翠鸟、鹌鹑，以及各种各样的鹅和鸭子。晚上第一颗星冒出天际时，我常走到水塘边坐下，等候倦鸟归巢。水禽和其他鸟类不同，它们的飞行意志异常坚定。它们是旅途中的游子，从一处迁至另一处—这些过路的野水禽眼力是那么好！鸭子结束了它在玻璃般的晴空中飞行的轨道，无声地一头扎进深水里，像是天上的弓箭手向下射出的无数箭头。我曾经在水塘里打到过一头鳄鱼，真够奇怪的，他一定是从阿西河漫步了十二英里才来到这里的。他怎么会知道这里有水呢？以前可没有啊。
第一个水塘完工后，克努森向我表达了他想投鱼苗进去的计划。非洲有种美味的鲈鱼，这个丰富农场渔业的计划我们确实思考了很久。但是，要搞到鱼苗不容易，狩猎部门在各个池塘里投放了鲈鱼，并禁止任何人在那里钓鱼。克努森向我透露，他知道一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隐秘池塘，我们可以想抓多少鱼就抓多少鱼。他解释说，可以开车过去，在池塘上拖张网，然后把鱼放在罐子和大桶里用车拉回来，只要我们记得在水里放水草，它们就能撑到回来。他对自己的方案非常激动，以至于向我阐述时都在颤抖。他为了这套方案亲手制作了独一无二的渔网。离出征的时间越近，事情就变得越神秘。他坚持要在一个满月的午夜时分行动。开始我们打算带三个男孩一起去，然后被缩减为两个，再缩减到一个，他还一直在问这孩子是不是绝对可靠。最后，他宣布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去。我觉得这计划很糟糕，因为凭我们两个人根本没办法把罐子扛进车里，但克努森坚持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而且补充说，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提起。
我在狩猎部门有朋友。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问他：“克努森，我们要抓的这些鱼到底是谁的？”克努森一个字也没回答。他啐了口唾沫—一个标准的老水手的唾沫，然后伸出穿补丁鞋子的脚把地上的唾沫蹭掉，抬起脚跟，慢得要命地走开了。他走路的时候，头缩在两肩中间。这时他已经完全瞎了，只能用拐杖在前面乱捣，他再次被打回成一个颓废的人，一个在卑劣冷酷的世界里无家可归的逃亡者。而且就像他用手对我施了魔咒一样，我站在他离开的原地，以胜利者的姿态穿着“克努森夫人”的拖鞋。
克努森再也没有和我商量过渔业计划。他死后不久，我就在狩猎部门的帮助下，把鲈鱼投放进了水塘。它们在那里繁衍生息，而且把自己原有的无声、冷静、沉默、倔强的生活方式带给了水塘的其他生命。当你正午经过池塘时会看到，它们紧紧地贴着水面站立，在阳光下晦暗的水塘里，就像深色的玻璃鱼。每当有不速之客造访时，我家一个名叫吞波的托托就会举着原始的钓竿，被派去池塘那里拉一条两磅的鲈鱼上来。
我在农场路上发现老克努森尸体的当天，派了跑腿去内罗毕警局报告他的死讯。我本打算把他葬在农场上，但深更半夜，两个警察开车来要把他带走，还带来一口棺材。就在此时，平地响起惊雷，突然下起了三英寸的雨，当时正值长雨季的开始。我们在激流和水汪中开车去他家。当我们把克努森的尸体往车上抬时，头顶雷声滚滚像大炮，放光的闪电屹立在四面八方，粗得像田里的玉米秆子。汽车没有装防滑链，所以几乎无法保持开在路面上，从路的一边溜到另一边。老克努森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安排，他会对自己从农场谢幕的方式感到满意。
再后来，我和内罗毕市政局因为对他的葬礼安排意见不合，继而演化成为激烈的争论，为此我不得不进了好几次城。这就是克努森留给我的遗产，由我代理的他与法律的最后一次对峙。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克努森夫人”，而是他的铁杆兄弟。
